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章学诚不仅仅是在《文史通义》这一专书和私人书信中推崇《左传》，而且在他颇为看重且持续几十年的方志编修过程中同样以《左传》为宗，此方面可以从他为方志撰写的序、例中见出。更为重要的是，从章学诚现存的几部方志来看，其中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明显受到《左传》影响，带有鲜明的《左传》印记。
2. 方志编写思想推崇《左传》之文章
章学诚非常期待自己能够进入国史馆参与正史编修工作。然而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将史书编修实践转向了县志、府志等各种地方志的编写领域，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来实践自己的史学理想。他一生主持或参与编写了多部地方志，完整保存至今的是《永清县志》，另外残篇有《和州志》、《亳州志》、《湖北通志检存稿》、《湖北通志未定稿》。
章学诚编写地方志的心态是真诚的，编写过程始终烛照在他的史学理想之下，并力图借助《左传》中的相关记载提升地方志的史学意义与价值。
首先，通过这些长期的修志实践，章学诚深深地体验到了史料搜集、真伪考辨、剪裁取舍等方面的个中甘苦。但是章学诚强调“要于著之有故，则稗稊亦珍，否则新奇亦尘垢耳” [1] (《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即地方志的编写也必须要有严格而确定的思想原则和编纂体例，只要符合这些特定的原则、体例，那么即使记录了不入正史家法眼的琐碎历史事件，方志文章也是有其自身价值并值得珍视的。
其次，为了能够使别人理解他修方志的理想和方法，章学诚在很多篇目前后不厌其烦地加入“序”、“例”，唯恐别人以俗眼曲解甚至废弃他自己的苦心结撰、惨淡经营之作。通过这些序、例可以看出，章学诚所言“著之有故”之“故”首要是指《周官》、《尚书》、《左传》等符合章学诚史学理想的经典，而《左传》更是章学诚方志编修理想与方法的重要依据。在《湖北通志》的列传部分之前的序言中，章学诚特别指出“传”本是用来解释经书的一种文体，可以直接解释经文含义，也可以记录历史事件、人物生平和言论，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之后随着历史发展，“传”的含义缩小，逐渐成为了专门写人的文体。在后世的文人那里，只要是写某一人物的文章便可称之为“传”，章学诚站在历史学角度对此现象感叹道“古人以传纬经之旨微矣。”(《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序传》)
第三，为了能够扭转这一历史错误，接续由《左传》开创的正统史书编写方法，章学诚在自己的方志编修过程中，始终刻意地强调《左传》的指导思想地位：
今诸传虽为人物而撰，间有以事名篇，与编年之纪相经纬者，虽似创法，实本《左氏》之遗意也。(《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一《通志凡例》第二十五条)
章学诚在《湖北通志·凡例》中强调此志编修以《左传》为本，其实是为他自己在方志撰写中的大胆创新寻找依据。《春秋》对记人、记事不加区别，此后《左传》以事为纲，《史记》以人为纲。章学诚指出他在修《湖北通志》时，主要以人物为篇目命名，也有以事件为篇目命名，这其实是源自《左传》；他将记人和记事、编年体和纪传体混在一起，也是为了继承《左传》的精神与体例，纠正自汉代以来的史书体例分类越来越繁琐的问题。章学诚在方志撰写中的这些尝试和创新，正是他《文史通义·书教下》“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 [2] 的最好注解。
第四，在这样的史学理想及修史范例指导下，章学诚是用正史甚至是儒家经典的标准来完成地方志纂集工作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儒家经典《左传》是万世不易的史书编修标准，正史与地方志是可以互相补足缺漏的，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拾史遗者，其方志乎？宋元遗书，今多存者，史文所具，互见异同，乃知一家之言，殆于人心如面。是知百国宝书，左氏必多割爱；楚汉记载，史迁容有不遑。譬彼琢玉为器，所去之玉未必逊于所存；制锦为衣，所裁之锦岂必不如所纫。正史体尚谨严，方志宜存旁见，孟子对汤武苑囿之问，皆曰于传有之。《左氏》所引，亦有《军志》、《周志》之文，是皆六籍正文之所不载，则偏书外纪，自古有之。(《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序传》)
