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学时期是发展人际交往能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思想变得十分活跃,同时他们也十分敏感和脆弱。国内一些研究对不同地区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约有16%的大学生曾经体验过强烈的社交焦虑,学校心理咨询室的来访者中所反应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与人际交往相关(付梅,葛明贵,&桑青松,2005;彭纯子,2001)。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因素有很多,焦虑障碍的认知模型则假设认知过程是维持焦虑障碍的决定性因素(Mathews, 2012)。
焦虑的人会将模棱两可的信息解释为威胁,而对这种解释偏见又维持了他们的焦虑情绪。解释偏向是个体对自己所处情景的解释具有的倾向性。Hirsh将解释偏向分为两个方面,一是“on-line”解释,称之“即时”或“在线”解释,指的是个体对事件的快速的反应(Vasey, Dalgleish, & Silverman, 2003),通常通过反应时的任务来测量。第二种是“off-line”解释,称之为“延时”或“离线”解释,指的是根据经验,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而得出的解释,采用的测量方式通常是问卷调查法(Hirsch & Mathews, 2000)。
以往许多研究都表明,社交焦虑个体对社交情景存在消极的延时解释倾向。一项研究让高社交焦虑和低社交焦虑的被试观看一幅描述第一次约会的图片,图片里面包括各种模糊情景,结果发现高社交焦虑的被试更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来解释模糊的图片情景(Constans, Penn, Ihen, & Hope, 1999)。我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倾向于对社交情境做消极的解释(秦亚平,2013)。In-Albon等人将被试扩展到临床领域,让焦虑障碍者,强迫症患者和非焦虑被试阅读一系列模糊的社交情景故事,结果发现社交焦虑患者比非焦虑者更容易将模糊情景判断为消极(In-Albon, Dubi, Rapee, & Schneider, 2009)。词句联想范式实验研究也发现社交焦虑个体缺少积极解释,有更多消极解释的认同(Beard & Amir, 2009)。
然而,社交焦虑人群对人际交往情景的解释倾向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例如一项研究采用不同类型的图片刺激对社交焦虑和非焦虑的儿童进行测试,结果没有发现解释偏向,社交焦虑的孩子并没有用更加负面的方式来理解模棱两可的人际交往图片,并对所有图片类型的反应也没有差异(In-Albon, Klein, Rinck, & Becker, 2008)。Eysenck等人为了增加生态效度,将同音异义范式中的材料改成意思含糊的句子,这些句子可能有友好、敌意、中性三种解释,之后改成明确的友好、中性和敌意的句子,让被试评定哪些句子和原来听到的一样,结果发现,焦虑组被试没有表现出对任何一种句子的解释偏向性(Eysenck, Mogg, May, Richards, & Mathews, 1991)。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社交焦虑被试是否存在解释偏向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每个研究针对的被试样本差异、实验材料适用性差异还有被试焦虑水平差异等原因。目前针对大学生的即时解释偏见的相关研究大都采用书面语言的形式呈现刺激,缺乏生态效度,或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测试的只是延时解释偏向。本研究则更加全面地对社交焦虑个体的解释偏见进行研究,包括即时解释偏向和延时解释偏向的研究。同时要将生态效度考虑到实验设计中去,这样实验结论就能更好地用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并且更好地为干预和治疗提供理论支持。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筛选
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在福建某大学中对356人进行“交往焦虑量表(IAS)”的问卷调查,剔除做题时长超过平均值上下两个标准差、数据不完整以及没有联系方式的数据,最后余下296个被试数据。从中选取得分最高和最低的15%的被试分别作为高社交焦虑组和低社交焦虑组,最后参与实验的有效被试是53名大学生。其中男生28名,女生25名。被试均为右利手。
2.2. 研究工具
2.2.1. 交往焦虑量表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该量表一共15个条目,包括11道正向计分题,4道反向计分题(Leary, 1983)。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交往焦虑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2.2. 延时解释偏向:意图评定量表
本研究参考了前人的模糊故事范式(Mathews & Mackintosh, 2000; Miers, Blöte, Bögels, & Westenberg, 2008),首先编写了17个与大学生活相关的模糊的社交情景故事,例如:“你参加一次演讲比赛,但是当你的演讲进行到一半时,底下的观众开始发出笑声”。然后让60名大学生对编写的社交情景故事在生活中出现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敌意进行判断。出现的可能性按照1~5的五级评分法(1代表不可能发生,5代表极有可能发生)来进行评价。对情景是否敌意的理解采用开放式的问题,如“你认为他/她为什么这么做?”,最后根据被试的回答来进行编码,将被试的回答分为友好解释和敌意解释两种情况,被试是哪种解释则在该解释上积一分。敌意的解释指有目的地试图制造伤害、不考虑他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反应,对他人有敌意、讽刺或者看不起的想法,或者心理或行为上对他人排斥或回避的描述,如“他在嘲笑我,”“我出丑了”“认为我会帮倒忙”;友好的解释指认为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是亲社会的意图或者只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如“他真的很忙”“他故意冷落我,之后会有惊喜”;如果被试有不止一个反应,那么则记录最具有敌意的一个解释。最后选取发生可能性的平均分大于3.5分且友好和敌意解释的比值在0.3~0.7之间的题目,一共选出8道题目,组成意图评定量表。
