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芒果街上的小屋》由一系列看似独立但内在紧密相连的小片段组成，围绕芒果街所构成的空间展现了奇卡纳女性1所遭受的来自阶级、性别和种族三个层面的压迫。“值得注意的是，用以标识各个记忆片段的不是惯常的流动的时间，而是变换的空间。从一开始，空间的转换就代替了时间跳转成为了连接整部作品的重要链条” [1]。该书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不同于成人视角下的世界，其松散的结构、诗意化的语言、跳跃式的叙事似乎淡化了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但正如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所说，“在作品的缺无之中，一种新的真理被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对于寻求了解这种真理的那些人们来说，它确立了一种与现实的原初关系，并确立了一种揭示某种认识的形式” [2]，马舍雷认为作品中未能直接展示的内容可以给予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增强文本的张力，并间接表现作品的意识形态性。
小说主人公为埃斯佩朗莎(Esperanza)，其名字在西班牙语中意为“悲伤”和“等待”，而在英语中意为“希望”。随着情节的发展，埃斯佩朗莎逐步认识到了奇卡纳女性的空间困境，认识到了追求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因而最终她决定离开芒果街，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争取属于奇卡纳女性的空间来摆脱空间困境。埃斯佩朗莎于作者桑德拉·希斯内罗斯而言(Sandra Cisneros, 1954-)具有浓厚的自传性质，两者对于空间的理解和诉求多有重合之处：作为墨西哥裔移民的后代，在童年时代小说人物与作者均经历了数次搬家，直到后来才在一间窄小的、父亲的房子中定居下来，而在空间的不断变动中她们需要频频告别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地方意识，产生了空间上的疏离感。稳定的空间具有庇护性，有助于实现人们身份的建构和自我的塑造，因而对于确定性空间的向往成为二者的共同诉求。作者在拥有了三座靠写作买来的房子后，她将房子粉刷成别具特色的紫色、蓝色和粉色，并在其中放置了大量艺术品进行装饰，以此来实现对儿时空间匮乏的补偿，“一座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塑造自己的空间，好比穿上一件新衣服” [3]。
“20世纪末叶，学界多少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此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 [4], p.417)。由于存在着权力的生成、对峙与交锋，空间并非只是具有物理意义的抽象存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批判了将空间视为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的传统观点，将社会维度引入到对空间的分析中。据此，列斐伏尔将空间划分为三个部分，“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换言之，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 [5]。社会空间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物质——精神空间二元认识论，列斐伏尔强调社会实践对于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意义，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并揭示了空间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 [6]。因而不仅空间由人塑造，相应地空间也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心理。在本书中，作者重在强调空间对人的塑造作用，并由此演绎出人物对开放空间的诉求，即希望获得一座自己的房子来改变物质、精神、社会状况。
在国外，学者们侧重从少数族裔文学、原型理论、空间书写等视角研究这部作品，而在国内，学者们多从文学伦理学、女性主义、成长小说等角度来研究这部作品。以往的这些解读对于书中空间的划分不甚清晰，也很少打破二元对立的空间以探求一个开放包容的第三空间，因而本文试从区分不同类型的空间出发，分析空间中社会关系的交锋与演变，研究空间对奇卡纳女性的塑造，力图为奇卡纳女性构建一个开放式的第三空间来摆脱空间困境。
2. 奇卡纳女性的空间困境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三类空间困境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物理空间可反映人们的社会地位，因而物理空间困境是产生社会空间困境的直接原因之一，并间接影响其精神空间；由于少数族裔这一身份被“标签化”，社会空间困境也影响了人们的工作与社会交往，导致了其物理和精神空间困境；作为物理和社会空间困境的映射，精神空间困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加剧了物理和社会空间困境。
