1. 引言
“84，Charing Cross Road”(《查令十字街84号》)是美国作家海莲·汉芙的著作，被视为一本经典的书信体文学作品[1]，书中如实记录了嗜书如命的纽约作家汉芙与远在伦敦的旧书商弗兰克·德尔以及书店其他员工横跨大西洋、长达二十多年的通信，内容真挚温暖，令人动容，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84，Charing Cross Road”于1970年问世，已被翻译为数十种语言，但是截至目前该书的汉译本只有陈建铭的所译的《查令十字街84号》。该书被誉为“爱书人的圣经”[2]，陈建铭在其译序中也提到，中文世界长期不见此书译本问世，是因为所有珍爱此书之人，都不忍改动原书的一字一句[3]。
如前所述，“84，Charing Cross Road”是一本书信体小说。书信作为一种传统的通讯工具，可以用来交涉事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以及寄托感情[4]。而与虚构作品相比，书信具有私密性以及很强的真实性，比如家书、情书、与友人书，都有着其他文体并不具备的价值[5]。书信体小说具有独特的叙事风格和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书信的真实感和小说的艺术性，因此在翻译时也面临着一些独特的难题。本文运用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对《查令十字街84号》的翻译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书信体小说的翻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概述
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 Theory)是语言学派代表人物纽马克提出的翻译理论。纽马克基于布勒和雅克布森对于文学语言的划分，将文学语言的功能归结为六类：表情功能、信息功能、召唤功能、美学功能、应酬功能、元语言功能[6]。纽马克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指导译者翻译中遇到的问题[7]，旨在帮助译者根据不同文本的特点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根据纽马克的理论，文本可以分为三大类：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s)和召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s)。表情型文本主要是传递作者的思想，包括严肃文学、权威性的作品以及私人信件、自传等表达作者充沛情感的作品，翻译此类文本时，译者往往选择语义翻译，尽可能地使译文实现与原文相同的语境意义，不仅要传递信息，还要保留原文的艺术性和作者的情感，重现原文的语言风格，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美感和情感；信息型文本则通常涉及各类话题的知识或事实，其格式往往是标准化的，如教科书、技术报告、科学论文和学位论文等，翻译此类文本时，译者通常选用交际翻译，翻译时尽量将译文明晰化，译文更靠近目的语读者；而召唤型文本主要面向读者，这类文本包括指示、通知、宣传、广告以及通俗小说，在此类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从语言和表达的角度确保目标读者能够理解译文。
对于书信翻译，有学者指出其中的难点，包括了语言的时代性、作者强烈的个人写作风格以及书信保存是否完整等[8]。书信体小说的翻译，既具备书信翻译的难点，也有小说翻译的难点。有一些学者运用相关翻译理论指导书信体文学翻译，例如，柴橚和石雪梅(2022)在韩礼德语境理论下进行书信体文学汉译研究，总结书信体文学翻译需要结合具体文本特点和译者主体性，灵活运用翻译方法，使译文达到预期效果[9]。周麦青(2024)认为《查令十字街84号》具有多重文本功能，在纽马克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视角下研究书信体小说的汉译翻译策略，分析《查令十字街84号》的翻译方法以及译文的交际效果[10]。
3. 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
随着翻译研究的系统化和科学化，雅格布森等许多学者认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基于此，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语义翻译必须更多地考虑源语文本的审美价值，必要时在传达语义上有所让步。此外，语义翻译允许译者对原文产生直觉上的共鸣，而非死板地忠实于原文；交际翻译则“试图以读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再现原文的确切语境意义，同时在内容和语言上做到通俗易懂”[6]。由此看来，语义翻译瞄准的是原文的风格和审美，从文化取向的角度来讲，语义翻译也是源语文化取向的；而交际翻译瞄准的是目的语读者，翻译时要尽可能呈现清楚准确的译文。纽马克还指出，一个文本可能涉及多种功能，不能一概而论，因此通常需要分析具体的文本，在翻译时灵活地使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6]。基于此，本文以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为指导，认为“84，Charing Cross Road”作为书信体小说，主要涉及信息功能和表情功能，文中分析“84，Charing Cross Road”汉译的方法，希望对今后的书信体小说翻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4. 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译例分析
书信体小说不仅涉及不同文化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情感的流露与表达。本文从文化与情感角度分析《查令十字街84号》译例，探讨如何运用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解决书信体小说中文化与情感内容的翻译问题。
4.1. 文化
《查令十字街84号》记录的内容为美国作家汉芙与英国的旧书商弗兰克·德尔以及书店员工的通信，原文内容涉及英美文化，翻译这部分内容时，不仅要考虑英美文化差异，还要考虑东西方文化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灵活地运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方法来呈现译文。
例1
原文：Yours faithfully,
Frank Doel
For MARKS & CO ([11], p. 9).