2.2.3. 即时解释偏向的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参考相关范式并进行改进(王益文,黄亮,张振,宋娟,&白丽英,2014),通过两张图片先后呈现在电脑屏幕上,让被试产生照片中的人物的动作在变化的感觉,让被试在屏幕上出现第2张照片时先去思考两个人在图片中的互动的动机,然后根据所做的判断尽可能快地做相应的按键反应。图片分为3种类型:第1种呈现的是两人友好互动的情景,例如两人互相搭着肩(图1A);第2种呈现的是两个人互相攻击对方的场景, 例如两个人互相揪头发(如图1);第3种呈现的观察者不能判断图片中的人物的互动是否友好,例如一个人手扬起接近对方头部,可能是两人友好地摸头,也有可能是在打对方的头。

Figure 1. Interactive intention picture material
图1. 互动意图图片材料
以上的三种条件分别在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中各拍摄了30组照片,三种条件共180组照片。所有图片像素和大小均一致。照片拍摄完成后,选取186名在校大学生(男110人,女76人,年龄为19~23岁)对三种条件下的每组的第二张图片进行评定,评定选项为:友好意图,敌意意图,互动意图不清。最后选出 > 80%的人评定为友好意图的图片作为友好意图材料;>80%的人选定为敌意意图的图片作为敌意意图材料;模糊意图的图片有两类,一是有50%以上的人选择为互动意图不清,二是友好、敌意、互动意图不清的选择人数各占30%~40%的图片;最后选出友好、攻击和模糊意图图片各30组(男生15组,女生15组),一共90组图片。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2.3.1.
程序
延时解释偏向的研究程序:让被试填写意图评定量表,之后将数据进行编码、分析。
即时解释偏向的研究程序:先呈现指导语,被试按enter键后进入实验,每个试次为先呈现一个“+”,时间为500 ms,随后自动呈现一个准备动作的启动图片,呈现时间为1000 ms,之后启动图片自动消失,呈现一个互动图片,被试需要思考启动图片和互动图片之间的内在关系,根据自己的解释尽快做出判断并按键反应,直到被试做出反应之后再进入下一个试次。实验前“友好”“敌意”的图标已经贴在相应的按键处以便减少被试思考的时间(友好按数字1,敌意按数字2)。
2.3.2.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PSS16.0录入和分析。延时反应的数据是将被试数据进行友好、敌意解释的编码,最后统计出每种解释的数量。即时反应的数据在导入SPSS16.0之前通过E-prime1.1做过基本处理,剔除错误按键反应的反应时,将长于3000 ms的反应时计作3000 ms,将短于300 ms的反应时计作300 ms。
3. 结果与分析
3.1. 被试在交往焦虑量表(IAS)上的得分和性别差异分析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 analysis of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 (IAS) scores
表1. 被试在交往焦虑量表(IAS)上得分的性别差异分析(M ± SD)
注:*p < 0.05; **p < 0.01 (下同)。
表1结果显示,高社交焦虑组和低社交焦虑组在IAS量表上的得分差异显著,高分组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大学生被试中,女生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比男生高。
3.2. 延时解释偏向的差异分析
3.2.1. 不同焦虑水平大学对模糊社交情景意图延时解释的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in delayed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social scenarios intention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social anxiety levels (M ± SD)
表2. 不同社交焦虑水平被试对模糊社交情景意图延时解释的差异(M ± SD)
表2的结果表明,低分组对模糊社交情景有更多的友好解释,但是差异不显著;高分组有更多的敌意解释,但是差异不显著。
3.2.2.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模糊社交情景延时解释的性别差异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 in delayed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social scenarios intention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social anxiety levels (M ± SD)
表3.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模糊社交情景延时解释的性别差异(M ± SD)
注:高分组男生16人,低分组男生12人,高分组女生14人,低分组女生11人(下同)。
表3结果表明,高社交焦虑大学生对模糊社交情景的延时解释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女生的敌意解释显著比男生多,女生的友好解释显著比男生少。低社交焦虑大学生对模糊社交情景的延时解释不存在性别差异。
3.3. 即时解释偏向的差异分析
3.3.1.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模糊图片意图判断的正确率、反应时的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in accuracy and reaction time of high and low social anxiety subjects in judging the intention of ambiguous pictures
表4. 高、低社交焦虑被试对模糊图片意图判断的正确率、反应时差异(M ± SD)
表4的结果表明,高、低社交焦虑组将模糊意图图片的判断为友好意图和敌意意图的正确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3.3.2.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友好和敌意图片正确率和反应时的性别差异
高、低社交焦虑水平被试将模糊图片判断为友好意图和敌意意图的正确率均不存在性别差异(ps > 0.05)。表5表明,高社交焦虑女生对友好意图图片、敌意意图图片的反应比男生快;低社交焦虑男生对友好意图图片、敌意意图图片的反应比女生快。

