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世界知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及其作品已被研究多年。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几部经典作品上，如《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1876)、《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和《王子与贫儿》(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1882)等。此外，这些研究大多从艺术手法、现实主义、种族主义等角度进行，而他的一些“非经典”、于晚年创作但生前未出版的关于性别问题的作品还少有人问津。短篇故事集《南希·杰克逊娶了凯特·威尔逊》(How Nancy Jackson Married Kate Wilson and Other Tales of Rebellious Girls and Daring Young Women，2001)主要汇集了马克·吐温晚期的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马克·吐温将易装(cross-dressing)作为一种手段，集中探讨了性别问题。笔者选取了其中三个故事《中世纪骑士故事》(“A Mediaeval Romance”, 1870)、《沃平来的爱丽丝》(“Wapping Alice”, 1898)和《南希·杰克逊娶了凯特·威尔逊》(“How Nancy Jackson Married Kate Wilson”, 1902)并展开分析，在这些故事里主人公因为不同的原因易装，但这些易装故事背后体现了相同的性别伦理思想。
2. 为获得权力易装
汤晓燕指出，作为显著的社会符号和标志，服装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划清性别的界限；允许穿某类服装，就意味着可以行使这些服装所象征的权力和权威 [1](pp. 65-66)。服装的改变不仅意味着外观上的改变，还意味着暂时的性别身份的改变，易装者由此可以通往不同的性别领域。女性通过易装可以转变为男性，进入男性领域和公共视野，获得男性所享有的资源和为男性所特有的权利和权力。在《中世纪骑士故事》中，马克·吐温就刻画了这样一个为权力而易装的女性易装者形象。
《中世纪骑士故事》以揭开一个年轻“男子”康拉德的秘密开始。故事发生在勃兰登堡州。克卢根斯坦的哥哥乌尔里奇是勃兰登堡勋爵，他们的父亲在临终前下令，如果乌尔里奇家没有男裔，而克卢根斯坦家能诞下男裔，那么克卢根斯坦家的男孩就将获得继承权；如果两家都只诞下女孩，且乌尔里奇家的女孩能被证明是纯洁的，那么她将获得继承权；如果这个女孩不是纯洁的，而克卢根斯坦家的女孩能被证明是纯洁的，后者将获得继承权。于是，克卢根斯坦和妻子就开始热忱地祈祷，希望能得到一个儿子。然而他的祷告是徒劳的：他得到了一个女儿。克卢根斯坦陷入了绝望之中，眼睁睁地看着巨大的战利品即将从手中滑过。但是，因为乌尔里奇夫妇当时没有诞下任何后代，克卢根斯坦又有了希望，并开始了他的阴谋：由于婴儿出生在午夜，只有医生、护士和六个女仆知道她的性别，于是克卢根斯坦将这些人统统灭口，并将隐藏了真实性别身份的婴儿交给妻子的妹妹亲自抚养。就这样，康拉德被伪装成男孩，有望成为勃兰登堡州的继承人。在康拉德离家前往老勋爵家时，父亲才向已经成年的康拉德披露将她的真实性别身份隐藏起来的原因。
年轻的康拉德谦卑绅士，长相英俊，举止优雅，很快就赢得了老公爵的喜爱。在城堡里，所有的人都对“他”表示称赞，赞美“他”于审判中显露的智慧，赞美“他”于判决中体现的仁慈，赞美“他”在工作中表现的谦逊。可以说，完全按照培养男孩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康拉德，不仅得以进入男性领域，承担男人的角色，还取得了像男人一样的成就，而所有这些对于持女性身份的康拉德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个人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已经决定了这个人的社会角色：父权制文化传统要求女性做一个家中天使(angel in home)，纯洁美丽，忙于家庭琐事，毋庸说获得财产继承权，甚至不能保证经济上的独立。康拉德通过易装打破了这一传统，因为服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就服装与性别身份的关系而言，服装的改变除了意味着外观上的改变，更是意味着性别身份的改变、享有权利的改变及权力关系的改变。通过易装，康拉德获得了男性身份，也获得了男性身份所象征的权利，不仅享有继承权，还获得了掌管和统治国家的权力。因为支撑表层服饰秩序的是其背后不可撼动的性别秩序 [1](p. 70)，所以，从表层上看，康拉德的易装行为是对性别服饰规范的挑战，从深层次上看，其易装行为是对父权文化制度下性别秩序和权利秩序的挑战。
