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2)。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为大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促使了网络受欺负现象的盛行(Guo, 2016)。网络受欺负是指个体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反复地受到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欺负行为，包括恶意评论、骚扰、社交排斥以及侮辱等形式(Wigderson & Lynch, 2013)。相关研究表明，约65.9%的大学生遭受过至少1次网络欺负(Beatriz et al., 2018)。大部分情况下，网络受欺负不像传统受欺负一样对受害者造成直接的身体伤害，但是伴随而来的心理伤害会让受害者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如情绪、社交和行为等问题(Keith, 2017; 曹晓琪等，2020)。鉴于以上原因，有必要对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探究。
1.1. 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
儿童期虐待是指儿童期突然或连续的打击对个体造成的心理结果，能够使个体产生无助感并丧失常规的应对机制(王娜，2021)，包括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身体忽视五种类型(Bernstein et al., 2003)。根据受害者图式模型理论的观点，遭受伤害后的个体可能形成受害者图式，这一图式会导致其产生不良的情绪、期望与行为，继而增加了其后续受害的风险(Rosen, Milich, & Harris, 2007)。在早期成长过程中遭受过虐待的个体，其在成年期成为受害者的风险也更高。例如，遭受过儿童期虐待的个体在成年期具有更高的自杀率(Mandelli, Petrelli, & Serretti, 2015; Weber, Jud, & Landolt, 2015)，更容易受到家庭暴力(Widom, Czaja, & Dutton, 2013; Afifi, Mota, Sareen, & Macmillan, 2017)，更容易在社会关系的建立中反复受到伤害(夏雪，祝慧萍，高琦，2016)。而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个体的受伤害经历不仅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也蔓延到了网络。与传统的受欺负相比，网络受欺负因其扩散性强、超时空限制性等特点而对个体具有更严重的伤害程度(Dempsey, Sulkowski, Nichols, & Storch, 2010)。已有研究证实，儿童期虐待是个体网络受欺负的重要预测因素(李甄娅等，2019；金童林等，2017)。儿童期虐待作为一种危害极大的家庭因素，其与网络受欺负的关系已获得一些研究的探讨，但其对网络受欺负的影响路径及其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1.2.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
自我概念清晰性指个体对自我了解的清晰程度，反映了个体对自我概念的明确性、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水平(Campbell & Fehr, 1990)，对于个体早期发展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儿童时期，个体开始逐渐建立对自我内容的认知，此时家庭环境是重要影响因素，例如处于良好的亲子关系、较高的家庭经济地位等环境中的个体具有更高水平的自我概念清晰性(Na, Chan, Lodi-Smith, & Park, 2016)。而依据受害者图式模型理论的观点，早期不良经历尤其是儿童期虐待经历与负性认知结构的形成紧密关联，遭遇伤害后的个体可能会将自我概念与伤害、冲突等消极体验内隐联结，导致个体自我概念发展受阻(Rosen, Milich, & Harris, 2007)。因此，遭受儿童期虐待的个体可能具有较低水平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在受到言语恐吓、谩骂以及侮辱和恶意骚扰等形式的网络压力时，难以采取正确恰当的方式应对，更容易遭受到网络欺负的伤害(Sanzonegoodrich, 2013; 蔡培林，201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自我概念清晰性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1.3. 性别的调节作用
性别差异一直是心理学研究关注的问题，然而有关网络受欺负的性别差异研究还未得到一致的结果。有的研究表明男生网络受欺负水平显著高于女生(Zhou et al., 2013)；有些研究却表明女生会遭受更多的网络欺负(Guo, 2016; Beckman, Hagquist, & Hellstrom, 2013)；还有的研究显示性别在网络受欺负中不存在显著差异(Li, 2010)。因此有必要关注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性别差异。目前有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同一种预测变量与个体受欺负的关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显示，攻击行为(孙晓军，张永欣，周宗奎，2013)、父母教养方式(王红菊，赵银，尹红霞，2020)等因素与受欺负的关系在不同性别中具有差异性。青少年的行为在网络和现实之间具有一定连贯性(Subrahmanyam, Smahel, & Greenfield, 2006)，网络受欺负与传统受欺负具有较强的共发性(Wang, Iannotti, Luk, & Nansel, 2010)，对美国和挪威青少年的研究亦表明，网络受欺负者与传统受欺负者的一致率分别高达88%、93% (Olweus, 2012)，那么，同一种预测变量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关系是否也存在性别差异？此外，国外对于12~16岁的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对于男生来说，随着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提高，他受到网络欺负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Sanzonegoodrich, 2013)，这一关系在大学生群体中是否依然成立？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性别会调节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间接路径后半段，即性别调节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旨在考察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关系，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假设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且性别调节中介路径的后半段，为家庭教养方式的改善及大学生网络受欺负问题的预防与早期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对来自重庆一高校的62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存在问题的问卷33份，有效问卷587份，有效率95%。被试年龄在17~23岁之间(M = 19.60, SD = 1.16)，其中女生285人，男生30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虐待问卷
