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是德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员,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作家。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4年,命运极其多舛,生前饱受痛苦的他并未得到重视,歌德曾斥之为“病态的忧郁者” [1] 。直到十九世纪末克莱斯特才被学术界重新发掘,其作品也得到广泛认可,在其诞辰200年之际,德国官方甚至将2011年定为“克莱斯特年”。茨威格在其传记作品《与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中这样写道:“克莱斯特知道他将被逐往何方,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逐往深渊。” [2]
克莱斯特生活在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过渡时期,尽管在创作手法上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的许多作品“描写具有真实感情世界的人在没有真情实意点的现实世界中的悲剧和冲突” [3] ,又不乏现实主义色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作品归为浪漫主义范畴。克莱斯特是一名出色的戏剧家,他的《破瓮记》被誉为德国文学中的三大喜剧之一,同时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也为德语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马贩子米赫尔·戈哈斯》(1806)、《智利地震》(1807)、《O侯爵夫人》(1808)和《圣多明各的婚礼》(1810)等,德语的Novelle这种体裁经由他才真正发展成熟,因此他被公认为“德语Novelle的真正奠基者” [4] 。
作为克莱斯特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O侯爵夫人》曾于1978年在联邦德国被搬上银幕。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位不受封建伦理观念束缚、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新型女性形象——O侯爵夫人,尽管在小说末尾女主人公为了维护家庭和孩子的荣誉选择了向父权社会妥协,但这一形象在当时仍颇具现代性。小说善设悬念,对话生动,故事离奇,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营造了一种强烈的戏剧冲突。
关于《O侯爵夫人》这部小说,国内外对其单独的研究并不多。在国外,Dirk Jürgens有专门的著作对这部小说做过详细的阐释和解读 [5] 。Hermann Weiss着重研究了小说中女主人公O侯爵夫人和其父亲的关系 [6] 。Michael Moehring和Bernd Fischer则对这部作品中的幽默和讽刺进行了探究 [7] ,对本论文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也有学者从叙事学角度和心理学角度对书中出现的“天鹅”这一意象进行了解读。在国内,赵薇薇、罗琛等人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了当时父权制下被压抑的女性情感以及女性突然觉醒的自我意识 [8] 。付天海则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了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而赵蕾莲则从克莱斯特的认知危机意识和叙述风格等方面探讨了其作品的现代性特征。
综上所述,用神话原型理论来分析克莱斯特的这部短篇小说,这在国内外仍属于尚无人研究的领域。若将《O侯爵夫人》和《圣经》作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人物、情节还是故事结构,二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运用弗莱的圣经原型批评理论,解读文本中的圣经原型以及所承载的深层意蕴,以便从不同角度更加全面地理解作者借助文本所要传达的思想以及宗教内涵。
2. 原型理论与《圣经》
原型(archetype,德语Archetyp)一词是由希腊语arche (原初) + typo (形式)组成,在古希腊语中,原型最初是指模子或人工制品的最初形式。柏拉图用这个概念来指称事物的本源,认为现实事物只不过是理念的影子,因而理念乃是客观事物的“原型”。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则清楚地指明“在神话研究中它们(原型概念)被称为母题” [9] 。原型批评理论诞生于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以英国学者弗雷泽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为理论基础,代表人物是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斯洛普·弗莱,“他是第一个真正把‘原型’理论自觉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 [10] ,其代表作《批评的解剖》 [11] 被西方学术界奉为原型批评理论的“圣经”。