章学诚试图从经典的生成过程角度用类比方式论证地方志的价值。在《左传》的生成过程中，大量的史料被舍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史料毫无价值，而是因为史书文章撰写无法做到也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地全面记载。更高地漂浮在历史天空中的《左传》及后世“国史”序列实际上舍弃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这就为立足于历史地表的地方志提供了足够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章学诚非常珍视他煞费苦心撰写成的方志作品。然而，章学诚在编修过程中与时俗相悖的大胆创新在当时就遭到了别人的恶意评价甚至密奏抵制。对此，章学诚又如何回应呢？
3. 方志编写实践推崇《左传》之文章
章学诚一生主持或参与编纂了多部地方志，然而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刊刻、手稿也散佚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违背地方志编写时俗以及违背清王朝文化政策是两条重要原因。
3.1. 违背地方志编写时俗
章学诚所编修的方志尚在手稿阶段就受到了严厉批评，甚至有人会采取告密行动来阻止其刊刻。在《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嘉定蕲难传》正文结束之后，章学诚愤怒地写出了这篇文章所遭受到的非议，并给予严厉反驳。由于此段文字是直接探讨章学诚方志文章与《左传》关系的少数直接材料之一，故而全文转录如下：
此篇于近代史家为创例，其实皆有所本，并无一字之杜撰也。纪事名篇本于《龟策》、《货殖》、《西域》诸传，且亦《左氏》之旧例，史迁虽变而未离其宗者尔。叙例言之已详，木石亦可解矣。秀水陈熷进士素闻其说，未尝有所异议，及至檄委校刊之际，密具禀揭，驳叙例云：意仿《左传》，殊不知《左传》之“传”乃训诂解经之名，与史传之“传”全不相涉，因请将此等传删节大略，入于编年，其中人物附于忠义门类。姑无论校书例无改书之法，彼以《左传》之比事属辞，直视同服贾训诂一例，如果混沌至此，余亦必不荐以司校雠矣。盖安心立异，恃无识者指其欺狡，遂以术愚当事，彼意中直视当事为目不识丁，不妨以儿戏惑之耳，而当事果赏鉴为具见本源矣。呜呼！史传神明变化，非所责于若辈，而《左传》事备《春秋》本末，乃指以为解诂之书，吾知村学童蒙必不可以欺也。然竟得售其欺，宜吾道之不行矣。传后人名别录，盖本常氏《华阳国志》与郑文宝《江表志》例，此亦人物表之变例。其不入表而附传者，其人不足以列表，而附传则以备传文之稽检也。此中具有精裁，非所责于此辈，其妄议更不足较矣。 [3]
秀水陈熷进士，相关生平资料较少，《中国藏书家考略》云：“陈熷，字效曾，嘉兴人。清进士。” [4] 《嘉兴府志》(光绪五年刊本)卷四十七：“陈熷，庚子(1780)进士。”同书卷八十载陈熷有《乐记逸篇》，书名下节引《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的相关记载：“秀水陈氏熷补亡，凡十三篇。” [5] 在《湖北通志检存稿·欧魏列传》篇末的“志曰”部分中，章学诚简述了自己与陈熷的恩怨。原来章学诚主持的《湖北通志》手稿编成之际，陈熷请求章学诚将自己推荐给主管修志的官员来担任此志的校对工作。章学诚同意并且推荐了此人。此事被看作是以权谋私，章学诚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来予以解释，最终陈熷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校对之职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熷随即向主管修志官员进谗言，彻底否定章学诚所修整部方志，“将全志指斥以为一字不堪取用”，并请求重拨经费、重修方志。然而由于经费问题，陈熷未能得逞，“枉作中山之狼，仍不得人肉吃矣！”章学诚所编修的方志也被束之高阁。这一事件的结局令章学诚非常愤怒：“呜呼！人孰无肺肝，不知此等肺肠如何生也！”然而最令章学诚痛心的是湖北地方要员对此事件的回复及态度：“然当事批其禀揭云所论具见本源。呜呼！本源之说，吾知之矣！安得不视此为混厕邪？”地方要员模糊的态度直接造成了方志刊刻工作未能实施，最终导致此志部分散佚。明了此段恩怨之后再来看《嘉定蕲难传》文末的那段文字便可以知道，陈熷否定章撰《湖北通志》的一个理由是：此志有部分内容是在模仿《左传》，陈熷认为《左传》是一部训诂解经之书，当与贾逵、服虔之注疏归为一类，与史书有本质不同，因此不可模仿，陈熷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应当将这类型的篇目散入编年及忠义传。这一条材料实际是从反面揭示出由章学诚编撰的《湖北通志》的部分篇章深深地受到《左传》影响。那么，令秀水陈熷进士极为不满以至于“密具禀揭”，又令章学诚极力维护而严辞驳斥的“此等传”到底是什么样的文章呢？
