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石黑一雄是一位日裔英国小说家，自他开始写作以来，就倍受关注。他凭借《长日将尽》获得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布克奖”；2017年，又凭借《被掩埋的巨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界为数不多的手握两项权威大奖的作家。石黑一雄以其优秀的创作才华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文文坛移民三雄”。《被掩埋的巨人》延续了石黑一雄作品的“记忆”主题，不过在这本小说中，他将记忆的重点放在了对遗忘的书写。通过巧妙地安排母龙这一角色，叙述了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失忆的前因后果，探讨了创伤记忆是否应该被遗忘，而当创伤记忆浮现时，又该如何对待。小说体现了石黑一雄试图通过文学传递对当今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深思。本文拟通过母龙散发的“迷雾”这一线索，通过三个递进的层次解读《被掩埋的巨人》的“记忆”主题：首先从创伤角度探讨遗忘的原因；其次运用伯格森的绵延理论，说明遗忘的记忆依然能够重现；最后探讨了国家、民族应该如何对待创伤性记忆，揭示石黑一雄通过这部作品阐发的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入思考。
2. 令人丧失记忆的“迷雾”
石黑一雄在《被掩埋的巨人》这部小说中，将时间设置在了公元六世纪，讲述了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情仇往事。小说伊始，描绘了两族人民和谐生活的美好画面，大家一起住在内部连通的“大巢穴”中，主人公埃克索(Axl)和妻子比特丽思(Beatrice)也同样生活在这里，但他们却“住在村子的边缘”( [1] , p. 6)。离奇的是人们极易遗忘，“在这个人群中，人们很少谈及过去……哪怕是刚刚过去的事情”( [1] , p. 7)。埃克索和妻子依稀记得曾经有个儿子住在别的村庄，凭借模糊的记忆片段，两人开启了寻找儿子的艰辛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夫妻俩逐渐发现被迷雾吞噬的记忆，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两族人民在几十年前曾爆发战争，埃克索提出双方作战不要伤及老弱妇孺，也因此被称为“和平骑士”，双方战士才能够毫无顾忌的在前方作战。然而，不列颠的亚瑟王违背诺言，屠杀了撒克逊族的所有老弱妇孺。在战争胜利后，为了统治撒克逊族人，便利用母龙散发迷雾，吞噬两族人民的记忆。武士维斯坦(Wistan)奉撒克逊族国王的命令，前去屠杀母龙，以唤回人们的记忆，高文(Gawain)武士声称屠杀母龙应该交给他完成，他是亚瑟王在时就被指派的骑士，然而事实却是高文骑士一直在保护母龙，保护亚瑟王留下的“和平遗产”。
小说中的“迷雾”是贯穿全文的线索，主人公夫妻踏上寻子征途、高文骑士保护母龙、高文骑士杀母龙皆是由此而起。石黑一雄安排母龙的角色，给整部小说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而与小说主题“记忆”直接相关的却还是母龙散发的“迷雾”——众人失忆的因。但“迷雾”只是众人失忆的表面原因，拨开“迷雾”，看到的是撒克逊人曾经受过的沉痛创伤，这才是失忆的根本原因。对于每一个遭受了大屠杀的撒克逊族人个体而言，突然的失去亲人，心理上都遭受了巨大创伤。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在遭受严重创伤后的一种特定病情，受创者“情绪反应迟钝表现出单调的自觉感情避免各种活动、丧失创伤事件的记忆以及缺乏动机或者参与活动的兴趣”( [2] , p. 387)。遭受创伤后，个体无法承受而选择将记忆压抑于深处，是“内并”的过程，体现了人们意欲脱离痛苦现实的心理倾向。《被掩埋的巨人》小说中每个经历大屠杀的撒克逊族人，都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而对于没有亲身遭受大屠杀，而仅是旁观者的人而言，创伤同样存在，“创伤事件涉及对自我的直接威胁，但是人们在目睹了对别人的伤害或者威胁伤害后也会感觉受到创伤”( [2] , p. 385)。所以，对于不列颠民族和未遭受屠杀的撒克逊人而言，亲眼目睹这样的事件、甚至只是处于同时代而获知如此残忍的暴行，在心理上也遭受了严重创伤。无论对亲历者还是见证者而言，大屠杀这样的暴行都对他们造成严重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害者因为创伤事件过于突然或是猛烈，一时无法承受巨大打击而出现创伤后遗忘或创伤记忆” [3] 。
