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Schmitt (1996)最早将公正作为一种稳定人格特质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他后来将公正敏感性(Justice sensitivity)定义为“个体能够觉察到不公正的难易程度和对所知觉到的不公正做出相应反应的强烈程度”(Schmitt, Gollwitzer, Maes, & Arbach, 2003)。Schmitt等人认为公正敏感性包含4种成分：受害者公正敏感性、旁观者公正敏感性、得利者公正敏感性、施害者公正敏感性(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受害者公正敏感性(victim sensitivity)”指自己遭受不公正对待时能够做出抵抗的行为倾向，“旁观者公正敏感性(observer sensitivity)”指当看到他人遭受不公正对待时能够出来制止不公正发生的行为倾向，“施害者公正敏感性(perpetrator sensitivity)”指当有机会通过不公正的方式让自己获利时主动选择放弃的行为倾向，“得利者公正敏感性(beneficiary sensitivity)”指在一定情景中被动获利时主动选择放弃的行为倾向。Schmitt等人在对德国被试的研究中发现性别、地域等人口学变量影响个体公正敏感性(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但是国内相关研究较少，对国内公正敏感性人口学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人的公正敏感性特点，为公正感的培养和提高提供参考。
公正判断(Justice judgment)是指个体对事件公正与否所做出的判断，是个体经过复杂认知加工方式(Jasso, 1994; Sabbagh, Dar, & Resh, 1994)或快速无意识的方式(Ham & Bos, 2010; Ran, Aarts, & Ferguson, 2005)所做出公正与否的评估，是一种认知过程，而公正敏感性是一种人格特质，两者在内涵上不同。但是两者可能存在一定联系。已有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会影响公正判断以及与公正有关的情绪和行为反应(Gollwitzer & Rothmund, 2011; Hiel, Cremer, & Stouten, 2008)，而公正敏感性作为一项稳定的人格特质(Schmitt et al., 2010)，也可能会对公正判断产生影响。又如，有研究表明，公正敏感性高的个体在不公正事件被公正处理后觉察到更多公正感，对该事件的公正性给予更高的评价(Baumert & Schmitt, 2009)。但是目前关于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较少。同时也有研究发现，不同角色卷入下个体对不公正事件的情绪和评断不同(Mikula, 1994; Mummendey, Linneweber, & Loschper, 2010)，但目前对于角色卷入影响公正判断的直接研究不足，因此本研究探索角色卷入对公正判断的影响。
Schimitt提出在不公正事件中通常包含受害者、施害者、旁观者和得利者四个角色卷入(involvement of roles)，即场合-特异(occasion-specificity)的观点效应。已有研究表明不同角色在同一事件中常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如关于特权的研究表明，当个体享有特权时会感觉内疚，并将自身视为一个施害者(Gollwitzer et al., 2001)。在角色和视角对攻击性(Mummendey, Linneweber, & Loschper, 2010)以及公正行为(Mikula, 1994)的研究中发现，日常对不愉悦事件的评判常取决于观察该事件的视角。因此有理由假设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受不同角色卷入的影响。
本研究关注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的关系，并关注角色卷入对公正判断的影响以及对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关系的影响，同时分析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本研究假设：① 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正相关；② 角色卷入是影响公正判断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关系的重要因素；③ 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在重要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显著。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随机抽取北京市部分高校的大学生400名，被试家庭所在地涵盖全国32个省份的城市和农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54份(男生184份，女生17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5%。去除极端数据6个，剩余数据348个，有效数据率为87%。所学专业包括自然科学(168份)和社会科学(102份)，被试年龄17~27岁(M = 20.12, SD = 1.7)。
2.2. 研究工具
2.2.1. 基本情况问卷
问卷包含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学校、专业、生源地省份及城市、家庭经济状况、父母亲职业、父母亲文化程度等。
2.2.2. 公正敏感性测量
公正敏感性采用Schmitt等人编制的公正敏感性量表(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测量本变量。该量表包括4个分量表，各包含10个条目，采用五点计分(1-很不符合，5-非常符合)，信度均大于0.94 (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 。结合文献相关内容对英文量表进行翻译，并通过试测对中文翻译后的量表进行可阅读性测验，结果显示译后的量表可用于中文为母语的人群进行公正敏感性测量。研究中数据分析显示，受害者、旁观者、得利者、施害者公正敏感性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1、0.70、0.76、0.77。总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 = 0.93。
2.2.3. 公正判断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故事评价法测查被试的公正判断。研究者通过访谈法了解和搜集在大学生群体的认知中现存的不公正事件和现象，并请专家对所选内容进行判断，得到具有较高内容效度的公正判断故事。研究者在故事中设置了旁观者、受害者、施害者和得利者四种不同的角色，采用漫画形式列举10件不公正现象，要求被试在所设置的角色中对不公正事件进行5点评分(1-极不公平，5-很公平)。包公正判断故事涉及特权、分配不公、惩罚不公、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等社会现象。
