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S  >> Vol. 7 No. 2 (June 2019)

    《所罗门之歌》中“小女人”和“大女人”形象的对比分析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Little Women” and “Big Woman” in Song of Solo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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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金莲: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通辽

关键词:
莫里森派拉特大女人和谐人格Morrison Pilate Big Woman Harmonious Personality

摘要:

女性主题是托妮•莫里森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主要从“小女人”和“大女人”的视角解读莫里森第三部作品《所罗门之歌》中的女性主题。小说中的派拉特是典型的“大女人”形象,在其他“小女人”形象的衬托下脱颖而出。她具有双性气质,美好的女性特质和理想的男性特质在她的身上和谐共生。通过塑造这样一个理想的女性,莫里森表达了她的性别文化理想。在她看来具有这样和谐人格的人才可以更好地在多元文化背景的世界里生存和发展。

The feminine them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ultural themes of Toni Morrison’s works, and so is Morrison’s third novel Song of Solom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feminine theme in Song of Solom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tle women” and “big woman”. Pilate, the female character in the novel, is a typical “big woman”. The “big woman” who has a combination of masculine traits and feminine traits shows up against the “little women” in the novel. Fine feminine virtues are integrated with ideal masculine ones harmoniously in her. By creating such an ideal female image, Morrison expresses her ideal of gender culture. In her opinion, ideal type of human beings should have both feminine virtues and masculine ones and human beings with harmonious personality can exist and develop better in the world with a heterogeneous cultural background.

1. 引言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作为女作家,女性主题是其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国内外评论家均热衷于探索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主题。如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Carole Boyce Davies)、伊丽莎白·坎农(Elizabeth M. Cannon)等人都曾就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主题撰文著述。国内不少学者如魏颖超、王晓奇、唐红梅、熊文等也都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过莫里森作品中的人物和主题。《所罗门之歌》对莫里森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部作品“使莫里森的公众声誉从极有抱负的小说家成长为美国杰出卓著的作家。” [1] 在这部作品中她不仅以其女性所特有的直觉和笔触重塑了女性形象,而且以超脱女性的感触和视角关注多元化世界里人的和谐人格的发展。作品中的不同女性形象特点鲜明,既有消极、弱势的“小女人”形象,又有积极、强势的“大女人”形象。自信而果敢的派拉特具有和谐的人格,是莫里森塑造出来的理想的“大女人”形象,作品中其他的“小女人”形象对派拉特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2. 怯懦自卑的“小女人”露丝和敏感多疑的“小女人”哈格尔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消极的、弱势的,女性气质等同于顺从、谦卑和被动。沉默、无怨的女人处境是男权制文化的理想。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她的丈夫、邻居以及社会,甚至是她自身所要求的真正的女性特质所评判着。这些女性特质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的德行:即虔诚、纯洁、顺从以及专心于家务。把上述的特质放在一起也就拼写出了‘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统称为‘女人’。” [2] 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模式就是为男权社会,为以男人为中心的婚姻做好当淑女、当贤妻良母的准备。她们没有自我,被禁锢于家庭生活,单纯为人妻、为人母。

小说中的露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依附男人生活的“小女人”形象。露丝曾对儿子说“因为事实上我是一个小妇人。我不是指岁数小;我是说个子小,而我个子小是因为我给压小了。我住在一幢了不起的大宅第里,可那房子却把我压成了小包裹。” [3] 露丝是典型的男权制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形象,温顺沉默,过分拘泥于礼仪,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她没有独立的经济和法律地位,完全从属于她的丈夫,她首要的职责是服侍和取悦丈夫。可是,即便她在家里尽心竭力地操持家务,丈夫麦肯对她还是很不满,动辄恶语相加,拳打脚踢。作为家庭主妇的露丝却不敢提出抗议,只能看丈夫的眼色生活。为了寻求自己的存在感,她在儿子长大应该断奶时仍不肯给儿子断奶以至于儿子有了“奶娃”的绰号。她在儿子吃奶的过程中体验到了自己被需要、被依赖的感觉。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年轻女人哈格尔同样是一个“小女人”形象。她虽然经济上没有依附男人生活,却是在“啃老”。她在很多方面依赖她的母亲和外祖母。虽然母亲和外祖母都很宠爱她,她却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安全感的缺失,她尽自己所能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买了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同时因为安全感的缺失,她敏感多疑,总担心自己不被他人接受,所以她注重外表,喜欢打扮,在意衣服首饰。她渴望被爱又总是担心自己不是被别人真心所爱,因此当她的表舅奶娃表露出对她的爱意时,敏感多疑的她不断地逃避、拒绝。但是渴望被爱的她最终还是沦陷了,完全成为了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小女人”。男人是她的天,是她的一切。因为年长奶娃两岁,她格外介意提及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惶惑不安开始逼婚奶娃。哈格尔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小女人”,正因为如此,在被奶娃抛弃后,她近乎疯狂地要刺杀奶娃,可真的见到了奶娃又下不去手,最终变得茫然无助,以泪洗面,抑郁而终。她虽然不像露丝那么温顺沉默,却一样受到了传统女性特质的束缚。她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世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男权社会服务。她神经质的性格和行为举止是男权社会长久以来对女性荼毒的结果。

