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From the 17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European missionaries, as carrier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messenger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brought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works to Europe, which constituted the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in Eastern Studies Introduced to the West, with France as the core. At this time, it was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and studying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French political thinkers. Within it, there were the praises represented by Voltaire and the critics represented by Montesquieu. They took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al ideals as a foothold, screene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with bias, and used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o serve Political ideals in his own mind.
Keywords:The Enlightenment, French Thinker, Political Ideology, Eastern Studies Introduced to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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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启蒙运动是世界思想史上的大变革。这一进程中，法国思想家为批判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汲取了传教士所带入欧洲的中国世俗政治文化，或从正面，或从反面，对法国的政治现状进行了抨击。国内外学者关于东学西渐思潮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已有研究，但重点多集中于传教士的中介作用、中国文化对思想家的启迪及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演变等方面，尤其是国内学界对中国政治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冲击研究不足。本文从启蒙思想家如何在正反两个方面运用中国文化批判法国社会现状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2. 法国东学西渐思潮的兴起
17至18世纪是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在东方，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整体来看，此时的中国虽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但其仍在国家规模与社会文明规范方面保持着泱泱大国的形象。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不但不比他们落后，甚至在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先进。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及思想界相对活跃和蓬勃发展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大变局，刺激了儒学士人对宋明理学的反叛，顾炎武、王夫之等提出了崭新的政治思想，活跃的思想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同时期的西方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在经历了冒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文艺复兴、激荡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后，又出现了开民智的启蒙运动，并爆发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开辟道路的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欧洲正处于文化鼎盛的时代，尤其是法国在欧洲的整个科学技术界、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颇具典型意义。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正如火如荼，民主和理性的思想也传播开来，并崇尚独立精神与自由学术，对异域文明中的文化因素持开明的态度。
东学西渐的媒介，固然有商贾、游客和使节，但最重要者则应首推入华传教士。欧洲自从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以来，传教士便成为惟一一种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启蒙运动前后，新型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而传教士则肩负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宗教改革后，耶稣会士为了传教的目的来到东方，先后在印度、日本和中国活动，中国最后成为耶稣会士在东方的最大传教区。自此，传入欧洲的不仅是商人带回的精美中国工艺品，还有耶稣会士传回的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国思想文化。
耶稣会士比商旅更加详细地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思想文化以及国家政治，即商旅将物质强大的中国带回欧洲，耶稣会士将文化繁荣的中国带回欧洲。为了获得士大夫的好感，取得立足之地，这些传教士入乡随俗地认真学习和钻研四书五经。同时，为让更多欧洲人了解中国，他们着手翻译、诠释儒家经典，把它们介绍到西方。“欧洲最早的中国儒学和理学概念，出现在最早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著作中。罗明坚第一次向欧洲人介绍了Luzi (儒子或儒士)，称他们为一类‘圣人’……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于1615年由金尼阁用拉丁文文本刊行于世，1616年便出版法文版，随后于1617年和1618年再版。法国人通过此书了解到了有关中国儒学的更多真实情况。” [1] 另外，“‘四书’”正式译成拉丁文，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作的成果。两人合译《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二人又合译《论语》。” [2] 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最终在18世纪形成了一阵“中国热”，而法国则是欧洲“中国热”的核心地区。
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法国从瓷器、玻璃等建筑装饰，到政治思想与自然观和道德观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法国在对华贸易的发展方面仅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但是作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媒介却具有宏伟的影响” [3]。在思想文化领域，除了罗明坚与利玛窦对中西方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外，传教士还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作品带入了法国，诸如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6)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该书于1735年在法国出版，直到19世纪末期都被看作是中国知识问题手册。影响较大的还有杜赫德与郭弼恩(Charles Le Gobien)合著的《耶稣会士书中国书简集》，其内容来源于在中国的传教士本人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之事，给欧洲带去了最直观的中国形象。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在巴黎印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并附有《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号称十八世纪法国最大的汉学家宋君荣(Antione Gaubit)也曾译过《诗经》、《书经》、《礼记 》、《易经》等经典 [4]。这些著作共同构成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文献资料。