3. 易装癖
张卫东认为易装“主要是出于两种动机，一个是文化综合动机，指的是冲破禁忌的文化利益或为达到某种目的滑入异性社区；另一个是易性癖患者的社会性别选择动机，指的是个体在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矛盾的情况下，伪装生理性别的行为” [2](p. 90)。如果说《中世纪骑士故事》中康拉德的易装动机属于前者，那么《沃平来的爱丽丝》中主人公的易装动机源于后者。马克·吐温在《沃平来的爱丽丝》中讲述了一个男性易装癖爱丽丝的故事。不同于康拉德为了获得明确利益的目的性易装，爱丽丝的易装完全是出于一种个人癖好。
在故事的开头，叙述者说明自己所讲述的是一个从好友杰克逊那里听来的故事，接着便以杰克逊的口吻开始了讲述。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爱丽丝的“女仆”，“她”于某年年初出现在“我”家中，并宣称自己来自伦敦一个叫沃平的小镇，“她”的名字也由此而来。爱丽丝热情善良，欢快活泼，性格幽默，很快就融入了集体之中，孩子们喜欢“她”，其他的仆人们都热爱“她”，甚至连“我”也为爱丽丝的到来感到欣慰。转而，“我”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个爱丽丝其实是一个男人，他在这个集体中生活了七个月半却丝毫未引起怀疑！那么爱丽丝究竟是如何逃过大家的法眼的呢？起初，男仆乔治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洋洋得意，他推测爱丽丝是一个女人，“她”经常趁别人不注意、在其他人外出的时候穿上男人们的衣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喝酒的时候就溜出去喝上一点儿，还因此导致大家误以为家里发生了“盗窃”事件。在接受“我”和乔治的审问的时候，爱丽丝穿着一件白色的夏装，领口处系着一条粉红色的丝带，腰间也束着一条粉红的丝带，看上去是那么整洁、美丽、迷人、娇羞，以至于“我”也差点相信了乔治的推测。但是在故事的最后，乔治告诉“我”，远非女扮男装，爱丽丝根本就是个男人！在事后回想的时候，“我”脑海中的爱丽丝也是戴着帽子，束着飘扬的发带，穿着飘逸的长裙，看上去像一个“美丽、娇羞、美丽的年轻姑娘” [3](p. 84)。读者可以看出，哪怕回想起来，人物叙述者也很难做到将脑海里的这个人称之为“他”而不是“她”，在这里，杰克逊可能是在暗示爱丽丝身上的女性气质原本就根植于他的性情之中。杰克逊拒不承认爱丽丝的真实性别没有被识别出来是因为人们愚笨，而是因为爱丽丝身上流露出的女性气质是内在的、固有的，所以他才能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实现自由的性别身份转换，而且这种转换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毫不费力的。故事最后，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和热爱戏剧性的心理，爱丽丝还“导演”了一部极具戏剧性的闹剧：“她”污蔑木匠乔金森玷污了自己的清白，然后想办法和“我”串通起来，逼迫乔金森和“她”结婚，在婚礼结束后却又告诉大家他其实是一个男人。从这一场由性别引发的闹剧中，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对作为传统家长制代表的杰克逊和对所谓性别身份的批判和讽刺。
4. 为逃避死亡威胁易装
不同于康拉德为了追求权力易装，也不同于爱丽丝出于个人癖好易装，南希是为了逃避死亡的威胁而易装。《南希·杰克逊娶了凯特·威尔逊》讲述了南希·杰克逊给哥哥报仇后为了逃脱法律制裁而易装为男性亡命天涯的故事。像《中世纪骑士故事》中女扮男装的康拉德一样，南希也实现了完美的性别身份转换。
