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西方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PTG强调创伤后个体自我恢复和更新的能力，其研究成果可以为临床上如何更有效地激发成长以及恢复和提升创伤者的身心机能提供有益的指导。与生活中的困难作斗争可以使人产生积极变化，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这些思想被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等吸收，并植根于不同文化的历史中，而自我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Markus & Kitayama, 1991)，这使得有必要在文化的框架下理解PTG，而不是孤立于文化之外。PTG的理论模型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在概念层面上，PTG是普遍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国PTG本土化研究过程中发现，PTG的内容表现有不同程度的差异。目前，对于PTG产生机制中文化差异的探究鲜见，对其文化差异进行反思，有助于降低直接假设一个普遍理论模型框架的风险，更加辩证地看待不同文化背景下PTG的发生发展机制，从而用更符合我国文化习惯的干预理念和手段，积极引导创伤后幸存者提高PTG水平。
2. 创伤后成长的概念及内容
创伤后成长最早于1996年由Tedeschi和Calhoun提出，被定义为：个体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自我知觉或体验到的心理上的积极改变(Tedeschi & Calhoun, 1996)。创伤性事件主要指对个体的身体或心理产生严重创伤的事件，例如自然灾害、战争、意外事故、丧亲、儿童虐待、孩子疾病或残疾、慢性疾病以及癌症等。但对创伤事件的定义不仅限于上述事件，创伤性事件其实是描述了一系列的情景，这些情景对个体的适应性资源构成了重大挑战，也对个体解读世界的方式构成了重大挑战。成长不是创伤的必然结果，PTG是否产生以及产生的水平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PTG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具体内容，即：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重新设置人生中重要事物的主次顺序；与他人建立更温暖、更亲密的关系；个人力量感增强；认识到生活中的新可能性；积极的精神改变。
3. 创伤后成长的理论模型
到目前为止，创伤后成长的综合模型和有机体成长估值理论被认为是目前创伤后成长最全面的两种理论模型。
3.1. 创伤后成长的综合模型
Tedeschi与Calhoun最早于1995年提出创伤后转化模型，并在2012年近一步完善为综合模型(Berger & Weiss, 2010)。如图1：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前，个体发展依赖于对世界的普遍信念和假设，以此去理解所发生事情的原因，Parkes称之为“假设世界”。经历创伤性事件后，个体的假设世界受到威胁与挑战，引发的情绪痛苦导致个体反刍性沉思并试图采取以降低痛苦为目的的行为。该模型认为，反刍性沉思是认知加工的核心，且最初是侵入性反刍性沉思，在个体第一次成功应对后，便转向关于创伤及其对生活影响的思考，即目的性反刍性沉思。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在认知加工的建设性方面(如分析新局势，发现意义，再评估)对PTG的产生起着关键作用。认知加工、自我分析和自我暴露、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着PTG的产生。此模型重点强调认知过程在个体PTG产生中的作用。
Figure 1.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PTG
图1. 创伤后成长的综合模型
3.2. 创伤后成长的有机体成长估值理论
Joseph和Linley于2005年提出了有机体成长估值理论，并于2012年近一步完善(Quiros, 2008)。根据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的理论，人有一种天生的内在动机，驱使其追求真实和自我实现，因此对自己正在体验的经历具有本能的评估能力，这种内在的倾向被描述为有机体成长估值过程。如图2，创伤事件粉碎个体曾经的假设世界后，人类在本能驱动下尝试整合创伤相关信息，信息整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同化，新的创伤相关信息被同化至个体现有的假设世界中；二是调适，个体调整其现有世界模式去适应新的创伤相关信息，这一认知过程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当社会环境能够满足人的自尊、自主、关怀等基本需求时，会朝着正性方向转变，产生成长；当社会环境不良时，则会限制、阻碍或扭曲个体机能的发挥，产生病理心理学变化，如抑郁和无助感，边缘性人格问题。该理论重点强调了个体整合信息的需要与社会心理因素相互作用在认知结局中的作用。
Figure 2. Organismic valuing theory of growth through adversity
图2. 有机体成长估值理论
4. 创伤后成长的文化差异
文化这个词在当今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那么，对于起源于西方文化下的PTG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内容及产生机制是否有所不同呢？
4.1. 创伤后成长内容中的文化差异
