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代社会四处充斥着竞争与压力，各国自杀事件发生的频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2014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自杀一直是人类死亡因素中排行靠前的原因之一。更引人注目的是，自杀在青壮年年龄段竟成为排名第二位的死亡原因。近年来，有关于大学生轻生的事件频频曝光，大学生群体的自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我国，高校自杀人数逐年上升(唐帆，2018)，大学生在2017年的自杀人数相比于2016年上升的比例高达23%。轻生问题已成为大学生群体中十分严峻且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因此，对于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心理研究对预防大学生自杀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杀行为不仅仅是指自杀这一单独的过程，而是从产生的顺序开始，分为自杀意念，自杀尝试与自杀死亡(Nock, Borges, & Bromet et al., 2008)。自杀意念(Suicide Ideation, SI)是指想到、思考或计划自杀。根据自杀3ST理论模型，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发生的初始阶段，也是预测自杀行为最灵敏的因素。因此，本研究采用自杀意念来预测大学生群体的自杀行为，越高的自杀意念代表着做出自杀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影响自杀行为产生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人口学因素等(寇毛蕊，冯志远，&杨新国，2018)。其中，较差的压力承受能力(范存欣等，2005)以及适应障碍(Casey et al., 2018; Portzky et al., 2005)是影响自杀意念和增加自杀行为的重要因素。
心理弹性是指在经历逆境后，个体具有的恢复并保持良好的适应系统功能的能力(Masten, 1994)。关于心理弹性的定义有很多说法，大多数研究认为心理弹性是指在面对困境的恢复适应能力(Block & Kremen, 1996; Howard & Johnson, 2000)。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与自杀行为、自杀意念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心理弹性较高的人自杀意念以及自杀行为相对较少(杨艳，2014; Bryson, Cotton, & Black, 2018)。然而，关于心理弹性如何影响自杀行为，以及具有较好的适应与恢复能力的人为何表现出较少的自杀行为的内在机制较为复杂，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评价恐惧是指对他人评价的担忧与恐惧，包括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与正面评价恐惧惧(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FPE)。其中，负面评价恐惧由Watson & Friend (1969)提出，是指对他人负面或消极评价的担忧。按照认知行为模型，负面评价恐惧包括“对他人评价的忧惧”，“为负面评价而苦恼”，以及“对他人可能给自己负面性评价的预期”(陈祉妍，2002)。有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与自杀意念成显著正相关(Chu et al., 2016)，即负面评价恐惧越高的人具有越高的自杀意念。
回顾自杀的案例，如2017年11月，湖北勋县城关镇第一初中一男生因看小说被老师批评而跳楼自杀；2015年9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女生因考试不及格跳楼自杀。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自杀者是在经受了否定的消极评价之后无法承受压力和悲痛而选择轻生。根据负面评价恐惧的认知行为模型，负面评价恐惧具有在情感上对负面评价恐惧十分苦恼痛苦的表现。有研究证明，心理弹性对情绪调节有显著影响(Smith, Dalen, & Wiggins et al., 2008)；心理弹性对自我接纳、自我统一性都具有良好的正相关和预测作用(谢钧润&于永菊等，2013)，具有较好的心理弹性的人对自己认知清晰，能欣然接受自我，因而可能在被他人否定时不会过于忧虑与回避。因此，本研究假设心理弹性与负面评价恐惧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综上结合心理弹性、负面评价恐惧与自杀意念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揭示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的内部机制。
此外，评价恐惧量表在国内仅有林小琴(2016)针对中学生群体中进行修订，可以看出国内的评价恐惧测量工具较为欠缺。林小琴版的评价恐惧量表不能保证在大学生群体内同样适用；在修订过程中，研究者仅仅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没有对其在中国的结构进行重新探索的做法也存在着问题；并且其翻译在一些地方略有不当，可能无法较好的测出评价恐惧的真实值。因此，本研究对评价恐惧量表进行了重新修订，第一次将正面与负面两个维度合并，成为统一的评价恐惧量表，并且对国外的负面评价恐惧量表与正面评价恐惧量表进行翻译与回译；此外，本研究对评价恐惧模型的分析对题目进行了补充，并对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对模型结构进行拟合检验，形成较为完善的适用于大学生的评价恐惧量表。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展开两项子研究。研究1将修订适用于大学生群体的评价恐惧量表；研究2将应用经修订的评价恐惧量表，探讨心理弹性、负面评价恐惧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本研究假设，心理弹性会影响自杀意念和负面评价恐惧，心理弹性越低，自杀意念得分越高，并且负面评价恐惧可能起中介变量的作用。
2. 研究1：评价恐惧量表的修订
(一) 被试
采用随机取样法对华南师范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1分为初测和正式测验两个阶段。在初测阶段，共发放预测问卷192份，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177份，有效率为92.19%。其中，男生46人(25.99%)，女生141人(74.01%)；平均年龄为20.34岁(SD = 1.34)；本科一年级44人(24.86%)，二年级89人(50.28%)，三年级32人(18.08%)，四年级12人(6.78%)。
在正式测验阶段，共发放正式问卷350份，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318份，有效率为90.86%。其中，男生96人(30.19%)，女生(69.81%)；平均年龄为19.65岁(SD = 2.82)；本科一年级94(29.56%)，二年级67人(21.07%)，三年级105人(33.02%)，四年级52人(16.35%)。
