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是当代英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发表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部散文集，其中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一举摘得了2011年度的布克奖。《地铁延伸之处》(Metroland)这部小说是巴恩斯的处女作，于1980年出版。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甫一问世，即广受西方评论界好评，批评家们主要从成长小说、“法国”意象，互文性等角度深入剖析了这部小说。次年，巴恩斯凭借《地铁延伸之处》荣获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大奖。从此，巴恩斯声名鹊起，在当代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
国内学界对巴恩斯的译介和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学者们对巴恩斯的关注越来越多，至今已发表论文十余篇。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论文探讨的都是《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十卷半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 1/2 Chapters)、《终结的感觉》这三部最为知名，为西方学界研究最多的长篇小说。对于巴恩斯的其它著作，国内学界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至今依然未有任何论文探讨《地铁延伸之处》这部作品。本文认为，巴恩斯的首部作品显然未受到国内批评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地铁延伸之处》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小说所表现的主题不断显现于他日后的作品中。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空缺，从动态主体性构建的角度剖析《地铁延伸之处》这部作品。
2. 语言书本的动态主体性构建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关于主体的哲学，主体被赋予了自主性、自发性和居高临下的地位。但从20世纪后期开始，人们对这种主体自主、自发、优先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事实上，在西方主要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中，主体一词都有双重含义：1) 自主、主动、主语；2) 臣服、屈从、臣民。古典哲学重视了第一层含义，忘却了第二层含义。现当代西方哲学则越来越关注主体的限制性因素以及主体以外的力量对它的制约( [1], pp. 118-130)。《地铁延伸之处》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记录了克里斯和托尼从学生时代至初入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成长过程中，克里斯和托尼渴望构建自己独立自主的主体性。但是，随着小说的展开，我们逐渐发现，克里斯和托尼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事实上，无论是在儿时，还是在成年后，克里斯和托尼都几乎未曾拥有过塑造主体性的主动权，他们的主体性只是为语言、书籍、他者、社会文化这些外在于他们的事物塑造。并且，这种塑造过程呈现出一种动态状态，即变化了的语言、书籍、他者和社会文化持续塑造了两人变化了的主体性。
在克里斯和托尼的少年时代，他们十分喜欢法语，在日常的交谈中，他们时常在英文里掺杂法语，甚至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说话方式——一句话里的动词使用法语，并且把这个法语动词英语化。例如，“压垮某人怎么样？”1“不过，我大概可以惊吓某人。”( [2], p. 17) (斜体部分原文为法语，其形式为使用法语词根，加以英语的动词变位)。这种说话方式直接取得了克里斯和托尼想要达到的效果，即塑造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主体性。鉴于在整部小说中，巴恩斯未对这些法语表达作任何释义，我们作为读者便更能感受到克里斯和托尼的独特性。除此之外，他们使用法语的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希望自己能沾染在他们眼中更为高端的法国文化。批评家梅里特·莫塞利认为，《地铁延伸之处》中克里斯和托尼对法国文化的热爱有以下几层含义：1) 渴望与英国环境不同的东西；2) 喜爱“复杂的硬汉”；3) 渴望成为闲荡者；4) 势利；5) 追求性与艺术( [3], p. 22)。因此，可以说，克里斯和托尼之所以爱说法语，也是因为他们希望法语能帮助他们建构起与众不同，个性强硬，追求性爱与艺术等主体性特征。