要了解PTG的内容，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测量。已有多国学者对PTG进行了本土化研究。自2009年以来，国内PTG的文献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广泛涉及到疾病患者(王帅等，2019)、自然灾害幸存者(吕少博等，2018)、车祸伤者(任艳晶，郝占寅，陈艳红，2017)等各类群体。文献报告的主要是基于收集的数据，运用一种评估工具——PTGI量表。PTGI量表最初由Calhou和Tedeschi于1996年编制，此量表共有21个条目，包括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变化和对生活的欣赏5个维度。这5个维度被认为包含了所有可能的PTG的结果。然而，量表的条目是从报告创伤后产生积极变化的文献综述中产生，但其中并没有包含非西方种群的报告，并且量表是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创伤如丧亲之痛的美国学生中进行验证。
国内研究者对PTG的内容结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汪际(汪际，2011)在我国意外创伤者的PTG研究中，将PTGI修订成简体中文版本，分为5个维度：人生感悟、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与他人关系，和自我转变。陈珑，唐棠(陈珑等，2012)等在对肿瘤患者的研究中，提取了PTG的三个因子：人际关系、欣赏生活、自我认可。军队系统中的研究者们，在军校学员(张月娟等，2013)和海军陆战队员(于永菊等，2016)中探索到PTG的四因子：与他人的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欣赏生活，和三因子：个人力量、人际关系和接纳现状。在大多数中国学者测量修订的PTGI结果中，个人力量和人际关系，与Tedeschi和Calhoun提出的两个PTG维度有重叠，表明PTG的这两个维度在不同文化和人群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在精神变化这个维度上，大多数研究群体中没有过多的体现。陈秋燕等(陈秋燕，张晨光，程科，2018)认为“精神成长”因子没能在其他研究中体现出来，可能是由于中西文化在对“精神”的理解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汶川地震青少年的PTG质性研究中发现，注重品德、责任感强烈，这两个维度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性，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属于对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类属“利他”的范畴。此外，公益心、利他行为等典型东方文化中的“精神成长”，在烧伤患者(翟建霞，蒋红，吴菁，刘晓虹，2011)、意外创伤截肢患者(黄昭颖等，2018)等的研究中得到验证。Taku (Taku, 2014)在质性访谈的基础上，也发现了目前PTGI中没有包括的PTG内容，包括更深入或更广泛的理解力，Taku认为，增强对自身弱点和局限性的自我意识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PTG，PTG可能并不一定等同于“更强”，PTG包括“接受真实的我”。此外，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Shakespeare-Finch, Martinek, Tedeschi, & Calhoun, 2013)表明，“更有认知意识”是另一种类型的PTG。这些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PTG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
4.2. 创伤后成长产生机制中的文化差异
PTG的内容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一定差异，表明PTG的产生机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也存在一定差异。
4.2.1. 认知加工的差异
功能描述模型和组织评价过程理论都借鉴了Janoff-Bulman的社会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遭遇创伤经历后，会把创伤相关信息与既定预存的信念或图示进行比较，当二者不一致时，个体会对创伤信息进行整合，这一过程即为认知加工。事实上，人们注意自己的认知和感受，并由认知一致性需求驱动的观念，可能也反映了个人主义文化的规范。有研究表明(Taku & Oshio, 2015)，日本人所经历的PTG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发生了，这对原有的PTG理论模型提出了挑战。Miyamoto等人(Miyamoto et al., 2013)表明，消极情绪预示着美国人中较高的白细胞介素-6；然而，在日本人身上却没有明显的联系。研究称，西方人试图去除负面情绪，寻求正面情绪，而日本人更容易接受负面情绪。印度人普遍认为，痛苦应被视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努力恢复一个人的本质，找到平衡，是一种PTG过程(Sumaedi et al., 2014)。我国海军陆战队员PTGI四因子之一也出现了西方PTGI没有的维度——接受现状。有人认为，减少认知失调的需要在独立的文化中至关重要，而相互依赖的文化认为，变化和矛盾只是构成复杂自我意识的基本要素(Nisbett, Peng, Choi, & Norenzayan, 2001)。这种成长代表的是幸存者在成功应对创伤后更平和更包容的状态，而不是基于幸存者自我报告对于自我能力提升的肯定。
4.2.2. 成长估值的差异