3. 研究结果
3.1. 公正判断的人口学变量分析
被试在公正判断测试上的得分均值为123.08，量表总分为200分，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均小于1，呈正态分布。在四种角色卷入条件下的公正判断均值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justice sensitivity and justice judgment
表1. 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公正判断总分、受害者公正判断得分、旁观者公正判断得分、得利者公正判断得分和施害者公正判断得分在性别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公正判断在学科上存在显著差异，自然科学类学生的公正判断显著低于社会科学类学生的公正敏感性(t (264) = −2.30, p < 0.05, d = 0.29)。
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的公正判断存在显著性差异F(2, 340) = 3.28，p = 0.039 < 0.05，η2 = 0.19。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公正判断显著高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公正判断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大学生在公正判断测试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对大学生公正判断的地域差异进行考察发现，东、中、西部大学生的公正判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学生公正判断也不存在南北差异。
3.2. 角色卷入对公正判断的影响
不同角色卷入状况下的公正判断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F(3, 341) = 5.07，p < 0.01，η2 = 0.043。事后检验结果显示，旁观者公正判断(M = 31.74)显著高于施害者公正判断(M = 29.23)，受害者公正判断(M = 32.01)显著高于施害者公正判断。旁观者与受害者之间在公正判断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得利者(M = 30.01)与施害者之间在这个变量上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3. 公正敏感性的人口学差异
当前大学生公正敏感性均值为106.01，量表总分为200分。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均小于1，呈正态分布。公正敏感性总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均值上女性的公正敏感性显著高于男性。得利者公正敏感性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受害者、施害者和旁观者公正敏感性性别差异不显著，但均值女性均略高于男性。公正敏感性在学科上存在显著差异，t (264) = −3.241，p < 0.05，自然科学类学生的公正敏感性总分显著低于社会科学类学生的公正敏感性。受害者公正敏感性、旁观者公正敏感性、得利者公正敏感性和施害者公正敏感性自然科学类学生均显著低于社会科学类(表2)。
按照1986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划分的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大学生的公正敏感性总分存在显著性差异，F(2, 341) = 5.86，p < 0.01，η2 = 0.034，东部学生显著低于西部学生，东部和中部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东、中、西部学生的受害者公正敏感性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F(2, 341) = 9.47，p < 0.001，η2 = 0.054，东部 < 中部 < 西部。东、中、西部学生的旁观者公正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F(2, 341) = 8.13，p < 0.001，η2 = 0.047，西部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东部和中部不存在显著差异(表3)。
按照我国自然条件划分的南北方区域，南方学生公正敏感性总分(M = 113.52)显著高于北方学生(M = 99.2)，t (343) = −5.12，p < 0.01，d = 0.53。其中，受害者公正敏感性(d = 0.48)、旁观者公正敏感性(d = 0.56)、得利者公正敏感性(d = 0.44)和施害者公正敏感性(d = 0.52)南方学生均显著高于北方学生，p < 0.01。
Table 2. The differences of justice sensitivity in gender and discrepancies
表2. 公正敏感性的性别、学科差异
Table 3. The differences of justice sensitivity between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
表3. 公正敏感性的东、中、西部差异
公正敏感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由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三个指标组成。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合成中，采用社会研究中常用的因子分析法，对父母受教育年限、职业地位、家庭财产进行因子分析，获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指标。最终获得公式如下：SES = (0.756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0.765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0.758 × 父亲职业 + 0.724 × 母亲职业 + 0.757 × 家庭人均月收入)/0.566。检查样本SES分布，最小值为6.64，最大值为40.93，家庭经济地位评分偏度和峰度均小于1，整体呈正态分布。因此，将家庭经济地位按照百分比分为三个等级，低家庭经济地位(评分6.64~17.23)、中等家庭经济地位(17.23~26.18)和高家庭经济地位(26.31~40.93)。
来自三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SES、中SES、低SES)的学生的公正敏感性总分、受害者公正敏感性、旁观者公正敏感性、得利者公正敏感性、施害者公正敏感性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各种公正敏感性均呈现出低SES学生显著高于中SES学生和高SES学生，中SES学生与高SES学生各种公正敏感性差异不显著(表4)。
