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其写作实践可谓是小说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影响了一代文学的走向。但是，这座恢弘巨制的“建筑”——普鲁斯特把他的这部作品比作“大教堂”(La cathédrale)，曾经甚至至今都使不少读者睹之望而却步，当年甚至没有一家出版社看好它。像奥朗多夫出版社的经理那样没有能耐着性子读完第三页的读者，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迂回曲折的长句、混乱的结构、枯燥冗长的内心独白，芜杂累赘的叙事，都是这部作品当时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法斯盖勒出版社的审稿人雅克·诺曼读这部作品的最初感受就是：“‘除了由难以理解的复杂描述所带来的压抑感，以及深陷其中总是爬不上岸的那种恼人的焦躁，读者实在是搞不懂它在说什么’” [1]。
至于《追忆》的体裁，更是很难被归类，它是一种混杂的、打破了传统小说和谐、统一的断裂式体裁。盖昂认为：“他的书不是小说，也不是叙事作品，甚至不是忏悔录。这是一个‘总和’，事件与评论、感觉与情感的总和，我们的时代向我们提交的最为复杂的一份总和材料。” [2] 与传统小说截然不同，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没有明确的结构，没有清晰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正常的时间逻辑，作者甚至不屑于做到符合逻辑，更不在乎“构造”。《追忆》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一开始便把读者置于一个朦胧的未知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时候，蜡烛才灭，我的眼皮随即合上，都来不及咕哝一句：‘我要睡着了’” [3]。一个身份不明的叙述者1，在一个没有任何时空坐标的语境下，沉浸在自己入睡前朦胧飘渺的碎片记忆之中。这种内心独白式的开场，与法国十九世纪传统小说形成鲜明对比。意识流的叙事方式和无意识记忆(如马德莱娜蛋糕的例子)的运用，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追忆》中的时间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失去了与历史时期相关的明确标志。
我们在阅读《追忆》时感到的诸多困惑，甚至迷失感，正是来自于以上种种的“叛逆”因素，而其中人物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与忽视人物心理分析的传统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构成这部作品现代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深度解读《追忆》中人性的复杂性，将为阅读并理解这部作品提供重要的依据。
普鲁斯特认为，文学所揭示的是“深刻的自我”，是“心灵的间歇”，是剖析内在的自我。因而，反思、解读人性本质的矛盾和复杂性，正是普鲁斯特作品的重要特点。在普鲁斯特的作品里，人性不是透明的，是游移不定的、双重的、虚假的，他的身份是“变幻不定的” [4]。《追忆》中的叙述者认为，感觉官能的局限性，使人无法看清事物的全部，我们很平常的一个行为可能会被别人添油加醋，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人们对同一件事情会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不同的看法，所以，人性，无论是人的性格、社会行为还是欲望都是多元的，复杂多变的。以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去分析《追忆》中人性的复杂性：人物的双重性，虚假的表象，语言的虚假性。
2. 面具后的“真实”——人物的双重性
纵观《追忆》，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上至朋友，下至仆人，常常都带有双重性格。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自相矛盾的，面具下隐藏的是另一个隐秘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善和恶的混合体，既是“杰基尔博士”，也是“海德先生” [5]。剖析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善与恶，正是《追忆》中的叙述者乐此不疲的事 [6]。
