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弹词，作为一种民间曲艺，它在明代形成后逐步地南方化与女性化。在中国整个文学史上，不论是作者队伍还是接受对象，乃至表演的演员，都曾经是以女性为主的文学作品，看来就要数弹词了。现在苏州弹词的作者、作品、演员、听众，都已摆脱了女性化的特点，但它在有清一代，女性化的特点非常突出，值得研究。
2. 从“弹词”到“女弹词”
弹词，又称为南词，其形式散韵相间，有说有唱，边弹边唱，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当地方言结合，形成了苏州弹词、扬州弹词、四明文书、长沙弹词、桂林弹词等。广东最流行的是“木鱼书”，福州传唱最盛者为“评话”，也都是弹词的别支 [1] [2] [3] [4] [5] 。
“弹词”一词，据现有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明朝。《天雨花》 [6] 的作者、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陶贞怀曾经用“弹词万本将充栋”来形容明朝弹词刻本刊行的盛况。然而，这么多的本子，却基本上都散佚了。
从清初至鸦片战争，为弹词创作的一大高峰。现存的比较著名的大规模的弹词刻本，均完成于这一阶段。第一位以弹词创作而享有盛名的女作家是陶贞怀。她的《天雨花》被认为可与《红楼梦》媲美，有“南花北梦”之称。书中塑造了左仪贞这一形象，赞扬了女子的聪明才智。
陈端生的《再生缘》 [7] ，全书二十卷，前十七卷为陈端生作，后三卷为梁德绳所续，最后由侯芝修改为八十回本印行，三人均为女性。陈端生(1751~约1796)，字云贞，浙江杭州人。梁德绳(1771~1847)，字楚生，浙江钱塘人。侯芝(约1768~1830)，字香叶，自称香叶阁主人，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再生缘》主要是写孟丽君女扮男装，位极人臣的故事。
和《再生缘》同样流行于闺阁间的，还有邱心如的《笔生花》 [8] 。邱心如，女，字不详，江苏淮阴人，约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前后在世。《笔生花》弹词三十二回，刊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故事受《再生缘》的影响，但思想意义远不如《再生缘》。
在历史上，也有将弹词称为女弹词的，因为这部分作品的作者以女性为多，而又多为女子表演。从晚清同治到光绪年间，“女弹词”特别风行。王韬《瀛壖杂志》 [9] 卷五云：
平话始于柳敬亭，然皆须眉男子为之。近时如曹春江、马如飞皆其矫矫独出者。道咸以来，始尚女子，珠喉玉貌，脆管幺弦，能令听者魂销。
此外，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张春帆《九尾龟》等小说中也有提及女弹词的。这些资料显示，女弹词普遍发达，与男说书分庭抗礼，是随着上海开埠，租界的畸形繁荣，方才勃兴起来的。她们早期作风尚谨严，标榜卖嘴不卖身。后来实际上就成了女说书堕落为娼妓者说唱弹词的表演形式，故有的研究者也称之为妓女弹词。阿英有《女弹词小史》 [10] ，对此有详细介绍。
3. 弹词作品在女性文学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相应地，女子的文学创作才能也受到严重的压制。而且，历代封建史家大都站在轻视妇女的立场，正统史籍的儒林文苑传中，女子极少能插足其间。女性的作品被埋没的情况非常普遍，女性文学家也大都默默无闻。少数有突出成就的女性文学家，有幸留下了姓名，但在史籍中的地位也远在节妇贞女之下。虽然也有相当多的文人允许和鼓励女子参与诗词书画等文艺活动，但他们往往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欣赏女性的作品，而只是以此来增加他们玩狎女性的情绪，以体现“才子”的风流倜傥。这一点，从一些女性作家的职业和身份也可以看出，她们大多是妓女或妓女一类的人，如李季兰、鱼玄机、薛涛等等。文学对她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抒情的手段，更是一种取悦男性以谋生的本领。
即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然有少数杰出的女性，以她们的天才之笔，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如班昭、蔡琰、李清照等等。但就整个文学史而言，女性的创作一直处在边缘状态。而且，女性文学的发展也极不连贯，呈现出零落、断续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女性的辉煌只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然而，在这其中，却有一种文学体裁在三百多年中一直长盛不衰，照亮着女性文学创作的天空，拥有广大的读者和作者群，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就是弹词。
4. 弹词以女性为主体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广大的女性，日处深闺之中，无以自遣，她们的理想、抱负只能托之于幻梦。而弹词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易为一般群众所接受；故事情节曲折，富于幻想；又往往以女性为主人公，叙最为她们所关注的婚姻情爱之事；且弹词七言韵文的形式，富有音乐性，便于记诵，正投合了她们的欣赏习惯。简单的表演形式，又使它能深入社会和家庭。其冗长的篇幅，正堪消磨时日。女红之暇，灯烛之前，听弹词或者写弹词正是一种消愁解闷的最好方法 [11] 。
