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圣母”形象的原型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圣经福音书》的记载中,玛利亚是一个对上帝拥有无限信仰,在处女时受圣灵感应怀孕、生产、养育耶稣,与耶稣共同承受痛苦的“蒙恩女子”,一个不同于其他凡人的世俗母亲,一个凭借信德、希望和炽烈的爱同救世主展开超绝合作,为重建人灵服务的超性生命。中世纪神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认为:“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倡导妇女们以玛利亚为榜样,过守贞守节的生活,这种女性便是基督教神学视野中的理想女性” [1] 。玛利亚没有因为耶稣母亲的身份从一开始获得尊贵的待遇,而是在和夏娃的对比中获得地位的逐渐提升。她从耶稣口中的“妇人”成为超越普通女性的圣母和基督教神学观念中的理想女性,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玛窦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对玛利亚以处女身份受孕的描述,为教会神化玛丽亚奠定了阐释基础。被主观切除卵巢的玛利亚失去了令男性惧怕的性能力和情感能力,获得无性别的女人身份,从而与诱惑亚当、使人类坠入原罪的女性夏娃区别开来。她被重新赋予三种不同的女性意象:永葆童贞的处女、忠心上帝的仆从和救赎人类的中保。三种女性意象的背后是基督教文化所定义的理想妇女应具有的品质:性贞洁、自我牺牲的爱、谦卑而富有感情。“玛利亚体现了男性所定义的无限的女性气质、无性别的女人身份的荣耀” [2] 。因而,母亲的身份不是构成圣母形象的必要条件,圣母形象的界定主要通过对女性精神特质的考量完成,和她是否结婚、生育、为人母亲的经历关联不大。如果一位女性具备圣母形象的三种人物品质,具备奉献、受苦、以至于自身毁灭的情愿,我们即认定她为圣母。“圣母”是“无数古老的谎言、虚构与话语之下的女人的辛酸命运” [3] 的集中表现。
2. 家族环境中的圣母
《荔枝熟》中的女主人公曹少娥是一个为家族辛勤付出,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以致失去自我,最终麻木过活的中年妇女。她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家庭的意志所支配,没有私人的空间,当她的三哥登记结婚时,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嫁人。
她忽然自我解嘲地笑笑,嫁人?那是个又滑稽又实际的主意,她根本没想这问题,根本没想过要不要嫁,而此刻……难道就这样挨一辈子?做一辈子?老了做不动怎办?她一时只觉说不出的恐惧……自己四十冒头了,四十的男人娶妻容易,四十的女人能否嫁出去可说不定( [4] , p. 237)……
“滑稽”和“实际”两个看似矛盾词语的嫁接形象点出了一个大龄未婚老姑娘人生中的凄凉味道。从恋爱走向婚姻是多数女性在青年时期的经历和人生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但是为家族成员操劳半生的少娥却是在年过四十之后的工作间隙中萌生出对婚姻的憧憬,而更为残酷的是她的这份憧憬也只能是憧憬罢了。小说中没有关于少娥情史的介绍,但是通过已有信息可以推出她的感情世界基本是空白。一个前半生为他人而活,在感到中年体力下滑、生存可能难以为继时才想到寻找男人依托的妇女在这之前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寻找伴侣的。
少娥的悲剧一方面来自于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低贱位置:她不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是一个服务于他人的女佣。另一方面也来自她的愚昧和无知。尽管这种愚昧和无知并非她所愿,并非她自己造成,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愚昧和无知构成了她顺从、宽恕心理的基底,强化了她的悲剧。