在小说的人物刻画中也贯穿着 “记忆”主题。主人公埃克索对找回记忆一直持有抵触心态，而他遗忘的真正原因并非“迷雾”，而是因为年轻时夫妻二人都曾伤害过对方。埃克索对妻子的冷落导致比特丽丝对他的背叛，遭受创伤的夫妻二人遗忘了曾经的痛苦与甜蜜，“可是，埃克索啊，……我们不记得我们之间的激烈争吵，还有我们珍惜的那些快乐时光”( [1] , p. 44)。二人的行为也伤害了他们幼小的儿子，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永远地失去儿子。丧子之痛导致夫妻对于儿子的记忆也模糊不清，“我想不起儿子来，不记得他的脸或者声音”( [1] , p. 24)。
“迷雾”是外在表象，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失忆的真正原因在于心理上遭受的巨大创伤，衍生出对现实的否认心理，试图通过遗忘弥合伤痛。正如郑佰青所言“与其将人们的失忆归咎于母龙喷出的迷雾，不如将其视为具有自我防御性质的创伤后遗忘” [3] 。
3. 无法掩盖的记忆片段
《被掩埋的巨人》中，人们都遭受创伤，进而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引发遗忘。换言之，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一份创伤记忆。创伤记忆是“指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 [4] , p. 412)“这种创伤记忆与普通记忆不同，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回忆” [3] ，这也是小说中人物失忆的根本性原因。但通观小说，不难发现，石黑一雄多次描绘了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丝夫妻的碎片记忆，对于原本遗忘的记忆，在脑海中不断闪现零碎的情节，“创伤性经验的印记和体验无法如同叙事性记忆那样组织得前后一致、合乎逻辑，而是以碎片化的感知和情绪痕迹体现” [3] 。在二人伤害了幼小的儿子而导致失去儿子后，仅能够模糊记得儿子“一张坚毅、英俊的脸”，但是对于儿子“眼睛的颜色啦，脸型啦，现在都没印象了”( [1] , p. 29)。前文提到，创伤应激障碍受害者会对创伤而失忆，但是为何《被掩埋的巨人》小说中的人物失忆后，却能够不断在脑海中浮现曾经的记忆片段？柏格森认为，“记忆并不是一种将回忆放进抽屉或者为其登记注册的技能……事实上，过去会自动的将自身留存起来”( [5] , p. 5)。过去经历的事情只会留存在过去的环境中，记忆随之产生，也存在于过去的环境中。过去就这样存在着。在意识中将过去与现在未来不可分割地连结起来，形成人意识的绵延不绝，也就是伯格森所说的“绵延”。绵延理论从时间的角度探析了记忆的构成，即记忆并不储存于大脑中，而存在于外部世界，人通过感知外部世界，记忆被召唤出来。
伯格森的“绵延”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被掩埋的巨人》小说中人物不断出现记忆片段的现象。埃克索对过去的记忆所剩无几，但当他与比特丽丝在废弃的宅子中避雨，听高个子男人说道宅子曾经无比气派，之所以落到这幅光景，是因为“这个房子经历过战争岁月，差不多的宅子，很多都烧掉了”( [1] , p. 40)，仅仅因为高个子男人几句对过去的描述，便触发了埃克索的记忆：“这人提到战争和烧毁的房子，好像我也想起了什么事情”( [1] , p. 41)。埃克索曾经是一名武士，更是亲历了大屠杀的一名前线战士，曾经的战争和焚屋场景都留在过去。那一刻，埃克索的记忆也留存于过去，而当埃克索再次感知到“战争与烧毁的房子”的环境，曾经的记忆就会作为当下有益的经验而再次浮现，就如伯格森所说：“过去或许每时每刻都跟随者我们，……它们躺在当前的上方，挤压着一时的大门，而意识却无法将它们挡在门外。……大脑……将几乎全部的过去都拉回到无意识当中，只让一种过去通过一时的门槛……就是只有那些有用的记忆”( [5] , p. 5)。“这个男人这样扎头发，是为了避免战斗时头发挡住视野。埃克索自然而然想到了这一点，但随后会想起来，他吃了一惊，因为这个念头里有似曾相识的成分”( [1] , p. 52)，男人扎头发的行为触发了埃克索曾经扎头发使的记忆，而埃克索曾经的武士记忆又能够帮助他理解当下看到的“这个男人”的行为，因此，记忆顺利触发。