圣卢是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这个外表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目光冷酷、毫无表情的小伙子，给叙述者的第一印象极坏，他猜测这一定是个傲慢的、铁石心肠的人。然而，与他结识之后不久，叙述者却发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可爱的圣卢，他一下变成了自己最信赖的知己。他觉得之前看错了这位大哥，是因为被其外表所欺骗，是“受了海市蜃楼的害” [7]。于是，两个年轻人很快便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并约定永为挚友。然而，军营里的一次相遇，又让这位情同手足的知音在他眼里变得陌生起来，这张真诚的面孔背后，仿佛隐藏着一个陌生人：圣卢好像突然换了一个人，根本不认识叙述者一样，一本正经地向他行了个军礼。圣卢之后的种种言行，一再出乎叙述者的意外。他对自己曾经反感的妓院大加赞扬，说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合脚的鞋；一向把爱情看得很崇高的他，竟认为爱情那“玩意儿”不过是“开玩笑的事” [8]；叙述者还发现，这位爱拉谢尔爱得发狂的大情种竟然还是个同性恋。他秘密出入同性恋妓院的事实，证实了叙述者的猜测2。圣卢给叙述者的另一个“惊喜”，动摇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不明白自己忠实的朋友为什么要背叛他们的友谊：圣卢在布洛克面前说叙述者不喜欢他，觉得他很俗气。他在向叙述者表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流露出令人厌恶的、根深蒂固的兽性般的表情。尤其让叙述者惊讶和痛心的是，他意外偷听3到自己最敬重的人竟会劝告一个听差不择手段地赶走他的对手。比如，把主人要对手传送的东西藏匿起来，让主人因此动怒，从而将其辞退；如果再干点诸如把对手该送的东西弄脏这样的事情，辞退一事儿就更有把握了；圣卢的上述品行让叙述者惊呆了，他无法相信这个在他心目中无比善良、富有怜悯之心的挚友竟会说出撒旦才会说出的恶言恶语。
另一个变幻莫测的人物是外交官德·诺布瓦先生。他是叙述者父亲的老朋友，常来家里做客。一件与他有关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让叙述者明白，人心叵测。叙述者想接近斯万夫人和她的女儿希尔贝特，但苦于没有机会，德·诺布瓦主动提出要向斯万夫人和女儿转达小伙子的“仰慕之情”，要利用自己在斯万夫人眼中的崇高威信让她们关注他。突如其来的幸福感让叙述者激动不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情不自禁地想去亲吻外交官的手，以示谢意，还好他没有这么去做。几年以后，他在朋友家里再次见到了这位为人宽厚、言语谨慎、乐于助人的被他当作自己最有力的支持者的德·诺布瓦先生。可后者前脚刚走，朋友就告诉他，诺布瓦先生和他们谈到了他与叙述者相遇的那次晚宴，并说当时他就觉察出他想亲吻自己的手。听到这番话，叙述者深感羞愧。首先，他没想到德·诺布瓦先生会看出自己的意图，其次，他会在其他人面前这样不给自己面子，这让他始料未及。因此他感慨道：“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在他人眼中的地位作出准确的判断确非易事。”(《在少女们身旁》，43-44)。叙述者断定，德·诺布瓦先生一定不喜欢自己，猜想他可能把自己想亲吻他手的事也告诉了德·盖尔芒特夫人，而且对她讲了自己的坏话，“毫不犹豫地”让他“当众出丑”。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盖尔芒特夫人却告诉他，他错了，相反，诺布瓦先生非常欣赏他，还没有人在他那里得此殊荣，而且，他还有为叙述者在外交部谋职的想法。德·盖尔芒特夫人也许并没有讲真话，但无论如何，德·诺布瓦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可能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但也可能会很有同情心，会乐于助人。
