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在被界定为对社交互动及自我表现的过度且非理性的恐惧，典型特征包括身处社交环境时产生强烈紧张感、痛苦情绪体验及主动回避社交行为等临床表现[1]。伴随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相关研究显示该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呈现显著增长态势[2]。具体到大学生群体，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约11.5%~25.5%的在校生符合社交焦虑障碍诊断标准[3]，而具有显著社交焦虑特征的个体在总样本中占比达27.2%~42.0% [4]。鉴于此，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关键诱发因素，深入探讨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及作用路径，从而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及干预策略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根据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研究者强调消极自我图式与社交情境威胁评估的协同作用机制，认为这两者及其动态交互构成了社交焦虑发生发展的核心认知基础[5]。具体而言，当个体持有更固化的负面自我表征，或倾向于对社交互动中的中性信息进行灾难化解读时，其社交焦虑的严重程度会呈现显著的正向增长趋势。更具体而言，纵向追踪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作为评估个体自我认知稳定性的核心评估维度，已被证实与社交焦虑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从认知神经科学层面揭示了自我调节机制在社交焦虑形成中的关键作用[6]。
自我概念清晰性(self-concept clarity, SCC)指个体对自我信念的明确性和跨情境一致性[7]。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群体在建立深度情感联结的成功率比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群体高37.6% (p < 0.01)。青少年群体中，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 = −0.42)，为青春期社交障碍干预提供关键路径[6]。也有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较低与社交焦虑水平较高显著相关，这可能源于自我认知模糊加剧了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恐惧[8]。据此，本研究假设(H1)：自我概念清晰性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大学生社交焦虑。
基于身份破坏模型，童年期逆境经历可能损害个体自我系统的结构性整合，导致自我概念弥散化发展[9]。此类个体在认同建构过程中呈现双重认知特征：既形成外部参照导向的认同模式，又对情境模糊性表现出显著的耐受缺陷。并且研究发现，个体自我概念清晰度越低，则无法忍受不确定感的程度越高，也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情绪反应越强烈而消极[10]。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是个体对不确定性情境的认知偏差，表现为难以容忍未来可能性，并通过思想/行为控制减少不确定性[11] [12]。相关研究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通过加剧负面认知评估和回避行为显著影响社交焦虑症状[13]。作为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核心因素[14]，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也显著影响社交焦虑发展[15]。本研究提出假设(H2)：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大学生社交焦虑间具有中介作用。据此，本研究假设(H2)：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反刍思维(Rumination)指个体通过重复性自我反思及被动沉浸于消极情绪的适应不良应对方式[15]，是焦虑与抑郁的重要易感因子[16]。相关研究显示，反刍思维通过加剧自我怀疑和认知僵化显著削弱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17]，这一效应在压力情境下的纵向追踪中尤为突出[18]。据此，本研究假设(H3)：反刍思维在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反刍思维显著正相关[19]。根据社交焦虑认知行为模型，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因自我认知模糊，更依赖外部标准调整行为[20]，易在模糊情境中产生不确定性，从而触发反刍思维等适应不良应对模式，加剧焦虑情绪。研究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通过放大威胁感知与认知僵化加剧社交焦虑，而反刍思维则通过持续负面自我聚焦进一步强化这一过程，二者协同作用显著提升社交焦虑的严重程度[21] [22]。基于此，本研究假设(H4)：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反刍思维在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大学生社交焦虑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社交焦虑成因的认知行为模型，本研究考察大学生群体中自尊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机制，重点验证社交焦虑与逃避动机的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内蒙古某普通本科院校四个年级在校生为样本。共回收有效问卷618份，剔除规律作答、信息不全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618份，有效回收率为95.08%。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20.76 ± 1.01岁，其中男生212名，女生406名，大一学生99名，大二学生159名，大三学生220名，大四学生140名。
2.2. 研究工具
2.2.1.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本研究采用Leary开发的交往焦虑量表(IAS) [23]，该量表经彭纯子团队本土化修订后[24]，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验证了良好的信效度。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1 = 完全不符至5 = 完全符合)，15个单维条目总分反映社交焦虑程度(得分越高焦虑越重)。当前研究中量表Cronbach α系数达0.91，内部一致性良好。