(二) 量表的修订
首先，以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the 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S) (Leary, 1983)和正面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scale, FPES) (Weeks et al., 2008)为基础，将两份量表的项目进行合并。将所有项目翻译成中文，然后请两名心理学研究生将量表回译成英文，并根据回译结果再次对量表进行修改，尽量保持原义。
BFNES的理论假设为单维模型(Leary, 1983)，而Rodebaugh等人(2004)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BFNES包含两个因素，正向题项和反向题项各为一个因素。因此，本研究将反向题项的表述改成正向的表述。编写题项“当人们夸赞我时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的真实水平”和“有时候即使有人夸赞我，我也会认为我根本不如他说的那么好”并添加到量表中，弥补FPES相对于BFNES所缺少的在“预期”结构上的题项。初步修订后的量表作为预测问卷，一共包含24个项目，分为正面评价恐惧和负面评价恐惧两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评价恐惧越强。
(三) 校标效度工具
1、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 SES)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共10题，采用4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其中正向、反向计分项目各半。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2、羞怯量表(Revised Cheek and Buss Shyness Scale, RCBS)
采用向碧华和任丽杰(2018)修订的原Cheek和Buss (1981)编制的羞怯量表的中文版。该量表包括正向题8个项目和反向题4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反向题转换后，所有项目的粗分求平均，分数越高表示羞怯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四) 统计分析
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录入、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Mplus6.12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五) 结果
1、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初测阶段，对评价恐惧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907，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χ2值为1634.88 (df = 153)，P < 0.001，表明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量表的全部项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并进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进行分析。以在多个因子上负荷均较高的标准剔除了4个项目，均来源于正面评价恐惧维度，负面评价恐惧维度的项目因具有良好的载荷而未被删改。最终得到2个因素，分别与“负面评价恐惧”和“正面评价恐惧”相对应，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两个因素的特征根分别为7.064和2.894，量表的总变异解释率为55.32。
Table 1. Factor load of the items of the fear of evaluation scale
表1. 评价恐惧量表各题项的因素载荷
2、信度检验
研究收集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和重测信度作为量表的信度指标。基于正式测验中被试的分值，结果分析表明评价恐惧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研究随机选取的30名被试进行间隔一周的重测信度检验，分析发现评价恐惧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7。结果表明修订后的评价恐惧量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3、效度检验
1) 结构效度
本研究对评价恐惧量表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选择χ2/df、TLI、CFI和RMSEA四个指数来对模型的适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指数都在合理范围，因此该模型对数据拟合较好。
Table 2. Confirmative factor analysis model fitting index of l fear of evaluation scale
表2. 评价恐惧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2) 效标关联效度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法计算评价恐惧量表总分和各维度与羞怯量表总分和自尊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由表3可知，评价恐惧量表总分及两个维度与自尊量表总分均成显著负相关(r = −0.40~−0.22，P均 < 0.01)，与羞怯量表总分成显著正相关(r = 0.37~0.54，P均 < 0.01)。因此，评价恐惧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and dimensions of the fear of evaluation scale an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shyness scale an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self-esteem scale
表3. 评价恐惧量表总分和各维度与羞怯量表总分和自尊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
注：**代表P < 0.01。
3. 研究2: 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检验
(一) 被试
采用随机取样法对华南师范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261份，有效率为87.00%。其中，男生89人(34.10%)，女生172人(65.90%)；平均年龄为19.54岁(SD = 1.24)；本科一年级92人(35.25%)，二年级57人(21.84%)，三年级67人(25.67%)，四年级45人(17.24%)。
