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宝塔》(The Pagoda)是非裔牙买加作家帕特丽夏·鲍威尔(Patricia Powell)于1998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刘(Lowe)在广东农村长大，十几岁时父亲为还债打算把她嫁给隔壁村的瘸腿老人，为了逃避父亲安排的婚姻，她女扮男装登上了一艘载满契约华工的船，前往牙买加。在船上刘被白人苦力贩子塞西尔(Cecil)发现女性身份并被他强暴，生下了一个女儿。塞西尔在牙买加乡下买下了一间杂货铺，让刘继续扮成男人打理店铺，塞西尔声称这一安排是为了保护刘，因为刘作为当地唯一的一名华人女性，随时都有被男性侵犯的危险，之后塞西尔又安排白人克里奥尔(Creole)妇女塞维尔(Sylvie)假扮刘的妻子并让她以母亲的身份照顾他和刘的女儿莉兹(Liz)，刘则扮成莉兹的父亲。刘从小被父亲当男孩子养育，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本就感到十分困惑，到牙买加后又被迫伪装成男性戴着假面具生活了几十年，逐渐产生了性别身份认同障碍。由于刘特殊的性别身份，小说用“他”而不是“她”指代刘，本文接下来也与小说保持一致，用“他”来指代主人公。
在牙买加这片刚刚摆脱奴隶制的殖民地上，黑人和黑白混血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华人是少数族裔，遭到来自黑人与白人的双重歧视，而中华文化在牙买加属于末流文化，长期受到忽视和压抑，许多华人为了生存和自我保护，不敢强调甚至隐藏自己的华人身份。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异国文化环境中，刘也逐渐淡忘了自己的中华文化，甚至逐渐遗忘了自己的母语，出现了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由此可见，在父权制与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刘对于自我的认识不断模糊，无法获得性别与文化身份认同，产生了身份焦虑。
目前，国内学界鲜有对该小说的研究，国外学界对该小说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两个角度。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对象是父权制度，即男性的霸权与支配地位( [1], p. 87)，而后殖民主义则旨在反思殖民所产生的影响与危害，批判殖民与帝国主义( [2], p. 41)。然而，本文认为，无论是单从女性主义角度还是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来分析《宝塔》，都是不充分的，因为刘作为来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的女性，在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丧失的不仅是性别身份认同，还有文化身份认同。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本文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展开分析。后殖民女性主义结合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旨在探讨生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后殖民地社会的女性是如何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被双重殖民与伤害( [2], p. 42)。基于此理论，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小说主人公刘如何在其父亲与塞西尔的男权压迫下失去了性别身份认同，并同时在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
2. 后殖民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内部也存在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主流的西方女性主义将“女性”这一范畴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同质性的、有着一致利益与诉求的整体，而忽略这个群体内部存在的各种差异，想当然地用受压迫来定义全世界的女性，缺乏对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非白人、非西方女性真实处境的正确认识。此外，西方女性主义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前殖民地等非西方社会的女性认定为落后的、没有文化的、受传统观念束缚的、没有权利意识的，用作为他者(the Other)的非白人、非西方女性陪衬西方女性的进步和优越地位，这样的看法明显受到殖民话语的影响。后殖民女性主义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它批判西方女性主义的内部等级关系和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将性别问题与社会中的其他问题如种族、阶级、国家、帝国主义相联系，关注的是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社会的女性个体不同的生活经验，从而弥补了西方女性主义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中心，仅仅关注性压迫的缺陷 [3]。
同时，后殖民女性主义还对后殖民主义提出批评，认为后殖民主义集中探讨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带来的长期影响，但对性别问题缺乏关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殖民地女性同时被父权制和殖民力量所压迫，也就是说殖民地女性同时被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霸权双重殖民，男权者和殖民者实施压迫的方式是通过一种广义的语言、文化、心理、物质暴力，这种双重殖民压迫在殖民地独立之后仍然存在，持续影响着后殖民社会的女性地位 [4]。后殖民女性主义里的“后殖民”一词，与后殖民主义里的“后殖民”一样，隐含着殖民之后的意思，所指的并不仅仅是殖民地独立之后，还包括了殖民地被殖民后的时期 [5]。因此，后殖民女性主义关注性别化的殖民主义历史以及自殖民时期以来的各种经验。
运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小说《宝塔》有助于揭露加诸在殖民地华人女性身上的双重殖民，曝光父权制与殖民主义话语如何将殖民地华人女性建构为他者，让她们受到双重的压制与掩盖。小说中的华人女性同时受到来自白人与黑人的歧视，她们不仅是白人眼中的他者，还是他者(黑人)眼中的他者，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关注牙买加华人女性特殊的处境和经历，将进一步揭示殖民主义权力话语的复杂性，以及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既对抗又共谋的矛盾关系。
3. 性别身份认同的丧失