在小说第二部分，克里斯来到了法国做研究，这时，他完全浸润在了法语环境里，他发现：
自己变得爱概括总结，爱给事物贴标签、分块，爱解释，爱清楚明晰——上帝啊，是的，我变得爱清楚明晰了。我感到内心在骚动；这不是因为孤单难耐(我有安妮克)，也不是因为思念家乡，这和我是一个英国人有关。我还觉得，有一部分我正在隐隐背叛另一部分我( [2], p. 106)。
在前文，克里斯曾评论道，法国人处理抽象的，理论性的，宏观的问题；英国人处理细节、注解、游码、例外和特性。而现在，克里斯发现，在长时间说着法语，学着法国人打手势后，自己已经像法国人一样喜好抽象的，理论性的，宏观的问题。如果说在少年时代，克里斯主动使用法语来构建自己独特的主体性，那么，当他成年后在法国游历时，法语已经反客为主，自然而然地塑造了克里斯新的主体性。
和巴恩斯的其它小说一样，《地铁延伸之处》是一部充斥着各种文学作品和作家名字的小说。其实，文学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即是塑造小说主人公们的主体性，正如批评家马修·佩特曼所言：“从叙事的角度而言，克里斯通过他阅读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对他的重要性，向读者展示了他个性的方方面面。”( [4], pp. 8-9)具体而言，文学建构了小说主人公的思想、行为和身份。首先，在学生时代，克里斯和托尼常常念及他们崇拜的文学作品名称、作家和作品引言。例如，他们常常提到左拉、马拉美和波德莱尔等作家。其中，克里斯最崇拜的作家是波德莱尔，以至于克里斯的哥哥直接称呼克里斯为克里斯·波德莱尔。但值得注意的是，波德莱尔不仅是一个诗人，他还代表着一种对现代生活，尤其是对现代城市独特而影响深远的态度。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生活是无根的，当代资产阶级的生存状态无聊透顶、使人厌倦。波德莱尔和克里斯崇拜的其他法国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一起，代表着从文学和美学上反叛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价值( [5], pp. 15-16)。从表面上看，克里斯与波德莱尔的思想不谋而合，但深究之下不难发现，克里斯之所以在少年时反叛权威，厌恶资产阶级，正是因为他阅读了大量波德莱尔的作品，波德莱尔的作品建构了克里斯的思想。其次，文学直接引发了克里斯和托尼在生活中的具体行为。例如，克里斯和托尼在年少时喜爱在街上游荡(原文为法语)。但事实上，沃特·本杰明在分析过波德莱尔的重要著作后，认为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永远移动的游荡者是个中心人物( [5], p. 15)。显然，克里斯和托尼希望模仿波德莱尔诗中主人公的行为，来接近波德莱尔的思想和精神，成为他们社会中像波德莱尔一样的人物。换个角度说，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不仅建构了克里斯和托尼的思想，还直接建构了他们的行为。最后，克里斯喜好使用文学作品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在很多场合，克里斯都会携带一本书籍，并且对是什么书籍十分在意：小时候，他去叔叔家时，会带上一本福楼拜的《庸见辞典》；第二次与他法国的女友安妮克约会时，他特地选了一本他希望安妮卡碰巧发现他在读的书——维利耶·德·利尔的《残酷的故事》；在美术馆接受他未来的妻子玛丽安和她朋友们的审视时，克里斯尤其注意他手头上的书是尚·乔诺《山丘》，因此觉得并无大碍。可见，书籍在克里斯手里成了他构建主体性的重要工具：首先，他希望他人注意到他手头上拿着一本书，并据此判断他博学多识；其次，他还希望别人注意到他手里书的书名，从而推测出他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因此，当我们看到克里斯说自己在每本藏书上都标注了自己的名字时，我们可以说，与其说克里斯是这些书的主人，毋宁说这些书是克里斯的主人。
