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也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西方的接续和再生，在着手翻译前，译者对经典的解读是翻译过程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需要将西方诠释学纳入翻译研究中，进行中国典籍译释学研究 [1]。《易经》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的一棵常青树，蕴含了丰富的儒家以及道家思想。中国古人最初根据不同的历史事实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借助《易经》占卜来讨论和总结国家、社会、人在天地之间存在的智慧。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辅《易》而作传，统称“十翼”。自汉代以来，王弼、朱熹等诸多名儒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易经》经、传文本的内涵。此外，由于周易卦象独特的符号系统，卦爻辞没有特定的内涵，因此，可以从不同角度或学科进行诠释。到目前为止，《易经》这部包罗万象的哲学论著已经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逐渐出现了社会学转向，翻译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译本产生背后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细节，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翻译活动或翻译现象的社会性质，包括翻译前的准备、翻译过程和译本的流通，以及其他方面的翻译现象，包括文本、行为者、社会文化因素等。翻译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和翻译活动背后隐藏的社会运行机制，凸显了译者和翻译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翻译史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支，应采取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本文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中惯习(habitus)、场域(field)、资本(capital)理论 [2]，对《易经》不同时期的译释进行解读。
2. 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易经》翻译研究的相关文章自2011年之后相继出现，早期研究主要对《易经》英译史或在西方的传播史进行梳理，探讨易理难以被西方读者所理解的原因 [3] [4]，主要为描述性研究，但缺乏具体理论阐释和指导。个别研究从具体理论视角探讨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诠释 [5]，但在描述具体哲学思想内涵在西方的诠释时较为笼统，在对《易经》英译进行描述性研究时，并未做共时的译本对比分析 [6]。以往《易经》翻译研究成果还涵盖对理雅各、卫礼贤等特定译者或译者群体翻译《易经》的背景、策略及译本的影响，以及《易经》翻译原则的探讨 [7] [8] [9]，从阐释学、符号学、厚翻译的理论视角解读特定《易经》英译本，分析其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 [10] [11] [12] [13]，但都未从历时动态的视角分析不同时期《易经》译释方法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以及翻译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此外，基于易学视角，吴钧 [14] 还探讨总结了翻译《易经》的策略和方法，并阐述易学与译事之间的联系，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发展和创新。
本文基于场域理论，尝试从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不同时期《易经》译释活动背后的宗教、政治、文化及翻译学科内部因素，并对《易经》中儒家思想在西方的诠释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对以往相关翻译研究进行补充或更正，并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外译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3. 布迪厄场域理论概述
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而确定其社会地位的行为者，都是在一定的场域中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下，凭借着各自的惯习，不断地建构其自身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 [15]。作为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是由行动者之间的权利竞争构成的，而竞争是贯穿于整个社会实践的要素之一。整个社会中有许多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场域，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除此之外，布迪厄认为资本可以分为四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16]。经济资本的特征体现在它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文化资本不仅包括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化成就等无形资本，还包括出版物、文凭等有形资本；社会资本是指场域中行为者所拥有的稳定的社会关系；象征资本则体现在社会认可度或声誉上。惯习是客观社会结构个人意识中内在化的体现，且指导着个人行为。本文将《易经》译释视为一个独立的翻译场域，探讨翻译场域和社会其他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翻译活动中不同资本、译者惯习对文本和译释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译本生成后在翻译场域间的竞争。
4. 场域理论在《易经》译释史研究中的应用
4.1. 宗教场域对早期《易经》译释的影响
自17世纪到19世纪，《易经》的译释受宗教场域的影响最大，西方传教士在《易经》的译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并不是有意识地翻译《易经》，而是为了将经书中的儒家思想与西方基督教思想相联系，从而便于传教，因此这些早期译本大多是带有强烈宗教目的的部分翻译。
16世纪，作为天主教会最大的宗教团体之一，耶稣会为回应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运动，在教会内部率先进行改革，以增强天主教会的影响力，维护其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会传教士利用“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间接传教策略，希望将宗教信仰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方。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通过西儒形象，以传播西洋象数之学和方术之名，行在华传教之实。他与知识造诣丰厚且掌握权力的士卿名宦结交，主动迎合儒家士大夫，为自己赢得了“博物通达君子”的美称，在《易经》译释前期，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在对《易经》进行阐释时，受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质料因”影响，利玛窦认为事物是由“质料因”构成的，“理”只是虚象，“理”在物之后，按照朱熹所言“太极”为“理”，则“太极”也是依赖于天地万物的。而“太极”或“理”与《周易》、《诗经》等典籍所说的“上帝”不同，“如太极为上帝万物之祖，古圣贤何隐其说乎？”“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 [17]，他认为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与天主等同，是万物之祖。