故事中的南希在给哥哥报仇之后逃跑，小镇对之进行了长达七小时的全面搜捕，包括每一个农场及周围的建筑物，却一无所获，原因是谁也不会想到她藏进了“老相识”警员托马斯·弗朗家的厨房里！南希向弗朗求助，是因为她知道弗朗是唯一的目击证人，而且她和弗朗之间也有多年交情。但是弗朗宣称还有另外两位目击者，并且称南希是蓄意杀人，将被处以死刑。弗朗决定帮助南希逃跑，目的却在于使南希母女分离，让母女二人的生活更加艰辛、痛苦，因为南希的母亲当年在婚礼当天抛弃弗朗和别人结婚，他想以此发泄藏在心中多年的对南希母亲的仇恨。为了达到成功出逃的目的，也为了使南希的逃亡生活更加艰难，弗朗要求南希易装为男性，从此换上男装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下男装或者暴露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南希因为担心自己被处刑后留下年迈的母亲在世上孤苦无依，而活着至少能给母亲一个心理安慰，就答应了弗朗的要求，于是后者开始了把她变成一个小伙子的工作。首先，她穿上弗朗为她准备的男装；她的头发被剪掉了，外形上变成了一个小伙子；她每天练习像男人一样走路。“你每天都要练习，我会帮你的。过些时候，在你能够完全不出差错，走路和行为举止都能够像一个男人那样的时候，而且死刑风暴也刮过以后，我就在某个夜晚送你离开这里，直到看到你安全越过边界线上路，你要称自己为罗伯特·芬雷。” [3](p. 112)就这样，当镇上的风声减弱一些的时候，南希偷偷离开小镇，踏上了自己的逃亡之路，她成功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并成为威尔逊家中的一员。在这一故事中，南希通过严格操练，习得男性的行为举止，并从此瞒天过海，体现了性别具有操演性(performativity)。事实上，不仅是南希的易装，以上三个易装故事都体现了性别的操演性：通过重复操演(performance)，性别身份得以形成或者转换。
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生物决定论认为性别角色是先天的、自然的，生理上的差异决定了男女在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它决定了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勇猛、具有攻击性，女性温柔、具有母性；男性理性客观，女性感性主观。这种性别观念还影响了性别角色，如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可以参与社会活动，享有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管控权力，女性则囿于家庭，相夫教子，扮演着贤良淑德体贴顺从的家庭妇女的角色。
不同于本质主义生理决定论所持的性别等级具有“自然性”的观点，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认为性别具有操演性。性别操演理论由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是“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中十分重要的观点，认为我们所谓的性别特质其实是社会规范不断作用于我们自身而形成的，是社会规范在我们身上不断重复和操演的结果 [4](p. 122)。根据性别操演理论，操演行为是构建性别的关键，并不存在独立于这些操演行为之外的“本体论”的身份，甚至连所谓的“生理性别”也是人为建构的，和社会性别一样，是“非自然的” [4](pp. 125-128)。从弗朗对南希的精心改造过程读者也可以看出操演的痕迹。在南希的男性身份建构过程中，除了服装和发型等外观上的变化，还有相当重要的一步在于操演，也就是对业已形成的男性行为规范，包括步态、语言、谈吐等的练习和重复，她的性别身份就在对社会规范的遵循和不断重复中形成。同样，康拉德所接受的男孩的培养教育模式，爱丽丝加以利用的女性装饰，这些都是性别操演中的一部分，是他们构建新的性别身份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业已形成的性别身份传统也正是通过对这些性别规约的不断重复和操演得以维系下去。
5. 易装与同性婚姻
在以上三个故事中，马克·吐温刻画了因为不同原因易装的易装者形象，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美国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角色变化的认同。然而，读者可以注意到，马克·吐温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并不总是完全积极的，不论是从人物刻画还是从情节安排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所持的消极保守态度。例如，在情节安排上，康拉德的易装并不是自主为之，而是源于父亲的压力。为了夺得爵位继承权所象征的财产和权力，刚出生的康拉德的真实性别身份被父亲隐藏起来，她并没有选择的自由。另外，她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强加的意愿并不一致，在得知父亲隐瞒自己性别身份的原因时，康拉德用眼泪乞求父亲不要逼迫她，然而处于父权制度文化中的她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事实上，康拉德的坚强外表和男性长袍下隐藏着一个脆弱的女性康拉德，充满了恐惧、悲伤、沮丧、痛苦和绝望。