2.1. 物理空间困境
物理空间是人们存在的场所，是直接可感的，奇卡纳女性的物理空间困境主要指她们所居住的破败的房子。家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细胞，对于社会关系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房子是对于奇卡纳女性而言绝非简单的栖身之地，也绝非舒适的欢乐之家。在白人眼中，芒果街上的房子是贫民区的代名词，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墨西哥人都是以劳工的身份来美国艰难谋生。由于经济条件的窘迫，房子给奇卡纳女性带来了低下的社会地位，即物理空间的紧张极大地挤压了她们的社会空间。
“空间中不仅包含静态的事物和关系，而且包含运动，运动可以是物体的真实路线，或目光的转变，或从一个物体想到另一个物体” [7]。由此可知，文学中的空间可以通过描述事物和行动的方式来建构。一方面，埃斯佩朗莎家的房子“它很小，是红色的，门前一方窄台阶，窗户小得让你觉得它们像是在屏着呼吸”( [8], p.4)，狭窄逼仄的房子是奇卡纳女性被无限压缩的物理空间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作者也以诗意但尖锐的笔触描写了上流白人群体的物理空间，与奇卡纳女性的空间困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些住在山上、睡得靠星星如此近的人，他们忘了我们这些住在地面上的人”( [8], p.117)。富人们即使偶尔会关照下层阶级的空间困境，也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性心理，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芒果街与小山、地面与山上形成物理空间上的二元对立，其分割暗藏着等级秩序，构成阶级意义上二元对立的空间结构” [9]。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描述行动来构建奇卡纳女性的空间，揭示了房子背后的象征意义。当埃斯佩朗莎想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时，她的请求被学校的大嬷嬷坚决拒绝了。嬷嬷想知道埃斯佩朗莎的家庭住址，她“指着一排丑陋的三户式公寓楼，那里是衣衫褴褛的人都羞于走进去的地方”( [8], p.56)。尽管埃斯佩朗莎的家并不在那里，但在困窘的情形下，她不自觉地点头了。在孩子眼中，老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话语权，因而埃斯佩朗莎也不得不被外在的价值观所改造。自此，她认识到学校也并非不存在权力的真空之地，由于所处物理空间的窘迫，她在学校嬷嬷的眼中便无足轻重。
2.2. 精神空间困境
精神空间是由心理构建的概念化空间，反映了人们的抽象思维和情感，是物质空间在精神领域的再现。精神空间中包含了人们对外界环境的反映和投射，极大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本书中，精神空间困境指奇卡纳女性深受父权制压迫的心理经验和状况。在墨西哥文化中，存在两类女性原型，即甘愿自我牺牲的圣母瓜达卢佩(Our Lady of Guadalupe)和被视作叛徒的马林切(La Malinche)，符合男性标准的、默默地在家庭中奉献的“瓜达卢佩”是被赞颂的对象，而试图摆脱约束、妄图踏入公共空间的“马林切”则是被污名化的对象。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空间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明显，“都市空间被划分为家庭和带薪工作两个世界，一个是与女人相关的个人领域，一个是男人的公共世界” [10]，女性涉足属于男性的公共空间被视作一种叛逆的行为，而在私人空间中，由于在经济上依附男性，她们仍处于弱势地位。“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总是在空间中展现的，因此，对空间的压迫总是以身体为原点展开的” [11]，在父权制的规训下，女性的身体被禁锢于男性所认可的空间范围内，无法在无限的空间中自由展现，而这也直接加剧了她们的精神空间困境。埃斯佩朗莎的曾祖母曾经是“女人中的野马，野得不想嫁人。直到我的曾祖父用麻袋套住她的头把她扛走。就那样扛着，好像她是一盏华贵的枝形吊灯”( [8], p.11)。曾祖母对于曾祖父而言不过是物化了的商品，在后来的婚姻中，曾祖母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主体性，“她用一生向窗外凝望，像许多女人那样凝望，胳膊肘支起忧伤”( [8], p.11)。“瓜达卢佩”们在家中无法找到归属感和主体性，“女性被奴役的自我被一点点抹去，最终完全消失” [12]。萨莉的父亲认为萨莉长得美是麻烦事，她必须严格遵守父亲的信仰，不能去跳舞，不能涉足公共空间，但即便如此，父亲仍然粗暴地殴打她，仿佛她是一只狗。后来萨莉把裙子拉直了，擦掉了眼睛上的蓝色眼影，被迫接受了父亲的辖制。如此，“规训手段终于生产出了驯顺的身体，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相同或相似女性气质的女儿，延续了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钳制和管辖，巩固了女性身体所有者——男性(包括父亲和丈夫)的地位” [13]。萨莉寄希望于通过婚姻实现空间转换来逃离父亲的压迫，但其丈夫不过是把她从一个监狱转移到了另一个监狱，因为这两个房子在本质上“都是男人的领地，是父权制价值体系主宰的地界” [14]。
