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是高校心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周华，2018)，个体的消极情绪水平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负性生活事件是大学生主要的压力源，包括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就业压力等，对大学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产生有着显著影响(高素华，2018)，大学生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越频繁，程度越严重，体验到的消极情绪越多，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夏慧铃&马智群，2018)。然而，压力事件无处不在，如何提高大学生面对压力时的信心，提高抗压力的能力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
心理危机脆弱性是指个体容易发生心理危机的易感性水平，包括挑战力、应对力、支持力和恢复力四个方面，从内外环境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来评估个体的面对压力的能力。心理危机脆弱性可以有效反映个体对心理危机(如发展危机、适应性危机、境遇性危机等)的抗挫折能力，从而避免或减轻负性情绪的产生(郭静，王瑛，宋玉萍等，2018)，常常被作为心理预警的关键指标之一，面对负性事件发生时，高心理危机脆弱性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不幸福感，体验到消极情绪(管晓琴，朱伟，&王望峥，2017)。心理危机脆弱性水平越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故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学生遇到负性事件时，心理危机脆弱性在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降低消极情绪体验方面如何起作用的？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在2018年12月对山东某医学院校大学生进行问卷施测，收集到有效数据431份，其中男生174人，女生257人；平均年龄(19.02 ± 1.22)岁；独生子女169人，非独生子女261人；大学生生源地：城市214人，农村217人。
2.2. 方法
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刘贤臣，刘连启，杨杰等，1977)，量表共27个题项，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6个方面的负性生活事件。量表采用5级评分，生活事件总应激值为各项事件评分之和，适用于中学生、大学生生活应激事件的评定，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为0.911。
2) 心理危机脆弱性量表(郭静，王瑛，季丽丽等，2018)，整个量表由22个项目组成，包括挑战力、应对力、支持力、恢复力4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五个选项，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更容易出现心理危机。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38。
3)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王征宇，1984)，本研究仅抽取焦虑、抑郁两个维度的所有题目，共23题，采用 5 级评分，分别表示症状从“无”到“严重”五个选项，用于个体消极情绪的评估。抑郁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09，焦虑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24。
2.3. 统计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1.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采用AMOS 24.0进行结构方程检验，以p小于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负性生活事件、心理危机脆弱性及消极情绪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首先对样本进行正态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然后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危机脆弱性、消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危机脆弱性与消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ous variables and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n = 43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n = 431)
注：*p < 0.05,**p < 0.01下同。
3.2. 心理危机脆弱性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温忠麟的中介检验程序(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2004)，将负性生活事件作为自变量，消极情绪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能正向预测消极情绪。然后，将负性生活事件作为自变量，以心理危机脆弱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能正向预测心理危机脆弱性。最后，将消极情绪作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将负性生活事件得分放入第一层自变量栏，将心理危机脆弱性放入第二层自变量栏，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能正向预测消极情绪，心理危机脆弱性能正向预测消极情绪，说明心理危机脆弱性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2)。
Table 2.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vulnerability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negative emotions
表2. 心理危机脆弱性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3.3.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
采用Anderson等人的建议(Anderson & Gerbing, 1988)，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建立以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心理危机脆弱为中介变量消极情绪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关于模型评价中各拟合指数的一般标准为：绝对拟合指数χ2/df值在2.0至5.0之间可以接受模型；增值拟合指数，如CFI、IFI等，一般大于0.90为可以接受模型；RMSEA值大于0.10表示拟合不良，结果表明χ2/df = 4.242，IFI = 0.936，TLI = 0.917，CFI = 0.911，RMSEA = 0.087说明测量模型拟合良好，可以接受本模型。
Figure 1. The mediation model of vulnerability to psychological crisis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negative emotions
图1. 心理危机脆弱性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模型
4. 讨论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消极情绪与负性生活事件、心理危机脆弱性呈显著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危机脆弱性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学生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心理危机脆弱性水平越高，体验到的消极情绪越多，这与吴素梅等人的研究一致(吴素梅&沁嶷，2013)。面对同一负性生活事件，心理危机脆弱性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受到负性事件的威胁，体验到焦虑抑郁情绪，影响心理健康状态(周虹，聂衍刚，&张萍萍，2010)。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心理危机脆弱性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情绪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说明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危机脆弱性，进而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消极情绪水平，大学生发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频率和严重度越高，会导致心理危机脆弱性水平的升高，这与李俊芝的研究一致(李俊芝，2015)。
心理危机脆弱性关系着大学生面对、应对、解决危机的能力以及事后恢复的心理素质(Satici, 2016)，心理危机脆弱性越高，个体的消极体验越多。因而在面对负向生活事件发生时，高心理危机脆弱性的大学生，因各方面能力不足，难以善用自身资源来应对负性事件，具有畏难心理，因而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影响心理健康状态，而低心理危机脆弱性的医学生，更具挑战心态，把遭遇的负性事件看做是一种挑战而非威胁，善用各种资源来应对困难，对负性事件带来的不平衡心理也更容易得到恢复，因而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更少，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因此，作为危机预防的重要指标之一，心理危机脆弱性可以有效正向预测大学生消极情绪水平，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郭静，王瑛，宋玉萍等，2018)。
综上所述，负性生活事件预测消极情绪的中介模型成立，即负性生活事件可通过心理危机脆弱性预测消极情绪，这一结果是对前人关于负性生活事件与情绪的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大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应发挥心理危机脆弱性对消极情绪的预警作用，预防心理危机的出现。
基金项目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16GM05)；“健康山东”重大社会风险预测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项目(XT140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