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1.1. 亲职压力与社会支持
亲职压力(parenting stress)是指父亲或母亲在履行各自的角色及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由于自己的人格特点、孩子的人格特点、不和谐的亲子互动关系或者由于家庭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其亲子系统内所体验到的压力(Abidin, 1990；郝金莲，等, 2014)。它包括三个维度：亲职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他指出，在亲子系统中，当父母的压力过大，不能得到有效疏泄时，可能会引发父母亲职功能失调，最终将造成家庭压力与危机。在国内，许多学者做过有关亲职压力的研究，虽然对亲职压力有不太相同的解读，但都一致提出亲职压力包含以下因素：子女特质以及亲子互动的影响、父母角色的体验及压力感受。近十年以来，国内对于亲职压力的研究不断增加，但主要围绕着特殊儿童父母而展开；其次由于孩子的主要照看者为母亲，因此以母亲为研究对象的亲职压力研究也有很多(任文香，1995)，当然也不乏对父母双方的亲职压力探究(陈若琳 & 李青松，2001)。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主妇比职业女性体验到的亲职压力更高(任文香，1995；游淑芬，1992；林千惠，2006)。但也有研究发现已婚中学女教师的亲职压力感受也较大(陈思颖，2002)。处于高水平亲职压力的家长，负面感受发生的频率会增加(Crnic, Gaze, & Hoffman, 2005)，如焦虑、忧愁、抑郁、身体不舒服等，以致于亲职功能不协调和不协调的亲子互动增加，最后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Emerson, 2003; Hastings, 2003)。
社会支持是那些可以依靠，并且让我们感受到关心、尊重和爱的人们的存在，有利于促进个体积极改变与发展，并成为压力的缓冲器(Sarason et al., 1983)。为人父母本身就会遇到各种压力，比如子女的问题、婚姻关系满意度、父母角色胜任度、有无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等，这些都是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时需要承受的压力(吴佳玲，2007)。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少，越能有效地预测其消极和焦虑情绪(Telleen, Herzog, & Kilbane, 1989; Tupes & Christal, 1961; Boyd, 2002)，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越多，感受到的压力水平越低(Duvdevany & Abboud, 2003)。研究发现亲职压力各维度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关文军，颜廷睿， & 邓猛，2015)，父母获取的社会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压力(Crnic & Booth, 1991)，社会支持有利于人们身心的健康发展，可以有效地预测家长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及积极情感，且能消解个体部分的生活压力，降低残疾儿童家长的亲职压力(贺寨平，2001)。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我们，要提升儿童家长的生活质量水平，最根本的是通过各种方法降低儿童家长的亲职压力，如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李静 & 王雁，2012)。
1.2. 社会支持与人格特点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模式，是应对资源中最为稳定的心理资源，是与人的情绪、行为联系最紧密的内在心理特质，具有社会性、独特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的基本特征，决定人对现实事物的基本态度及其反应方式(彭聃玲，2004；Burger等, 2004)。有研究发现，人格特点是影响社会支持的要素之一。人格特点与社会支持存在密切关系，拥有不同人格特点的个体对社会支持的评价和利用也不同。刘玉新指出，人格特点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和简单主效应均显著(刘玉新等，2005)。人格特点中的尽责性和开放性对主观支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人格特点中的尽责性对客观支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李文道，邹泓，& 赵霞，2005)。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成员社会行为。通常外倾性高的个体可以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因为他们善于社交，能够结交许多朋友，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社会支持(Lu, 1995)。
1.3. 亲职压力、人格特点和社会支持的关系
人格特点决定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行为和态度反应方式，它不仅会对亲职压力产生影响，也会影响社会支持。情绪稳定、性格外向的家长容易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而这类家长的亲职压力水平较低(李媛，方建群，马欣荣，赵彩萍，& 张朝霞，2011；李媛，2012)。临床心理学家Abidin (1986)于1986年提出了亲职压力的模型，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社会支持和人格因素均会影响亲职压力。已有的研究发现，人格特点中的神经质因子与社会支持存在负向相关关系，低神经质个体的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更高，总体的幸福感也更高(刘晓芹，2015)。神经质倾向的个体容易在社交中敏感，获取较少的社会支持(孙玮玮 & 胡瑜，2018)。而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应激反应的重要资源，能够有效地缓解个体的压力、改善情绪和精神状态，提高生活质量(江虹，谢经汤，丁娟，雷震，& 潘芳，2014)。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点、社会支持和亲职压力存在相关关系，人格特点中的神经质会影响个体社会支持的获取，社会支持高低又会影响亲职压力水平。因此，本研究拟假设：幼儿父母的人格特点、社会支持和亲职压力三者存在相关关系，社会支持在幼儿父母人格特点中神经质因子和亲职压力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湖北某地区三家幼儿园随机发放367份问卷，共回收325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318份，回收率为88.56%，有效率为86.65%。在调查的318名幼儿(3~7岁)父母中男女比例为1:1.07，年龄主要集中在在27~36岁之间：其中27~31岁之间人数占40.6%；其31~36岁之间人数占23.0%，可见幼儿父母大多集中在80后。就文化程度方面看来，幼儿父母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或中专及初中，及初中以下，被调查的幼儿父母大多数处于就业状态。幼儿父母来自于城镇比例为35.2%，农村比例为64.8%。这与我国整体结构大体相符。被调查者中有97.2%的婚姻状况为已婚，家庭类型为主干家庭最多，占总人数的52.2%，其次为核心家庭，所占比例为40.3%。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parenting pressure