同样，受耶稣会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影响，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也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以利玛窦为榜样，学习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尤其是儒家思想，并结交士大夫，在翻译前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但在与其他耶稣会士共同编辑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柏应理只介绍了先天和后天八卦以及六十四卦卦义，对《易经》谦卦做了释译。先秦儒学将“谦”仅视为礼仪之道的一个方面，但在《圣经》中，“谦”为德行之首，傲为百罪之首。根据耶稣的劝告，要对人谦卑，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崇。因此，传教士们格外注重“谦”的道德内涵和行为规范，这可能也是柏应理仅翻译《易经》“谦卦”的原因。
此外，新教传教士麦格基(Canon Thomas McClatchie)翻译了第一本英文全译本《孔夫〈易经〉翻译，注释与附录》(A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Yih King, or the “Classic of Changes” with Notes and Appendix)，并于1876年在美国长老会出版社出版。但与耶稣会士译者用西方基督教文明解释儒家文化思想不同，麦格基反对将《易经》基督化，但为了传教需要，他的译本委曲求全，最终采取了“孔子加耶稣”的译释策略 [18]。但他的译文中随意杜撰语言来进行翻译，如把“彖曰”译为“文王说”，把“文言”译为“孔子说”，最终在翻译场域的权利竞争中逐渐被淘汰。
宗教场域除了对翻译前期文本选择以及翻译策略选择影响较大之外，还对译本的出版造成的很大影响。法国耶稣会士刘应(Claude de Visdelou)进行“谦卦”的翻译，附录于宋君荣(Antoine Gaubil)的《尚书》译注后，然而，这本书在完成数十年后，直到1770年才出版，因为当时该书内容被教会认为不利于当时的传教事业 [19]。此外，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雷孝思(Jean Baptiste Régis)翻译完成的第一个《易经》拉丁文全译本Yi-King，Antiquissimus Sinarum，同样由于当时社会宗教场域中权利的阻碍，最后分两部于1834年和1839年发表。
4.2. 汉学场域和政治场域对《易经》译释的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初，汉学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最大。许多汉学家在翻译场域中都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并积极主动地从事了《易经》的翻译和研究。此时，《易经》译释受宗教场域影响逐渐变小，主要从哲学、历史和其他视角进行诠释，并对以往译本进行批判。汉学家们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欧洲语言译本，其中英译本占相当大的比例，最著名的译者是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和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二者的译作分别被誉为易学史上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
在着手《易经》翻译之前，理雅各在伦敦大学汉学教授基德(Samuel Kidd)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后来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的英华书院任职，期间，他不仅广泛阅读中国典籍，还向西方传教士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且他的译著《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出版后，第一卷和第二卷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因此，理雅各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此外，在进行译释期间，理雅各也得到了许多中西学者的帮助，其中包括中国学者王韬曾编著《周易集释》，以供理雅各参考。
理雅各在他的翻译中还补充了大量而详细的学术注释，在注释中，理雅各还对前人的易学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如《易经》第18卦“蛊卦”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隐喻，以刚柔交替的方式来探讨如何抑制遗留下来的堕落之风。理雅各认为雷孝思采取的历史诠释的方法，将卦中的“父亲”视为文王，“儿子”视为周文王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20]。相反，他对卦中六爻的关系以及卦象的整体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但理雅各译释《易经》为了传教时汉语学习的需要，他的译本中充斥着基督教思想，如把“上帝”译为“God”等。
卫礼贤成功译释《易经》主要得益于他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深刻理解，这也是他的译本在翻译场域中的竞争中赢得理雅各译本的重要原因。卫礼贤在中国生活二十多年，他深刻感知到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努力使自然和文化服务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而道教的政治理想是回归本源，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 [21]。在荣格和劳乃宣的协助下，卫礼贤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翻译《易经》，并认可这部著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他对《易经》的翻译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引用德国著名古典哲学家和文人如康德、歌德等来验证《易经》中的类似观点，并引用《圣经》中的思想，以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当翻译第五十二六卦“艮卦”时，卫礼贤将易传中“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译为“Thus the superior man/Does not permit his thoughts/To go beyond his situation” [22]。在文后的注释中，卫礼贤引用了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und Tageszeiten)中第十四首诗来进一步解释它的含义。总而言之，卫礼贤的译本比理雅各译本更简洁、灵活、富有想象力，自问世以来在翻译场域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卫礼贤译释《易经》，不仅受到当时汉学蓬勃发展的影响，而且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欧洲的政治场域对他的翻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卫礼贤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见证了科技的进步对现代文明的摧毁，这使他认识到了西方文化中的缺陷。因此，他选择了《易经》的翻译，力图用中国智慧拯救为欧洲的堕落思想。此外，贝恩斯转译《易经》时恰逢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强劲发展，该译本便成为了每个嬉皮士眼中的经典，因此，美国政治场域的影响也是卫礼贤翻译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4年，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在20世纪德国学术界最著名的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出版社出版，后收入企鹅经典丛书，二者都享有较高的象征性资本和强劲的市场吸引力，进一步促进卫礼贤译本的传播。卫礼贤德译本后来被贝恩斯(Cary Fink Baynes)转译为英文，于1950年在纽约出版。