同样，南希的易装也是源于外在压力，主要是死亡的压力。南希因为替哥哥报仇而杀了人，是要接受法律制裁的。知道弗朗是现场目击证人，南希便向其求助，但是，为了宣泄心中对南希母亲的仇恨，弗朗不但恐吓南希，还以死刑相要挟。为了不让年迈的母亲独自在世上孤苦无依，为了不让母亲心碎，南希只能接受弗朗的要求，从此易装为男性并开始亡命天涯的生活。弗朗可以看成是父权制度下传统家长的代表。而且读者可以看到，和传统男性体格形成对比，南希对轻便的活计心灵手巧，应付自如，在力气活儿面前却力不从心；南希倾向于悲伤，总是显露出一种忧伤的气质，威尔逊先生还因此抱怨过“他”多愁善感，缺少一种男性的阳刚之气。马克·吐温的这些描写突出了女性在体力和性格上的缺陷，和本质主义性别观念中对男女气质差异、分工差异的观念不谋而合，并没有跳出传统思维方式。
虽然《沃平来的爱丽丝》中爱丽丝的易装完全是出于个人癖好，但是通过仔细的文本阅读，读者可以注意到作者试图与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保持距离。这个故事起初以自传形式写成，记录了马克·吐温本人的现实生活经历，也就是当他及其全家居住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的时候，读者现在所见故事版本里的爱丽丝和乔金森的现实原型来源于马克·吐温家里的英国女仆莉奇·威尔斯和她的机修工男友维尼·泰勒。该故事写于1887年，完成于1892年，但是到1897年，马克·吐温又对其进行了改动。首先，故事背景由现实生活中的康乃狄格州哈特福德置换成美国南部地区。第二，故事人物由莉奇·威尔斯和维尼·泰勒易名为爱丽丝和乔金森，而且莉奇在故事中的影子爱丽丝变成了男性。第三，这个故事最初由第一人称视角写成，后来马克·吐温将其叙述者改为杰克逊先生，整个故事通过杰克逊的口吻讲述。以上几点都能体现马克·吐温试图与这个话题保持距离。这是因为，这些故事不仅涉及到性别身份观念，还涉及到同性婚姻问题。
在《中世纪骑士故事》中，失身的伯爵之女康斯坦斯为了逃脱罪名，转而向康拉德示爱，却遭到后者的拒绝。在康斯坦斯接受康拉德审判的当日，为了报复康拉德，她竟然当众宣布那个夺走她的贞洁的人就是康拉德，也因此使康拉德陷入了困境：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康拉德只能表明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而律法规定，任何在被正式加冕之前坐上公爵之位的女人都将被处死。因为马克·吐温无法解决这个困境，故事也就此结束。但是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除了以上两种选择以外还存在第三种选择，既能让康拉德保持自己的性别身份又能保住性命，那就是让她接受康斯坦斯的指认，但是毫无疑问这样一来人物就会陷入另一个麻烦之中，即同性婚姻。
凯西同样面临着由易装带来的同性婚姻问题的困扰。在弗朗的帮助下成功逃跑的凯西来到威尔逊家，并很快赢得了威尔逊一家人的好感。威尔逊有一个女儿叫凯瑟琳，她生活放荡、道德缺乏，她和所有的男人调情，然后又抛弃他们，并以此为乐。终于有一次，凯瑟琳陷入了爱情之中，但是这一次她却被欺骗和抛弃了，于是她下定决心要报复所有的男人。所以，当凯西到来之后，她以各种姿态勾引凯西，然而凯西却不为所动。当所有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以后，凯瑟琳设下陷阱，污蔑凯西玷污了她。这样一来，凯西面临着和康拉德一样的困境：要么公布真实身份，要么接受死刑，又或者，接受康斯坦斯的指认，和她结婚。故事的最后，凯西和凯瑟琳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小孩。看到故事结局的读者可能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故事结局不仅具有戏剧性而且荒诞：两个女人怎么可能结婚生子呢？但是，细细看来，读者可以发现作者这样安排的匠心所在：这个孩子的存在对于凯西来说既能掩人耳目，部分解决同性婚姻问题，又能继续掩饰自己的性别身份，解除死亡威胁，因而不失为一个好的安排。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读者可以自由展开遐想。至于爱丽丝，他虽然是出于恶作剧而导演了一场闹剧，并在婚礼结束后揭示了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但是这场闹剧本身也涉及到了同性婚姻。所以，无论是康拉德、爱丽丝还是凯西，最后都牵涉到同性婚姻。