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Intensity in Hunan Province

摘要: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重要发展道路，旅游城镇化及其响应强度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离差、比率等方法，定量研究湖南省13个地级市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整体呈波动上升发展态势，各市间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差距较大，但呈渐次缩小趋势，在空间上总体呈“分散–团块状”分布，具有“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鲜明分布特征。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时空差异主要受旅游资源、经济水平、交通条件影响。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path for new urbanizatio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its response intensity become one of the hot issues. Using standard devi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Gini coefficient, deviation, ratio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studies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intensity in 13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f Hunan Province. The research data proves that: the overall response coeffici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s increasing with fluctuation, and the gap of response intensity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mong cities is relatively large, but it is gradually narrow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s “disper-sion-block”, showing the distinctiv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est High East Low, South High North Low”.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intensity in Hunan Province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ourism resources, economic level and traffic conditions.

1. 引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进程，城镇化率由1978年17.92%提高到2020年63.89%。旅游业因其在产业、就业、生态、文化、形象等方面的综合效应，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旅游城镇化不同于工业型城镇化，它不是将人口集中到一个地区进行规模化的生产管理，从而达到消除文化差异和景观差异的一种城镇化道路，而是让人参与到旅游服务业当中，并在当地实现就业和生活的一种城镇化 [1]。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旅游业的发展能给城镇带来经济效益，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塑造城镇新形象，提高城镇知名度，促进城镇化率的提升。同样地，城镇化的有序推进有利于提供客源保障、刺激消费愿望、吸引资金输入、拓展城市功能、优化旅游环境等，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反之，两者间发展会产生互相抑制作用 [2]。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外研究者就已开始研究旅游城镇化，Mullins认为其是随着旅游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率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必然产物。 [1] Luchiari阐述了城市和县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的城镇化特性。 [3] Dandapath研究了旅游城镇化的驱动机制。 [4] Burak等人指出旅游业发展能助推城镇化进程，两者间互动作用明显 [5]。

对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国内探索时间较晚，但近年来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已有相关研究侧重于探讨旅游城镇化概念 [6] [7] [8]、模式及问题研究 [9] [10] [11]、驱动机制分析 [12] [13] [14]、制约因素及影响等方面 [15] [16] [17]，关于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概念及影响机制研究相对少见。由于旅游资源禀赋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等原因，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表现出不同的响应强度与时空差异性。部分学者已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如熊建新等人分析了在洞庭湖区驱使旅游城镇化的时空格局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18]、刘姗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时空演变 [19] 等。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1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定量分析各市2007~2019年间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以期揭示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更好地推动湖南旅游城镇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湖南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区，国土面积约21.18万平方公里。2007年张家界市举行湖南省旅游产业发展工作有关会议，由此吹响了湖南省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行业迈向新征程的号角。2019年湖南省国内游客8.3亿人次，同比增长10.3%；入境游客467.0万人次，同比增长24.5%。旅游总收入9762.3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九，增长15.6%。其中，国内旅游收入9613.4亿元，增长15.3%；国际旅游收入22.5亿美元，增长34.8%。高品质旅游资源富集，共有1处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土司遗址、2处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及崀山、7个国家5A级景区和2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其中衡山是中华五岳之一，岳阳楼是中华文化名楼。

2019年湖南城镇化率达到57.22%，较2018年提高1.20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由“十一五”末的6.38个百分点，缩小到3.38个百分点。2019年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79.71元，比上年增长9.7%，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2608元，增长9.2%。随着旅游业规模不断扩大，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之间互动日渐显著，城镇化建设迅速发展，使旅游客源市场日益壮大，旅游业发展使得城市和乡村空间环境得到改善，城市形象得到提升，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有所转变，进而提高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湖南旅游统计年鉴》《湖南省各市统计年鉴》(2007~2019)，部分城市数据从湖南省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取予以补充。

2.2. 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模型，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离差、比率等方法，分析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时序差异，进一步利用Arc GIS软件研究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响应系数分为4个类型：极高响应、高响应、中响应和低响应。再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不同因素对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影响程度。

2.2.1. 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

用于衡量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因素颇多，产业结构、人口数量、社会环境能衡量城镇化的发展，旅游收入、游客数量、停留天数等因素能衡量旅游业的发展。针对此前研究 [6] [7] [19] [20]，本文借鉴刘珊构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模型 [20]，采用旅游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两个关键指标来测算旅游城镇化的响应强度，测量模型为：

$RT=\frac{TL/M}{PO/N}$ (1)

式中，RT表示区域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运用区域旅游产业总收入占区域生产总值的份额与城镇化率的比值来显示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响应程度。TL代表区域旅游业总收入，M指区域生产总值，PO代表区域非农人口，N指区域总人口。其中TL是影响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关键变量，区域旅游总收入是指旅游目的地获得国内外游客旅游消费的货币总和，它反映了旅游目的地旅游经济发展状况。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是分析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时空分异特征的核心基础，RT值越大，旅游城镇化水平越高，即旅游产业相较于城镇化率的提升更快，利于调整产业和就业结构、集聚人口等，进而提升旅游城镇化响应能力 [20]，反之亦然。

2.2.2. 标准差、变异系数

此处引用标准差，其能表现数据集的离散程度。计算公式 [21] 为：

$\sigma =\sqrt{\frac{{\displaystyle \sum {\left(x_i-\bar{X}\right)}^2}}{N}}$ (2)

