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所谓“社会诗”简单说来就是以描写社会现实和百姓生活为主，抒发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的诗作。杜甫一生中创作了1450余首诗，其中可以视作社会诗约有20余首。杜甫社会诗的创作肇始于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那年唐玄宗无理讨伐南诏，却在战争中落得惨败。为了挽回败势，唐朝政府在各地强征百姓入伍。不正义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看到这种社会惨况后杜甫奋笔写下了《兵车行》，这成为杜甫创作社会诗的开端，也是他社会诗创作中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安史之乱”的爆发，更是促使了杜甫对个人与社会、现状与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将笔触触及到社会的角角落落，希望在诗歌创作中展现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杜甫的“社会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批判杨氏家族奢侈放纵的《丽人行》《虢国夫人》，反映百姓苦难生活的组诗“三吏”“三别”，反映个人沿途所见所闻所感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
杜甫的诗歌精神在16世纪的朝鲜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三唐诗人”李达就是当时突出的一个。他注重学习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注重杜甫身上的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创作了不少具有杜甫诗歌风韵的社会诗。其中能称得上代表作的约有十余首，其中运用简短的诗句生动地描绘底层百姓生活的诗十分有特色，如《拾穗谣》《扑枣谣》《刈麦谣》《移家怨》等。还有一些反映战争的诗，如《忆昔行赠申正郞渫》《乱离篇赠申御史栗》等，诗人站在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描写朝鲜壬辰倭乱的惨象，传递出诗人看到政治昏暗导致百姓生灵涂炭的社会状况时种种悲愤与痛苦的心情。
2. 仕途多舛，忧国忧民，以诗记史
杜甫籍贯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字号“少陵野老”。杜甫出身于文学名门世家，其祖父是唐代鼎鼎大名的“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同时他还是西晋名将杜预的后人。青年时代的杜甫怀揣着济世报国的梦想，开始了出门壮游。这开拓了他的视野，积累了人生经验。但两次的科举考试失利，使得杜甫在仕途上一直不能有所作为。杜甫在天宝十年写下《三大礼赋》渴求通过诗篇得到唐玄宗的提拔，在《进雕赋表》将渴望求得官职“立身扬名”、“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展露无遗 [1] 。不幸的是杜甫生不逢时，唐朝统治日趋腐朽。杜甫的仕途生涯并不如意，充满了坎坷。但是仕途失意并不能阻止诗人抒发忧国忧民的感情，他尝试用诗歌记录了历史，记录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 [2] 。欧阳修认为杜甫的诗之所以被后人称为“诗史”，就在于他善于记录时代的重大事件，善于精微地去描写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发展趋势。人们通过读杜诗，可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了解他所处时代的丰厚性和生动性。
李达(1539~1610)字益之，自号荪谷，另号西潭、东里。李达是双梅堂李詹的旁孙，父亲乃副正秀咸，母亲却是出身低贱的洪州官妓。母亲卑微的身份，使得庶出的李达因此地位低降。对于当时朝鲜来说，庶出身份无论在家族里还是社会上也都会遭到歧视，庶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能做官。受到身份限制的李达纵然年少时即饱览群书，满腹经纶，但由于出身的原因而注定不能进入仕途有所作为 [3] 。为了宣泄人生的苦闷，李达爱上了饮酒，借酒杯来浇胸中块垒。他一生为世俗礼法所累，所以打心底厌恶世俗礼法，不愿受其羁绊，故他放荡形骸，借谈古论今抒发自己的见解。此外，因缘巧合，和杜甫遭遇了“安史之乱”相类似，李达也经历了朝鲜历史上的壬辰战争，战争使朝鲜国内矛盾日益加重，统治阶级危机重重。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兴，残酷的现实客观上却刺激了李达创作的繁荣。