章学诚编撰的《湖北通志》现仅存《湖北通志检存稿》和《湖北通志未定稿》。上述驳斥文字在《嘉定蕲难传》正文后，此篇传与战争相关，类似的篇目尚有《宋陈规德安御寇传》、《开禧守襄阳传》、《明季寇难传》。
《嘉定蕲难传》全文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记叙了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蕲州城军民誓死抵抗金人进攻的惨烈悲壮事迹，第二部分是李诚之、秦钜等七人的传记，第三部分此次战役亲历者赵与裕所著《泣蕲录》节选，第四部分是姓名别录，第五部分是上述章学诚对陈熷的驳斥。初看之下，这样一篇传记无论内容还是体例都实在过于杂糅；然而细读过后才会明白章学诚对此篇的用心经营之处。
《嘉定蕲难传》 [6] 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蕲州城军民抗金斗争，这部分聚焦于战争中的重要场面，从整体风格到遣词造句、叙事视角及手法、褒贬等细节均明显借鉴《左传》笔法。例如，从整体风格来看：
明日，金兵大至，作桥道高于城角，立硬寨，掘港口，放泄濠水。
既退，复来围，烧战楼。诚之遣其子士充及钜、与裕领弓弩五十余人，直趋东南围楼下对敌。
希甫又调江士旺、陈兴等，直前奋击，杀其酋帅，烧毀枋木，填其所开港口。
未几，薄城下，围之数重，遂燔木栅。
诚之出兵御之，杀其将卒数十人，夺其佩印。
三月朔，金人攻西门，射却之。
至次日夜分，范葵选死士数千，四面奋击，声撼山谷，金人退走。乘胜逐北，斩首数千。
“既退，复来围”、“未几，薄城下”是从时间角度写出战事紧张；“直趋”、“直前奋击，杀其酋帅”以速度及结果来表现战争中的激烈对抗程度；“选死士数千，四面奋击，声撼山谷，金人退走”中简洁的措辞已经包含着对宋军的褒扬。《左传》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也同样是按照时间顺序，简洁、精炼而内含褒贬：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左传·桓公三年》)
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左传·文公二年》)
战于殽也，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左传·文公二年》)
又如此传中有“初，金人犯淮南时”一句中的“初”是回忆往事时的提示语，显然源自《左传》中“初”的这种用法：“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左传·隐公元年》)“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左传·桓公十年》)
又如，“金兵至”一句描写了金人军营守卫森严、灯火通明：
金兵至，列营数处，马数千匹，夜间兵声相接，为狗吠声，所谓摆狗铺也，然炬照耀，城中皆赤。
其叙事视角是宋军于蕲州城楼上远观，以获得其概貌并简要评价。《左传》也有类似段落：
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这是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登上有莘城的废墟观察自己的军队；
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傅诸其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是舟师之战中，吴国军队登上山的高处远望楚军；还有最著名的便是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中，楚共王登上巢车遥望晋国军营，太宰伯州犁对楚王所见景象的解说；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左传·成公十六年》)
以上三例都是通过某一个特定的观察者视角，从高处或远处遥望以获其概貌。章学诚“金兵至”一句显然模仿了《左传》的这种叙事方法。
又如，章学诚详细记录了李诚之对蕲州成各处的兵力部署：
诚之命武翼张广守北门，监押温玉守西门，监务梅察守南门，判官赵汝标、监嘉府新城酒税姜应春、监庙秦安上充防城库受给官，进武副尉林安仁、进武校尉王明、吴宗政，指使郑俊充东隅战楼守御官，进武校尉王文明、监庙刘忱、指使钱广充北隅战楼守御官，三湖巡检雍显新、宿松主簿梅必胜、监庙陈师周充西隅战楼守御官，巡检李钧充帐前佩印官。敛民兵得七百人，人守女墙二障，牒广济、黄梅二县民兵四百人入城守御。