2.2.2.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Self-Concept Clarity Scale, SCCC)
本研究采用Campbell开发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8]，经牛更枫团队完成修订[25]。量表包含1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1 = 非常不符合至5 = 非常符合)，其中9个条目需反向计分处理，总分越高反映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陈君等学者[20]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结构效度与测量稳定性。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8，测量工具的可靠性达到研究要求。
2.2.3.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12, IUS-12)
本研究选取Carleton等开发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简版(IU-12) [27]，该量表经吴莉娟研究组完成中文版标准化修订[28]。量表由12个条目构成，采用Likert 5级评分(1 = 完全不符合)，通过分数合成反映个体对模糊情境的适应能力，得分越高表示不确定性容忍度越低。
2.2.4. 反刍思维反应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 RRS)
采用韩秀和杨宏飞修订的由Nolen-Hoeksema等人编制的反刍思维反应量表来测量被试的反刍思维，量表包含了症状反刍、反省深思和强迫思考这三个维度，总共22个题目。主要方式是评定个体的反复消极思考的频率[29]。量表采用1 (从不)到4 (总是) 4点制计分，总分越高表示反刍思维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和回归分析采用Hayes开发的SPSS插件PROCESS 4.1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30]。
2.4.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提取出17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17.87%，远远低于40%的判断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不存在较大的影响。
3. 结果
3.1. 各变量之间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该研究揭示了四个心理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模式。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其他变量均呈现负向关联，表明清晰的自我认知可能缓冲个体对不确定性的低容忍倾向、反刍思维及社交焦虑。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反刍思维存在较强正相关，表明对模糊情境的排斥易引发反复消极思考，而这两者又共同与社交焦虑形成显著关联，支持认知理论中“不确定性–反刍–焦虑”的连锁反应机制。详细见表1。
Table 1.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n = 618)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n = 618)
变量 |
M ± SD |
自我概念清晰性 |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
反刍思维 |
社交焦虑 |
自我概念清晰性 |
3.08 ± 0.66 |
1 |
|
|
|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
3.08 ± 0.75 |
−0.42** |
1 |
|
|
反刍思维 |
2.43 ± 0.56 |
−0.51** |
0.64** |
1 |
|
社交焦虑 |
3.41 ± 0.74 |
−0.30** |
0.48** |
0.49** |
1 |
注： **p < 0.01。
3.2.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Hayes编写的SPSS插件PROCESS 4.1对研究假设中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行分析。在控制了性别、年级之后，使用Model 6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图1。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图1. 链式中介模型
由表2可知，自我概念清晰性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反刍思维，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反刍思维，且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反刍思维均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社交焦虑。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研究采用非参数Bootstrap法对中介路径进行检验，通过5000次重复抽样构建了更稳健的抽样分布。相较于传统参数检验方法，这种基于重复抽样的估计策略能够有效控制抽样误差对中介效应估计值的影响，同时通过95%置信区间法避免第一类错误的发生。研究设计严格遵循心理测量学对中介效应检验的规范要求，确保了统计推断的科学性。
Table 2. Bootstrap test for chained models
表2. 链式模型的Bootstrap检验
效应类型 |
路径 |
β |
95%置信区间 |
下限 |
上限 |
中介效应 |
自我概念清晰性→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社交焦虑 |
−0.105 |
−0.152 |
−0.062 |
自我概念清晰性→反刍思维→社交焦虑 |
−0.089 |
−0.127 |
−0.055 |
自我概念清晰性→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反刍思维→社交焦虑 |
−0.067 |
−0.092 |
−0.044 |
直接效应 |
自我概念清晰性→社交焦虑 |
−0.051 |
−0.127 |
0.025 |