但是，作为创伤的受害者，即创伤后应激障碍受害者，其“创伤性经验的印记和体验无法如同叙事性记忆那样组织得前后一致、合乎逻辑，而是以碎片化的感知和情绪痕迹体现”( [6] , p. 170)，因此，即便重回“过去”某刻的意识状态，亦无法提取出，或者说忆起真实准确的记忆。埃克索对于不同环境下回忆起的内容，仅仅是记忆片段，甚至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并非完整的记忆，“创伤记忆必定是一种情绪或情感记忆”( [7] , p. 92)。“迷雾”似乎吞噬了人们的记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造成人们遗忘的根源是遭受的创伤；创伤导致了人们失忆，但“重临其境”却能够渐渐唤醒了被压抑的情感。若有一天，“迷雾”散后，“巨人”苏醒，遗忘就不再是脱离痛苦的一剂良药。
4. “迷雾”散后，何去何从？
随着埃克索与比特丽丝夫妻二人的寻子之旅，小说情节也在慢慢展开，历史的真相也在逐渐浮现。原来现在比邻而居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曾经在几十年前爆发战争，亚瑟王为了统治两族人民，利用母龙吐出的“迷雾”令两族人民丧失记忆。遗忘对于创伤的治愈有重要作用，赵静荣认为“记忆创伤或治愈创伤恰恰需要忘记创伤来实现”( [7] , p. 94)，高文武士正是这种想法，企图利用在母龙所剩无几的生命时光“让旧伤口永远愈合，让永久的和平降临……让这个国家在遗忘中平复”。从个体创伤治愈的角度而言，“遗忘”是可行的途径。小说主人公埃克索与比特丽丝通过“遗忘”曾经对彼此的伤害，重建了二人的夫妻关系，过去因背叛而受的创伤在遗忘中复原。正如埃克索所言，“如果迷雾没有剥夺我们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爱是不是不会如此牢固？也许有了这迷雾，旧伤才得以愈合”( [1] , p. 327)。
但是“当创伤记忆仅仅作为一种个体记忆行为而被身体和语言所表述时，它所揭示的创伤体验就依然属于个体，……创伤在个体性的创伤表征中缺乏被集体反思或社会反思的可能性，创伤于此就等于苦难、灾难、失败、毁灭，它是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过去，它还没有深化为个族群、国家或民族的共同的历史,也还没能成为全世界人类绕不过去的历史”( [7] , p. 203)。也就是说，如果仅将小说中的创伤从个体角度分析，那么这些创伤便无足轻重，只能作为小说人物人生历程中一次巨大灾难。然而，《被掩埋的巨人》中除个体创伤记忆外，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集体创伤记忆的探讨，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比起对于小说中母龙的设置，想到下面的概念花了更久的时间：“人们由于某种奇妙的原因而无法记住过去并因此而苦恼。在这种情况下，是该找到让自己失忆的根源并消灭它，还是维持现状不要回想过去更好” [8] 。
小说中，当维斯坦武士与高文武士都声称自己是屠龙的人选时，他们却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高文武士名义上屠龙，实则在保护母龙，保护“迷雾”，他认为自己的这般行为“也许是个阴险的人，但如果没有这条母龙的气息，和平会来吗？”( [1] , p. 293)高文意在说明如今的和平都有赖于母龙的“迷雾”，为了和平也不该将母龙杀死，“是呀，我们屠杀了很多人……但我们让这片土地免于战争”( [1] , p. 293)。面对高文的这番话，维斯坦武士给出的回应是“希望过错被人遗忘，犯错者逍遥法外，这是什么样的神呢，先生”( [1] , p. 294)。试图通过遗忘达到两个民族的和解，完全忽视撒克逊族遭受的创伤，在这样的民族间关系上，撒克逊族无疑是处于被压制地位，物极必反，就像“二战后那种看似谋求和平……事实上，那并非是真正的和平。只不过是在铁托政权下，这种仇恨受到压抑而已。所以，随着南斯拉夫解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仇恨和复仇的意志其实一直存在，之前只不过是被隐藏了而已” [8] 。小说以维斯坦成功杀死母龙结尾，表现了石黑一雄对创伤记忆的态度——创伤记忆不应被遗忘。然而，在母龙被杀死，迷雾消散后，小说却戛然而止，并没有诉说两族人在恢复记忆后又是如何面对现实的。但笔者认为，这样的结尾正传达了石黑一雄对于如何对待创伤记忆的看法。维斯坦武士杀死了母龙，并嘱咐埃克索夫妻“那就去找你们儿子的村庄吧，但是最多逗留一两天，在我们的军队到来之前，谁知道村子里什么时候会烧起战火呢？尽可能往西边跑。你们还有可能跑在屠杀前头”( [1] , p. 307)。维斯坦代表的便是复仇派，停止书写表现了石黑一雄对于维斯坦处理两族关系的不赞同。不断复仇不是保存创伤记忆的目的，它只会令国家和民族，乃至国际社会陷入无限循环的创伤之中。铭记创伤，为的是不再重蹈覆辙，今后能够正确处理国家、民族间关系，避免如此行为。如徐贲所指出的那样：“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 [9] , p. 1)。