图1. 亲职压力理论模型
2.2. 研究材料
2.2.1. 亲职压力简表
对亲职压力的测量采用任文香在1995年翻译Abidin所编制的亲职压力简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 PSI-SF)，此量表共有三个分量表，分别为亲职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困难儿童。本量表采用Likert五级评分，幼儿父母根据量表条目里描述的情况来判断自己或者孩子的情况是否相符来作答。从“非常同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别计分为5、4、3、2、1分，每个维度总分均为60分，总分为180分，按亲职压力总分将亲职压力划分为不同水平：≤85分为正常水平，86~90分为临界高水平，91~98分为高水平，≥99分为非常高水平。该量表中用来评价被调查者的防御方应程度的题目是1、2、3、7、8、9、11题，若这7道题求和之后的得分小于等于10分，将予以剔除。本研究中亲职压力量表的Cronbach α值为0.947，可见该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2. 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肖水源&杨德森(1987)的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此量表采用的是多轴评价法，一共有十个条目和三个维度，三个维度分别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总分相加之和即为社会支持的总分，反映了被测者社会支持的总体情况。本研究中，社会支持量表的Cronbach α值为0.739，可见该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3. 人格特点量表
本研究中对人格的测量采用的是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sion, CBF-PI-B)，它包含40道题目，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6~0.81之间，重测信度(间隔10周后)在0.67~0.74之间，因子之间的结构比较清晰，可解释总变异的43.49%，与完整版的CBF-PI的会聚效度在0.85以上，可见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用于相关研究(王孟成，戴晓阳，& 姚树桥，2010；2011)。依据“大五”人格结构模型，其5个维度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故计算总分和报告全量表的α系数和分半信度是不恰当的，也没有意义(罗杰 & 戴晓阳，2011)。本研究中，大五人格表量表的Cronbach α值在0.582~0.733，可见该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3. 研究过程
本研究问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由研究者当场发放、当场收回。首先由研究者向幼儿园园长、老师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在征得幼儿园园长同意的前提下，以班级为单位，要求各班负责的老师记住统一的指导语，在各班老师的协助下向家长们说明本研究的填写方式与填写要求，让父亲或母亲填写问卷，最后收回所有问卷。将回收的问卷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幼儿父母亲职压力、社会支持与人格特点的情况
通过对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参与问卷调查的父母中有42.5%的父母的亲职压力处于正常水平，11.6%的父母处于临界高水平，16.0%的父母处于高水平，29.9%的父母处于非常高水平。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总分及各个维度情况见表1，结果表明这318名幼儿父母的三个维度得分中亲子互动失调维度得分最低，亲职愁苦维度得分最高(32.82 ± 7.468)。这提示我们应该关注幼儿父母的心理健康，帮助亲子良性沟通，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与帮助来缓解他们的亲职压力，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和幸福家庭的营造。
Table 1. Total scores and dimensions of parenting pressure of children’s parents
表1. 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总分及各维度情况
对幼儿父母社会支持量表得分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研究发现，幼儿父母主观支持得分最高，所能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最多，所接受到的实际支持次之，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最少。
Table 2. Results of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of young children’s parents
表2. 幼儿父母的社会支持量表统计结果
对幼儿父母人格特点进行问卷调查，各个维度得分结果见表3，结果发现神经质维度得分最低，尽责性和宜人性得分较高，开放性和外倾性次之。神经质反映的是个体情绪调节过程、个体体验消极情绪的倾向和情绪不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被研究的幼儿家长较少烦恼和情绪化，比较平静，情绪比较稳定。
Table 3.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of children’s parent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表3. 幼儿父母人格特点各维度得分情况
3.2. 幼儿父母的社会支持、亲职压力和人格特点的相关分析
对幼儿家长的社会支持、亲职压力和人格特点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如表4所示，幼儿父母在社会支持总量表与亲职压力总量表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20, p < 0.01)，社会支持量表总分、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亲职愁苦总分及分维度显著负相关(P < 0.01)，客观支持与亲职愁苦显著负相关(P < 0.01)。幼儿家长的亲职压力总分与人格特点的分维度神经质(r = 0.317, P < 0.01)和尽责性(r = −0.115, P < 0.05)显著相关；此外，亲职压力分量表也与人格特点的分维度存在显著相关。幼儿父母的社会支持与人格特点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幼儿父母的社会支持总量表与大五人格特点分维度呈显著相关(p < 0.01)。其中社会支持总量表与神经质(r = −0.233, p < 0.01)存显著负相关，与尽责性(r = 0.142, p < 0.05)、宜人性(r = 0.237, p < 0.01)、开放性(r = 0.170, p < 0.01)和外倾性(r = 0.149,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由此可见，社会支持与亲职压力和神经质存在相关，社会支持是否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renting stress with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表4. 幼儿父母亲职压力与社会支持和人格特点的相关分析