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关键角色，他们采取了“合儒”策略，即利用中国文化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以此争取西方社会对其工作的认同。“礼仪之争”开始后，传教士出于的压力，希望通过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途径以争取欧洲知识界支持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此撰著了大量报告、书信和著作，来宣传其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和业绩，这在客观上又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中国热”潮流和东学西渐的势头。正如法国学者伊莎白尔·拉瑟拉所言：“传教士们为了向上级陈述自己不同寻常的做法，不得不对自己周围的形势发表感想，因而在欧洲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这为欧洲学者最初‘客观地描述’中国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启蒙哲学家们进行政治及道德沉思时，这些著作就成为他们的参照物，它们组成了当时的中国的肖像。而且这一情况维持很久，直到 18 世纪末。” [5]
自此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再限于通过不可靠的传闻来获得这个东方国家的模糊印象，而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关于传教士的贡献，德国哲学家亚斯贝斯指出：“耶稣会传教士以他们的方式完成了伟大的业绩，他们在中国第一次在源头上探求了这一宗教现实，研习了那里的宗教典籍。通过内容丰富的描述，他们将中国的信仰和思想的知识介绍给了西方。” [6]
在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法国的流行不仅是法国“中国热”的表现，同时体现了法国人对中国政治思想的高度关注，并将这种关注度延伸到了法国思想界。18世纪的法国正身处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思想家们对社会改革方案各抒己见，中国政治思想的传入为其研究法国社会启蒙理想提供了新的材料。
3. 政治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解读
法国在流行“中国热”的同时，自身也正在经历着启蒙运动。法国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相遇，不仅吸引了其社会、经济、艺术与文学领域的注意力，而且也引起了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极大兴趣。启蒙运动的基本任务是批判封建制度与宗教神学，所以启蒙思想家不仅在社会文化领域诉求理性，而且在政治领域也要求通过政治改革以改变社会现状。在这一背景下，耶稣会士将璀璨的中国政治文化带入了启蒙思想家的眼帘。以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卢梭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从各自的启蒙理想出发，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了正反两面的分析与解读，并以此来反对法国的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
3.1. 正面的解读与倾向
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为推崇中国政治文化的是伏尔泰。他不是法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但其却是使大众相信中国拥有古老历史并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第一人，并且是“第一位从中国古代史中得出它包括所有结论的人” [7]。伏尔泰在肯定了中国历史后，指出即使拥有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不曾记载过盖亚传说等内容，进而对《圣经》提出质疑，批判宗教神学的荒谬。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具有理性的开明君主专制，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儒教”为核心，其提倡的“礼”，即伦理道德是中国政治体制得以维系的纽带。“礼”使得中国政治以一种“家”的形式而存在，整个国家可视为一个大家庭。伏尔泰认为，在中国式开明专制中，皇帝作为政治体系的最顶端，其权力也要受到“礼”法的制约，其行为则必须以“儒教”的“礼”法为标尺，遵守“民贵君轻”的思想，以百姓谋福祉为目的，以国家社稷为重。此外，皇帝应接受谏官对皇帝在生活以及国家治理决策个方面提出建议或者意见，同时，那些挥霍国家财产、滥用权力并残害百姓的皇帝则会被人民所推翻。
魁奈是除伏尔泰之外对中国极具赞美之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写有专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此书被认为是“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魁奈也因此书的发行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认为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建立在符合自然法的伦理道德之上，这种伦理道德具体上指代孔子的“儒教”文化。虽然中国皇帝是专制君主，但其是开明的专制君主，而不是独裁、残暴、专横的统治者，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也体现在中国政府在选官制度及官员日常管理方面的严苛。政府任用官员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朝廷官吏会定期接受考察，并根据其任期内的表现给予奖惩。此外，魁奈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经济繁荣强盛都归因于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并以此为据力主重农主义。伏尔泰和魁奈等人在东学西渐思潮中所吸收到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融入进了法国启蒙思想之中，“‘自由、平等、博爱’孕育于启蒙时代，包含了现代文明最基本、最普遍的三种价值观，而这三种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归因于伏尔泰和魁奈对中国文化的倡导” [8]。
伏尔泰通过考察中国历史，对“儒教”推崇备至，并强烈赞扬中国以“礼”为核心的开明君主专制制度。魁奈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是物质和道德相结合的产物，两人均将中国政治文化范式视为社会政治改革的理想国。伏尔泰和魁奈等法国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有其原因所在。“众所周知，18世纪的欧洲，处处充满了神学、教会和封建专制这些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急需一剂强心丸拨开这份阴霾。” [9] 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宽容精神，经传教士的粉饰之后，传至欧洲。这种不信神启、寻求真理的精神，为欧洲思想界反对专制和教会提供了思想力量。
3.2. 反面的解读与倾向
孟德斯鸠自青年时期就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他记录下与朋友对话、书信往来中以及阅读时有关中国的人、事、物，并进行评论和批注。不同于伏尔泰与魁奈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盛赞，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批判大于赞扬。“孟德斯鸠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共三十一章，其中有二十一章五十三节提到中国，且言语间以抨击攻讦为主，从方方面面论述了中国的各种弊病，希望诸位同胞能够引以为戒。” [10]。