然而，小说过半后，克里斯几乎不再用法语说话，文学作品、作家、作品引言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也大大减少。但是，以克里斯为例，语言和书籍并没有失却构建克里斯主体性的作用。事实上，在小说后半部分，变化了的语言和书籍构建了克里斯变化了的主体性。例如，在回到城市郊区后，克里斯的工作虽然还是在与书本、文字打交道，但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少年时代，克里斯读的是充满叛逆精神的文学作品，而工作后，克里斯先后做了广告文字撰稿人和封面夺人眼球的参考书编辑。在少年时代，克里斯接触的文字反叛资产阶级，而现在，他笔下的文字完全是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在少年时代，克里斯接触语言和文学塑造了他反抗权威的主体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里斯现在与之打交道的文字书籍则建构了克里斯郊区资产阶级性质的主体性。
可见，尽管克里斯和托尼希冀利用语言和书籍来塑造自己独特的主体性，但事实上，语言和书籍直接掌控了克里斯和托尼的主体性，以种种形式塑造了主人公的思维方式、思想内容、行为与身份。随着主人公的成长，变化了的语言和书籍持续构建了主人公变化了主体性，推动了主人公由反抗资产阶级走向拥护资产阶级。这表明，在巴恩斯看来，语言和书本塑造了人类对自我的定义 [6]，人类的主体性在语言和书本的樊笼中无法自拔，超然于语言和书本之外的人类主体性无处可寻。
3. 他者的动态主体性构建
在西方哲学史上，他者是个具有深厚渊源的概念。在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这个概念更是被广泛使用。他者对自我的定义、建构和完善必不可少，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 [1], p. 118)。在《地铁延伸之处》这部小说中，他者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塑造了克里斯和托尼的主体性。
在学生时代，克里斯和托尼经常在谈话中使用“他们”这个代词。对于克里斯和托尼而言，“‘他们’一词不存在意义含糊不清。我用这个词时，是泛泛地指那些立法者，道德家，社会名流以及郊区的父母们。托尼用这个词时，指的是伦敦市区里的这些人。”( [2], p. 14)从克里斯和托尼对“他们”的明确定义即可看出，他们已完全把自己与他们眼中的他者相区分。不仅如此，克里斯和托尼彻底否定这些他者：他们为这些人搞定了语言、伦理、事物的优先次序而感到义愤填膺；克里斯厌恶星期天的报纸、星期天的广播和星期天的电视；克里斯鄙视自己的家庭，认为他们空虚自满。除此之外，克里斯和托尼还一直努力“自我他者化”。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反过来，自己也是那些立法家、道德家、社会名流的他者，并且试图通过某些手段使自己的他异性更为凸显，如此他们便能加大自己与那些“他们”的区别，从而更加彰显自己独特的个性。例如，他们故意在学校里大声地讨论深奥的问题；他们认为大人总是具有可测性，于是他们便特意发扬自己的变化多端，常常互相问彼此“今天我们要成为什么？”( [2], p. 66)；克里斯不希望他哥哥也忍受“存在的不满”，生怕这类困惑变得过于时髦。从表面上看，克里斯和托尼的确与他们眼中的他者截然不同，他们有着鲜明的主体性。然而，深究之下不难发现，他们的主体性与他者密不可分。试想，如果没有家庭、立法者、道德家这些他者，克里斯和托尼就没有了区别于自己的对象，他们的独特性也就无从谈起。换言之，他们的主体性依赖于他者的存在以及他者与他们的差异，他者塑造了他们的主体性。
胡塞尔在他研究后期特别关注主体与主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他认为，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会与他人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互动，因此个人的意识总是依存于由不同意识构成的共同体，它总是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成和修正。这种主体之间的互动或共同体被称作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 [1], p. 119)。在《地铁延伸之处》这部小说中，克里斯和托尼与他者的关系便呈现出主体间性这一特点。
在儿时，尽管克里斯和托尼貌似与他们眼中的他者截然对立，但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都受到了他者的影响。例如，他们在做恶作剧时，依然遵从那些他者(立法者，道德家)立下的规矩，生怕因过分叛逆而受到他者的惩罚：他们不敢对警察、修女和孕妇下手；在一个服装店做恶作剧时，店员一问起他们的学校，他们便逃之夭夭。他者对克里斯和托尼最明显的影响表现在他们渴望别人称他们为“先生”。在克里斯和托尼眼中，被称作“先生”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其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先生”一词的实际功能，而在于这是身份的象征。