采用赵幸福等人(2005)修订的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item Short Form, CTQ-SF)测量儿童期受虐待状况。问卷共包含28个题目，有5个分量表：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身体忽视。采用Likert 5点计分(1 = “从不”，5 = “总是”)，问卷得分越高，表明儿童期受虐待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2.2. 网络受欺负量表
采用褚晓伟和范翠英(2017)修订的网络欺负量表(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RCBI)中的网络受欺负分量表来测量个体网络受欺负状况。量表共包含14个题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1 = “从未遇到”，4 = “3次以上”)，得分越高表明个体遭受网络欺负情况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2.2.3.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采用牛更枫等人(2016)修订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Self-Concept Clarity Scale)。量表共有12个项目(如“我会花很长时间去思索我究竟是怎样的人”)，采用Likert 5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2.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Hayes (2013)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模型4和模型59进行中介和调节检验，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取样5000次)检验回归系数显著性。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取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有8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能解释26.68%的变异量，小于40%的临界值(周浩，龙立荣，2004)，所有因子共同解释68.71%的变异量，未出现解释力特别大的因子，说明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儿童期虐待与网络受欺负呈正相关，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呈负相关，大学生网络受欺负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呈负相关(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n = 587)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 = 587)
M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
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析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之后，儿童期虐待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受欺负，β = 0.41，P < 0.001，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β = −0.13，P < 0.01。当儿童期虐待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同时预测网络受欺负时，自我概念清晰性对网络受欺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11，P < 0.01，儿童期虐待对网络受欺负的正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 = 0.39，P < 0.00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在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预测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2，其95% 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02, 0.03] (不包括0)。
Tabl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cept clarity
表2.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
3.4. 性别的调节作用
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在方程1中：儿童期虐待与性别的交互项对网络受欺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11，P > 0.05，说明性别不能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性别的交互项对网络受欺负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20，P < 0.01，说明性别调节自我概念清晰性与网络受欺负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儿童期虐待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影响网络受欺负的间接路径的后半段受到了性别的调节。在方程2中：性别与儿童期虐待交互项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76，P > 0.05，说明性别不能调节儿童期虐待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关系。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性别的调节作用，对不同性别(男孩 = 1，女孩 = 2)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之间的作用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男生来说，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受欺负(β = −0.19, SE = 0.05, 95% bootstrap CI = [−0.29, −0.09])；而对于女生来说，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03, SE = 0.06, 95% bootstrap CI = [−0.11, 0.12])。
Table 3. Childhood abuse and undergraduates’ cyberbullying moderation model test
表3. 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调节模型检验
4. 讨论
4.1. 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关系
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被试，探讨了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关系。结果表明，儿童期虐待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受欺负，与前人研究一致(李甄娅等，2019)。研究结果支持了受害者图式模型理论，儿童期受虐经历可能使个体形成受害者图式，此图式导致其产生不良的情绪、期望与行为，继而增加了后续受到伤害的风险，表现在网络环境中就是会遭受网络欺负等情况。而且根据依恋理论的观点，父母的敏感性、更开放的沟通模式、在压力时刻给予安慰的能力以及更好的情感对话等有助于安全依恋的形成，安全的依恋会促进个体社交能力和沟通技能的发展，这些都有益于防止个体被欺负；而儿童期虐待则会导致个体形成不安全依恋，这可能致使个体心理适应不良行为的发展，使个体缺乏避免和有效应对欺负的必要策略，增加了个体受欺负的机会。