这是对《左传》多处详细叙述晋国等国家将领部署的模仿：
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左传·文公七年》)
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左传·文公十二年》)
又如，金人制造了“望楼”来窥探蕲州城中的情况，李诚之这样应对：
三月朔，金人攻西门，射却之，俄造望楼以窥城，诚之为疑兵以示之，金人白布帕首，号哭诅城，城中屠狗，刳心肝，戴以金人毡笠，枪揭城上厌之，召妓红妆，奏乐于战栅上，酣饮不顾。
李诚之命人将金兵的毡笠戴在死狗头上，又用枪挑起死狗，以示对金人的蔑视；在战栅上饮酒奏乐，伪装守卫松懈，以迷惑金兵。《左传》中也有类似的段略：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左传·襄公十八年》)
在平阴之战中，齐灵公登上巫山来窥探晋国军队的虚实。晋国军队为了迷惑齐灵公开始布置疑阵，即使是没有军队的地方也插上军旗；车的左边坐上真人，右边用假人充数；车后绑上树枝，这样车在快速行驶时就会扬弃尘土。齐灵公被这样的假象迷惑，竟然抛弃军队，自己逃跑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章学诚对嘉定年间蕲州战役的描写确实脱胎于《左传》。陈熷对这种方志文章的批评是从方志之文不宜模仿经部注疏来立论的，虽然这种立论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但却从反面证明了章学诚撰写《嘉定蕲难传》等“此等传”是以《左传》为标准，不仅局部模仿《左传》的遣词造句、叙事手法，连整体风格也与《左传》类似。
与《嘉定蕲难传》类似的还有《开禧守襄阳传》，此传记录了南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荆鄂都统赵淳带领襄阳军民奋力抵抗金人入侵的英勇事迹。从总体风格上看，此篇模仿《左传》，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层次清晰，全景展示了这场襄阳抗金战役。用词简洁，不事雕琢，然而战场厮杀之惨烈、抗金将士之英勇已经跃然纸上。其中既有战前准备，如将军民老幼悉招入城，拆掉城外房屋，木料、砖瓦作为战略物资运入城中等：
淳缚浮桥，尽渡樊城军民老幼入城，凡数千人，又抽江北把隘官兵及战退卒万人入城。尽毁附城屋宇，材木运城中，运防城器具列城上。
有兵力部署的详细记录，如刘津、吴强、扈立等人分别统领东西南北四处城隅：
以本司左军统制刘津主城东隅，江陵左军统制吴强、统领扈立主城西隅，统制林璋主城南隅，本司统领王世修、陈简主城北隅。
有遥望金兵阵营：
闻金人于白河口编筏渡江，淳单骑驰赴江上，遥见隔江，紫伞仪卫部伍森严，一人中立，状貌修伟，称完顔相公，与淳往复言用兵事，淳面折之。
更有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描写，如金兵用各种方式一次次猛攻襄阳城，赵淳带领襄阳军民化解金兵进攻的同时又一次次智击敌军：
谍知金人于东津造浮桥，淳急令善水人以萑船载油灌干草，自上流放下，纵火焚其桥。
越三日，马步军齐集，四围环绕无际，箭著城辟如猬毛。淳身被两创，崛立不动，以火箭爇其草牛等物，冲焰四起，城上弓弩、炮石齐发，杀伤金兵无数。又出敢死士开城接杀，军气倍奋迅。金兵退，尽烧所造云梯等物。收箭得百余万，具捷以闻。
又命敢勇军身携竹笼潜出，直至金营接战，遂掷竹笼绊其所乘马，乘势掩杀。又诱至浅滩上，出伏兵擒之。
还有对此次抗金斗争取胜原因的分析，如赵淳治军严谨、赏罚分明，与士卒同甘共苦，体恤百姓等。
总之，章学诚以《左传》为范例、力主史书包括地方志都应当以《左传》为学习对象的理念在《湖北通志》列传部分的战争描写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是因为这一点与时俗相悖，导致此志当时无法刊刻，一部分失传，更多精彩篇章已不可得而见之。
3.2. 违背清王朝文化政策
清王朝尤其是康雍乾三世实行高压文化政策，用文字狱、编修《四库全书》、八股文等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章学诚(1738~1801)的一生与整个乾隆朝(1736~1796)相始终，这一段时期恰恰是文字狱鼎盛时期，也是整个大清王朝表面强盛却又危机四伏的转折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下，读书与写作成为了带有危险性的活动，必须时刻小心翼翼。章学诚可以在私人写作中暂时逃避这一外界大环境的影响，一旦超出这一范围，那么就连其所编纂的方志也无法逃脱被抹杀的命运。