于是，他们甚至大晴天也天天带着雨伞，认为只要有雨伞，总有那么丁点可能性能从某人那里收来一个“先生”。然而，“先生”一词不正是那些他者的话语？带雨伞不正是那些立法家、道德家、社会名流的举动？追求身份不也正是成人世界的活动？可见，一方面，克里斯和托尼试图把自己与他者相区分，另一方面，他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已经被他者部分同化。也就是说，他们的主体性一方面有赖于他们与他者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他们与他者的相似之处。因此，他者从正反两方面塑造了克里斯和托尼的主体性。而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与他者的联系正表明了他者对他们的强大渗透作用。
在小说第二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者对克里斯的同化作用变得更为明显。例如，当克里斯那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玛丽安问及他的理想时，他称自己不介意做好多工作，他愿意管理BBC，拥有自己的出版公司、画廊，加入内阁等。可是，在少年时代，这些带有资产阶级的工作从来不入克里斯和托尼的法眼，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两个暂住在某个裸体殖民地的艺术家。而在小说第三部分，克里斯回到城市郊区后，他已经完全被儿时的他者同化。在第三部分伊始，克里斯心满意足地感到自己拥有一份完美无缺的简历：“年龄：三十/婚姻状况：已婚/子女数：一个/工作：一个/是否有住房：有/是否在住房按揭：是/……”( [2], p. 133)在克里斯看来，这表明他已长大成人。可是，换个角度说，这些条件正标志着他已经完全沦为了一个他儿时鄙视的郊区中产阶级。事实上，在小说第三部分，克里斯被儿时他者同化的标志随处可见：他发现自己和他从小鄙视的同学提姆相比，除了他的生育率比提姆低外，他的生活和提姆的生活听上去一模一样；他和老同学们一起用餐时，一开始，他对他们的鄙视又自动地闪现了，可不久他发现自己几乎在享受这顿宴会；他一直看不起的利给了他一份工作，而他也没有当场拒绝。其中，最明显的象征出现在小说末尾：
橙黄色的灯光已经把我睡衣上的条纹变成了棕褐色。我甚至记不得它们原先的颜色：我有几套不同颜色的睡衣，每套都有相同宽度的条纹，但在这缕灯光下，我所有的睡衣都呈现出了泥土般的棕褐色。我思忖了一会这个问题，没得出什么结论( [2], p. 176)。
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两次对灯光将衣服染成棕色的探讨，分别对称性地出现在第一部分开头和第三部分末尾。在第一部分，克里斯和托尼为这个现象感到怒不可遏。他们认为颜色是最纯粹，最基本的东西，他们不希望那些官僚阶级他者在已经搞定语言、伦理、事物优先次序后，又搞定颜色。如果这些他者搞定了颜色，那么“我们甚至都不能再指望成为自己了。”( [2], pp. 14-15)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里的灯光象征着克里斯和托尼眼中的他者，灯光把所有的事物都染成同样的棕褐色则象征着他者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尤其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同化和控制。在少年时代，克里斯和托尼对这种控制和同化十分敏锐反感。可是，当同样的场景出现在小说第三部分时，此时的克里斯看到自己各种颜色的条纹睡衣都呈现了棕褐色，他对这个现象有所察觉，但思忖片刻后，已经完全得不出任何结论。由此可见，现在的克里斯已经完全被他者淹没，而浑然不知。也就是说，这时他者已经完全控制、塑造了克里斯的主体性。
可以说，在过去的他者同化了克里斯后，过去的他者已经不复是他者，而成了长大了的克里斯从属的“我们”。随着旧他者的消失，新的他者也在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分，克里斯儿时最好的伙伴托尼成为了他的他者：此时的他们因缺乏共同的他者而渐行渐远；已然保持年少叛逆精神的托尼责备克里斯背叛了年少时的理想，成了“资产阶级压路机的又一胜利！”( [2], p. 167)
因此，他者对克里斯和托尼主体性的塑造呈现出复杂的情景。他者从来都不是克里斯和托尼绝对的对立面：一方面，克里斯和托尼主体性的构建有赖于他们把自己与他者相区分；另一方面，由于主体间性，克里斯和托尼对世界的认识不断与他者对世界的认识互动，而在小说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在克里斯不知不觉间，他者逐渐完全同化了克里斯。因此，他者通过他们与克里斯和托尼的对立关系以及相互联系塑造了克里斯和托尼复杂的主体性。此外，他者对小说主人公的塑造呈现出一个动态过程：以克里斯为例，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他者也在不断变化，以立法者，道德家，社会名流及郊区父母们为代表的旧他者逐渐成为了现在克里斯欣然隶属的“我们”，从前反抗权威的“我们”成为了现在以托尼为代表的他者。在这个不断流变的过程中，变化的他者塑造了克里斯变化的主体性。