孟德斯鸠反对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美化，并将中国看作专制国家的典型，“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 [11]。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历史能够佐证其观点，中国历史上更迭的二十二个朝代，均实行专制制度，而每一个朝代的倾覆无一例外都与统治者的懒惰与骄奢有关。此外，他认为中国将法律、习俗融为一谈，即“礼”与法融为一起，是一种即专制又危险的现象，因为如此安排既囊括了非理性因素，又禁锢了人们思想。风俗中含有太多不理性的因素，并带有个人意志，立法的合理性应该遭到质疑。同时，在这种“礼”法之下的百姓无需自我思考，只要听从命令就可以了，在遭受压迫时难以产生反抗意识。
相对于上述三位思想家而言，卢梭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讨论较为零散。他主要批判以“儒教”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文化是带着“假面”的文化。卢梭将中国政治文化看作是矫揉造作的文化的表率，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中国政治文化所带的面具。卢梭认为中国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所组成的风尚，如果真的是美好的，那么受此风尚教化的人民应该是聪明自由的，是不可征服和被奴役的，但其从中国历史中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况。
孟德斯鸠和卢梭对中国政治文化所持有的批判态度，最终目的都是借批判中国的政治文化来折射法国现实社会的弊端。例如，卢梭曾在《新爱罗伊斯》中借主人公之口指责中国的园林设计破坏了自然之美。他们引用中国政治文化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增添说服力，为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提供了一份有力的反面例证。
4. 政治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运用
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对东学西渐思潮的运用，实质是对外来文化分析和借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启蒙思想家始终立足于本国文化，立足于启蒙运动的任务，立足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中国政治文化的发现为政治思想家填补了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上的空缺。同时，也为政治思想家各自的政治理想提供了真实存在于现实社会的范例，使其政治理想不再是空想。这种借东方文化资鉴欧洲文化的思考方式不仅推动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发展，也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
启蒙思想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文艺复兴运动帮助近代欧洲从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中获得了古典遗产，解放精神后，欧洲人开始质疑现有政治权威和宗教神学，社会改革的呼声不断涌现。启蒙运动时期，当他们的眼光重新转回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试图在其中挖掘适用于启蒙运动的理论时，却发现古典传统文化己经不适应启蒙运动的发展要求。但他们从传教士带回的中国书籍中寻找到了打破宗教神学的思想，“17和18世纪欧洲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接触对世俗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影响，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 [12]。此后，法国政治思想家开始转向欧洲以外的文化，也就是借助东方的思想文化来汲取新的力量。
法国政治思想家在耶稣会士传回欧洲的儒家经典著作与专著中，发现了圣人孔子以及“儒教”学说。孔子的发现对于政治思想家具有重要意义，就18世纪的法国社会现状而言，如何对国王进行教育并使其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和人民生活幸福，正是法国政治思想家思考理想社会的热点话题。他们在孔子的儒家学说中看到了一种完全独立，并先于西方文明完成进化的文明，即使是孟德斯鸠和卢梭也不否认儒家思想不同于基督教，前者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高度完备的道德体系 [13]。该体系是法国思想家在现有欧洲体系和古典文化中所不曾见到过的。按照耶稣会士的观点，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宗教而存在，服务于国家制度，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要遵守这一文化宗教的礼仪。此类观点得到了多数政治思想家的认可，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文化逐渐成为其共识，而这也正是他们在思考社会启蒙思想过程中寻找的内容。另外，“欧洲学者很早就出于自身需要，把自己早期对现代社会的理想追求强加到了中国身上” [14]，这些思想家以自己的理想为蓝图，将其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观植入进了传入欧洲的中国政治思想中。
耶稣会士的著作证明了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虽然历经多轮朝代更换，却从未受到过任何宗教的影响，人们信仰的圣人孔子更是一位无神论者。这恰是政治思想家所需要的异于罗马希腊的，未曾受过宗教干预的政治文化。“法国近代主要思想家们清晰地认识到宗教不能替代伦理道德，从而坚定地推动伦理道德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还原世界本来面目，因此，儒家君子观和孔子思想的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15] 所以，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与卢梭对中国政治文化的阐释始终没有离开孔子的儒家文化，解读儒家文化成为其解读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他们对中国的赞扬或批评也始终围绕儒家文化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展开。东学西渐思潮中儒家思想的发现对于法国政治思想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法国政治思想家希望在承认公民自由的基础上限制国王权力，进而克服对专制主义的畏惧，协调专制与自由。东学西渐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为思想家们提供了不同于欧洲的政治体制范例,至少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思想家眼中，中国模式可以作为映射自身不足的载体。“受人尊敬的历史，稳定的行政机构和风俗，以及统治精英的容忍和智慧，让中国被视为一个‘开明专制’的典范，一些政治思想家将其看做解决社会动荡与冲突的模板” [16]。基于此，在伏尔泰提倡建立“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理性中，中国政治文化充当了正面的例证；而孟德斯鸠在推翻现有君主专制，建立君主制度的启蒙理想上，中国政治文化充当了反面例证。
18世纪，中国文化进入欧洲视野时，国内正值“康乾盛世”。中国整体上处于君主贤明、政治稳定、农业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的状态，科举制更新了各社会阶层人员，与法国奢靡的封建贵族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加之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时的渲染。这就抓住了伏尔泰与魁奈的目光，他们相信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是自己寻找的乌托邦，而孟德斯鸠与卢梭则注意到中国皇帝一人独揽国家大权，并混淆了法律与风俗的情况，认为这正是自己所批判的专制制度。
5. 结语
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商旅将物质的中国带入欧洲，传教士则将文化的中国带入欧洲，最终在欧洲形成了以法国为中心“中国热”。适时，法国正进行启蒙运动，政治思想家肩负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两大任务，中国政治文化为其提供了新的政治范例，他们以各自的启蒙理想为立足点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了解读。法国启蒙思想家在解读中国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褒贬不一的态度。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解释中国政治文化，其宗旨从未改变，即运用来自东方中国的政治文化来反思自身文化，进而批判法国社会现状，完成反叛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启蒙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