仆人弗朗索瓦丝也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物。她第一次让叙述者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优缺点，或者他的意图，并非显而易见，一成不变，相反，我们永远也无法深入了解一个人，因为他的言行往往充满矛盾，真假难辨。弗朗索瓦丝表面上对叙述者很亲热，坦荡透明的脸上写满了善良和天真。可是，令叙述者万万没想到的是，邻居絮比安向他透露，弗朗索瓦丝背地里说叙述者坏透了，想方设法地折磨她，甚至说要吊死她。女仆对他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让他感到意外。他渐渐意识到，弗朗索瓦丝“温柔、虔诚和讲究德操的外表下” [9] 掩盖着的，是一个带有血腥味的悲剧人物。她残忍，诡计多端，总能让别的佣人呆不下去。叙述者后来还知道，有一年夏天弗朗索瓦丝之所以让他们吃了很多的芦笋，是因为芦笋的气味能导致哮喘病，可以让负责削皮的帮厨女工因此而不得不辞职。这些事引发了叙述者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思考。絮比安向他打开了真实世界的大门，同时也让他不寒而栗。可是，让叙述者更加纠结的是，真相并非一定如此，如果弗朗索瓦丝对絮比安说的话不是她的真实想法，而是为了离间他和和絮比安的关系呢？因为他和同絮比安的女儿亲近就会她疏远。尽管他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但他知道，弗朗索瓦丝心里究竟怎么对他，他是无法弄清楚的。
叙述者知道，自己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也有两副面孔。正如杰基尔博士第一次在镜子中看到另一个丑陋的自己——海德一样，叙述者有一次也在镜子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镜子里的他是“一个相貌奇丑的陌生人”。他们相互对视，一刹那间，他的情绪十分激动，他“唯一忧虑的”，是担心刚才从镜子里看到的“那个面目狰狞的”他“会很快死去”，担心他再也见不到那个“陌生人”(《盖尔芒特家那边》，160)。恶魔海德的最终死亡，意味着杰基尔博士的死亡，同样，叙述者与另一个自己也是分不开的，这也许就是他为何为其命运忧虑的原因。
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都在演戏吗？“我们叫啊，笑啊，甚至真的淌下眼泪，但我们的深层人格并没有登台。” [10] 我们常常被表象所欺骗，因此我们的期待常常会落空，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一现象是如何在《追忆》中得以表现的。
3. 虚假的表象——“海市蜃楼”
人们看到的常常是表象，而现实与我们的期望或者想象往往是不符的4，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这是《追忆》中常有的情况。叙述者通过自身的经历和感悟告诉我们，人们的期望和现实往往相差甚远。我们的想象接受了别人对一位姑娘的赞誉之词，她漂亮、温柔、可爱，感情细腻。而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冰清玉洁的少女时，我们感到自惭形秽，心想要当她的情人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我们从一开始就对她抱有无比美妙的幻想，然而，我们很快就后悔了，因为第二次见面，她就满口脏话了。当一位送牛奶的小姑娘出现在叙述者面前时，曾经让他心潮澎湃的那个神秘莫测的姑娘荡然无从。她显得拘谨畏缩，神情窘迫，先后出现在他记忆中的不同形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仅仅是一个和愚蠢联系在一起的丑女孩。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在叙述者的想象中是国色天香，美貌绝伦，他总是把她的形象和挂毯或彩色玻璃窗的色调以及另一世纪联系起来。但是当他第一次看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时，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没想到现实中的她，会有一张红润的脸面，而且她的举止气派和他想象的截然不同。于是他心想，盖尔芒特夫人原来也不过如此！观众眼里光鲜亮丽的演员形象只是聚光灯下的幻影罢了。距离产生美，远远出现在他视野中的盖尔芒特夫人，身影修长，轻盈的金发下闪着明亮的目光。然而，几秒钟之后，当他走近她时，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张长满红疙瘩的无精打采的面孔。而且，这位在他的幻想中极具魅力的女人，一经开口和他谈话，魅力就立刻荡然无存。美就是一系列的假设。从车上看到的一个女人，如果是迎面相遇与她交谈，说不定我们的幻想就会因为她皮肤有什么毛病而消失。叙述者的一次亲身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一次，他与一位朋友坐在马车上，夜色下看见一个行色匆匆的美丽女子。人生苦短，他顾不得道德伦理的约束，没有向朋友说声抱歉便跳下车子，冲向“幸福”的目标。追到第三条街，他才追上那个素未谋面的“女郎”。在街灯下，他气喘吁吁地与那个女人撞了个满怀，原来，她是自己到处避之不及的维尔迪兰老太太。