弗莱在此书中将“原型”定义为“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在《布莱克的原型处理手法》一文中,他做出了更加清楚的阐释:“我把原型看作是文学作品里的因素,它可以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势,或是一种可以从范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 [10] 换言之,“原型是文学中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 [12] ,人物、情节、结构和意象都可称之为原型。
弗莱指出,圣经是传统中神话的主要原型来源,他将圣经原型批评作为直接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手法。作为“伟大的艺术代码” [13] ,圣经中的很多人物、结构、情节和意象都已演化成具有普适性的原型。本文将从人物、情节和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克莱斯特的这部小说《O侯爵夫人》中的圣经原型。
3. 《O侯爵夫人》的圣经原型解读
克莱斯特在很多作品中都表达了他对宗教权威的质疑以及他对基督教虚伪性的无情揭露。比如《智利大地震》中沦为宗教社会牺牲品的唐娜·何塞,《圣多明各的婚礼》中在基督教背景下长大、对有色人种怀抱偏见的托尼。本文将着重分析克莱斯特的短篇小说《O侯爵夫人》,从原型批评的角度解读文本的丰富内涵以及作者的宗教情绪。
3.1. 人物原型:他玛
《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犹大和他玛” [14] 讲述了犹大和其儿媳妇他玛的故事。犹大的长子珥娶妻名叫他玛,珥去世后由于他玛膝下无子,犹大便让次子俄南与他玛同房,好为长兄生子立后。但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时略施诡计不为哥哥留后,上帝知道后将他处死。犹大偏爱小儿子示拉,担心示拉会步俄南的后尘,因此以示拉年纪尚小为由打发他玛回了娘家。过了许久,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但犹大并没有兑现承诺,于是假扮妓女和犹大同房,并向其索要了随身携带的物品当作信物。后来犹大得知他玛作了妓女还怀了孕,就准备烧死她,他玛便差人将信物拿给犹大,犹大顿悟,感慨他玛比自己有义。他玛不久之后剩下了双胞胎男孩,顺利为婆家完成了添丁的任务。
从上述的故事情节可以看出:首先,犹大打发他玛回娘家时,他玛毫无怨言,可见他玛对犹大的服从,这也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中犹大作为家长拥有仅次于上帝的绝对权威。其次,古代犹太人在婚姻和家庭习俗方面有“叔嫂婚配”或“为兄立嗣”的规定 [15] ,他玛作为一个膝下无子的寡妇毫无地位,可以看出,对古代以色列女人来说,为丈夫生子延续后代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使命,甚至是唯一的生活意义。再者,他玛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将命运紧握在自己手中。这完全颠覆了之前《圣经》中出现的众多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但是,尽管他玛主动出击,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但仍然没能打破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意识局限,而是已经将父权思想内化,根植于自己的内心,不过在当时的社会,他玛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鼓起如此大的勇气解决困境,的确令人称道。
根据荣格和弗莱的观点,文学是神话的延续,是神话“位移”的结果。《O侯爵夫人》中的女主人公O侯爵夫人身上就有他玛的原型。尽管小说和“犹大和他玛”这个故事在情节上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但其背后所彰显出来的人物特质和人物精神却极为吻合。小说中,和他玛一样同为寡妇的O侯爵夫人在丈夫去世后搬回了娘家,她教育子女、侍奉双亲,恪守着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应尽的职责。但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战争打破,侯爵夫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遭到了俄国军官F伯爵的污辱,并且怀了身孕。母亲在得知寡居的女儿怀孕之后气的大骂:“滚!滚!你这个没廉耻的东西!我诅咒当初生你的那个时刻!” [16] 而父亲则更是连见她一面都不肯,直接收回了她所拥有的产权,派人传信让她赶紧离开这个家。当侯爵夫人去父亲那里苦苦辩解、哀求之时,父亲G司令竟然企图拿枪将她逐出家门。后来真相大白之后,面对伯爵的求婚,也是父亲代替女儿应允。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女性贞操的重视以及父权所具有的权威性,在社会伦理和家族名声面前,血缘亲情脆弱得不堪一击,女性始终是以屈从于男性的姿态存活着。