章学诚现存的《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检存稿》均有战争场面描写，但是各有特点：《和州志》是章学诚早年编纂的一部方志，《左传》的影响已经有所体现，但在战争场面描写方面《左传》影响尚不突出；《永清县志》系章学诚唯一一部正式刊刻且至今保存完整的方志，但是其中的战争描写十分平淡；《湖北通志检存稿》前文已有分析，其中的战争场面描写深深受到《左传》的影响。
在现存《和州志》中，戴重、戴本孝、戴移孝父子以及马如融等人的列传有战争场面描写，其中以戴重传为突出。戴重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面对南明王朝的衰败腐朽，他在隐居与出仕之间摇摆不定。直到1645年弘光帝朱由崧被俘之后，戴重才下定决心与潘国瓒、严启隆等人高举抗清义旗：
于是相与盟于后林。当是时，重等招集远近义勇二千余人，敛湖舸五百艘。世家巨室，闻风输金助军实者，络绎相属。国瓒亦罄竭家赀犒军，简练器械，整饬旌旗铠甲，部勒行伍。遂命三军缟素。重与启隆、国瓒誓师于象口，军气振肃，楼橹相望，自长兴达洞庭山。
这段对抗清起义准备阶段的描绘能够抓住军事部署的重点，概括介绍整个义军人数、船只数量、军队训练以及军营的整体氛围“军气振肃，楼橹相望”。但是其《左传》影响尚不明显。
当大清兵进剿后林，适潘国瓒为子纳妇，妇家温氏饶于赀，亦请破家从军。故即军中成礼，适大军掩至，人不及甲，村中大乱，重亟出，大军遥望射之，发三矢，皆格落不得近，而元震方掉舟急流，殊死力战，大呼驰突，重急与启隆率众继进。我军有小校隐垝垣中，由左出不意射之，重中矢，矢洞腹饮羽。重拔矢出其镞，按创疾走，颜色不少动。遇启隆，亦被刀创，于是导重从歧途遁去。 [7] (《和州志·列传第十·戴重》)
这段记录抗清起义军遭到突袭的文字，从整体上看简洁、紧凑，从细节上看能够抓住扣人心弦的种种瞬间，例如清军射向戴重的三支箭“皆格落不得近”，又如戴重突遭暗箭射中，“矢洞腹饮羽”，显然伤势严重，戴重将箭拔出，按压伤口，且退且战，“颜色不少动”，戴重的沉着、冷静、坚毅的品格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描写而跃然纸上。这段战争场面描写与《左传·成公二年》鞌之战当中郤克与张侯一段颇有暗合之处：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
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
在这场战役中，作为晋军将领的郤克中箭之后仍然坚持击鼓，为他驾车的解张同样中箭，同样坚持驾车。“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与“重中矢，矢洞腹饮羽。重拔矢出其镞，按创疾走”两处描写是相似的。
在《永清县志》中，史天倪、史天安、史天祥、史天泽兄弟的列传有战争场面描写。这四人均在元王朝开国之初立下赫赫战功。史天倪追随大将木华黎征战南北，《史天倪列传》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其生平大事，其中战争场面颇多，但是描写简略而平淡，例如：
移军围大名。大名城坚，众不敢击，天倪循视良久，使兵攻西南隅，劲卒屡上屡却，天倪一跃而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永清县志》卷十六，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劲卒的表现可以反衬天倪在攻城中的英勇，这一点其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然而传文仅仅是写天倪“一跃而登”，守城者即“辟易”，接着就写大名城被攻下，看似跳跃的叙述中透露出的是对这一战的复杂情绪。这样平铺直叙的战争场面描写在上述四兄弟的传记中比比皆是。例如《史天安史天祥列传》：
乙酉，武仙杀天倪于真定，天安率众会天泽并力攻仙，败走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帅府事，抚治真定。(《永清县志》卷十六，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史天倪被武仙设计谋杀，其弟史天安与史天泽合力为兄复仇。这一事件在史天安的传记中仅有上面一句话。在史天泽的传记中有相对而言比较详细，但也没有精彩的战争场面描写。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氏四兄弟的传记中，元朝统治者对他们的屡次封赏得到了详细记录，例如：
甲戌，(史天倪)朝太祖于幄殿，所陈多奇谋至计。太祖大悦，赐金符，授马步军都统，管领二十四万户。