叙述者对《淮德拉》5中扮演淮德拉的名角拉贝玛充满幻想和期望，当拉贝玛出现在舞台上时，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唯恐漏掉任何值得他夸赞她的细节，然而，她的朗诵和表演甚至还不如她的同伴给他的惊喜，他对她的表演没有任何感觉。他看不清拉贝玛的脸，想用望远镜看一看，但他意识到，借助人为的手段并不能使我们离事物的真实性更近，用放大镜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拉贝玛，而是她的表象。他曾对拉贝玛的表演寄予很大希望，料想她的语调一定比他阅读剧本时所想象的语调更加令人惊叹，然而，她却用一种单调的、毫无抑扬顿挫的节奏，快速地念完了那一大段充满情感对比的独白：“当帷幕落下时，我感到失望，我梦寐以求的乐趣原来不过如此。”(《在少女们身旁》，20)他把自己对拉贝玛的失望和他去香榭丽舍大街与情人希尔贝特约会时感到的失望归结为同样的原因：寄予她们的希望太大。“热情过高，欲望过强”6 (《盖尔芒特家那边》，42)。而且，他还断言，人们在爱情上之所以永远感到失望，也许正是因为，真实的人和理想差距太大。我们在梦想中创造了一个女人，而我们非要让她和现实中的女人一样，痛苦便由此而来。贝戈特是叙述者崇拜已久的作家，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遇见了他，但作家的外貌让他失望至极：他身体粗壮，近视眼，其貌不扬。他对贝戈特的崇拜顿时一落千丈，这是幻想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反差使然。而且，叙述者所崇拜的这位作家的人品也具有两面性。他时而是个优秀的作家，时而是个自私自利、爱慕虚荣的人。
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也可能具有欺骗性。有天晚上，叙述者听见一个警察与一个女车夫争吵，他看不见夜幕下的女人，但从她的声音中，他想象到的是一张“尽善尽美的脸庞”和“青春勃发的肉体”。他走进她，在路灯下终于看清了女车夫的容貌，“她已经上了年纪，身材高大而强壮，大盖帽底下露出白花花的头发，她的脸上有一块红斑”。(《女囚》，116)叙述者刚才还渴望再次见到的那个让他心动的女人，原来竟又老又丑，一种忧伤顿时涌入他的心中。
如果说，在普鲁斯特的笔下，我们幻想的事物往往会是一种海市蜃楼，那么，表达事物的语言同样也会是虚假的。
4. 话语中的暗流——语言的骗局
人的表情和动作是比较微妙的，不明确的，因此很容易制造误解，而相对明晰、直接的语言是否就不会产生交流上的障碍和误解呢？普鲁斯特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言语与眼神、动作相比，同样不是一种准确无误的交流方式。” [11] 让·斯塔罗宾斯基在《活的眼》中谈到司汤达时，指出了语言的欺骗性。这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早在十九世纪就揭示了语言学家索绪尔后来提出的语言符号的随意性问题：“在司汤达看来，语言本质上是随意的，不足以表达情感。言说已经就是背叛自我，给其戴上面具。……语言是约定成俗的符号，而不是表达真实情感的手段。从情感到言语，中间没有连续性，言语始终是权宜之计。符号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永远只能是约定成俗的关系，就像在代数上一样……情感越强烈，语言表达就会越不恰当，两者之间只能有隔阂，只能不相容。词语、句子永远也不会与思想和情感等同，它们只能是抽象的表达符号。这些符号不能完全表达现实。因此，当情感达到极致状态时，求助于习惯机制的语言规约注定是虚假的。” [12]
因此，语言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莱昂·皮埃尔-甘指出，加斯东夫人频繁说的一句话“在我的表亲盖尔芒特家”，反映了她“追慕虚荣”的潜在意识。尽管盖尔芒特家因为她是表亲的关系，每年接待她一次，但“她不失一切时机地提起这个上流社会最显赫的贵族名字，并强调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13]。夏吕斯向絮比安借火，接着说自己忘了带烟，后者说：“请进屋，您需要什么，都能满足。”同样，语言在这里也已经失去了字面意思，对叙述者来说这就是一种“暗语”，他无法听出其中的弦外之意，而当事人对彼此同性恋的意图心照不宣。店门关上了，叙述者什么也听不清了，屋子里随即传出了可怕的声音，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若不是每次声响都伴着一声高八度的呻吟，我准会以为有人在隔壁杀人。”(《索多姆与戈摩尔》，8-10)7