(二) 研究工具
1、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经研究1修订的评价恐惧量表。该量表包含20个项目，其中包含正面评价恐惧维度的两道反向计分题项，目的是减少被试的反应偏向，其分数不计在内。在研究2中，抽取负面评价恐惧维度的12个项目对被试进行施测。本研究中，该量表中负面评价恐惧项目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4。
2、心理弹性量表(Connor and Davidson’s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采用于肖楠和张建新(2007)修订的心理韧性量表。量表包含25个项目，分为坚韧、自强和乐观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法(1 = 从不，5 = 总是)，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
3、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for Suicide Ideation Chinese Version, BSICV)
采用李献云，费立鹏和童永胜等人(2010)修订的Beck自杀意念量表。该量表共19个项目，采用3点计分法(0 = 没有，2 = 中等到强烈)。前5个项目为筛选项，用来识别哪些人有自杀意念：凡是对项目4“您主动尝试自杀的愿望程度如何”或项目5“您希望外力结束自己生命即有‘被动自杀愿望’的程度如何”回答“弱”或者“中等到强烈”者，将继续回答项目6~19，否则终止该量表测量。如不需测量项目6~19，则前5个条目得分均值即为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杀意念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9。
(三) 统计分析
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录入、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使用Mplus6.12检验中介效应的拟合情况。
(四) 结果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自陈报告法收集数据，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模型法检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程度。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22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仅为19.57%，远远小于临界值40%，说明各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2、大学生心理弹性、评价恐惧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对心理弹性、自杀意念和负面评价恐惧三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矩阵如表4。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弹性与自杀意念以及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杀意念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心理弹性、自杀意念和负面评价恐惧两两相关显著，适合进一步进行结构方程建模，这一结果预示着负向评价恐惧在心理弹性与自杀意念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
Table 4.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Suicidal ideation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r)
表4. 大学生心理弹性、自杀意念与负面评价恐惧的相关系数(r)
注：**代表P < 0.01。
3、评价恐惧在心理弹性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心理弹性作为自变量，负面评价恐惧是中介变量，自杀意念是因变量，采用温忠麟等人(200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检验，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表5可知，第一、二、三步检验均显著。其中在第一步，以心理弹性为自变量，在对自杀意念的回归分析中，整个方差的解释力只有9.80%；而在第三步，心理弹性与负面评价恐惧同时作为自变量，在对自杀意念的回归分析中，整个方程的解释力提升到了11.60%。进一步检验c’ = 0.102，显著性P < 0.01，因此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为Effect M = ab/c = 0.1387 (13.87%)。模型如图1，模型拟合系数良好，X2/df = 2.37，CFI = 0.94，TLI = 0.93，RMSEA = 0.07。
Table 5.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s a mediator be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uicidal ideation
表5. 负面评价恐惧在心理弹性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检验
注：**代表P < 0.01，***代表P < 0.001。
Figure 1. Partial mediation path map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uicidal ideation
图1. 负面评价恐惧在心理弹性与自杀意念的部分中介作用路径图
4. 讨论