4. 社会文化的动态主体性构建
巴恩斯在多部小说中一直关注着一个问题，即：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呢？还是由历史、文化和偶然性决定的呢？( [5], p. 19)可以说，巴恩斯的处女作《地铁延伸之处》便已然开启了这方面的探讨。从表面上看，克里斯和托尼是独立自主的主体，自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他们选择在年少时愤世嫉俗、反抗权威；在成年后，一个选择继续年少时的叛逆精神，另一个则选择安于郊区中产阶级的平静生活。可是，事实上，社会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入着这看似独立自主的两个主体。从微观来看，克里斯和托尼自由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而从宏观来看，他们至多只是社会文化操纵下的两个偶人。
在克里斯和托尼成长过程中，他们迫切地想获得“独立的存在”( [2], p. 41)。在他们看来，这只能通过“严格地不受限制”( [2], p. 41)。不久，他们便意识到这实非易事：
首先，是焦土政策——系统性摈弃，有意矛盾，无政府式的擦洗石板。毕竟，我们属于“愤怒的一代”。
某一天的午餐时间，我们正在六年级的阳台上不建设性地游荡。这时，我问托尼：“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属于‘愤怒的一代’？”
“是啊，这让我气得要命。”他又是斜了眼，咧嘴一笑。
“然后，等我们老了，有……侄子侄女了，他们会问我们，在伟大的愤怒年代，我们做了什么？”
“呃，我们是在那儿愤怒，不是吗？”
“不过，我们在学校跟着老唐卡斯特读奥斯本，你不觉得这有点难以接受？我是想说，你不觉得我们大概被纳入了某种体制？”( [2], p. 41)
这段选文的第一段便耐人寻味。从第一句看，克里斯和托尼宣扬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和主张——他们要实行“焦土政策”，“系统性摈弃，有意矛盾，无政府式的擦洗石板”。可紧接着，出现了颇具妥协意味的“毕竟”两字，然后是“我们属于‘愤怒的一代’”。两行间，两个貌似独立的主体欣然隶属了一个群体。到了第三段，托尼表示，这点让他很生气。从下几行提到的“纳入体制”推测，托尼生气的原因之一也许是隶属于这个群体威胁了他独立的主体。在最后一段，托尼除了表示对“纳入体制”的怀疑和不满外，还点名了“纳入体制”的过程——在学校里跟着老师读奥斯本(“愤怒的青年”运动中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克里斯和托尼的出发点是想获得“独立的存在”，可不久，他们便颇具讽刺意味地发现，他们永远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独立的存在”，因为他们已然通过接受学校的教育等方式内化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事实上，克里斯和托尼年少时的种种行为都明显地体现了“愤怒的青年”的特点：他们愤世嫉俗，叛逆不驯，反对权威，质疑传统价值观( [7], pp. 315-316)，追求“无根”的生活。在克里斯和托尼自己看来，他们的行为彰显了自己的主体性，可是，若考虑到他们身处的时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六十年代早期)，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他们在表现自己的主体性，毋宁说社会语境塑造了他们的主体性。除此之外，在学生时代，克里斯和托尼还自创了一套历史循环论：“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性，禁欲，战争，禁欲；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性，禁欲，战争”( [2], p. 52)，而后就此推断，自己因此能先享受八年的情色生活，然后再苦等三十年；在小说第三部分，托尼尖锐地指出，他们那时冷酷无情，厌恶一切，“可那是托利党的基本纲领”( [2], p. 145)。可见，除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外，历史阶段和政治状况也一同塑造了小说主人公们的主体性。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也依然在制约克里斯和托尼变化了的人生轨迹。