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代汉语大词典》 [1] 中规定意识形态为，“与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点、观念、概念的总和，同时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理解和认知，包括法律思想、文学艺术和宗教哲学等意识形式。”由此可知，意识形态对于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很大影响。而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正是影响译者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即一个国家、团体中或一定阶段、时期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哲学、经济政治、艺术审美等价值趋向 [2]，对译者翻译的影响尤为突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代表，自17世纪以来，被陆续引介到英语世界，其中，“仁、义、礼、智、信”等儒学核心概念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目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考查意识形态在儒学核心概念翻译与传播中的影响，对提高儒学海外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2. 相关研究回顾
自早期传教士研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来，西方汉学界对儒家文化的研究极为重视，对《论语》这一儒家经典著作进行译介的汉学家不在少数，且大多数的《论语》英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所在国家、所处时代，西方对儒家文化研究的缩影，对儒家文化的海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近些年来，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西方汉学家对于《论语》的译介大都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未能十分准确地表达儒家文化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此现状，翻译界展开了一系列以“仁”为代表的儒学核心概念的研究，如杨平 [3] 通过总结分析数种翻译方法的利弊得失，得出结论“仁”最好是不译即音译；刘白玉 [4] 通过分析16种有代表性的有关“仁”的翻译成果及5种文化翻译策略研究得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翻译应采用“和谐法”的翻译策略；范敏 [5] 比较和探讨了《论语》五译本文化高频词的翻译策略；李广伟、戈玲玲 [6] 基于平行语料库对辜鸿铭《论语》译本中的本源概念英译进行了研究。此类研究大多关注翻译策略描述或译文风格对比两个方面，对于意识形态在译者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有所忽略。Lefevere [7] 指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译者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译者的主体意识。因此，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有助于推进儒学核心概念的翻译与传播。
3. 英译“仁”的对比研究
对于西方汉学家而言，《论语》中所蕴含的文化特色过于深奥、难以理解，给《论语》英译带来了难题，译者在进行核心概念翻译时，经常会“不可知其源也”。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儒家核心概念莫过于“仁”字，其在《论语》中并无定解，就连孔子本人也很少深入探讨“仁”，也不轻易以“仁”许人。新华字典中，将“仁”的解释为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同情等，如“仁义”(a. 仁爱与正义；b. 通情达理，性格温顺，能为别人着想)、“仁爱”、“仁政”、“仁人志士”(仁爱有节操的人)、“仁义礼智”(儒家的伦理思想)、“仁至义尽”等。这是摘选的《论语》中“仁”可能具有的意思，实际上，其内涵远比上述的多。
因此，从客观条件上看，“仁”在《论语》中的内涵各色各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给译者进行“仁”的英译制造了困难，没有任何一个英文词汇可以准确表达“仁”的内涵、传递“仁”的实质。正如安乐哲所言，这是中国自己的文化范畴词，是专门表达民族文化的词汇 [8]。这就自然地导致译者对于“仁”的理解不尽相同，对于“仁”的翻译也具有多样性，并没有统一对应之词，全然是“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风格各异、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James Legge、Arthur Waley、Roger T. Ames和Henry Rosemont的《论语》英译本为案例，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三位译者的儒家核心概念“仁”的英译进行对比研究和归纳总结，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
Table 1.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ree Translations of “Ren”
表1. 三种译本对儒学核心概念“仁”的英译对比
从表1可知，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儒学核心概念“仁”具有不同的见解。Legge考虑到“仁”在不同语境下的多种内涵，偏向于将其译为“true/perfect virtue”，正如他在注释中所说，“virtue”作为一个含义广泛的词汇能够更好地反应“仁”的多种内涵；尽管如此，在很多章节中仍需突出强调“仁”的具体内涵，采用“benevolence”、“the good”等译法 [9]。Waley对于“仁”的认知与Legge恰恰相反，他倾向于将“仁”视为一个整体概念，用特定词汇“Good”、“Goodness”表达其内涵。Ames和Rosemont [10] 从哲学角度诠释《论语》并独出心裁地将“仁”译为“authoritative conduct”、“authoritative persons/people”、“authoritatively”等。
事实上，上述所列三种“仁”的英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大都是从某一角度、某一方面去阐释和理解，难免过于片面，把丰富的儒家思想简单化，并不能高度地凝练儒家文化的精华。这就使我们不禁去深入思考，为何同为西方译者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三位译者会对“仁”采用不同的译法？无疑，除却已知的客观条件，从主观条件上看，译者自身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时代背景、生长环境、个人信仰、学术经历等等，即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得英译结果不尽相同。
4.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
Lefevere [7] 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再创作，翻译不能完全地表达原作的内涵，因为翻译始终都受到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三个方面的操纵。由此可知，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译者翻译，它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干预译者的表述，译者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操纵，亦会产生不同的译本。笔者对上述三个译本中“仁”的翻译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4.1. 理雅各(James Legge)
17 世纪的古莱神父在翻译孔子的篇章时曾公然宣称：“翻译事业的进行不在于为欧洲引进中国智慧，而在于使中国人皈依基督” [3]。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认为孔子只有通过基督启示才能实现他追求的理想，因此，传教士在翻译儒家经典时，他们并不是要向西方客观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而是借助翻译，利用基督教义解释儒学，最终实现基督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归化。