4.3. 文化场域对《易经》译释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除少数中国译者外，《易经》译者多为专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汉学家，文化场域对《易经》翻译场域产生了更深的影响。这一时期，英语世界的许多译者逐渐转向通过实证的方法来对《易经》历史进行追踪溯源，发掘证据来恢复《易经》中卦爻辞本意，主要代表有蒲乐道(John Blofeld)、付惠生、闵福德(John Minford)等。
英国学者蒲乐道在1968年翻译了《易经》。与之前的英文译本相比，他的目的是用最直白的语言详细解释如何进行占卜，让英语读者学会如何求福避祸。他的这种《易经》的翻译风格得益于他在中国传统思想和宗教领域丰富的文化资本积累。蒲乐道早年对佛教充满了热情，在20世纪30年代他搬到中国去体验中国鲜活的的精神文化，期间，他拜访了禅宗大师、圣人等，深入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后来《易经》的翻译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文化资本。
2000年，中国学者付惠生教授出版《易经》翻译完成The Zhou Book of Change，收录在儒家经典翻译Transl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中。后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热潮，傅惠生译本收录进享有较高象征资本的中国经典丛书系列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译本影响力不断扩大。他的翻译通俗易懂，适合普通读者理解《易经》的意义。此外，付惠生还详细阐述了“周”和“易”的起源，先天八卦到后天八卦的演变以及易学研究史。
2014年，英国汉学家闵福德完成了《易经》的翻译I Ching，由纽约企鹅集团旗下的维京出版社出版，并于2015年获得福克纳奖。受卫礼贤译本的影响，闵福德从2002年开始翻译《易经》，其读者群针对的是对占卜感兴趣的一般读者。闵福德译本中对历代文人的注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对每一个卦作了详细的解释，旨在回归《周易》的本义。闵福德还在他的译文中使用了拉丁语翻译，既是为了唤起一种神秘感，也是为了提醒读者这本书的真正含义是不可知的。
4.4. 讨论
明清时期宗教场域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催生了《易经》的译事，影响了译者的译本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但也正因为此部分译作翻译质量低下，甚至导致一些译本无法在西方出版。耶稣会士们基于基督教神学立场译释《易经》的思想内涵，将基督教和《易经》中的儒家本体论思想和道德伦理相适应，这也是传教士融入中国士大夫阶层，在中国获得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关键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文本和译释策略的选择，如《圣经》中对“谦”的重视可能是柏应理和刘应仅翻译《易经》“谦卦”的原因。传教士翻译活动受宗教场域的影响之深，也导致了麦格基等译者对《易经》译释存在众多误译现象，不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文化思想的真正内涵。当基督教思想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时，传教士们也会为自己的教义辩护，传教士的译稿在欧洲出版前，多要接受本教会的严格审定，甚至删改，一些译本由于被认定为对传教事业不利未被出版，最终导致失传。
晚清来华的新传教士对待《易经》的态度经历了从“孔子或耶稣”，到“孔子加耶稣”转变，但始终强调耶稣与孔子的不同，麦格基、理雅各等新传教士们虽然承认儒家和基督教的共性，但与前期耶稣会士的译释一致，他们“补儒”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超儒”，认为基督教精神价值高于其他异教，因此他们的翻译策略选择中始终含有宗教因素，如理雅各直接将《易经》爻辞中“帝”直接译为“God”。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易经》的译释活动受汉学场域和文化场域的影响，从历史、哲学等多元角度探究还原《易经》的卦爻辞本义，翻译也更忠实于原文。
此外，反观翻译场域对社会其他场域的影响，最突出的是明清时期《易经》译释活动对欧洲哲学、科学和政治场域的建构和重整。启蒙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伏尔泰(Voltaire)思想的发展都深受《易经》译释影响。例如，莱布尼茨在了解伏羲八卦之后，提出了二进制理论。在启蒙运动中，《易经》译释创造的“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也哲学家们借用来攻击欧洲腐朽制度体系。
5. 结论
本文在描述的基础上，对《易经》翻译史进行纵向和横向的阐释，探究译释活动背后重要的历史细节，基于场域理论，探究场域、资本、惯习对不同时期《易经》译释活动的影响。同时，考虑到翻译本体的语言和文化性质，从微观视角探讨了不同时期译者对中国易学者思想的吸收，以及《易经》中儒家本体思想“太极”、“理”和道德伦理规范在不同译本中的体现。通过对《易经》译释与传播史的系统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早期耶稣会士和新传教士的《易经》译释活动中，宗教场域对翻译场域的影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随着西方汉学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宗教场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汉学、政治场域的影响逐渐突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文化场域对《易经》的译释活动也更加明显。
《易经》在西方世界的译释经历从部分翻译、编译到全译的演变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出现了几部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译著，分别是1876年麦格基译本、1882年理雅各译本和1924年卫礼贤译著。从这些译本在翻译场域的竞争来看，麦格基译本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大，误译现象众多，逐渐被淘汰。而其他两种译本各有特点，理雅各译本添加了丰富的注释，更容易让西方读者理解，而卫礼贤的译本更符合原文的精神，因此更受当今西方学者的欢迎。此外，不同时期的译者对《易经》的理解逐渐加深，其翻译的学术价值也日益凸显。此外，在翻译场域内，《易经》作为中国经典著作，译释活动还依赖于各种资本尤其是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积累，以及各行为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具体体现在翻译底本的选择和诠释方法，中国易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的合作，以及知名国际出版社的推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