甲午，宣(史天安)权真定等路万户，赐金符。定宗元年丙午入觐，赐黄金裘马。
大宴，帝命皇后亲饮枢(史天安之子史枢)酒，且谕新附渠帅曰：我国家自开创以来，未有皇后赐臣下酒者，枢父子世笃忠贞，故宠以殊礼，有能尽瘁事国者，礼亦如之。
癸未春，还军河中，木华黎上其(史天祥)功，赐金虎符，授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总十二万户。
至元元年，(史天泽)加光禄大夫。三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四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中书左丞相。
可以看出，章学诚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史氏家族所获得的封赏，是有其史学之外的目的的。《永清县志》之所以能够得到官方认可并刊刻流传，其原因显然是和清廷的文化政策有一定关系。史氏家族与元王朝之间的关系开始于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登基的至宁元年(1213)，此时的元王朝还处在蒙古帝国阶段，刚刚建立七年时间。北方已经战乱多年，史氏兄弟的父亲史秉直在这一年听说蒙古统帅木华黎对投降者给予优待，于是率领同乡数千人前去投奔。木华黎意欲授史秉直以官，史秉直辞谢后推荐了其子弟。史氏兄弟征战沙场，冲锋陷阵，对抗金、西夏，蚕食南宋，因赫赫战功而不断得以加官进爵。史氏兄弟在特定时代的选择到了清王朝时期就具有了某种针对当时现实的象征意义。清王朝极其看重对蒙元历史的表述，其实质是蒙元历史表述背后所隐藏着的“正统”，即统治合法性的来源问题。如何恰当地书写、评价这段历史事件，是章学诚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现在看来，章学诚用平直的方式叙述事件，不做过多的细节描述，对史氏兄弟所获得的功绩及所受到的封赏予以详细记录，都是一种针对当时清王朝统治的策略：不详细描写、不赞颂辅佐蒙古帝国的史氏兄弟对汉人的杀戮，这是章学诚对儒家“夷夏之别”思想的暗暗坚守；详细记录其所得封赏，这是章学诚借鉴《春秋》之笔法，于彰其功之下更讥其行。《永清县志》在当时终获刊刻并完整流传至今，与章学诚这一番苦心有一定关系。相反，《和州志》残篇和《湖北通志检存稿》是站在汉族角度，写汉族人抵抗少数民族军队的进攻，故而情感上更加激烈,描写更加细致、生动，这也是这些手稿直到清代后期的1832年才开始刊刻的部分原因。
总之，章学诚立足于史学，认为《左传》是《尚书》之“大宗”，传承了“书教”宗旨，可以作为史书写作楷模。章学诚是从史学角度来定位、评价《左传》的，他刻意忽视了《左传》华美的言辞。就现存的材料来看，章学诚在编纂方志的过程中，战争场面描写深深地受到了《左传》的影响。
4. 余论：章学诚的古文观
章学诚认为史学之文与文士之文是存在差异的，史学之文的意义与价值高于文士之文。然而章学诚在其方志中的战争描写篇章既简洁精练又惊心动魄，是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的。除了深受《左传》影响这一因素之外，也有章学诚自己对古文的理解这一因素在发挥着特定的作用。
4.1. 清真：章学诚的古文评价标准
章学诚在《家书三》中回忆其少年学习经历时提到了祖父的影响。章学诚的祖父读书时总是拒绝古人之解、俗世之见，对庾信“春水望桃花”一句，其祖父抹去古人引《月令章句》的注释，写下来自己的注释：
祖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
章学诚深受其祖父读书与思考方法的影响，同样对“三月桃花水下”这样理性而死板的注解表示厌恶，对“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这样感性而饱含审美想象的评点“觉有会”，即能够从审美角度体悟诗句所创造的意境，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章学诚就将读书重点放在了对古书之“大体”的兴会和感悟上。这一点可以说明作为史学思想家的章学诚所秉持的理念当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审美性的思维因素。
章学诚对古文有自己的独到理解。他长期以书院教学和编写县志方式谋生——在八股文教学中，他必须要接触文士之文，以供指导学生写作之用；在方志编写过程中，他倡导设立“文征”部分，收录一府一县范围内的历代诗文，这就有了择优选取的环节。在这种环境中，章学诚归纳出了当时习见的八股文教育方式是先泛泛指出应熟读韩、柳等大家的古文以及王、唐等大家的时文，再用“文气”、“火候”、“养到”等模棱两可的词语来指导学生写作，这样的塾师令人十分怀疑是否真正懂得文章写作之道。章学诚对这种文章教学表达了深深的不满，并强调其缺陷是：