有机体成长估值理论以罗杰斯的理论为基础，而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成长被概念化为一种自我实现。罗杰斯认为，个体是完整的有机体的存在，是一切体验的发源地，且在自我实现倾向的驱使下成长与发展，其结果就是“自我”、“自我概念”的发展、扩充及实现。罗杰斯所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人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与个人自由相联系的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些品质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实现，与社会期待有关。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特征是家庭和集体责任的核心价值，这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有很大不同。有研究表明，对于具有集体自我意识的个体来说，创伤带来的痛苦可能不是来自创伤前后自我不相容的身份认同，而是来自创伤对维持社会角色能力的影响(Jobson & O’Kearney, 2008)。由于最初的PTG研究是在西方进行，成长已与自我实现的概念相联系。然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实现自我的方式可能是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纠正，这鼓励利他主义、善良和责任心等品质的发展。这种促进成长的驱动力及最终的目标是个人的社会和谐，个人可能会为了群体的利益而做出一定的自我牺牲，这是一种为社会和谐服务的自我实现(Nevis, 1983)。这表明人类潜能和自我的发展可能因文化而异，也表明PTG产生的驱动力及到达路径与以往的模型假设可能存在不同。
5. 思考与展望
5.1. 增强我国文化背景下创伤后成长概念和内容的理解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发现PTG的内容在不同文化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果只基于现有的PTG内容，一些另外形式的PTG可能被忽略。例如，PTG也许并不一定只等同于“更强”，增强对自身弱点和局限性的认识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PTG。未来应更多地使用主位方式调查，对基于我国文化背景下PTG内容进行自下而上的挖掘，将PTG本土化为更加适应我国文化背景的概念框架，开发出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心理测量工具。例如，现有PTGI中的一些项目倾向于外向性，比如“我更愿意说出自己的感受了”，而当我们测量内向人群时，他们的分数可能无法反映其实际成长。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条目，例如“我现在意识到我状态很好，不管我是否与他人分享我的感受”或“我接受我的情绪，不管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以创建并添加到现有的条目中。这将增加跨文化概念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对PTG更全面的理解。
5.2. 针对不同文化背景扩展创伤后成长的理论模型
从PTG综合模型的发展情况看，模型的提出者也更加关注到不同社会文化对PTG发生过程中的影响。当前，国与国交往日益密切，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使在同一国家，个体受到不同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有不同。已有研究表明对PTG的影响是通过与近端(主要参考群体)和远端(媒体、书籍等)文化的相互作用来实现。从我国报告的PTG发生情况看，PTG的产生有适应综合模型的核心信念挑战引起的认知加工来预测的，还有是通过正念冥想等方式达到身心功能提升的。这表明，PTG的产生机制是多路径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到达路径，这些领域的基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解决。此外，对PTG的驱动力研究也应具有文化敏感性，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创伤幸存者PTG的始发动力，有助于识别并鼓励个体朝对于自己有意义的方向成长，进一步实现良好的身心状态和社会功能。建议区分PTG另外的产生路径，在现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文化背景或个性特征的人对模型进行扩展。以帮助可能不完全适应当前模式的人。
5.3. 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伤后成长干预模式
尽管有初步研究显示，鼓励创伤幸存者对创伤事件的意义进行认知加工，可促进PTG，但若不加区分地引导，则可能增加其PTSD的相关症状。干预应该在文化上适当的治疗框架下进行，这种干预工作需要对创伤幸存者自身的远端和近端文化影响高度敏感，当干预手段与患者自身的各种社会文化影响之间存在矛盾时，提示临床护士在进行心理护理的过程中应谨慎而敏感，这进一步说明了扩展具有文化敏感性的PTG理论模型以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任何社会或个人的干涉，都必须考虑到个人生活的文化和认识论框架，若缺乏这种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人。临床心理护理工作需加强关于文化差异相关知识的储备，注意干预模式选择的差异化。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