李达年少时对杜甫十分倾慕，喜读杜诗。曾深入学习和研究杜诗，所以他受杜甫影响颇深，学习借鉴杜诗的地方也很多 [4] 。和杜甫一样，从内容上看，李达诗中也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历史内容，读者通过他们的诗，就大致能够了解到一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李达的《乱离篇赠申御史栗》，全诗从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呈现了壬辰倭乱时发生的事件。第一部分逼真描述了倭军侵入釜山浦，东莱城陷落的情景；第二部分写倭寇突袭汉阳，依靠明朝军队才得以脱险；第三部分诗人心系黎民苍生，向逃亡海外的申栗大声疾呼。还有《忆昔行赠申正郞渫》也是同一时期的类似诗作。李达在动荡流离的生活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百姓生存的艰难，所以他还汲取和张扬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直面现实人生，为黎庶涂炭而大声疾呼。他的许多诗歌，如《祭冢谣》《刈麦谣》《拾穗谣》和《移家怨》等，殷切表达了对老百姓灾难深重生活的同情，同时也大胆揭露与抨击了动荡时局的黑暗。
所以通过比较杜甫与李达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不难发现他们共同致力于诗歌创作，富有风雅精神，都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描写和发难来表现他们关注现实的入世精神。
3. 战争书写，悲天悯人，以论入诗
杜甫与李达虽然时代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社会也不同，但是他们的社会诗却表现出相同的或类似的思想情怀。他们都经历了战争带来的锥心刻骨的磨难，战争造成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战争也使得诗人开阔了社会视野，促使他们对现实人生进行冷静的反省和思考。战争成为了他们诗歌的重要题材。他们致力于描绘战争的残酷，分别写出了安史之乱和壬辰战争给唐代百姓及朝鲜人民带来的极大痛苦和创伤，也暴露出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正如杜甫在《北征》中所吟唱的那样“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他们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哀叹战争给国家和百姓造成的恶果，希望统治者能体恤人民，爱惜民力，呼吁统治者在国家危难时能做出有效的改变和采取积极的措施。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对于唐朝而言，这是帝国经历的一次空前浩劫。十年之间，一个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消失了，杜甫的诗歌就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过程，并且还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战争不为人知的细节。“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四处漂泊、颠沛流离，近距离地接触了底层百姓，这为他书写社会诗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其时，杜甫主要颠簸于现在的甘肃、四川一带，一路上看到一幅幅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可怖景象，令诗人大感震惊，于是他把“安史之乱”这一社会大事融入到他个人化的书写之中。其社会诗“三吏”“三别”，就是他在乱世飘荡流浪时所目击的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六篇诗作中的人物虽然身份各不相同，但悲惨的遭遇是相同的，是历经战乱变迁的老百姓的典型代表。杜甫透过诗歌表达了他对弱势百姓们灾难深重生活的强烈同情，也反映出了诗人面对统治阶级腐朽黑暗统治时复杂矛盾的心情。如《石壕吏》(759年)，诗人从新安县西行途中，夜晚投宿在石壕村，深夜忽然听见外面有声响，原来是差役在村里到处捉人征兵。“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写了即使到了深夜，人们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战争使得人们长期受到横征暴敛之苦，纵然是年迈力衰的老人也难以逃脱强征入伍的命运。这首杰出的现实主义叙事诗借老人之口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以客观现实地描写为主，将“有吏夜捉人”这一过程描写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公元757年，杜甫以“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的信念逃到长安并被意外地被任命为左拾遗。