来自不同类型城市的大学生的公正敏感性总分存在显著性差异F(4, 338) = 6.68，p < 0.01，η2 = 0.09。受害者、旁观者、得利者和施害者公正敏感性均存在显著差异。公正敏感性总分和四种公正敏感性呈现相同的趋势，其中乡镇最高，乡镇 > 农村 > 县级市 > 地级市 > 省会城市/直辖市。来自农村和乡镇的大学生的公正敏感性显著高于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大学生；农村和乡镇的大学生，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大学生的公正敏感性不存在显著差异(公正敏感性均值见表5)。因为农村和乡镇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与乡镇均与各等级规模城市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将农村和乡镇样本合并、各等级城市样本合并后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四种公正敏感性(受害者d = 0.67，旁观者d = 0.57，得利者d = 0.58，施害者d = 0.67)和公正敏感性总分(d = 0.68)均存在显著城乡差异，p < 0.01，农村乡镇显著高于城市。
Table 4. Variance analysis of justice sensitivity in different SES
表4. 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类型的公正敏感性方差分析
*p < 0.05，**p < 0.0，***p < 0.001 (下同)。
Table 5. The mean of justice sensitivity and justice judgmen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city M (SD)
表5. 各城市等级公正敏感性及公正判断均值表M (SD)
3.4. 不同角色卷入及人口学变量下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的相关分析
公正敏感性总分与旁观者公正判断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183, p < 0.01)，公正敏感性总分与受害者、得利者、施害者公正判断不存在显著相关。旁观者、受害者、施害者公正敏感性与旁观者、受害者、施害者公正判断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得利者公正敏感性与得利者公正判断显著相关(r = 0.237, p < 0.05)。
男性受害者公正敏感性、旁观者公正敏感性、得利者公正敏感性、施害者公正敏感性、公正敏感性总分与公正判断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而女性四种公正敏感性与总分均存在显著的弱相关。北方受害者公正敏感性、旁观者公正敏感性、得利者公正敏感性、施害者公正敏感性、公正敏感性总分与公正判断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而南方四种公正敏感性与总分均存在显著的弱相关。农村大学生旁观者公正敏感性、得利者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存在显著弱相关，而城市得利者公正敏感性、施害者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存在显著弱相关，城乡大学生公正敏感性总分与公正判断均存在显著弱相关。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受害者公正敏感性、旁观者公正敏感性、得利者公正敏感性、施害者公正敏感性、公正敏感性总分与公正判断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而中、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均不存在显著相关。表明性别、地域、城乡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关系中产生一定影响(表6)。
为了进一步分析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的关系，以公正敏感性为自变量，公正判断为因变量，性别、地域(南北)、城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未纳入控制变量前，大学生公正感性对公正判断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203, SE = 0.013, t = 3.11, p < 0.001)，将公正敏感性与控制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公正敏感性对公正判断的影响程度增大(β = 0.224, SE = 0.015, t = 3.026, p < 0.01)，其主要原因是性别中男性(β = −0.013)和城乡中城市(β = −0.07)大学生公正敏感性对公正判断起负向预测作用，南北差异中南方大学生(β = 0.067)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低SES (β = 0.092)对公正判断起正向预测作用。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justice Sensitivity and Justice Judgment indifferent demographic conditions (r)
表6. 不同人口学条件下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的相关分析(r)
4. 讨论
本研究关注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的关系，结果表明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存在低水平显著相关，这一结果支持已有研究结论，即作为稳定人格特质的公正敏感性影响个体公正判断(Gollwitzer & Rothmund, 2011; Hiel, Cremer, & Stouten, 2008)，而不同角色卷入下个体对不公正事件的情绪和评断不同(Mikula, 1994; Mummendey, Linneweber, & Löschper, 2010)，表明角色卷入是公正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也证实了角色卷入影响公正判断。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角色卷入影响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的关系。当个体作为旁观者时，公正敏感性量表总分与公正判断显著相关，表明个体在旁观者角色卷入状态下公正敏感性可以预测公正判断。