因此，这些易装故事不仅是对美国社会性别观念变化的反映，由易装引起的同性婚姻问题也是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同性恋、同性婚姻问题的影射。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美国社会中女性角色和女性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工业化大生产减轻了家庭女性的负担，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庭劳务中解放出来。大量的年轻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许多职业女性。这一时期女性接受中高等教育机会增多，接受教育的人数不断上升，美国社会家庭婚姻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女性摆脱婚姻家庭的束缚，积极走出家门。据调查，十九世纪末，运动装等宽松轻便的服装取代了传统的束身裙装，以往属于男性的活动领域，如骑自行车、高尔夫球等活动场所女性人数逐步增加 [5](p. 131)。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一批“新女性”，她们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中上层妇女，经济独立，思想自由。然而，随着新女性、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而来的还有道德水平下降问题。由于观念的变化，加之物质消费文化的影响，部分女性开始抽烟、喝酒、化浓妆，出入廉价影剧院，受廉价文学作品影响，追求感官刺激，被认为是堕落的乃至道德败坏。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社会离婚率也不断上升，恋爱自由和离婚自由等观念被认为影响了美国社会稳定，是极端个人主义和道德败坏的 [5](p. 133)。实际上，虽然这一时期部分女性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只是在社会允许范围内、为社会所能容忍的有限的自由，女性仍然是父权文化下男性的附属品，受道德传统、社会规约的束缚。
另一方面，十九世纪的美国社会存在相当普遍的同性关系问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大批全国性妇女组织，大量妇女加入到组织中去，关注社会问题，改善提高自身，也扩大了社交范围，开扩了眼界。同时，通过这些组织和群体活动，妇女之间联系加强，结成亲密关系，其中一部分甚至发展成同性恋关系。可以说，当时社会中的同性恋问题已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马克·吐温的女儿苏珊和同学路易斯之间就发生过这种亲密关系。在故事集《南希·杰克逊娶了凯特·威尔逊》的编者前言中，库利(John Cooley)认为，这个故事可能反映了苏珊和她的大学同学路易斯·布劳内尔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带给吐温的心灵困扰 [3](p. 105)。因此，读者可以了解到作品中反映的对性别观念变化持保守态度的社会现实原因，无论是社会对新时代女性的保守态度还是对美国社会中同性关系问题的态度都会影响作者的创作。
6. 总结
作为一种叙事元素，易装可以被用作一种情节装置，增加情节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以此加强作品的戏剧效果。同时，易装还可以作为一种文本策略，具有超越戏剧效果之外的深层含义。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马克吐温创造了许多易装者形象，这些形象打破了性别的二元对立模式，突出了性别身份的操演性，解构了传统性别观念，这些易装故事既是作者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角色变化的反映，也加入了作者自己的思考。正如库利所说，马克·吐温是时代的产物，一方面，和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一样，马克·吐温努力去接受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他又对十九世纪末女性在追求更大独立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持保留态度 [3](p.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