Table 5. Gender differences of reaction time in responding to friendly pictures and hostile pictures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anxiety levels (M ± SD)
表5. 不同焦虑水平被试对友好和敌意图片反应时的性别差异(M ± SD)
注:高分组男生16人,低分组男生12人,高分组女生14人,低分组女生11人。
4. 讨论
4.1. 社交焦虑大学生延时解释偏向的特点
通过意图评定量表的测量表明,低社交焦虑组被试对模糊的社交情景有更多的友好解释,但是与高社交焦虑组的差异不显著;高社交焦虑组有更多的敌意解释,但是同样差异不显著。这说明不同社交焦虑水平大学生在模糊社交情境下对他人的意图延时解释不存在显著差异。本实验结果与秦亚萍等实验所得的结果不同(In-Albon et al., 2009;秦亚平,2013)。虽然许多实验都证明社交焦虑个体对模糊的社交情景存在延时的消极解释偏向,但是仍然不能忽视了样本的差异性导致结果的不同,比如Kanai用模糊社交情景作为实验的材料,让被试对情景做开放性的解释,发现高社交焦虑者在模糊社交情景中对他人行为进行解释时,高社交焦虑组和低社交焦虑组并无差异(Kanai, Sasagawa, Chen, Shimada, & Sakano, 2010),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由于本研究选取的被试都是大一的学生,他们进入一个新环境原本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不仅仅来自于社交,而是对未知生活的担忧和不知如何进行规划的迷茫,这种焦虑常常会导致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变得消极,从而影响到人际交往,而并非是因为对他人的意图理解地更消极导致。实验中也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可能影响到实验结果,从实验范式来看,延时解释的模糊故事范式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判断,被试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更符合社会大众所赞许的更积极的方式做出判断,因此也会削弱被试的消极解释,影响到实验结果(李涛&冯菲,2013)。从被试类型来看,有学者认为模糊故事范式在焦虑障碍者中得到的结果更为稳定,延时解释偏向与焦虑的强度是正相关关系,所以被试差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Yiend, 2004)。
4.2. 社交焦虑大学生即时解释偏向的特点
研究结果发现高社交焦虑和低社交焦虑被试对模糊意图图片判断为友好和敌意意图的正确率没有差异;高、低社交焦虑被试对友好和敌意图片的反应时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不同社交焦虑大学生对他人意图的即时解释不存在显著差异。Beard和Amir使用词句联想范式对被试进行实验,结果显示社交焦虑这对这些情景有更多的消极解释,而且比非社交焦虑者缺少积极解释(Beard & Amir, 2009),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不同。但在In-Albon的强迫选择的实验中,选择不同类型的图片材料对社交焦虑和非社交焦虑儿童进行测试,结果没有发现社交恐惧症的孩子比无焦虑的孩子用更加消极的方式解释模棱两可的社交图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选取的图片不够模糊、提供的选项不够个性化、被试对威胁的认知特点以及测量范式的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本身社交焦虑者是否存在即时解释偏见还有待进一步探讨(In-Albon et al., 2009)。然而,本研究和Albon的实验相对于Beard更完善的地方在于有更好的生态效度,使用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更容易唤起与被试在生活情境中的相似的情绪。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图片的制作难度较高,图片情境中的意图是否足够模糊,图片中模糊意图行为的丰富性同样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
4.3. 社交焦虑大学生解释偏向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女性社交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研究结果也发现女性的社交焦虑水平比男性高(Crick & Ladd, 1993;万灵,2007),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是相一致的。在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被试中,女性存在延时解释偏向和即时解释偏向,同时高社交焦虑女性对模糊的社交情景也缺乏友好的解释。这可能是由于现代社会,男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女性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不再只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为主导,因此女性也承担了很多成功的压力,而现代社会是所谓的“人情社会”,必须要建立很多的“关系”来促成许多事,同时女性原本就更加敏感,容易比男性觉察到更多变化并且想得更多,因此女性会容易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社交中体验到自信不足的感受, 相比于男性来说,女生在社交情景中更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断,更加关注他人消极的评价。
5. 结论
1) 不同社交焦虑水平大学生在模糊社交情境下对他人意图的延时解释和即时解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2) 高社交焦虑大学生的解释偏向存在性别差异,在延时解释中,女生对模糊社交情景的敌意解释显著比男生多,女生的友好解释显著比男生少;在即时解释中,高社交焦虑女生对友好意图、敌意意图的反应比男生快,但是对模糊图片的意图解释无性别差异。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编号:FJJKCGZ16-220):大学生社交焦虑团体干预课程的开发、应用与实验研究。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