但是，当个体作为不公正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即个体作为不公正事件的受害者、施害者或得利者时，公正敏感性对公正判断不具有预测作用，可以推测个人是否获益是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相同角色卷入下的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相关关系，只有得利者公正敏感性和得利者公正判断显著相关，表明角色卷入不是唯一影响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关系的因素，也提示我们个人在不公正情景中是否获益是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之间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社会科学类学生均显著高于自然科学类学生，该结论符合斯诺(2003)的观点，他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诸多方面迥然不同。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思维是一种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思维，而自然科学思维则不以人为价值评价标准(饶世权，2009)。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实际是关注个体是否受到公正对待的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思维更容易拥有较高的公正敏感性并做出正确的公正判断。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显著高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整体呈现出经济状况越好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越低的趋势。这一结论也支持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郭永玉，周春燕，2014；郭永玉，杨沈龙，李静，胡小勇，2015)。公正敏感性西部显著高于东部，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东部优于西部的现状发现，经济越发达公正敏感性越低，这种差异与Schmitt et al. (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
研究结果显示南方被试公正敏感性量表得分显著高于北方被试得分，南北方人之间的集体主义倾向差异为或许是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已有研究表明，南方人比北方人集体主义倾向更强(马欣然，任孝鹏，徐江，2016)，而集体主义倾向更强的个体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正敏感性(如得利者公正敏感性)更高(Wu et al., 2014)。Vliert等人研究还发现气候不舒适、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个体集体主义更强(Vliert, Yang, Wang, & Ren, 2013)，因此公正敏感性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公正敏感性女性显著高于男性，Schmitt对德国被试的研究中也有相同发现(Schmitt, Baumert, Gollwitzer, & Maes, 2010)。他同时还发现：被害者公正敏感性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受教育水平越高施害者公正敏感性越低。有研究者认为由于社会情感和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童年和青春期是公正敏感性稳定和分化的重要时期(Bondü, Hannuschke, Elsner, & Gollwitzer, 2016)，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因此未出现显著的年龄和学历差异。
本研究发现收入差别影响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表明经济状况是造成个体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的主因。李静(2014)、杨沈龙(2014)的研究也发现，低社会阶层者常感到不公是因为他们更多知觉到自身经济困境中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公正判断在性别、地域、城乡差异不显著，说明性别、地域、城乡并不是影响公正判断的主因。本研究结果表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公正判断的影响超过性别、地域、城乡差异。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虽然本研究发现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的相关关系，但是未经过严格的实验检验其因果关系，在未来可以采用实验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中还发现角色卷入对公正判断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否由个体在不同角色卷入中的利益得失决定并未得到检验。本研究中采用的故事评价法选取的不公正故事所涉及的公正范围有限，不能涵盖比较广的公正范畴，这提示在以后研究中可以设计涵盖范畴更广的公正判断测量工具。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 公正敏感性与公正判断显著正相关，公正敏感性可以正向预测公正判断，这种预测受角色卷入的影响。
2) 角色卷入是影响公正判断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公正敏感性和公正判断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3) 公正敏感性女性显著高于男性，社会科学类学生显著高于自然科学类学生，西部学生显著高于东部学生，南方学生显著高于北方学生，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学生显著高于中、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学生。
4) 公正判断在学科性质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社会科学类学生显著高于自然科学类学生，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显著高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在性别、地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基金项目
“本文受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基金项目，‘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模式研究’支持”(项目号：京民基证字第00203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