她人生的两大泥潭来自两个家庭,一个是她出生的家庭(原生家庭),一个是她的雇主家庭。在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原生家庭之于少娥的温情,而更多的是她对家庭的无私付出。她在香港的生活艰难,所想的是如何攒钱,购买生活物品,提高家人(兄弟姐妹)的生活质量“少娥动着念头,决心趁现在多积攒些钱,将来回农场探他们,带两斤花生油,几磅咸饼干,几套鲜色衫裤,几匹好布料,几双皮鞋……”( [4] , p. 235)。她想和同在香港的三哥讨论从魏家辞职的事情,三哥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漠然。而三哥因病突然去世后,她却仿佛失掉主心骨,生活变得更加茫然,除工作攒钱外,她所关心的只剩下她爱吃的快要下市的荔枝。她对原生家庭和家庭中父母兄长的崇拜达到无意识的程度,而这种无知像是一个无法消解的魔咒将她坠入无限的悲苦。
原生家庭对少娥的压迫是不易被察觉的,而雇主家庭对她的压迫是明确和直接的。她自小在乡下的农场长大,怀揣着对资本主义生活幻景的向往“香港人人都是跷二郎腿抽雪茄的老板阶级,吃的是牛排意大利粉,喝的是白兰地威士忌,住高楼华厦,坐名牌轿车……”( [4] , p. 233)。来到香港谋求发展,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寄居在表兄魏坚壁医生家做佣人。小说开篇细致描写了清晨时分少娥为魏家一家人准备早餐的忙碌劳动。在魏家,她遭遇到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歧视、讽刺和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她的工资比同类型的保姆每个月少300元。她被当众被嘲笑“乡下人喝惯井水”她因为不小心打破一只酒杯,被表嫂口不择言地辱骂达两页篇幅。她的反应几近于没有反应:“红着脸只是不出去,躲着什么似的”。“她不吭声,眼观鼻,鼻观心,东摸西摸地整理……觉得委屈,心头疙瘩着,草草攒弄好,到房里哭一下午”( [4] , p. 240)。而她选择默默忍受的原因是她内心深处的自卑和奴隶思维。“少娥心底明白,下人是下人,主子是主子,永远不能推心置腹,而且两个表侄女络理和络缨,对她皆有些不满,明里称他表姑,背地里不晓得会怎么损她,看不起她”( [4] , p. 229)。与其说,迫使少娥低头的是森严的等级观念,不如说是现实的金钱地位。表兄魏家的生活方式和支撑这一方式运转的金钱是她渴望得到的,因而她甘愿忍受不公平待遇。少娥本有辞职的机会,离开魏家另寻出处。可是因为碍于他人的面子和蒙昧的报恩心理(三哥的后事是魏家处理的),她在魏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直至被淹没。
3. 婚恋环境中的圣母
《流年》中江潮信的女友俞香伦是一个在笔者看来需要被重新认识的人物。有研究者将她归为“妖妇”、即“魔鬼的化身”、“令男主角堕落的罪魁祸首” [5] 。虽然她具备现代女性的部分性格特征,比如热烈、主动、爱好交际攀附,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她和江潮信的恋爱经历和两性关系时,不难发现在她表面的躁动之下包裹着的依然是一颗传统的圣母心。
在俞香伦和江潮信的恋爱、交往,直至结婚的过程中,香伦始终处于被动的角色。江潮信与香伦之间没有正常的情感,确切地说是俞香伦爱着江潮信,江潮信并不爱香伦。按照江潮信自己的说法,他接近俞香伦,与她成为男女朋友,单纯出于留学生活的苦闷:“他实在有点失望。他一直认为当初和香伦好起,归根结底,是因为留学生的苦闷;他并不是对她有异常的好感,二是渐渐习惯了他。然而,与她要好以来,她并没解却他多少苦闷,虽则她给了他难忘的时光,但苦闷却也相对地增长了”( [4] , p. 413)。