3. 自信果敢的“大女人”派拉特

派拉特与露丝和哈格尔这样的“小女人”截然不同,她不仅温柔、宽和,而且坚强自信,敢想敢做,是纯粹的“大女人”,是那个时代的异类。

3.1. 双性同体思想

在创造派拉特这个形象时莫里森引入了双性同体思想。与“双性同体”对应的英文是“androgyny”。从英文的词形来看,这个词与它的希腊词源相一致。“在希腊词源里,这个词包括两个部分,即:指男性的‘andro’与指女性的‘gyn’。‘androgyny’这个词对于希腊人来说指的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在一个雌雄同体个体身上的共同作用与表现。” [4]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在其《会饮篇》中提出双性同体概念。《会饮篇》中诗人阿里斯托芬提出如下见解:“人的本源并不像现在,与现在很不相同。性别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是两个,而是最初的三个,即:男人、女人以及两者的结合体。这种同时拥有男性与女性两者特质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相应的名字,并的确曾经一度存在过,现在消失不见了。” [5]

而把双性同体概念引进文学创作、批评领域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后一章中提出人脑中有两种力量: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伟大的心灵是双性同体的。文学作品中双性同体式人物通常兼具男女优秀特质,两种特质和谐共存,共同在个体人格的发展中起作用。换言之,双性同体并不意味着任意的男女特质的随意整合。“关于雌雄同体,米利特推论说,只有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分别都是有价值的情况下,把这些气质特征结合到双性同体的个人素质里,这才是有价值的理想模式。” [6] “男女两性首先都要认识到,妇女并非注定是消极的,男人也并非注定是积极的;继而两性应该发展出一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体,无论这种结合是什么样的,它都将包括那些最能反映其个人独特人格的女性特点和男性特点。” [6] 这是一种超越传统的性别分类的、更具积极潜能的理想的人类范型。

3.2. 理想的“大女人”特质

派拉特的身上完美地融合了女性包容、博爱的特质和男性果敢、刚强的特质。因此,她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大女人”的女性魅力。“虽然她就同大家所说的那么穷,眼神中却不见一点能够证明她贫困的东西。” [3] 对奶娃来说,“她算不上漂亮,可他心里明白他可以盯着她看上一整天。” [3] 就连厌恶她的麦肯也曾在一个傍晚流连在她家窗下,舍不得离开。露丝回忆派拉特刚来到兄长所在的城市来找他们时的神情绝对不是一副“小女人”的样子,“她来到这个城市时的那副神情,就像这城市属她所有似的。” [3]

派拉特的“大女人”特质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她出生时,母亲没能将她分娩出来就离开了人世,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也没有放弃生命,自己挣扎着钻出母体,身后拖着自己的脐带和胎盘,这彰显了她顽强的生命力。长大后,她的肚皮和后背一样平滑,没有正常人那样的肚脐,“派拉特的平滑的肚皮标志着她并非凡间女人所生,从神秘意义上讲,她就是大地,是万物之母” [7] 。没有肚脐,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她是能力非凡的大母神,是养护、拯救万物的象征,“是夏娃,圣母玛利亚,和《旧约全书》中所有强大的女家长的化身。” [8] 她的这种神秘感增强了她的“大女人”特质。不仅肚脐特殊,她还青春常驻,即便是年近七十,她仍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动作敏捷,皮肤润滑,没有汗毛、疤痕和皱纹。并且她笃信有些人可以长生不老。当嫂子露丝认为死亡和生存都是自然规律时,她提出质疑“死亡没什么自然的,那是世上最不自然的事。” [3] 而且认为人“要是不想死,就死不了。” [3] 同时,她可以和父亲的亡灵对话,可以跨越阴阳两界,天生是个巫婆。在嫂子露丝最惶惑的时候善解人意的派拉特及时出现,安慰她、鼓励她,并送给她神奇的灰绿色的草一样的东西,让她孕育了奶娃,使她不安的心有所慰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派拉特,作为生命养护的大母神,为多年不育的露丝送来了奶娃,从而拯救了处于极度压抑状态的露丝,使她有了生活的希望。因此在露丝眼中,派拉特神秘、温柔,能包容一切,是上天派来拯救她的天使。