所幸O侯爵夫人在父亲那声枪响之后终于认清了自己,“突然之间,她仿佛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拉出了那命运将她推入的万丈深渊” [16] ,带着两个孩子毅然回到了之前的住处。遭遇众叛亲离的侯爵夫人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将全部的热情灌注到对一双儿女的教育上,并下决心以充分的母爱去养育上帝赐予她的第三个孩子。然而,有一件事情一直让侯爵夫人如鲠在喉,那便是她腹中的孩子将必然会在市民社会中被打上耻辱的烙印,她不愿自己的孩子面临这样的窘境,于是,和假扮妓女的他玛一样,O侯爵夫人企图用一个惊世骇俗的方式找出孩子的父亲——登报启事,这一举动无疑展现了侯爵夫人思想的现代性。当F伯爵如约现身之时,侯爵夫人的父母亲马上松了口气似的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劝她原谅他与其结婚,父亲G司令还擅作主张地与伯爵签订了婚约。O侯爵夫人却并不买账,只是碍于自己当时登报的承诺与伯爵举行了名义上的婚礼。尽管小说结尾侯爵夫人选择了原谅伯爵,和他玛一样生活回到了正轨。但侯爵夫人的原谅真的是出于真心吗?笔者认为她的这种选择实质上是向父权社会做出了妥协,这与他玛始终没能打破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意识局限雷同。
从小说中还可以看出,女主人公O侯爵夫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遭遇父亲的暴力驱逐,侯爵夫人下意识的呼喊“我生命中的主宰啊,上帝!” [16] ,以及她不愿意相信自己怀孕这一事实时荒唐的提问“造化究竟是怎样安排人事的?到底存不存在不知不觉间就怀下身孕的可能?”,助产士的回答也颇具讽刺意味“这种情况除了圣母玛利亚,世间的任何女人都还未发生过” [16] ,她一直所信奉的上帝却成为了压迫她的工具,教会制度和父权制一起成为了压在当时女性身上的两座大山。
总的来说,小说中O侯爵夫人和他玛两个人物形象拥有高度的相似性,她们与父权社会的抗争可谓是既成功也失败,成功的是在那样的男权社会中二人能够勇于站起来与命运抗争,失败的是这种抗争并不彻底,始终有男权思想内化的嫌疑。克莱斯特塑造的这一女主人公形象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现代性,但也反映出了当时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无法完全挣脱父权制枷锁的无奈。
3.2. 情节原型:受辱
弗莱在《神话、小说、移位》中提到,许多文学作品的情节直接来源于具体的神话故事,情节也是重要的原型。这里着重分析的是受辱这一母题。《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最早记载的与之相关的故事是“底拿受辱”。故事开篇直截了当:“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抹的儿子示剑见她,就拉住她与她行淫,玷污她。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她。” [14] 故事开门见山,交代了底拿是利亚与雅各所生的女儿,希未人哈抹的儿子示剑喜欢她并强暴了她,并在后来央求父亲哈抹去求亲。在小说《O侯爵夫人》中,俄国人在占领北意大利城堡时,一群俄国士兵企图污辱城防司令的女儿,即小说女主人公O侯爵夫人,就在这时一位名叫F伯爵的俄国军官路过,使侯爵夫人幸免于难。随后,惊吓过度的O侯爵夫人昏昏睡去,然而正是这位天使般的F伯爵强暴了昏睡中的侯爵夫人。后来,对侯爵夫人恋恋不忘的F伯爵几度向其示爱求婚。对比两个文本,不难发现,受辱和求婚的情节拥有极高的相似度,都是男性强暴了女性之后再向其求婚。《O侯爵夫人》中这一情节的设置为小说制造了一定的戏剧性,同时也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
情节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受辱之后受害者父亲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在《圣经》中,底拿受辱之后,相对于父亲雅各的无动于衷,她的兄弟们却立志要为底拿报仇,他们假装答应示剑的求亲,继而用诡计骗取对方的信任,然后出其不意地将他们全部诛杀,这一系列情节一方面表现了哥哥们对底拿受辱的愤怒,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了作为利亚所生的底拿不受父亲雅各待见的事实。而在《O侯爵夫人》中,女主人公受辱之后怀孕,知道女儿未婚先孕的父亲立即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甚至用暴力将其逐出家门。后来知道了真相后的父亲仍然代替女儿答应了来自施暴者的求婚,这也揭露了当时父权制社会中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女性地位卑微的现实。