俞香伦作为江潮信的女友,从没有享受到正常女友应有的权利。小说中江潮信对俞香伦主动说出的情话、做出的亲昵举动屈指可数,而且大多发生在和俞香伦争吵过后,属于为了不让俞香伦的哭闹打扰自己而被迫做出的举动,并不出于真心。他甚至希望俞香伦只负责解决自己的苦闷问题,而不带来任何负面效果(比如:哭闹,争吵)。他拒绝融入俞香伦的朋友圈、与她的好友出游,也拒绝面见俞香伦的父母、商讨结婚事宜。江潮信最后因为叶晨的坚持和决绝,被迫放弃对叶晨的幻想,与俞香伦的结婚也并非出自爱情,而是因为俞父能够帮助他解决工作。
俞香伦从出场到谢幕,从没有作为江潮信的爱人出现,而是江潮信攀附社会上层人士的工具。面对江潮信的冷漠态度和持续的精神出轨,以及后来江潮信对叶晨的纠缠不止,她多数情况下选择看不见和隐忍。在小规模抗议,但是收效甚微之后她选择了沉默和自我消化。她甚至在察觉出江潮信把自己作为筹码后,佯装对此不知情。小说中一段关于二人争吵的细节描写值得注意。在争吵过程中俞香伦把书桌上的金鱼缸打碎在地。作者对等待死亡的金鱼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俞香伦和她今后命途的隐喻。
黑夜中两条金鱼平摊在地,挺着白肚子喘息,静静地等死。那种金色,此刻看来只觉得恶心,像泥金塑像上的金漆,一刮就会掉下来( [4] , p. 436)。
金鱼等待的是生理死亡,与不爱自己的江潮信结合则是精神死亡。更为可悲的是,金鱼的死亡是人为造成的,对于金鱼而言,造成其死亡的力量来自外界不可抗力。俞香伦的死亡是她主观上努力追求的结果。金鱼身上令人觉得恶心的一刮就会掉下来的金色鱼鳞,好像俞香伦脆弱的自尊,在她一次次委曲求全中被自己丢弃了。最后的香伦再也没有这样勇敢地奋起反抗江潮信的精神暴力,转而囿于男性性别霸权中对女性的物化思维,因为年龄逐年增大的原因,不仅努力包容江潮信所有的过错,而且苦苦哀求江潮信与自己结婚,彻底丧失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成为江潮信的仆从。
《爱蜜丽·爱蜜丽》中的紫逑是一个在发现丈夫出轨后,表现异常冷静的中年妇女。她与丈夫相识和结婚是母亲安排的结果,她也在婚后恪守为人妻的职责,为丈夫生儿育女,做饭洗衣。当一次偶然机会在丈夫上班的诊所前听到屋内传出异样的笑语声,发现丈夫有一个极亲密的女病人,而谈话的内容与诊病无关时,她没有声张,也没有事后逼问丈夫。她没有像庸常的言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踢开那扇虚掩的门,丢掉自己的脸面和优雅,泼妇一般冲进里去捉奸;继而陷入和第三者的困兽之斗,捍卫已经破了窟窿的正妻地位。她采取的办法是可能最为无力的一种,用一个妻子的温柔感化对方,通过亲情触动丈夫内心可能尚存的良知。紫逑内心清楚丈夫将要出门会见第三者瑶葆,却并没有点明,而是假装寻常地聊天:“‘到办公室去吗,今天?不去的话不如跟我回妈妈家,她已经开始埋怨了,说好几个星期看不见你了。’”( [4] , p. 150)。紫逑也会担心丈夫是否离开自己,可她没有其他武器。幸运的是第三者主动退出,她和丈夫的生活复归平静。在这一过程中甚至看不到她的愤怒,在紫逑看来,丈夫的出轨或许仅仅是夫妻生活中的小风波。她甚至不需要宽恕对方,因为丈夫并没有离开她,离开家庭,而是离开了第三者回到了她的身边,她的两个孩子并没有受到波及。
《爱妻》中的女主人公剑玉可以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圣母型女性的典型代表。剑玉具有与人物原型玛利亚最为相近的形容和性格。
李天良第一次遇见剑玉时:
“在那青霜一样的月光下,只见她生的眉清目秀,脸如满月……那是一双月牙黄的骨肉匀称的手,有一种柔弱之美( [4] , p. 215)。
而她在20岁的芳龄由父亲做主嫁给李天良后,所展示出的贤惠更是在现代社会难以寻觅的。
“剑玉性格温柔,持家勤俭,对我尤备极体贴,嘘寒问暖,日日不懈……剑玉惯着素淡衣裳,均她亲手缝制……天后转寒,我睡觉往往手脚冰凉,热水袋又嫌它烫肉,剑玉便常伸过脚来暖我的脚,又把我的手夹在她手中揉搓着,直至我睡熟为止。有时我睡不安宁,在梦中翻腾,剑玉便拉过我的手去,放在她的心口上,或者她的颈窝里,使我得以安睡”( [4] , p. 227)。