弹词在妇女中普遍受欢迎的情况，前人多有记述。如《胭脂血》云：“妇人家最喜是词章，每得新词喜欲狂。手不停放灯月下，一弹再唱意安详。所以《笔生花》脍炙佳人口，《再生缘》妙语动柔肠。” [12] 当她们觉得现有的弹词不足以倾吐她们胸中的块垒时，便忍不住要一试身手了。
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弹词在文坛地位低下，故而很少有士人重视，更遑论创作了。这样，在短短的二三百年间，女性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弹词作品，妇女们被压抑的文学才能几乎集中在这一文体上得到了全面的爆发。而弹词也从一种大众的文艺，几乎变成了妇女专有的娱乐手段，以致一提到弹词就会想到“其用则专以备闺人之潜玩” [13] ，实为“女界教科书”，在近代女权运动中，被当作一种宣传的手段而得到广泛运用。
现存的弹词作品多产生在明清时代，这与明清之际同情妇女思潮的涌起是分不开的。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人性思潮的涌动，出现了一大批同情妇女疾苦的进步知识分子，其中最突出的如李贽、归震川、俞正燮等人，他们从理论上肯定女子的才能，尊重女性的权利，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在艺术形态上，则出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这样一些同情和尊重妇女的文艺作品，也出现了《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这样的专写妇女、深情款款的悼念文字。此外，晚明的小品文，大都取材于家庭琐细之中，笔致轻松而富有情趣。在厌倦了社会这个大舞台后，他们在家庭这个小世界中发现了生命的真实的感性存在。这种视线的内敛，也使他们对女性投予更多关注的眼光。清代，满族入主中原，而满族之中女子的地位是颇高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轻视女性之风。
这一时期还兴起了女学，袁枚和后来的陈文述都以拥有众多的女弟子而知名。受教育程度的相对提高和社会对女性文学的相对重视，使清代女性的文学创作无论在作者人数还是在作品数量上都大大超越了前朝。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开始意识到自身价值的存在，意识到独立人格的可贵，因而也更感受到现实生活的苦痛。于是她们将这种不满连同她们的理想一齐倾注在创作之中，涌现了大量以女性为中心的作品。因此，大批女性弹词作者的产生是在清代。
5. 弹词女性化的特点
先从故事内容来看。宋代周密《武林旧事》 [14] 有“弹唱因缘”一栏，这一标题颇足以概括今日所存百分之九十五弹词故事的内容。特别是在女性创作的弹词故事中，爱情与婚姻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这个大的主题下，故事的展开又往往套用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才子佳人”或“英雄美人”的模式。这种模式表达了当时妇女理想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书中男女主人公往往门第相当，多为世家公子、千金小姐，或因媒妁之言，或因偶然的机缘，订下白头之约，然而好事多磨，其间又横生种种波折，但最后总能状元及第，团圆花烛，夫荣妻贵。《再生缘》、《笔生花》、《珍珠塔》等等，无不袭用这一套路。
第二，“女扮男装”的模式。在封建社会，女子处在深闺之中，不能参与社会事务，即使才华出众，也只能在家庭细务中终老一生。很多有才能的女子对此深感不平，但又无能为力，只有在虚构的故事中，令巾帼更胜须眉，一吐胸中积郁。而女子要像男子那样建功立业，首先必须改扮男装，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行动的自主。
最典型的“女扮男装”的形象当推孟丽君。她才华出众，志向高洁，尤其是她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这种强烈的自我实现所带来的满足，使爱情的归依也相形失色。作者陈端生在此表现出的精神，已经超越了她的时代，表现出女性对独立人生的思考。
这种“女扮男装”的故事模式充分显示了封建社会女性思想的矛盾。她们一方面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深感压抑和不满，要求像男性一样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另一方面由于她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思想的侵蚀，虽然也能同男子那样建功立业，甚至有比男子更出众的才华，最后也还须雌伏。她们思想的矛盾使她们的书中既充满了要求挣脱封建束缚的反抗的呼声，又充满了封建的伦理纲常的说教。
第三，“忠奸斗争”的模式。封建帝王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大力提倡忠孝之道。这种观点也影响到闺阁妇女。表现在她们的创作中，有用全篇笔墨来颂扬忠臣，贬抑奸邪的，如《天雨花》、《精忠传》；也有用忠奸斗争来推动情节发展，制造故事波澜的，如《再生缘》、《金鱼缘》。虽然不同的作者对忠奸斗争的模式有着不同的运用，但她们所要表达的意识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贬斥奸佞，弘扬忠良。这也正是女性节烈思想的男性投影。既然男子有权要求女子守节，则无怪乎女子对男子的“失贞”——不忠，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慨了。