而于塾生天质何如、功力何如、书理如何、会通文法如何，讲习若者为是，若者为非，概未尝置一语焉。 [8]
上述批评可以见出章学诚本人是极其重视、讲究文章写作方法的。
在这种整体轻视文士之文与重视文章写作方法的矛盾中，章学诚提出了他自己的文章评价标准：“清真”。
余论文之要，必以清真为主。真则不求于文，求于为文之旨，所谓言之有物，非苟为文是也。清则主于文之气体，所谓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一例之言，不可有所夹杂是也。今阅顾氏之说，则以时代升降，文体亦有不同，用一代之体，不容杂入不类之语，亦求清真之道也。 [9]
所谓“真”，在章学诚的论述里包含三方面要素：“为文之旨”即穿透文字，关注写作所要表达的思想及为文之目的；“言之有物，非苟为文”，即写作要有切合实际的内容，而非徒逞辞藻却空洞无物，不能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所谓“清”，即“不可有所夹杂”，章学诚以“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为例来解释。此句本李翱《答朱载言书》：
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
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
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也有转述。无论是李翱还是欧阳修，都赞赏六经的“意”与“言”各具特色、各有深意，应当被引为文章写作楷模。章学诚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是如此，“不可有所夹杂”即当以六经为本，写作古文时，文体、语言、思想都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度，不可多重文体、多个时代的语言、多种思想杂糅在一起。
总之，章学诚评价古文的“清真”标准以儒家经典为楷模，立足于史学领域，追求文章纯正的风格和语言，并且强调时代变化对古文写作的影响。
4.2. 以文章沟通儒家经典与现实
在“清真”的古文观念下，章学诚指出了符合他理想的作家是元代的程端礼：
元程端礼《畏斋集》学朱子而文笔近于南丰。行文最为醇正，有规矩，其送吕道士祈雨著效文，谓其道本于中庸之位育，可以弭灾于未形。 [10]
章学诚认为程端礼《畏斋集》中的思想以朱熹为宗，行文风格接近曾巩。这里的“送吕道士祈雨著效文”收录于元代程端礼《畏斋集》卷四的《送道士啬斋吕君序》。程端礼的这篇文章，前半部分简要叙述吕道士祈雨成功，后半部分大段议论，认为应当是由“真儒”来行利国利民之事，然而后世只有“章句儒”而无“真儒”。全文以记实事开篇，进而转向盛赞儒家“理想时代”，行文层次清晰，语言简洁，不事雕琢。这正符合章学诚的“清真”标准。章学诚还称赞了程端礼的另外一篇文章：
其示章生祷佛茹素以拯母疾，三年病瘠，劝以顺迁大旨，结以“今世咸知夷鬼是畏，而知畏圣言以事天者少也，”亦甚切至。 [11]
此处提到程端礼送给章生的文章是《顺迁说一首遗章生》，收入《畏斋集》卷六。此文前半部分简要叙述了章生因为母亲生病，于是在佛前发愿吃斋三年，以祈求母亲疾病痊愈。后未到三年，章生母亲病愈，但是章生没有破戒，而是继续吃斋，以至于身体羸弱。后半部分以“顺迁”规劝，即内在地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孝、敬、顺，进而外化为“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种种行动，即使独处一室也不违背内心的追求。全文同样是开头记录事件，后半部分转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议论。这篇文章也是章学诚“清真”标准的范例。
以此为基点，再结合他自己的方志古文创作、《文史通义》中的《古文十弊》以及章学诚与友人讨论文章的信件来分析，可知章学诚“清真”古文理论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记事为辅、议论为主，语言简洁，不事雕琢——这一点显然是从史书写作角度出发，然而扩展到文学领域，彻底排斥写景、抒情等“文士之文”的是不切实际的。章学诚的古文理论在后世文学领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黄冈师范学院2019年度高级别培育项目(2019073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