2.3. 社会空间困境
作为移民群体，奇卡纳女性的社会空间困境既源于种族内部的传统，也源于不同种族间的隔膜和刻板印象，二者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边缘社会地位。罗伯特·扬(Robert Young)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开始容忍少数族裔的人们宣扬身份的不同，但这种容忍有一定的限度，这样一来任何居于美国的人都不得不被吸纳进来直至最后变得与‘美国人’一致” [15]。在美国社会中，少数族裔群体被主流群体视为“他者”，是主流群体进行社会改造的对象。而这一改造的过程注定是不和谐的，既意味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对立与冲突，也意味着少数族裔群体同原初种族身份和记忆的割裂。如此，他们面临的空间困境是既无法彻底融入主流群体中，也面临着与自己的集体分离、无法找到归属感的悲哀。
埃斯佩朗莎的朋友凯茜是一个白人女孩，对少数族裔持有偏见，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芒果街，凯茜的家人决定离开芒果街，“她似乎忘了我才搬进来，说，这个社区的人越来越杂了”( [8], p.16)。凯茜一家的选择象征着白人群体同移民群体实现了空间上的隔离，从而构建了白人群体—少数族裔群体二元对立的种族空间结构，压缩了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刻板印象并非只存在于白人之中，“她认识到白人并非导致种族不信任的唯一推手” [16]。在“那些人不明白”这一章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这一问题：“到处都是棕色的人，我们是安全的。可是看着我们的车开进另一个肤色的街区时，我们的膝盖就抖呀抖，我们紧紧地摇上车窗，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 [8], p.34)。自此，埃斯佩朗莎明白了几乎所有的人，无论他们隶属什么种族，都或多或少地被种族不信任操纵，逐渐开始接受它并将其合理化，认为这是社会运作的规律，“是的，情形一直一直是这样”( [8], p.34)。
语言对于个人和种族身份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载了人们的种族记忆和家园意识，维系着个人和集体的关联，具有情感维度和社会维度。少数族裔群体在融入白人主流群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学习使用对方的语言而逐渐淡忘自己的语言。玛玛西塔带着孙子移民到芒果街上同儿子相聚，除了在必要的时候，玛玛西塔一直拒绝说英语，将自己锁在家中听西班牙语广播节目，试图免受同质化的侵蚀，但当孙子开始用英语唱电视上播放的百事可乐广告歌时，玛玛西塔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主流群体操纵了主流话语，且善于运用大众媒体等传播方式来宣传推广其话语体系和思维模式。主流话语占据了主要的社会空间，而少数族裔群体的微弱声音得不到倾听，却被掩盖直至失声，从而使少数族裔群体丧失了自己同过去、故国和种族的联系，产生了身份的不确定性。
3. 个人空间与集体空间：困境的突破
“白人艺术家成长小说都是以离开为结局的。如果把埃斯佩朗莎创造独处的空间作为自己的最终追求，那么她也就倒入了盎格鲁女性主义的洪流之中” [17]。与白人女性不同，奇卡纳女性不仅处于阶级和性别导致的困境中，也面临种族带来的边缘空间困境，对于所处的集体有着更为深沉的情感。因此，奇卡纳女性不可能通过复制白人女性的模式来突破自己的空间困境，她们必须考虑到自己的种族意识和集体意识，探索出一条适合奇卡纳女性的道路。
3.1. 追求个人空间
突破空间困境首先应实现经济独立，争取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在结尾处，埃斯佩朗莎不再满足于住在父亲的房子里，想要的“不是小公寓。也不是阴面的大公寓。也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 [8], p.145)。瓜达卢佩婶婶在听了埃斯佩朗莎写的有关自由的诗歌后，告诉她，“你一定要写下去。那会让你自由”( [8], p.80)。长期以来，主流话语系统为男性所占据，并经由传播不断固化男性中心主义立场，强化了二元对立的局面：男性成为女性的代言人，女性近乎处于失声状态。而女性通过写作，既是构建自己独特话语体系、为被压抑女性发声的有益实践，也可以改变自己经济上依附男性的困境，为自己的独立寻找立足点。
其次，奇卡纳女性应同父权制抗争，争取精神上的独立。“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不只是通过直接的介入和暴力，还通过将所有事物的商品化和利润最大化确立为社会的中心目标这一简单的事实” [18]。父权制植根于社会意识形态中，时常会将对女性的压迫浪漫化，令女性在无意识中接受男性的管辖，甚至成为父权制的间接传承者，加剧业已棘手的空间困境。当埃斯佩朗莎的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觉醒后，她决定成为真正的自己，拒绝成为男性标准下理想的妻子和母亲，她试图像男人一样离开餐桌，不把椅子摆正，也不收拾碗筷。在这里，埃斯佩朗莎的行动并非表明女性应该懒散不作为，而是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意味着“生来为女性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具有做家务劳动的习惯和愿望，而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角色规定”( [19], p.77)。女性不应该把做家务内化为自己的本职工作，要从看似琐碎的小事起步来争取两性平等，逐步突破自己的空间困境，重建自己的主体性。