译文：马克斯与科恩书店
弗兰克·德尔敬上([3], p. 9)。
此例为弗兰克·德尔给海莲·汉芙小姐的第四封回信落款，前三封回信中弗兰克·德尔的落款均为“Yours faithfully, FPD for MARKS & CO.”，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全名。直到汉芙在第四封来信中提到“I’m sending it c/o you, FPD, whoever you are.”，弗兰克·德尔这才在回信落款处署上自己全名Frank Doel。弗兰克·德尔指称自己的形式发生了从FPD到Frank Doel的改变，一方面，从英美文化差异来看，英国文化重视传统，在人际交往中偏好循序渐进的模式，而美国文化在人际交往中偏好热情直率的模式，两种文化差异也在各自信件中的称谓语中得到体现[12]；另一方面，从两人的通信来看，双方有着不同的个性和用词风格，汉芙幽默风趣，热情爽朗，用词不拘一格；而德尔更加含蓄内敛，一丝不苟，用词更加规矩正式。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了以上提及的两点，既考虑了英国文化的特点，也保留了写信人弗兰克·德尔含蓄的语言表达风格，选择了语义翻译，将“Frank Doel”音译为“弗兰克·德尔”。译者没有止步于此，最终译文呈现为“弗兰克·德尔敬上”，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也让中文读者倍感亲切，可谓是一举两得。但是，弗兰克·德尔前三封回信落款中的“FPD”，译者选择了不译，译文为“FPD”，笔者认为译者在此处选择语义翻译的方法不妥。根据整本书的信件判断，FPD刚开始没有透露姓名，也许是FPD作为英国绅士矜持的体现或者其本人含蓄内敛的性格所致，译者选择不译此处的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出于对原文的忠实或者制造悬念，但是笔者认为不翻译此处，并且没有添加注释，可能会令中文读者困惑，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这里不妨运用交际翻译，把“FPD敬上”改为“德某敬上”，不仅忠实于原文，没有透露回信人的名字，也方便读者理解，同样保留了悬念。加注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只是加注可能会打断读者流畅的思维，影响阅读体验。
例2
原文：I don’t add too well in plain American, I haven’t a prayer of ever mastering bilingual arithmetic ([11], p. 3).