人的伪装各式各样，一旦被剥掉，便会无地自容，而且“人愈有教养，便愈善于掩饰。”(《索多姆和戈摩尔》，14)话语和行为构成两个世界，一个是表面的，另一个是隐藏的，发誓也可能是假的。在《女逃亡者》中，叙述者声称，“当您听到一个有夫之妇在谈到一个年轻男子时对您说：‘哦！我和他很要好，这事千真万确，不过我们的友谊是很清白、很纯洁的，我可以拿我死去的双亲发誓。’您应该毫不犹豫地对自己肯定说，这位太太很可能刚从盥洗间出来，她每次和那个年轻人幽会后便匆忙跑进去冲洗，以免怀上孩子。”(《女逃亡者》，184-185)在生活中如同在小说中所揭示的一样，“言语成为到达某种实用目的的手段，……言语沦为欺骗，言语令人怀疑” [14]。我们从勒格朗丹这个人物的言语表达中可以看出语言交流缺失的种种表现。他是叙述者家的朋友，长得一表人才，有风度，有气质，有思想，也很精明，在叙述者全家人的心目中，他“是生活高雅的精英人物的典型”，是他们的楷模(《在斯万家那边》，71)。然而，他的话却充满悬念：当叙述者问他是否认识盖尔芒特家的人，勒格朗丹回答说他从来没想结识他们。但是，这个回答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勒格朗丹，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他的目光、表情和语气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哪壶不开提哪壶，不认识盖尔芒特这位贵人是他此生最大的隐痛。勒格朗丹的话也会让人听上去一头雾水。有一天，叙述者和父亲在路上碰见他正和一位女庄园主并肩走着，叙述者的父亲向他打了个招呼，他勉强地答礼，仿佛没有认出他们是谁。叙述者的父亲不明白，勒格朗丹为什么会因为与一位受人尊敬、品行端正的夫人在一起行走，而感到尴尬，以至于面露难色。第二天，当他们再次相遇时，勒格朗丹主动和叙述者搭腔：“书迷先生，你知道保尔·戴夏克丹的这句诗吗？——树林已经混黑，天空仍碧青如洗。——不正是眼前这个时刻的精当的写照吗？……他过去长期是一位笔触清丽的水彩画家……树林已经混黑，天空仍碧青如洗……”(《在斯万家那边》，123)他久久凝视远方，然后向叙述者道别。他的这些话听上去语无伦次，让人不知所云，但也可能一种隐喻，戴夏克丹的诗句重复了两遍，也许有意在暗示对方，自己和女庄园主之间是清白的。
在叙述者的父亲和勒格朗丹的一次“对话”中，我们看到，语言甚至成为了阻止交流的手段。叙述者一家要去巴尔贝克度假，勒格朗丹曾告诉他们，他的姐姐就住在巴尔贝克附近，所以叙述者的父亲想探探他的口气，看他是否愿意把他们介绍给她。但是，面对叙述者父亲的一再追问和暗示，他时而微笑，时而不作答，时而所答非所问，使对话程序陷入瘫痪：“我哪儿都有朋友，只要那地方有几丛受伤的树，虽被斫伤却不倒下，彼此相依在一起，以悲壮的毅力齐声向并不怜恤它们的无情的苍天哀告。”“那儿，跟哪儿都一样，我谁都认识，又谁都不认识。”“那地方我很熟悉，人却所识无几。但是那里的景物本身同人差不多，同那些难能可贵、心灵纤细、遇到实际生活容易消沉的人一样。有时候，您会在悬崖上遇到一幢古堡，它悄立在路旁迎着红晕未消的晚霞，掂量自己的凄凉，那时金色的月亮已经升起，归航的船只拨开色彩斑斓的水面，把黄昏的火焰捧上桅尖，以黄昏的颜色染遍招展的旌旗，……再见，各位芳邻。”(《在斯万家那边》，133-134)。
5. 结语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总是受到躯体外表的蒙蔽，因为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心灵。”(《在少女们身旁》，211)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人，其外表所呈现出的表象与内在的本质是不同的，我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是虚假的，真相往往可能和我们的主观感觉是不同的。普鲁斯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人性的复杂性这一古老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追忆》中许多人物矛盾的言行和多变的人格都是证明，叙述者因此联想到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一个以慈善闻名的人原来是一个虚荣的吝啬鬼；一个老老实实、观念正统的女孩竟是梅萨琳娜8式的人物；一个被朋友奉若圣人的社会活动家原来也干过伪造文书、盗窃国家资财、出卖祖国的事；一个领主一手提拔起来的管事原来每年都在骗取他的钱财；看起来两情相悦的夫妇，一时间离婚的传说满天飞；一对看似莫逆之交的朋友，其中一个却会大讲另一个的坏话。