从表2可以看出：(1) 自我概念清晰性→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社交焦虑的置信区间为[−0.152, −0.062]，表明该路径具有统计显著性且效应方向为负。区间不包含零说明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越能通过降低对不确定性的低容忍度来缓解社交焦虑，效应量处于小到中等范围。这一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设中的链式中介机制，提示清晰的自我概念可能通过减少不确定性认知在焦虑形成中的关键作用。(2) 自我概念清晰性→反刍思维→社交焦虑的置信区间为[−0.127, −0.055]，表明该中介路径在统计上显著且效应方向为负。区间不包含零说明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越能通过减少反刍思维的频率或强度来降低社交焦虑，这一效应量处于小到中等范围。结果支持“清晰的自我概念通过抑制过度反思的心理过程缓解焦虑”的理论机制，说明反刍思维可能是两者关联的重要中介因素。(3) 自我概念清晰性→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反刍思维→社交焦虑的置信区间为[−0.092, −0.044]，表明该路径具有统计显著性且效应方向为负。区间不包含零说明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个体越能通过增强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进而减少反刍思维的负面认知循环，最终显著降低社交焦虑水平。尽管效应量较小，但这一结果揭示了自我概念在焦虑形成中的多层级认知机制，支持“清晰的自我概念通过削弱不确定性与反复消极思维的连锁反应缓解焦虑”的理论假设。
4. 讨论
第一，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大学生社交焦虑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假设1的成立，也与既有研究结论形成呼应[31]。具体而言，当个体能够形成明确、连贯且稳定的自我认知体系时，其既能通过客观理性的自我评价减少对社交表现的过度关注，又能通过持续接纳真实的自我形象避免因自我怀疑引发的焦虑反应[6]。这种自我概念的整合性与确定性，本质上为大学生在社交互动中提供了稳固的心理锚点，使其在面对外界评价或社交压力时，能够基于稳定的自我参照标准进行判断，而非陷入对潜在负面结果的灾难化想象。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培养清晰的自我认知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韧性，更可能通过认知重构机制重塑个体对社交情境的感知模式，从而在根源上削弱焦虑情绪的产生基础。
第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桥梁作用，验证了假设2的理论构想，并呼应了既有研究关于认知调节变量在自我系统与情绪障碍间传递效应的观点[32]。当个体具备清晰的自我概念时，其内在认知结构具有更高的组织性与一致性[11]，这种稳定的自我参照框架使得个体在面对模糊社交情境时，能够通过理性辨识自身情绪反应与思维偏差[9]，有效抑制对潜在社交威胁的灾难化解读倾向[33]。这种认知调节能力的提升不仅增强了应对未知情境的心理弹性，更重要的是通过降低对不确定性的排斥与恐惧，促使个体将注意资源从“可能失败”的预设转向对社交互动的探索性参与，从而在认知重构与行为强化的动态循环中逐步积累积极体验，最终实现社交焦虑水平的下降。该发现从认知适应视角揭示了自我概念清晰性影响社交焦虑的具体心理机制，为通过认知训练改善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干预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本研究证实反刍思维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社交焦虑之间扮演关键中介角色，支持了假设3的成立，同时从实证层面拓展了反刍反应风格理论的核心观点。具体而言，自我概念清晰性较高的个体能够通过稳定整合的自我认知体系，有效阻断负性信息与自我表征的过度联结[33]，这种认知模式使他们在面对社交压力时，更倾向于将情境刺激视为暂时性、可调整的外部事件，而非对自我价值的根本性否定。相反，当个体因社交焦虑加剧而导致自我概念模糊时，其受损的自我参照系统难以提供有效的认知框架，这迫使个体在社交互动后持续陷入对细节的过度解析与情绪回溯。这种强迫性思维不仅会放大对负面线索的选择性注意，更会通过“负性自我关联–焦虑强化–自我概念动摇”的恶性循环，使反刍思维成为维持社交焦虑的认知引擎。研究结果揭示了自我概念清晰性通过调控反刍思维影响焦虑的动态机制，为通过认知干预阻断负性思维反刍、重建稳定自我系统的提供实证证据。
第四，本研究发现的完全链式中介路径(自我概念清晰性→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反刍思维→社交焦虑)揭示了社交焦虑发展过程中认知机制的动态递进关系，说明个体内在认知系统的紊乱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不同认知偏差逐级传导、叠加强化的系统性失衡。具体而言，自我概念模糊的个体因缺乏稳定的自我参照框架，在面对社交情境时首先在认知评估层面出现偏差——无法对模糊信息进行中性化解读[11]，这种对不确定性的低容忍度直接激活了“威胁放大”的认知模式。随后，即反刍思维进一步将这种评估偏差固化为持续性的负性思维循环：个体既无法通过行动验证或修正初始误判，又在反复咀嚼社交细节的过程中不断提取、重组负面记忆，最终导致焦虑情绪的自我增殖。该结果说明了认知行为模型中多重中介的嵌套效应，更提示临床干预需同步关注认知系统的层级修复，通过打破“评估–加工”的恶性传导链条，重建个体应对社交情境的认知流动性。基于认知行为理论与元认知训练整合视角，可构建针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系统性认知重塑方案：首先运用自我图式澄清技术提升自我概念清晰性，建立稳定的核心自我参照系；继而通过不确定性容忍度梯度训练，降低对未知情境的灾难化评估倾向；最后植入反刍思维阻断策略，通过修正元认知信念打破思维反刍的自我维持循环，形成“自我锚定–弹性认知–思维监控”的三级认知调控机制，实现社交焦虑发展路径的精准干预。
5. 结论
本研究证实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大学生社交焦虑具有显著的直接抑制作用，同时揭示了链式中介路径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自我概念清晰性既可通过降低个体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来减少焦虑反应，又能通过抑制反刍思维阻断焦虑强化过程，更通过“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反刍思维”的链式路径展现累积效应。这种链式中介模型表明，清晰的自我认知体系能够通过认知调节的“双通道”运作——既削弱个体对模糊社交线索的威胁感知[11]，又限制负性事件的心理驻留[34]，从而在认知评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认知加工(反刍思维)两个维度上形成保护屏障。研究结果证明了社交焦虑认知模型的整合性解释框架，更为干预实践提供了精准的靶点选择：既可通过提升自我概念清晰性增强认知弹性，也可针对认知评估偏差或思维反刍倾向设计分阶段干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