译文：我连加减美金都一塌糊涂了，要我把英镑换算成美金真是阿弥陀佛([3], p. 3)。
此例为汉芙的回信，回复马克斯·科恩书店寄出的书籍和购书发票。译者在此处选择了交际翻译，在采用交际翻译的方法时，译者往往需要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信息，对信息的表达甚至比原文更清楚[7]。译者将“mastering bilingual arithmetic”译为“把英镑换算成美金”，而不是直译为“熟练掌握双语运算”，减少了中文读者的阅读障碍，便于读者理解。但是，译者将“prayer”译为“阿弥陀佛”，在笔者看来有待商榷。“阿弥陀佛”源自佛教，在佛教中表达尊敬和信仰，常用于祈愿、礼佛或感叹。这样翻译可能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作者信仰佛教。但是，在后文信件中海莲·汉芙提及“I’m Jewish myself”，并且认为通俗拉丁文圣经版本有误对自己而言“It is nothing to me”，据此可以判断海莲·汉芙并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佛教徒，而是犹太教徒。她对圣经的了解源于她的家人信仰基督教，因此笔者认为这里需结合两种翻译方法，“mastering bilingual arithmetic”运用交际翻译，靠近目的语读者，而“prayer”运用语义翻译，尊重源语文化和原作者宗教信仰，最后将其译为“要是你们能帮我把英镑换算成美金，那真的谢天谢地了”。如此，既尊重了原文作者的宗教信仰和原文事实，也便于中文读者理解。
4.2. 情感
汉芙和弗兰克·德尔以及书店的员工们在通信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汉芙会为物资紧缺的朋友们寄去食物，书店的员工们也都诚挚地邀请她前往英国相聚[3]。《查令十字街84号》中有大量的篇幅与情感流露、观点表达等有关，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运用语义翻译，注重保留原文的情感，试图重现原作者的语气和情感，以期读者能够有所共鸣。
例3
原文：I am a poor writer with an antiquarian taste in books and all the things I want are impossible to get over here except in very expensive rare editions, or in Barnes & Noble’s grimy, marked-up schoolboy copies ([11], p. 1).
译文：而我只不过是一名对书本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罢了。在我住的地方，总买不到我想读的书，要不是索价奇昂的珍本，就是巴诺书店里头那些被小鬼们涂得乱七八糟的邋遢书([3], p. 1)。
此例为汉芙写给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第一封信，信中汉芙主要表达了自己对于古书的迫切渴望，也表明了自己囊中羞涩的情况。译者将“copies”译为了“邋遢书”，而非“书”，这是译者通过文中的“grimy, marked-up”作出的合理的增译，译文显得更加生动有趣。同时，译文用到“罢了”、“索价奇昂”、“乱七八糟”等文绉绉的词汇，不仅塑造了汉芙作为文化人、作家的身份，而且还原了汉芙不拘一格、洒脱的人物性格。在书籍的开篇，汉芙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运用语义翻译，重现汉芙写信的语气和情感，将汉芙写信时的期盼和需求完整地传达给了中文读者，也让读者对汉芙的个性印象深刻。
例4
原文：WHAT KIND OF A BLACK PROTESTANT BIBLE IS THIS ([11], p. 5)?
译文：这算哪门子的新约圣经啊([3], p. 5)！
此例选自汉芙收到《新约全书》后的回信，原文全句都使用了大写字母，并且字体加粗，足以体现汉芙难以置信的强烈情绪，然而，汉语是没有大写字母的，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可译的。不过，译者运用了语义翻译的方法，试图重现汉芙写信时的强烈情绪，通过添加“哪门子”，“啊”等语气词来传达作者强烈的情绪，并且将原文的“？”译为“！”，巧妙地传达了汉芙震惊与不满。英译汉的时候，译者会增加“了、啊、呢、吧”这类语气助词，这些语气词有助于将犹豫、震惊、怀疑、开心、愤怒等各种情绪突出表现出来，使译文更加准确和传神[13]。虽然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但是译者通过对原文情感直觉上的共鸣[6]，仍然传达出原文想要传达的信息与情感，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写信人强烈的情感。
5. 结语
本文在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了《查令十字街84号》中译者使用的翻译方法，在书信体小说的翻译过程中，应该根据书信体小说的文本特征，选择语义翻译或交际翻译的方法进行翻译，必要时可以将两者相结合。对于书信体小说中涉及文化的部分，应该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灵活地使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有时同一句话的翻译甚至需要结合两种翻译方法，才能在尊重原文、源语文化的基础上，使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提升阅读体验感；书信体小说的翻译往往还涉及情感表达，此类内容的翻译更多地使用语义翻译，主要目的是重现原文的情感，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原文的内容和情感。总之，在书信体小说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注意信件的信息和事实的传达与还原原文语言风格以及作者情感之间的平衡，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促进跨文化交流，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