注：*代表P < 0.05，**表示P < 0.01。
3.3. 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和人格特点中神经质因子存在显著相关，为了检验社会支持是否在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和“大五”人格特点中神经质因子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本研究使用温忠麟、张雷等人(2004)提出“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法”对社会支持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以亲职压力总分为因变量，放入社会支持总分和神经质(N)两变量的回归方程中，社会支持总分和神经质(N)联合解释变异量11.2%，达到最大，高于其他回归方程的解释率，所以这个方程的拟合优度最高。本研究首先对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以神经质为自变量，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亲职压力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由表5可见，每一步回归系数都显著(P < 0.05)，总效应、中介效应、间接效应达到显著值，其中c = 1.219，a = −0.228，b = −0.523，中介效应解释了自变量2.3%的方差，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effectm = ab/c = (−0.228) × (−0.523)/1.219 = 9.8%。由此可知社会支持在亲职压力和神经质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中介模型见图2。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of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表5.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表
注：*代表P < 0.05，表示P < 0.01。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parenting stres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图2. 社会支持对幼儿父母亲职压力和人格特点的中介作用模型
4. 讨论
4.1. 幼儿父母亲职压力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水平集中在较高水平。有研究指出，父母亲压力越高，对孩子进行心理攻击或体罚的行为就越多，从而会导致孩子更多的问题行为，并且通过追踪研究发现父母的亲职压力对其实施心理攻击和体罚有显著预测作用(刘莉，2012)，父母亲职压力能也预测下一年男孩儿童问题行为(蔺秀云等，2015)。本研究中，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总分大多大于90分，这提示我省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普遍较高，需要给予他们更多专业的有关育儿与家庭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以缓解他们的亲职愁苦感受，减轻其亲职压力，从而可以有效预防儿童的问题行为。
4.2. 幼儿父母亲职压力与社会支持、人格特点的相关关系
关于幼儿父母亲职压力、社会支持与人格特点三者的关系研究在国内很少见到，多数考虑的是社会支持与人格特点关系或者亲职压力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看来，幼儿父母亲职压力与社会支持、人格特点分维度神经质和尽责性因子显著相关，表明这三者之间关系存在着相关关系。幼儿父母社会支持总分与亲职压力总分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即幼儿父母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亲职压力越低(单静娴，2014)。本研究结果也发现，幼儿父母亲职压力与人格特点维度中神经质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与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呈显著负相关。根据大五人格研究理论：神经质反映个体情感调节过程、个体体验消极情绪的倾向和情绪不稳定性。神经质维度得分低的人倾向于较少烦恼，较少情绪化，比较平静；开放性的人容易获得更多的主观支持。神经质得分越高，亲职压力水平也越高，这提醒我们应该给予幼儿父母更多的实际支持，增加他们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和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以缓解或减轻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
4.3. 幼儿父母人格特点中神经质、社会支持对亲职压力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幼儿父母亲职压力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人格特点中神经质、尽责性和社会支持是影响亲职压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社会支持中介作用的验证，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模型，人格特点中神经质因子以社会支持为中介间接影响亲职压力，可解释变异的11.2%。这说明情绪稳定、责任感强、随和、追求新事物和外向的幼儿父母，社会支持越多，而且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社会支持资源的父母，亲职压力越低。具有高社会支持的父母，处于高亲职压力时，能够善于利用自己拥有的各种外部支持资源来应对压力。因此，社会可以为幼儿父母营造一个较好的人际交往环境和心理环境，促进父母提高社会支持利用度，使幼儿父母在面对压力时能合理应对，降低其亲职压力水平，进而提高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4.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是以湖北省某地区的幼儿父母进行施测，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其他省市的幼儿父母进行调查了解，以验证本研究结论；本研究以量化研究为主，并没有深入了解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状况。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采取质化研究的方式，如访谈法，以进一步了解幼儿父母的亲职压力、社会支持与人格特点各维度的关系。本研究采取的是横断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行纵向研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对个体进行追踪，对其心理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找出影响父母亲职压力的其他原因。
5. 结论
大部分父母的亲职压力水平都偏高，幼儿父母的社会支持对其亲职压力起负向预测作用，人格特点中的神经质因子对其亲职压力起正向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在幼儿父母人格特点中的神经质和亲职压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