后来杜甫请假回家与妻儿相聚，他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铸成了千古名篇《北征》。浦起龙认为像《北征》这样的诗，体现出“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 [5] 。诗人杜甫从流着泪离开了皇帝踏上回家的征途写起。国家形势动荡，“安史之乱”尚未平定，群臣上下都很愤恨忧虑，劝诫皇上作为中兴之主，凡事都要谨慎努力。接着诗人用36句描写途中的所见景象，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一片萧条，路上有行人身负重伤血流不已，发出痛苦的呻吟，揭示出战争对人们肉体和心灵造成的巨大戕害，表现了诗人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景象的痛心。“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这四句写杜甫回家之后，看到家人身上衣服破烂不堪，孩子们也营养不良，亲人们在这场战争中遭罹了种种磨难。所以重逢后没有喜悦欢欣，只有全家人一起抱头大哭的痛楚。诗的最后两段，诗人发表了他对国家形势的看法和对整个大唐帝国的命运的担心。这首《北征》可以看做是杜甫的代表作，诗人不光是如实描叙了国家时事，还加入了大段的议论，对国家时局发表了宏大的议论。这在以前诗歌中从未有过，属于杜甫对诗歌的独特创造。这种“以论入诗”的写法对李达的诗歌创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达生活及创作的主要时间在朝鲜明祖和宣祖在位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16世纪末17世纪初都处于飘摇动荡的时代。此时朝鲜国力也由盛转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上都表现为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衰弱的国力，昏庸的统治，使得日寇有机可乘。基本完成日本统一大业的丰臣秀吉为了能获取更多的土地，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在1592年~1598年被拖入了“壬辰战争”。战争的结局不言而喻，朝鲜政治腐败，军事力量薄弱，自然节节败退。面对朝廷的无能，民间自发组织起了抵抗日寇的义军。李达的《忆昔行赠申正郞渫》中就有记录了关于申渫作为史曹正郎，在义兵活动时期所经历的战乱惨状。“清东作军号，募义来聚兵” [6] 写申渫在敌军来袭的危急时刻，来不及等到官兵出现，自行组织了义兵，并且勇敢地抗击敌人。这场历时七年的战争重创了朝鲜，民众死伤无数，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但是统治阶级毫不顾及百姓的死活，加重赋税压榨人民，导致人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面对着国破家散，民生浮沉的情况，李达的社会诗，如《祭冢谣》《移家怨》《拾穗谣》等，从不同侧面逼真地描写了壬辰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的社会民生状况。他在《祭冢谣》写到：“白犬前行黄犬随，野田草际冢累累。老翁祭罢田间道，日暮醉归扶小儿。”诗人虽然没有直接描绘战争，但战争带来的创伤感仍给全诗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悲伤气氛。诗歌描写了一个老人在满是冢墓的野田草际祭祀完归家的景象。白犬和黄犬摇动着尾巴随行在老人身边，散发出浓郁的田园气息。黄昏时分，坟头丛立，白发苍苍的老人祭祀之后喝醉归来，年幼的孙子搀扶着颤巍巍的老人回家。为什么老人要借酒消愁？死者是谁？作者并未点明。但是读者不难猜测出坟间埋葬的也许正是老人时值壮年的儿子，从而窥见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之情。写景、叙事直白易懂，但感情表达含蓄深沉，增加了诗歌的艺术性。在《拾穗谣》中诗人写道：“田间拾穗村童语，尽日东西不满筐。今岁別禾人亦巧，尽收遗穗上官仓。”人们包括儿童在田间拾穗忙碌了一天，日落西山时也未能装满筐。在这样的荒年，人们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剩下的谷穗作为赋税上交给官仓。统治者全然不顾农家生活的艰难，仍旧依循旧例征收着沉重的赋税盘剥百姓。由此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百姓深受赋敛之苦的同情，可见当时社会矛盾的深重。再如《移家怨》：“老翁负鼎林间去，老妇携儿不得随。逢人却说移家苦，六载从军父子离。”因为战争和饥荒，百姓不得不过着背井离乡流浪乞讨的生活。前两句写老翁负重背着锅走在林间，随在身后的老妇人带着儿子由于体力不支快跟不上老翁的步伐了。后两句写老妇人逢人便说携家带口逃难之苦，儿子由于被强征入伍了已经与家人分开了六年了。诗人用不多的笔墨却生动展现了百姓们颠沛流离的生活，让读者感受到苛捐杂税和频繁征兵给老百姓带来的家破人散的痛苦。
4. 艺术表现，影响借鉴，同中存异