如前文所述，刘在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而他的性别身份认同其实一早就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与操纵。在13岁之前，刘一直深受父亲的宠爱，并被父亲当作儿子抚养长大。对于父亲而言，“她就是他的一切，他会带她去任何地方”( [6], p. 124)。然而，当刘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的身体悄然发生变化，他的父亲再也无法否认刘其实是一位女孩，父亲于是感到异常失望，变得“垂头丧气”( [6], p. 98)。从此，父亲对刘的态度判若两人，并决定把他卖给邻村的一位瘸腿老人，以还清家庭的债务，刘成为了父权制的牺牲品。19世纪中后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其父权制和男尊女卑思想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女性是家庭和男性的附属品，要绝对服从男性，出嫁前要以父亲为中心，出嫁后要以丈夫和婆家为中心，成为延续子嗣的工具，男性才有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而穷人家将女儿卖出去还债是十分常见的事情。父亲的背叛对刘的性别身份认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伤害。曾有研究证明，父母在儿童的心理认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基于这个理论，可以推断出刘的性别身份认同首先受到了来自父亲的男权思想影响。刘的父亲把女儿打扮成男孩，并始终把刘当成儿子抚养，这对刘年幼的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开始不接纳自己的女性身份。刘在青春期女性生理特征开始显现后，父亲对他的疏远以及将他卖掉还债的行为让他更加厌恶排斥自己的女性身体，这为他在后来深受性别身份认同的困扰埋下了伏笔。
在刘逐步产生性别身份认同危机的过程中，另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是苦力贩子塞西尔。与刘的父亲相比，塞西尔这个形象更为复杂，因为他不仅是父权制的象征，也是拥有更大权力的白人殖民者。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在加勒比海地区被废除后，当地的种植园劳动力短缺，许多奴隶贸易者转为贩卖契约劳工，他们从印度以及中国的广东、福建等地以及其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大量印度和华人劳工，将他们运到加勒比海地区。这些华人契约劳工绝大部分是被拐骗或绑架的，运送华工的船基本上就是当年从非洲运送奴隶到美洲的船，华工们被关押在狭窄的底舱里，脚上锁着脚链，恶劣的环境和白人船员的虐待造成了大量华工的死亡，他们的尸体被直接扔到了海里，那些活着到达加勒比海地区的华工被卖到种植园、巴拿马运河等地，被雇主当作牲口、奴隶驱使，在长时间的超负荷劳作中被压榨致死，极大多数华工都无法熬过苦役，寿命非常短，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俗称猪仔贸易。塞西尔常年从事非法的人口贩卖活动，刘无意间登上了塞西尔的船，前往牙买加。当塞西尔发现刘是女扮男装之后，他强暴了刘，并彻底控制和改变了刘的生活走向。在整部小说中，塞西尔可以说是刘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操纵者，他让刘怀孕并生下一个女儿，他强迫刘经营商店并伪装成男人，甚至还为刘安排了一位白人妻子以掩人耳目。因此，刘“虽然出生的时候是一名女性，现在却扮演着男性的角色”( [6], p. 108)，失去了选择成为女性的权力与自由，更糟糕的是，他被迫扮演父亲的角色，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刘无法以母亲的身份来爱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如何以父亲的身份与孩子相处，这导致了他与女儿关系的疏远与异化。正如他的“妻子”塞维尔所说，“她完全不了解你，刘”( [6], p. 157)。
刘的困境在与塞西尔的一段对话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当你把我带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我，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你把钱袋和商店钥匙扔给我就离开的时候，你真的了解我吗？”( [6], p. 97)。从这一连串的发问中可以看出在塞西尔所代表的男权与殖民霸权的双重压迫下，刘完全失去了决定自己是谁、想要什么生活的权力，当然也就丧失了决定自己性别身份的权力。小说中曾这样描写道，“当他没有戴胡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非常脆弱，甚至感觉自己浑身赤裸”( [6], p. 171)。由此可见，经过了长时间的变装，刘已经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性别身份了，不知道自己应该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塞西尔看来让刘伪装成男人是对他的保护：“你是岛上唯一的中国女人，不是吗？你觉得他们会怎样对你？……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英属圭亚那、古巴、特立尼达的华人女性吗？把她们送去妓院。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6], p. 99)。从塞西尔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虽然塞西尔是刘的直接控制者，但是殖民主义体系才是背后真正的操纵者。作为被殖民者的华人女性刘，在由男性主导的殖民世界中，不管在哪个地区，都注定要受到伤害，正如奥卡拉汉(O’Callaghan)所说，“当时岛上没有中国女人，也没有中国女人的位置”( [8], p.105)。塞西尔让刘扮成男人既是为了保护他，也是为了控制他，而刘为了生存必须牺牲自己选择性别身份的权力，完全按照塞西尔的意愿和安排生活，这体现了白人男性对非白人女性肉体和精神的控制。父权制与殖民主义话语将华人女性描述成男人的性工具，华人女性被物化，丧失了主体性，而塞西尔对刘的所谓“保护”也只是让刘成为他一个人的附属品与性工具。在塞西尔所象征的父权制与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刘被困在了介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第三度空间(the third space)”，丧失了自我的性别身份认同。
4. 文化身份认同的丧失