第三部分的故事发生于1977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长时期的社会民主统治结束了，撒切尔夫人在1975年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人，在1979年成为英国首相( [5], p. 23)。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语境趋于保守，反对六十年代的乌托邦神话、性解放、无政府主义，更为注重个人和市场( [7], pp. 442-443)。保守党上台后与郊区拥有地产的中产阶级合谋，推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因此，不难看出，克里斯看似自主选择了他眼中快乐的中产阶级生活，实则也是变化了的时代语境的产物。而托尼此时的人生轨迹则受到了左翼政治、60年代性解放的深刻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英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也塑造了克里斯和托尼渐行渐远的友谊( [5], p. 23)。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是国家对个体进行控制的基本手段，它通过学校、教堂、家庭、媒体、监狱、劳教所等对个体的思想进行塑造，目标就是要使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内化到个体的意识中。个人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对象，失去了自由和自主的能动性，成为无形的社会历史力量支配和控制的“他者”( [1], p. 122)。从《地铁延伸之处》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儿时还是长大后的克里斯和托尼，他们看似拥有自由自主的主体，不受干涉地选择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事实上，他们只是不同时代社会历史力量控制的对象。在少年时代，学校的教育、社会文化、历史阶段和政治状况将克里斯和托尼塑造成了愤世嫉俗，叛逆不驯，反对权威，质疑传统价值观的 “愤怒的青年”；在成年后，变化了的社会语境塑造了克里斯和托尼迥异的人生轨迹。不断变化了的社会历史力量塑造了克里斯和托尼不断变化的主体性。
5. 结语
《地铁延伸之处》表现了语言文学、他者和社会如何动态构建了小说主人公不断变化的主体性。事实上，这一主题在巴恩斯的多部小说中都有显现。例如，《福楼拜的鹦鹉》展现了叙述者逐渐发现他试图重建福楼拜的努力只能以失败告终，因为福楼拜的主体性永远无法触及，它永远淹没在大量语言文字中；在《爱，等等》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商业社会如何构建了斯图尔特世俗功利的主体性，而奥利弗阅读的文学艺术作品又如何塑造了他理想而不切实际的主体性；《亚瑟和乔治》展现了性别、阶层、民族、种族等话语如何分类和控制了小说人物的主体性；与《地铁延伸之处》拥有诸多相似之处的《终结的感觉》也表现了不断变化的他者对叙述者托尼人生的影响。可以说，对主体性构建的关注几乎贯穿着巴恩斯的整个创作生涯。
巴恩斯在采访中谈及《地铁延伸之处》时曾说：“我显然想说，人们的发展路径出乎他们自己的预期”，“这部小说写的是人们在无意识间以某种方式作出的妥协。”( [8], p. 34)可见，这部小说绝不仅仅是部半自传作品，而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场客观评估。通过这部小说，巴恩斯向我们展现了多少人的人生从一个地方出发，最终事与愿违，走向了另一处地方，人们取得的成就多么难得与他们的预期相符。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发展出乎他们自己预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即便人们多么希望自己能拥有独特自主的主体性，可在人们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主体性势必会在无意识间为语言、书籍、他者、社会文化等因素塑造。这一过程外在表现为人们对自己人生际遇的妥协，其实质则为人们试图掌控自己主体性的一场失败斗争。个人由此成为了各种外界因素作用的对象，失去了自由和自主的能动性，成为了外界力量支配和控制的他者。在不断变化的外在因素影响下，人类的主体性并非某种能掌握在个体手中的超然，固定、本质的东西，而是流动不居、动态发展。巴恩斯曾说，他写小说是为了用谎言来讲真话( [8], p. 39)，而这便是《地铁延伸之处》这个虚构故事所传达的人类生存真相。
NOTES
1本文选段均为笔者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