李达的诗歌无疑受到了杜甫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而多样的。除了诗歌思想内容和表达情怀之外，就艺术创作表现手法来看，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相似性：
首先，在杜甫的“三吏”“三别”和李达的《祭冢谣》《移家怨》《拾穗谣》等作品的写作中，作者没有注入自己的感情色彩，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讲述事件来龙去脉。如《石壕吏》诗人借一老者的声音讲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诗人并未参与其中，纯以现实客观描写为主，丝毫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和态度，不愧为现实主义叙事诗的杰出佳作。李达的《祭冢谣》描绘了一个老人在冢墓累累的野田草际祭祀完归家的情景，而诗人仿佛远站在画面外旁观着这一凄凉景象，并未上前与老人交谈，有意留下“老人祭奠的死者是谁”这样的问题，引起读者思考。这样客观的角度反而更能让读者感知到弥漫在诗中的忧伤氛围，了解到诗中人物所处的困境。
其次，杜甫和李达诗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大多都是妇女儿童或者老人，这些人物都是社会中弱势群体。诗人们善于通过这些弱势人物的悲惨经历的描述，从而反映出统治者的暴政和战争的无情。
最后，即使统治者昏庸无能使百姓遭遇痛苦，但杜甫和李达从没有否定过统治王朝。他们虽然为国家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但是也常常有意为统治王朝造成的危机开脱，甚至寄希望于王朝中兴，重新迎来和平盛世。如杜甫《新安吏》中的后几句“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前四句杜甫为了维护统治者的颜面将相州之败归结于敌军狡猾难以预料，并未认识到统治者腐朽的统治才是造成战争失利的根本原因。“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杜甫虽然揭露了兵役制度的残酷，但仍在勉力劝导和安慰强征入伍的男子，宽慰他们战壕挖得不深并且牧马这类劳役也很轻，军官们十分爱护士兵。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对唐帝国的良苦用心，在揭露事实的同时又要尽力维护唐王朝的形象。在李达诗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表现。他同样对战争的残酷和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感到愤懑，对老百姓穷困不堪的生活充满无限的同情，但他也同样没进一步对统治者进行批判和鞭挞。李达在《忆昔行赠申正郞渫》中将平乱归功于义军的英勇战斗，但却把治世的希望寄托于“朝廷共协力，臣子尽忠诚。谁能更多事，从此致升平”，认为上下齐心，臣子保持忠诚的品德，就能进入太平盛世。这是时代给予杜甫和李达的局限性，也反映出封建王朝造就了他们思想观念的落后性 [7] 。
李达的社会诗也并非是对杜甫诗歌的简单模仿或硬搬，他的社会诗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社会生活、道德风俗相一致，呈现出自己的个性特质。李达和杜甫的一部分社会诗虽然都以战争为创作背景，但是两者却对如何改变社会现状的态度有所不同。李达在《忆昔行赠申正郞渫》中描述了战争的惨象，在批判统治者不作为的同时又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义兵首领就应该聚集人民的力量，集举国之力来对抗敌人，这样国家才有可能摆脱危难。而杜甫对君主提出的建议侧重于伦理纲常思想方面，希望统治者能善听忠臣之言，纠正自己愚昧昏庸的政治措施。
就战争描写手法来看，李达是具象地描述了战争的惨烈，而杜甫是将具体战况背景化，通过叙述故事和人物对话来侧面烘托战争的残酷。例如杜甫《新安吏》中叙述者开头发问“县小更无丁？”而吏役狡黠回答“次选中男行”，一问一答从侧面反映出频繁战争造成了军队和百姓伤亡惨重，兵源严重不足的现实，战争的残酷性也就格外触目惊心。《潼关吏》表面上是借潼关吏之口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潼关天险的高峻险固，没有具体写出哥舒翰一战的惨况，但是作者对其溃败的遗憾和痛心，令人不难想象出此役的惨烈程度。由此可见，杜甫的诗作少有对战争过程的直面书写，而李达则不然，他在《乱离篇赠申御史栗》《忆昔行赠申正郞渫》等诗中都是直接具体描写出战争惨烈的场景，如“昏云炮火急入雷，杀气崩腾山可压……临城血战箭如雨”，直接将炮火震天，杀气大盛，血肉纷飞的战争情景推至读者面前。
5. 结语
杜甫和李达犹如不同时空的两颗诗坛巨星，虽然他们的经历、身份、学养有所不同，但是借助于诗作，忠实记录了时代的悲欢离合以及战争所带给人们的巨大伤害。他们的作品遥相呼应，超越了时空的局限，让后人们感受到体悟到历史进程中小人物乱世浮沉的痛楚，触发人们无限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