这些细节的背后是剑玉对丈夫深沉的爱。这样一个沉静贤淑的女子却最终被丈夫抛弃,因为长期的抑郁暴病而亡,不得不使人惋惜。而她在发现丈夫不轨行为时的态度和表现,让笔者在惋惜之外,多了一层怜悯和唏嘘。
当剑玉检查出不能生育后,丈夫开始冷淡剑玉,甚至将外婆没有看到重外孙抱憾而亡的罪责归于她时,剑玉沉默寡言。当丈夫晚归的谎言被戳破,却反而恼羞成怒时,剑玉垂首如故。当丈夫打算修复二人关系,向自己道歉时,剑玉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夫妻之间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怪你,只要你不怪我,我就不知道有多满足了”( [4] , p. 275)。她不是没有情感,不是心中没有波澜。当从丈夫口中得知其和华荃的婚外情时,她“一点一点地,把头低下去,最后她伏在桌面上哭泣起来了”( [4] , p. 283)。“一点一点把头低下去”这个动作描写得很好,读者仿佛可以听到她的心一寸一寸撕裂的声音。可是即便如此,她依然怀抱着虚妄的执念,渴望丈夫为自己回头。即便丈夫已经公然和华荃同居,当丈夫因为偶尔回到家中时,“(剑玉)客气的招呼着,唯恐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往往都是带着歉容的;但有时又显得恍恍惚惚,不知心之所向,脸色也不好看,不如往日的仍保留着一份少女的光影”( [4] , p. 284)。剑玉在此时脸上依然有歉容。她依然在自责,她依然认为是因为自己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导致丈夫的变心和离去,错不在丈夫,而在自己不争气的肚子。小说结尾,剑玉在知晓华荃怀孕,为丈夫生下一个女儿,自我欺骗的谎言(丈夫可能回归家庭)被狠狠戳破时,她终于不能控制压抑了许多年的情绪,在极度的伤心和绝望中走向了崩溃,在弥留之际时说“天良,你同她结婚吧,以后就把我忘了”( [4] , p. 284)。一个至死都深爱着自己丈夫的人讲出这样绝情的话需要多少勇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那背后一定埋藏着一个女人数不清的悲伤,和一直无法消散的感情。讽刺的是,华荃生产的医院和剑玉去世的医院是同一家医院。新出生女婴的名字“李洁”,是剑玉起的。李天良在回忆处于甜蜜时期的剑玉时写到“剑玉曾说‘如果是个女孩子,叫她李洁好不好?’”( [4] , p. 23)。李天良得知华荃怀孕后说:“‘如果是个男孩,我们就叫他李杰,杰出的杰;如果是个女孩,我们就叫她李洁,清洁的洁’”( [4] , p. 286)。李天良女儿的名字在时刻提醒着他,曾经有那样一个内心清洁的姑娘爱他,嫁给他,照顾她,忍受他,一直到去世。而我想这可能是“圣母”对于自己和对方最后的救赎和安慰。
4. 结语
因为文学理念的原因,钟晓阳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女性主义美学所看重的“独特女性文学意识”的呈现上有所不足,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落入男性意识形态的窠臼,没有做到彻底的推陈出新,但从她的中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出突破既有框架的勇气和努力,“钟晓阳以她的女性书写,对文学传统和惯例作了一次成功的反叛。小说叙述所及,均较深刻地体现了男性社会的性別政治中女性的历史处境。在她的女性文学创造中,新的视点、情节和表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指向了一种坚实的性別自我认识”。在她的笔下诞生了多个脱胎于两极化女性意象,但又具有各自特征的变种,圣母形象即其中之一。划分类型是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偏见和想象的产物,是受到扭曲和变形的女性,并非对现实社会女性的描摹,具有一定的虚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