第四，“因果报应”的模式。中国虚构文学向有“志怪”的传统，又深受佛教果报思想的影响，故而故事中迷信的成分很多。弹词在写作过程中，也往往采用“因果报应”的模式来展开故事结构。如《再生缘》乃是叙谢玉辉等因余情未尽而投生人世的再世姻缘。《再造天》则是讲《再生缘》中的邬必凯投生为皇甫少华女，以报前世之仇的……此外，在故事中间插入寻仙访道、求神拜佛、灵妖异鬼的，更是举不胜举。
中国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苦难深重，而又无力反抗，遂不得不将一切不幸归之于命，将一切不可解之事归之于缘，求公正于天，求平安于佛。这种思想，反映在她们的创作中，有一定的消极性。但是有时，这种思想也有一定的积极性。如故事最后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倡导正义，追求圆满，宣扬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寄托了广大妇女的美好理想。
除此之外，女性的弹词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下层民众生活的痛苦。如《天雨花》中有左维明收租一回，从中可见农民所受剥削之重。但总的来说，由于女性日处深闺，接触面狭窄，反映的生活也有限，很多场面只能依靠想象虚构。以上这些故事模式之所以经久不衰，也正是由于它们反映与投合了当时女性的心理需要。
从艺术特征来看，也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题材上，弹词以言情为主，主要描写男女间的爱情婚姻而兼及一些家庭伦理故事和忠奸斗争故事。但是，与文人创作的言情小说不同，弹词往往采取女性视角，以女性为中心，描述她们的活动和情感体验。对女性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此外，弹词也有叙述历史故事的，这主要是受评话的影响，其实是对评话形式的改造。
第二，在人物塑造上，突出了女性形象。小说、戏曲虽然也有很多女性形象，但没有哪一种文体如此集中地描写女性，以表现女性生活为己任的。
第三，弹词的作者与读者大多是女性，与此相应，她们写作的目的往往是消遣性质的，不带有什么功利性，与文人之以小说、戏曲为科举之媒、进身之媒不同，这也可以反过来说明为何才子、学人很少有涉足弹词领域的。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所以说弹词是一种不同于小说、戏曲的特殊的文体，有独立研究的必要。
第四，在语言上，弹词的表述通俗易懂，流畅明了，很少有华丽的词语和深奥的典故。但是也很讲究时韵和声律的美，而不流于粗糙和俚俗。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15] 云：“女作家们写的弹词，其情调和其他的弹词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她们脱离不了闺阁气；她们较男人们写得细腻、小心、干净，绝对没有像《倭袍传》、《三笑姻缘》等不洁的笔墨。”虽然弹词是一种“国音”弹词，但也偶有方言出现，韵脚也每每用方言押韵，从中可以看出弹词这种说唱伎艺的地方特色在案头读本中的痕迹。
第五，在风格上，弹词体现了浪漫主义的一面。它们借用神话、传说或者历史故事，编造离奇的情节，描绘奇人、奇事、奇境，虚构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带有诗的激情和音乐美。故事中往往有违背了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地方。如郭沫若论《再生缘》时就从政治制度、地理环境、乃至人物服饰等方面指出了不少问题，但是，他又说：“然而以上所述的一些缺点，倒不限于陈端生一个人，所有写弹词的女作家大抵都犯有同样的毛病。尤其违背历史地理的真实，那更差不多是旧时代小说家的通病。像《再生缘》这样浪漫主义的作品……我们是不必过分苛求的” [16] 。
6. 弹词与女性文学之外
以上主要从性别文学的角度上谈了弹词的地位，实际上，弹词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它的文本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还有几点也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作为一种叙事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史上叙事诗的贫弱面貌。它们常常是鸿篇巨制，几十万字至一百万字不等，像李桂玉的《榴花梦》，竟达三百六十卷，三百多万字，堪称是世界上最长的叙事文学作品。其次，弹词的作品产生后，在社会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妇女与市民之中，拥有大量读者，可以说是大众文化的教科书，为俗文化研究和大众心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详实的文本。最后，仅就文体学角度而言，弹词也很有研究的必要。作为一种独特的散韵结合的写作方式的典型代表，以弹词为标本探究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流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总之，在弹词作品中，既有文学的特征，又有着说唱表演的痕迹。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将之结合起来，才能凸现弹词的真实面貌。从中也可见中国文学中雅与俗的转化与结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融与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