后殖民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认为，在殖民者眼中，欧洲文化在本质上优于东方文化( [9], p. 15)。殖民历史悠久的牙买加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同语言、种族、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在一起，但在牙买加多民族混杂的多元文化体系中，来自东方的中国文化始终处于次要地位，被主流文化所排斥和忽略。同时，由于华人后来逐渐摆脱了契约劳工的身份开始经商，再加上第二波华人移民潮带来了大量的华商，牙买加的零售业逐渐被华人垄断，因此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黑人通常将华人视为剥削者，华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加剧，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中叶牙买加民族解放运动大潮中，华人被认为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旁观者和漠视者，对国家独立毫无贡献，历史上牙买加曾多次爆发过排华运动，许多华人店铺被烧，华人店主被残暴杀害，小说中刘的店铺就是被“妻子”塞维尔的黑人仆役烧毁的。在这种情况下，华人通常不敢强调甚至会隐藏自己的华人身份。就这样，刘逐渐遗忘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最终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小说曾描绘道，当另一名华人女性哼唱起儿歌哄孩子时，刘立刻辨认出那是中国传统童谣，这也让他回忆起了苏轼与杜甫的诗歌。然而，虽然刘能辩认出那首童谣，但“每一次听他都觉得这首歌的旋律不一样”( [6], p. 172)，因为他记忆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渐渐模糊了。更严重的是，他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几乎已经不会讲中文了。作为一个失去了母语的人，刘只能依赖外语交流和生存( [10], p. 245)。这种困境在刘向自己的孙子介绍中国时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当刘与他的孙子谈论中国时，一种巨大的悲伤和疏离感笼罩了他，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会说客家话了：“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客家人，他已经成功地丢弃并忘记了他的语言。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他也成功地抹去了他的文化。一个没有语言与文化的人算什么呢？他在岛上到底算哪种人，又变成了哪种人呢？”( [6], p. 186)。有学者曾指出，“虽然一个人的语言和其文化身份之间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但是语言是个人和某一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最灵敏的指示器”( [11], p. 77)。换言之，语言是一个人属于某个文化群体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生活在以牙买加克里奥尔语(Creole，一种英语的变体)为主导的殖民地社会，刘不仅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还切断了与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联系，而在当地其他族裔眼中，华人是外来者，是被排除在当地主流文化生活之外的，这最终导致了刘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正如刘自己所描绘的那样，“他想起这些年以来，他成功地一点点丢掉了自己。他甚至没有了自己的语言！”( [6], p. 40)。由于刘失去了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他与岛上其他华人之间的联系也不再紧密。在岛上华人的聚会中，“他们演奏着中国乐器，用未经训练、不成调子的声音唱着中国戏曲。虽然刘和他们一起跳舞，一起借酒消愁，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早已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6], p. 46)。显然，刘与当地其他华人不一样，他既无法融入殖民地的生活与文化，又丢弃了自己母国的语言与习俗( [12], p. 154)。与当地华人群体关系的疏离也加剧了刘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自从牙买加被英国殖民以来，在殖民主义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英语与西方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他文化都沦为其附庸。在当地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尤其是牙买加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及其非洲文化成为主流，中华文化继续被边缘化和掩盖。在小说中，为了重塑自己的华人身份，刘想要建造一座宝塔——“一所在岛上出生的华人孩子的学校”( [6], p. 40)，以便在岛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刘而言，宝塔不仅是一所华人学校或他“被抹去的华人身份的纪念碑”( [8], p. 106)，更象征着弱势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斗争与反抗。然而，由于当地黑人的敌意和破坏，宝塔始终无法建成，宝塔地基所在地成为一片废墟，这似乎预示着刘重构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努力终将是徒劳一场。
5. 结语
综上所述，小说《宝塔》讲述了一个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华人女性移民在牙买加殖民地的生活经历。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究主人公作为女性和被殖民者所受到的双重迫害。主人公刘从小被父亲当作男孩子抚养长大，但又因为其生理女性身份遭到了父亲的背叛与伤害，因此他的自我性别认知从早期开始就受到了影响。后来在苦力贩子塞西尔的控制下，刘被剥夺了决定自身性别的权力，不得不伪装成一名男性，以此避免华人女性在殖民地可能遭受的侵害。在女扮男装了许多年以后，刘已经无法判断自己的性别身份，成为了自我性别认同位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第三空间”的无性人。同时，在殖民地主流文化的压抑和排挤下，中华文化在牙买加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刘为了融入当地社会被迫使用当地的语言并接受其文化，逐渐淡忘了对中华文化的记忆，甚至忘记了如何说中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身份的象征之一，丢失了母国语言与文化的刘丧失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认同，但由于刘又无法真正地融入当地社会与文化，始终被当地人看成是外来者，刘产生了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在丧失了性别和文化身份认同之后，刘坦承道，“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也不确定我记得的一切是否发生过”( [8], p. 191)。由此可见，在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刘无法建构自己的性别与文化身份认同，无法实现自我和解。
基金项目
2020年中山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加勒比海文学中华人形象重构与中国情结再现——解读帕特丽夏·鲍威尔小说《宝塔》(2020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