(一) 修订后评价恐惧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在研究1中，对修订后的评价恐惧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负面评价恐惧维度原题目具有较好的结构，可以不做修改，说明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在经过本土化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具有相同的结构。然而，在正面评价恐惧量表中，有三个项目因存在多重载荷而被删去，本研究根据认知模型理论对评价恐惧的理解新加入的题项“有时候即使有人夸赞我，我也会认为我根本不如他说的那么好”具有好的结构和信效度。删去的三个项目如“如果我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好，我会怀疑自己是否表现得过于突出了”是Weeks借鉴社会等级动力学的思想加入的题项。社会等级动力学认为，社交焦虑个体当自己表现出色时，虽然获得了正面的评价，但是害怕来自“被挤出等级排列”的人的报复。在本研究中，与社会等级动力学相关的项目被删除，可能是由于大学校园对于大学生来说具有较小的竞争压力与等级排列，大学即不存在高中时期的成绩排名，也不存在公司中的利益斗争，相对而言还是一个“象牙塔”。因此，依据社会等级学理论编制的正面评价恐惧题项可能不适用于大学生群体。此外，本研究补充的题项“有时候即使有人夸赞我，我也会认为我根本不如他说的那么好”依据认知模型理论编制。由于负面评价恐惧由预期、苦恼和回避三部分相当于人的心理的“知情意”三部分构成，而正面评价恐惧中缺少认知的成分，因此加入的题项对这一成分进行了补充，结果也验证了评价恐惧的认知行为模型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较为符合。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量表结构良好。本研究将正面评价恐惧量表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合成为一个量表，并认为建立在大学生群体中是适用的。首先，本研究修订评价恐惧的量表的依据是认知行为模型理论，因此正面维度和负面维度在理论构建上可以说具有相同的结构；其次，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因此可以将两个量表合成评价恐惧量表。评价恐惧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说明其该量表稳定性和可靠性较好，可以推广到大学生群体。
(二) 大学生心理弹性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负相关
在研究2中，心理弹性、负面评价恐惧和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心理弹性和负面评价恐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证明了研究2的假设，说明具有较高心理弹性的个体表现出较低的负面评价恐惧，即对困境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个体对负面评价的恐惧程度也相对较低，这一结果为负向评价恐惧在心理弹性与自杀意念间的中介作用检验提供了依据。
(三) 负面评价恐惧在大学生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研究2使用了回归分析与建构结构方程相结合的方法对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因采取Ledgerwood和Shrout (2011)的建议，使用两步分析策略先用显变量分步回归分析中介效应，第二步用Mplus建模估计中介效应，使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分步回归分析中，结果发现出负面评价恐惧在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个结果可能是由于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的形成影响的因素较多，受到负面评价而自杀的事件仅仅是其中之一，可能还有其他例如父母关系不佳等一些无法适应的情况都与心理弹性有关。今后的研究可以对这些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内在机制的探讨。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指数，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可以说明负面评价恐惧在大学生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困境中，良好的恢复适应能力通过影响个体对负面评价的感受强弱，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回避行为来影响自杀行为。面对困境具有良好的恢复适应能力的人对别人的否定和批评不会感到十分痛苦，并且不会由于别人的批评而全面否认自己进而导致自杀行为。因此，在自杀行为的干预中，学校可以加强在学生如何正确理智对待负面、否定评价的教育指导。
(四) 研究的创新、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修订了评价恐惧量表，丰富了国内研究评价恐惧的测量工具，并扩展了使用群体，使评价恐惧量表本土化并进行创新。此外，本研究发现心理弹性与负面评价恐惧之间的相关关系，负面评价恐惧在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中发挥中介作用，为有关自杀意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在教育领域中，也为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支持。
大学生处于学生阶段，相对比较稚嫩，来自家长和老师的关注与呵护可能不如高中时期那么密切，其心理适应能力仍在发展。由本研究可以表明，在今后的教育中，对于教师来说要“因材施教”，正确评估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慎重运用负面评价方式，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
其次，在教育中也应意识到学校应该加强学生面负面评价时抗挫折能力的培养。受到否定时如何正确的看待批评，改进自我的教育应当加强，可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和团体心理辅导提高大学生自我心理调节的技能，增强心理弹性，降低遇到负面评价时产生自杀意念的机率。同时各学校应加强心理辅导咨询的建设，加大对心理老师数量和心理咨询室的投入，使学校心理辅导与疏导更加的专业和完善，使学生心理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就可以有效的降低学生的自杀意愿，将自杀行为遏制在萌芽中。在各个心理敏感阶段，如考试前，考试出成绩后，放假回校后等都是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时期，及时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本研究还存在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样本量不是特别大，在未来可以扩大样本量与地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本研究没有严格的控制好人口统计学变量，今后的研究可以通过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使研究更加严谨。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的其他可能因素入手，探讨其他中介作用是否存在，丰富心理弹性对自杀方面的研究；另外，可以从验证理论的角度入手，探讨心理弹性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是否可以由认知行为模型解释；最后，可以进一步扩展评价恐惧量表的被试群体，丰富国内评价恐惧的测量工具，为以后研究负面评价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