其中，Legge作为19世纪是英国著名的新教传教士和汉学家，深受其社会时代背景及其个人信仰的影响，即以翻译为工具，利用基督教教义阐释儒家文化，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从而使儒学呈“神学化”且使中国被基督化。
因此，受制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他在翻译《论语》时，以直译、遵循原文思维形式为特点，给予强烈的基督教传教士立场，以基督教义、范例阐释儒家核心概念为宗旨。当代翻译家欧阳桢曾直接地指出：“理雅各的翻译，使儒家经典变成了基督教义的翻版” [11]。
借用辜鸿铭对Legge的评价，“理雅各文学训练不足，缺乏对文学的批判性思维和鉴赏性思维，没有从总体上把握儒学内涵；尽管他做了足够的努力，但他未能摆脱其僵硬和狭隘的思想限制” [12]。这一评价的具体内容在Legge对“仁”的翻译中得以体现，Legge将“仁”译为基督教中的“virtue”，概括地理解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正直的品性，将“仁”和其他核心概念混为一谈，并没有具体地分析其内涵 [13]；而一些章节中的“benevolence”、“the good”等，虽具体强调“仁”的内涵，但也受到基督教义的影响，带有浓厚的西方宗教文化色彩，使读者对于“仁”的理解产生偏差。
由此可知，Legge在进行《论语》英译时过于想当然，过于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过于坚定地认为基督教优于儒教、耶稣优于孔子，因而在进行儒学翻译时不自觉被基督教术语、欧洲思想束缚了思维，译文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僵化，未使欧洲理性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造成了欧洲民众对儒学的误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译本对后世对儒学传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2. 威利(Arthur Waley)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结束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却也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期间中，西方国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不断地侵蚀着古老中国的根基，西学东渐成为社会主流，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强势。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对汉语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2]。
Waley正是处于这样一个西学东渐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因而纵然他被当成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论语》翻译家，其《论语》译本在西方英语世界较为流行，但是实际上，作为土生土长的英国人，Waley的思想植根于其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同时受西学东渐的文化强势的影响。因而，其翻译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迎合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他的译本大都采用归化策略，带有深刻的英语烙印和浓重的西方文化烙印，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儒家文化的深层意味,造成了汉文化内涵缺失。
其中，Waley将“仁”译为“Good”、“Goodness”。他曾断言，《论语》中“仁”是一种“神秘的统一体”(mystic entity)，泛指“友爱、宽厚、仁慈”且有别于动物的人类，可能的对应词是Good、Goodness [14]。事实上，从更深层次的挖掘，Waley的这种译法，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有直接联系，因为当时西方汉学家善用希腊哲学思想阐释儒家思想。
据此可得，Waley在进行《论语》英译时，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当时大多数西方汉学家一样深陷于希腊哲学思想，承载强势的西方文化意识，忽视了儒家文化的深层含义，导致了儒家文化内涵的缺失。
4.3. 安乐哲(Roger T. 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西方汉学家大都集中研究中国近现代的作品，即“现代化”理论，造成儒家典籍研究几乎空白的局面。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现代化”理论模式受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的冲击，部分学者开始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质疑，进而出现了“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史学动向 [15]。在反思研究过程中，西方汉学家发现中国现代文化与之前的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对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西方汉学家逐渐将关注重点转移到儒家思想内在的宗教性和哲学性上，并形成了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学。
Ames和Rosemont就是采取比较哲学进路的代表，受到其学术经历——“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他们意识到了西方哲学的不足，试图重新诠释并引进儒家哲学，且着重研究儒学经典中的哲学思想，力图在英语中将孔子思想的哲学特点体现出来，以提供一种和西方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改变西方不承认中国哲学的现状，进而打破哲学为西方垄断的局面 [16]，提供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
二者的《论语》英译本是其明显的“中国中心观”的产物，旨在通过分析孔子的言行举止，为西方世界引进儒学文化。因此，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采取异化策略，将“仁”译为“authoritative conduct”、“authoritative persons/people”、“authoritatively”等，使用此类带有很少联想的词汇以避免读者的画蛇添足，逼迫读者走出熟悉的文化框架去认识焕然一新的东方文化。至此可知，Ames和Rosemont在进行《论语》英译时，亦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想为西方提供一种新型哲学思路，以更好地认识自身和世界。但是，此种翻译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文化对应的争论。
5. 结语
纵向对比Legge、Waley、Ames和Rosemont的英译本可知，他们作为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儒学研究的大家，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所处国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影响了他们对《论语》内在文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诠释，影响了儒家文化的海外传播。
因此，针对于儒学翻译与传播，国内译者不能被动地依赖西方译者来发现儒家文化的价值、传递儒家文化，因为与西方译者相比，我们自小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的底蕴早已贯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更大程度消除中外文化断层，矫正对儒家文化认识的偏差；我们必须保有高度的自信，主动出击，在保留儒学典籍历史本原、思想理念的基础上，综合考究其现实意义和中西文化差异，将儒家文化经典英译，把具有东方文化底蕴的作品呈现给外国读者，真正地让外国读者消除对儒家文化的误解、领悟儒家思想内涵、融会贯通儒家处事理念，使儒家文化的海外传播得到质的飞跃。
基金项目
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项目：当代儒学文献翻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编号：2019RWC007)；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儒学核心概念翻译与传播研究(编号：S201910446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