叙述者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人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认为人往往是海市蜃楼的受害者。《追忆》的叙述者常常感慨视觉是何等的骗人。从远处看上去显得优美而神秘的人或事，在近处看全无踪影。有些人脸上看似年轻，身材苗条，然而，如果近看的话，“就会原形毕露，就像把一片腐殖土、一滴水或一滴血放在显微镜下以后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这时，我会在我原来以为光滑洁净的皮肤上看到许许多多脂肪斑，令人恶心。脸部线条也经不起这么放大了细看。” [15]
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也不可靠，甚至会成为人际交流的障碍。史铁生在谈到自己参加的一次以“沟通”为主题的文学讨论会时，形象生动地把语言比作“老奸巨猾的魔术家”：“但就在这样一个美好的题目下，语言这个老奸巨猾的魔术家(抑或水性杨花的风流娘们儿)略施小计，就把一群安分与不安分的作家搞得晕头转向。我看见：语言的障碍，就像语言的求生一样坚强。我听见，同操汉语的讨论者们，谁也没有真正听懂谁的话，在几乎每一个词上都发生不止一个误解。我感到：这些误解是解释不清的，至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释得清楚，因为在解释的过程中，你不得不又去求助那些狡猾的语言，继续繁衍同样多的误解。” [16]
人性的复杂性，加上语言的不可靠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然是困难的，即使是与我们所爱的人。一起共同生活的伴侣，相互之间又了解多少呢？隐秘的思想永远深藏不露，而“公开的思想又被言语、取悦的愿望以及几乎所有人都存在的在表达思想上的无能为力所歪曲”。看似稳定的友谊和家庭关系，其实变幻莫测。人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的本来面目“却逃脱了我们的眼睛” [17]。认识别人是的很难的，认识自己亦然。《追忆》中的叙述者就经历过自我认识的焦虑：他半夜醒来，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也不知自己是谁。认不出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意味着“指认行为的失败”，也意味着“认识自我的失败” [18]。一个外表光鲜亮丽的人很难相信X光片下的他。
因此，人注定是孤独的。《追忆》中的叙述者独居孤室，一个人入睡、做梦。当他唯一惦念的外祖母在电话中的声音突然消失时，他变得更加孤独。他“孤孤单单，站在电话机前，不停地、徒然地呼喊着”外婆，“就像俄尔浦斯孤零零地重复着亡妻的名字一样。”(《盖尔芒特家那边》，125)人人都是孤独的。艺术家为我们提供了走出自我，了解现实的途径，文学使真实的现实得以曝光，艺术使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元性，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艺术家的不断追求，一次又一次为我们认识世界开创新的视野，普鲁斯特以他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不确定的世界，也让我们看到了对人类心灵的研究永无止境。
NOTES
1我们始终也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年龄。他就像自己时常提到的“旅人”、“游子”一样，永远孤独地漂游不定。
2夏吕斯也善于演戏，以掩饰自己同性恋的一面，因为他很害怕别人看见他的真面目。
3叙述者常常偷听或偷窥他人的“隐私”，从而发现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4罗兰·巴尔特举了《追忆》中一个例子来说明现实与想象的反差：叙述者把在火车上看到的一位正在读报的很丑、很俗气的女士视为一个妓院的老板娘，然而，后来他得知，这个女人竟然就是出身高贵的谢巴多夫公主，维尔迪兰沙龙的座上客。参见«Une idée de recherche» in Recherche de Proust，34。
5拉辛的作品。
6圣卢的情人拉谢尔也是一位演员，在叙述者的眼里，她在台上和台下判若两人。她的脸远看像朵花，明亮光艳，让人难以忘怀，梦想与她朝夕相处，但近看却黯然无光，布满雀斑和小疙瘩，正如从近处看月球时，“我们会感到月球不再有玫瑰色和金色的光辉一样，在这张刚才还是那样平滑洁净的脸上，我看到的全是雀斑和高低不平。”(《盖尔芒特家那边》，164-165)。
7在《女逃亡者》中，叙述者再次指出声音的欺骗性，隔着墙壁，我们可能会把病人无麻醉接受手术时疼痛时发出的声音当成狂笑，把一位母亲得知自己孩子死亡时发出的声音当作禽兽或竖琴发出的声音(《女逃亡者》，125-126)。
8古罗马皇帝克罗德的第五个妻子，以荒淫、残暴、奢侈而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