5. 结语
《被掩埋的巨人》这部小说中，从“记忆”的视角阐发了石黑一雄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本文以“创伤”、“记忆”、“遗忘”三个关键词连结，探析了小说传达的社会意义。看似是“迷雾”造成了人们的失忆，实则每个人所遭受的创伤才是引发失忆的根源。创伤引发人们难以接受巨大打击，进而以失忆的形式逃避创伤。对于被遗忘的创伤性记忆，也并非永不复现，通过伯格森的绵延理论说明，记忆被保存在“曾经”。当处于与“曾经”相似的感受时，记忆也会随之出现，由此也说明遗忘并非治愈创伤的最佳良方，特别是对于上升为国家、民族的集体性创伤时，通过遗忘创伤记忆而保持虚假的“和平”，这种“和平”绝不会持久。一旦创伤记忆再现，往往引发冲突，甚至战争，如曾经爆发战争的南斯拉夫。
对《被掩埋的巨人》“记忆”主题进行的研究，于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南京大屠杀是每个中国人的创伤，但随着时间推移，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渐渐离世，那段历史也逐渐模糊，被慢慢淡忘。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一直持有回避的态度，甚至改写历史教科书。随着中国国力发展，中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紧密关联，看似已经从大屠杀创伤中走出的中国人就应该忘了那段过去，以确保当下的和平相处吗？《被掩埋的巨人》这部小说就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创伤记忆应当被铭记，但对于施加创伤的国家、民族“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的做法大不可取，而应该铭记教训，放眼未来，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另外，面对曾经的创伤记忆，不仅受创伤的国家、民族应当铭记，国际社会也应当铭记，吸取教训，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不再制造创伤，建立正义的新国际社会关系。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陈李萍老师，她向我讲述了她对文学研究的亲身经历和经验，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启发。陈老师常说，文学研究并非空而无物，文学作品是社会的缩影，研究文学就是在研究我们的社会。这也是我本篇论文的灵感来源。将研究对象定为《被掩埋的巨人》一书，主要原因是我十分欣赏石黑一雄的写作视野。石黑一雄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主义作家”，始终从人类社会的视野看待问题。从他的小说中我读到了文学内部的“美”与“虚幻”，更读到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真”。在定下研究对象后，陈老师也给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帮助我更加全面、细致地解读文本，探求作品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另外，还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喜华老师。在我论文写作中，张老师给我提了多处建议，帮助我进一步打磨和完善了本篇论文。最后，还要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9年优秀研究生国(境)内外联合培养项目”的资助。本论文完成于我在国外学习之时，在此期间，此项目为我提供了经济帮助，为我减轻了压力，支撑我全心全意投入学术研究。
衷心的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