4.2.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自我概念清晰性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之间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概念清晰性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首先，儿童期虐待经历者多处于不良的家庭、社区及学校环境中，这些虐待经历可能会导致其在关键阶段的发展任务(如自我概念)中断，而存在自我概念问题的个体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更可能产生内外化问题(俞国良，李森，2021)。其次，自我概念清晰性对于个体的发展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遭受网络欺负时，自我概念清晰性高的个体会肯定自我，以积极主动的态度看待和解决问题，或者是向身边亲人朋友寻求社会支持；当个体对自我概念的认识较为浅薄、不清晰时，他们不能够根据当下情境的具体需要利用自己的个人属性，没有能力做出恰当的行为表现，过多地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Slotter & Gardner, 2014)。例如，面对欺负不采取行动，默默忍受欺负甚至有时将受欺负原因归于自己，这些消极的应对策略使个体持续且深久地受到负面事件的影响。总而言之，遭受儿童期虐待的个体会形成关于自我的非适应性认知，他们以消极的、片面的观点评价自我，更容易受到外界情境的影响(Campbell & Fehr, 1990)。在面临复杂的网络环境时，有儿童期虐待经历的个体难以提取正确的自我相关信息以有效的、恰当的形式应对言语恐吓、恶意评价、骚扰以及侮辱和谩骂等网络欺负行为，更容易受到伤害。
4.3. 性别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期虐待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影响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间接路径的后半段受到了性别的调节，即对于男生来说，随着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提高，他受到网络欺负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与前人研究一致(Sanzonegoodrich, 2013)。根据一般压力理论，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越清晰就越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在的矛盾心境或者外在的复杂环境(Bechtoldt, Dreu, Nijstad, & Zapf, 2010; 任小云，段锦云，徐悦，冯成志，2022)；当个体自我概念模糊时，容易社会适应困难从而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由于归因风格和行为反应上的差异，与女生相比，男生更倾向于通过行为进行表达，因此在面对压力或冲突时可能更容易采用外化的方式(Nolehoeksema & Girgus, 1994)。而根据“受害者沉淀”的观点，受害者的某些行为(例如高频率或有问题地使用网络、不恰当的自我呈现策略等)会引起潜在伤害者不必要的注意，增加了个体受欺负的可能性(Bennett, Michelle, Henlen, & Lambert, 2010)。
4.4. 研究启示
本研究为家庭教养方式的改善及大学生网络受欺负问题的预防与早期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第一，注重家庭教养方式。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儿童期虐待不仅对个体当下造成伤害，还会影响个体成年后的身心健康。父母应该深刻认识到，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儿童生活在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中时，会体验到爱、温暖、支持等积极情绪，这能促进儿童形成积极的认知方式和心理品质，进一步提高个体应对环境中风险因素的能力，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从而获得良好的发展结果。此外，父母还应认识到不仅打骂等教养方式会使儿童受到伤害，忽视等情况也会给儿童带来负面影响。在教养儿童的过程中，父母应该采取积极科学的方式，提高及时发现儿童身心需求的能力以及沟通水平，并能采取正确的方式解决亲子矛盾，促进个体早期以及成年后适应性行为的发展。
第二，合理利用网络，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个体在不知不觉中遭受到网络伤害。相关研究显示：长时间使用社交网站、使用频率过高、使用过程中的信息不安全行为以及不恰当的自我呈现策略等都会增加个体遭受网络欺负的可能性(陈启玉，唐汉瑛，张露，周宗奎，2016)。有儿童期虐待经历的大学生因为其消极的认知方式和社会适应困难更容易沉溺于网络，使得遭遇网络欺负的可能性会更大。因此，大学生应该提高自控能力，把握上网的时间及频率，注意信息保护，不过多地沉溺于虚拟世界中，降低或避免自己遭受网络欺负的可能性。且在遭受了网络欺负后，不应该选择逃避、报复等消极手段，要积极地向身边朋友、老师等寻求帮助。
第三，学校应注重提供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一些积极品质，如心理韧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儿童期虐待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影响(Li et al., 2013)。学校作为个体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应注重个体身心的全方面发展，有意识地推进和深化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通过心理咨询、心理健康课程等方式帮助个体减少不良经历造成的伤害，同时联合家庭培养个体积极心理品质，为个体提供心理支持。
4.5. 研究不足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向研究，无法明确解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其次，研究仅探究了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将来研究可以更系统地讨论其他积极的心理品质在两者中的作用，以期为干预大学生网络受欺负提供更丰富的理论依据和更具体的实践启示；最后，儿童期虐待经历可能与前额叶、前扣带回和海马体等脑区的不良变化有关(Teicher & Samson, 2016)，早期创伤会促使这些与情绪和决策有关的脑区对外界刺激做出适应性反应(Callaghan, Sullivan, Howell, & Tottenham, 2015)，进而影响成年后的认知与行为模式，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网络受欺负的脑神经基础。
5. 结论
儿童期虐待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受欺负；自我概念清晰性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性别调节中介路径后半段，即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大学生网络受欺负的负向预测作用只在男生群体中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