但二者在细节方面也存在若干不同点:第一,对于强暴情节的处理。在《圣经》里“底拿受辱”这个故事中,作者只用了寥寥三个动词看见、拉住、玷污就描述了奸污的整个过程,简单粗暴,冲击感较强,正如斯皮尔伯格在《圣经的叙事诗学》中所说的,这样连用三个动词既排除了读者对示剑会不会先向底拿求爱,底拿是否半推半就等猜测,又通过一连串动词形成的强暴过程加深了这个行为在读者头脑中的印象 [17] 。而《O侯爵夫人》中作者对于强暴过程的处理更是巧妙,克莱斯特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破折号省略了对这个过程的描写,只是略微描述了施暴者F伯爵满脸绯红、语无伦次的异常反应,既铺设了悬念,同时野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第二,对于施暴者和受害者的人物塑造。“底拿受辱”中对于故事背景,比如二人是如何相遇的,示剑是如何爱上底拿的,并没有任何描写,此外故事中的受害者底拿,自始至终都没有发声。而在《O侯爵夫人》中克莱斯特则详细描述了F伯爵与侯爵夫人相遇时的情景:“这位听见侯爵夫人惨叫赶来的俄国军官,在她简直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天使。” [16] 但正是这个天使却展现出了恶魔的一面。因此,相比于《圣经》的短小精悍,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显然更为丰满,通过对F伯爵善恶两面的刻画,更加真实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正如小说结尾O侯爵夫人所说“他要是第一次不像位天使般的出现在她面前,那他后来在她眼中也就不会变成一个恶魔。” [16] 而作者对女主人公的描写也丝毫不吝笔墨,展现了侯爵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超前性。
可以看出,小说中女性受辱继而被施暴者求婚的情节与《圣经》中“底拿受辱”的故事架构基本相同,但作者并非对圣经故事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再创造,不同于圣经中较为单一刻板的人物形象以及女性毫无发声权的情况,作者通过对施暴者的善恶两面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同时也赋予了女性更加前卫的思想,勇敢抗争当时的父权社会。
3.3. 结构原型:U型结构
在小说结构的安排上,《O侯爵夫人》同样与《圣经》有异曲同工之妙。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提出了《圣经》的U型故事结构:“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看成是一部‘神圣喜剧’,它被包含在这样一个U型叙事结构之中:在《创世纪》之初,人类失去了生命之树和生命之水;到《启示录》最后重新获得了它们。在首尾之间是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先后在异教王国埃及、非利士、巴比伦、叙利亚、罗马的权利面前没落,而每一次的没落之后都有一次短暂的复兴,重新获得相对的独立。” [18]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U型叙事结构一般表现为喜剧开头,历经了一系列磨难到达U型底端,最终再度回归到喜剧的模式。弗莱进而从这种U型结构进行分析了整部《圣经》所遵循的叙事结构: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
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失去丈夫的O侯爵夫人搬回到了父亲城防司令官G的宅邸,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艺术、读书、教育子女和侍奉双亲上,生活深居简出,闲适安逸。后来突然爆发战争,扰乱了原本平静的生活,O侯爵夫人也在战争中遭到了F伯爵的污辱,然而自己却并不知情。而后怀孕的她被冷酷的父亲残暴地逐出家门、断绝了父女关系。侯爵夫人来到乡下,在报纸上登了寻找腹中孩子父亲的启事,声称只要他主动站出来,她就嫁给他。后来真相大白,难以接受真相的O侯爵夫人当下拒绝了与F伯爵结婚,但她又不能违背自己先前许下的诺言,因此要求F伯爵放弃一切当丈夫的权利,才与其举行了名义上的婚礼。婚礼仪式之后,二人一直处于分居状态,但深爱侯爵夫人的F伯爵不死心,最终用真情打动了城防司令一家。在孩子出生之后,二人又举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婚礼。小说结尾又回到了之前幸福平静的生活。从整个文本的情节可以看出该小说与U型结构相吻合:战争爆发之前,O侯爵夫人在娘家过着安宁的生活,F伯爵家世显赫,二人都处在乐园之中。而后F伯爵对侯爵夫人犯下了罪孽,O侯爵夫人受难,怀孕后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并被住处家门,而F伯爵也在战争中负伤,且频频求婚被拒,甚至是在与侯爵夫人结婚后仍落了个独自租房住的下场。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频繁登门向侯爵夫人忏悔表达真心,终获原谅得到救赎。
4. 结语
克莱斯特在批评封建教会虚伪的同时又巧妙借用《圣经》中的人物、情节和结构原型,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原型进行了巧妙的再创造,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使情节更加紧张曲折,增加可读性,使作品内涵更加丰富和多义。同时通过作品,传递了作者颇具现代色彩的女性主义观念、对人性复杂程度的洞悉以及复杂矛盾的宗教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