教育也是促进奇卡纳女性突破空间困境的一大途径，可拓宽她们的视野，促进思想的觉醒，为她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来改写人生。埃斯佩朗莎的朋友阿莉西娅是一个失去了母亲而肩负起照顾全家责任的女孩。尽管父亲不断向她灌输父权制的思想：“一个女人的本分是睡觉，才能和玉米饼星星一道醒来”( [8], p.37)，她依然整夜地学习，去大学上学，不愿意在工厂里、在擀面杖后过完一生。阿莉西娅既承担了责任照顾家庭，又通过教育间接同父权制抗争。通过对空间困境的分析，可以看到社会空间与物理、精神空间交织融合，密不可分。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提出了第三空间这个概念，第三空间是对二元对立的第一空间(物理空间)和第二空间(精神空间)的突破，既包含了二者，又是对二者的超越。在第三空间里主体性与客体性、真实与想象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同时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了大门”( [4], p.421)。因而，阿莉西娅这种折中的方式既考虑了现实需求、又具有超越意义，是摆脱困境的积极努力，不致于遭到外界强烈的反对而使争取空间的抗争劳而无功，不失为奇卡纳女性摆脱空间困境的一个方向。
3.2. 追求集体空间
地方整合了人类的思想、记忆和身份，具有生态意义、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的不断重复开始与某一特定的地区相联系，而那些初到那个地区的人只要留在那儿其行为方式便会被当地同化……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 [19], p.131)。这表明，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人会由于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而形成“地方感”和“集体感”，与地区形成心理上的紧密联系。埃斯佩朗莎曾经为她所住的房子感到羞愧，认为她不属于这里。在阿莉西娅的启发下，她开始认识到自己和芒果街之间无法割舍的联系，“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是芒果街的，有一天你也要回来的”( [8], p.144)，展示了潜藏在奇卡纳女性内心的地方意识和集体意识。最后，埃斯佩朗莎决定与芒果街告别，只身闯世界，但这不仅是为了突破个人的空间困境，也是为了奇卡纳女性整体，展现了奇卡纳文学不同于白人文学的地方：“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 [8], p.150)。此处的“回来”并非仅指涉空间层面的回归，也指精神层面的回归，即通过写作等方式发出属于奇卡纳女性的声音引起社会的重视，从而改变其他女性的空间困境。埃斯佩朗莎的选择也是作者本人的选择，是作者为奇卡纳女性突破空间困境点明的一条出路。
4. 结语
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作为生活在美国社区的墨西哥裔移民，奇卡纳女性受到了来自阶级、性别和种族三个层面的压迫，处于“他者”地位，是被规训的对象。基于此，本文从个人和集体层面提供了摆脱空间困境的思路，试图探索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意义强的第三空间。虽然该书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但书中反映的背景与当前的社会历史依旧有着很多关联，因而书中展现的奇卡纳女性的空间困境具有超越性，本文所提供的突破空间困境的思路也依旧具有可行性。
在21世纪的世界，全球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但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也蠢蠢欲动，严重干扰了各种族人民的和平相处，也阻碍了少数族裔群体空间困境的突破。如何在经济增长速度疲缓、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的社会中实现经济独立，如何在性别观念逐步开放、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实现两性平等，如何在种族敌视日益增长、文化碰撞日益频繁的异国他乡安身立命，既是对奇卡纳女性提出的挑战，也是涉及整个少数族裔群体的时代之问。
NOTES
1“奇卡纳”(Chicana)为阴性词，指的是美国的墨西哥裔女性，书中芒果街上的移民不仅包括墨西哥裔移民，还包括来自其他拉美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奇卡纳女性既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因其“异质化”、“杂糅性”在美国社会中被迫处于边缘地位，无法拥有归属感，处于强烈的身份焦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