同时她又是一位强大的女家长。无论作为母亲还是外祖母,她的“大女人”特质都非常明显。为了让外孙女哈格尔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她毅然结束长期的流浪生活,追寻兄长麦肯来到都市定居。而当女儿丽巴被一个男人殴打时,她表现得既冷静又勇敢,一点也不像一个弱女子。“她不慌不忙,慢慢地走到悬在渗水池上的搁板跟前,把地理书放好,然后抄起一把刀。还是慢腾腾地走出前门……她用右臂勾住他的脖子,把刀子对准了他的心口。她等到那人觉出了刀尖,然后熟练地一戳,穿过衬衫,扎进皮肤里大概四分之一英寸的样子。” [3] 派拉特的“大女人”特质里融合了许多这样优秀的男性特质,比如坚强、独立、自信。派拉特很坚强,是一个轻易不会掉泪的人。眼泪与女人有着紧密的的联系。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女人爱哭,男人则有泪不轻弹。可是小说中的派拉特只在父亲遇害后哭过一次,在那之后,她再没有用眼泪来面对困境。派拉特还很独立。在她的时代,女性很少经商或工作。派拉特却自己开了个酒馆。不过她只为谋生并不为发财。因此她只做她想做的事,享受这种技能带给她的自由。她从不允许那些酒馆里伴随出现的常见活动如妓女、赌博出现在她的酒馆里,她甚至一般不允许顾客买酒之后当场喝掉。她的酒馆与同城繁华的的玛丽酒家迥然不同,她从不像玛丽那样浓妆艳抹与客人调笑赚钱。她是绝对不会为了赚钱而被酒客所左右的。她也不会拘泥于世俗礼法。在她那个年代,直视别人的眼睛被认为是粗暴无礼的行为,她却偏偏要盯着人看,但并不做不礼貌的观察。在那个年代众多的“小女人”当中她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她独立而且自信,这一切源于她拥有自由的灵魂。

除此之外,派拉特的“大女人”特质还体现在她承担着黑人传统文化传承的使命。“承载文化的母爱使黑人民族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延伸的母爱或‘泛母爱’具有愈合伤痛。救赎一切的力量。” [9] 黑人的传统文化主要由母辈代代相传。时时吟唱黑人布鲁斯“焦糖人之歌”的派拉特通过阅读随身携带的地理书,周游美国,重温了祖先的历史文化,并遵照父亲的指引,无论去哪里始终背负一袋骸骨。这些举动在那个时代是只有“大女人”派拉特才可能做出来的。她背负的骸骨本是她父亲的,她在无意识间承载起了父辈的遗志,承担起了黑人传统文化传承的使命。浓郁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使派拉特具备了几乎一切黑人的传统美德,身上体现出一种宽厚博爱的母性主义思想。莫里森曾这样形容派拉特:“那是一位完全慷慨大方、自由自在的女人。她很大胆,任何东西都不害怕……她不去干涉别人的生活。她随时准备奉献几乎是无限的爱。如果你需要她——她会给你。她对自己是谁非常清楚。” [10] 派拉特有一颗博爱的心,她延伸的母爱抚慰着周围所有人的心灵。她深切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关心自己的亲戚,而且关心身边所有的人。她以宽厚对应兄长的刻薄,用关爱慰藉嫂子的心痛,用深情宠爱着丽巴、哈格尔和奶娃,还时常居间调停吵架的醉鬼和斗殴的女人,并且可以使他们相安无事很长时间。她从来不麻烦别人,总是帮助别人,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作为奶娃精神上的母亲,她不仅救赎了奶娃的灵魂,使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的自私,懂得了爱和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她成功地将本民族文化传递给了奶娃,引领他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小说结尾处不会唱什么歌的奶娃唱起了“焦糖女之歌”,意味着他从派拉特那里继承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获得了自己真正的声音。

4. 结语

通过两种不同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在莫里森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中,派拉特是最具理想色彩的一个人物形象。莫里森曾在访谈中提及:派拉特是一个“理想的女性”,“有着成为理想女性的潜质……因为她既机敏又具有魄力,既慷慨又包容,她是美好的,也是勇敢的。” [4] 。可以说,派拉特涵盖了了莫里森心目中所有理想女性的特质,是一个具有和谐人格的人。在多元文化背景的世界里,莫里森认为具有这样和谐人格的人才可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文章引用:
吴金莲. 《所罗门之歌》中“小女人”和“大女人”形象的对比分析[J]. 世界文学研究, 2019, 7(2): 96-100.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9.720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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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2307/271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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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伟. 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对莫里森三部小说“双性同体”式的解读[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兰州大学, 2008.
[5] Plato (2008) The Symposium. Trans. by Benjamin Jowett, Forgotten Books, London, 22.
[6] 罗斯玛丽•帕特南.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75,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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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353/saf.1987.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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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荣杰. 伤痛与弥合: 托妮•莫里森小说母爱主题的文化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viii.
[10] 王守仁, 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