而另一个统计量能够辨析出各测量值的变异程度，即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V=\frac{\sqrt{{\displaystyle \sum \frac{{\left(x_i-\bar{X}\right)}^2}{N}}}}{\bar{X}}$ (3)

式中：x_i表示i市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 $\bar{X}$ 为总体平均值，即 $\bar{X}=\frac{{\displaystyle \sum x_i}}{N}$，N代表地区样本数。 值越大，

则表示大部分数值和整体平均值之间差异越大； 值越小，表明大部分数值和整体平均值之间差异越小；V值越大，表示相对差异越大，反之越小，各市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变化相近。

2.2.3.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在国际上用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基于此，借鉴其衡量各市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差距。

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低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29表示比较平均；0.3~0.39表示相对合理；0.4~0.59表示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差距悬殊。因此，0.4通常被用来作差距“警示线”。计算公式为：

$G=1+\frac{1}{N}-\frac{2}{\bar{Y}{N}^2}\left(Y_1+2Y_2+3Y_3+\cdots +n{Y}_n\right)$ (4)

式中，N表示地市个数，Y_i指i市的响应系数强度系数， 为所有地市的响应强度平均值，G用于表示基尼系数，Y₁到Y_n按数值大小排列。

2.2.4. 离差、比率 [21]

离差指一个观测值与特定的参照点平均数之间的差距，亦称“离均差”，是反映离散程度的一种标志。比率是指各不同类别的数量的比值。

$D_i=x_i-\bar{X}$ (5)

$G_i=\frac{x_i}{\bar{X}}\times 100\%$ (6)

式中，D_i为离差，表i市响应系数与平均值之间差值，G_i为i市响应系数与平均值的比值，x_i为i市响应系数， $\bar{X}$ 为总体平均值，D_i和G_i值越大，表示各市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相对总体平均值差距越大，反之亦然。

3. 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差异

3.1. 时序特征

如表1所示，2007~2019年，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整体显现波浪式上升良好势头，均值由2007年的0.27波动增长至2019年的0.65，年均增长7.48%。2007年响应强度高于全省平均值0.27的仅有张家界，2013年高于平均值0.32的有邵阳、张家界、怀化，2019年响应强度大于全省均值0.65的城市有张家界、怀化。各市响应系数年平均增长率均成正向增长态势，其中娄底增长速度最快，为15%，长沙最低为1%，说明2007~2019年内，旅游业对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作用增强，城镇化率的提升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政府开始推进旅游业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重视旅游城镇化发展方式。

Table 1. Intensity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表1. 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

由图1可知，标准差呈先下降后保持平稳上升态势，2007年标准差为0.41，2008年下降到0.29，之后一直稳定在0.3~0.35之间，在2015年到达0.39后上升至2019年的0.76，说明2007~2014年各城市间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绝对差异在缩小，但在2015~2019年间又呈不断扩大之势。2007~2019年整体变异系数下降，变异系数从2007年的1.51降低到2013年的0.96后又增至2019年的1.18，表明各市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相对差异在波动中逐渐缩小，各市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变化存在趋同。基尼系数主要稳定在0.4至0.6之间，表明各地级市间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差距较大，最高值出现在2007年为0.475，最低值出现在2009年为0.32，整体波动趋势相对平稳。

3.2. 空间特征

为研究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利用Arc GIS 10.2软件，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响应系数分为4个类型：极高响应、高响应、中响应和低响应。基于2007、2013、2019年绘制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强度分级空间分布图(图2)，3个时间维度极高响应与中响应类型的城市较少，高响应与低响应类型的城市较多，在2007年尤为明显，极高响应与中响应城市数量仅占总体的3/13，高响应与低响应类型城市数量占总体10/13，各城市呈现出的发展模式较分散，只有西北部张家界市响应强度最高，其他响应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呈“区域间差距小，极化现象强”特征。2013年，各城市间协调发展态势良好，长沙市从高响应降到低响应，益阳市和郴州市从高响应下降到中响应，娄底市从低响应上升到中响应。2019年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在空间上呈“团块状”，具有“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发展不均衡的特征。说明随着旅游业发展及经济效益的显露，各城市已开始重视旅游业和城镇化之间互动协调发展，使得整体呈现“分散–团块状”的变化，极化程度明显减小。

Figure 1. Standard devi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Gini coeffici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coefficient

图1. 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

(a) 2007年 (b) 2013年 (c) 2019年

Figure 2.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response coeffici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13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图2. 湖南省13个地级市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空间差异

3.3. 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相关差异值

离差值是指城市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与省平均值的差值，差值越大则表示该市与省平均值差异越大。离差值呈正向增长说明该市超过省平均水平并且逐年增加，负向增长说明该市低于省平均水平且差距逐渐拉大。

如表2所示，2007年只有张家界的离差值为正，其他12城市均低于省平均水平；2013年呈正向增长的城市有所增加，有邵阳、怀化，且低于省平均水平城市的离差值在逐渐缩小，说明各城市开始重视旅游城镇化的发展；2019年相对于2007年呈负向增长的有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益阳、常德，正向增长的城市有张家界与怀化，其中长沙的变化幅度最大，说明长沙市与省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来大，离差值由−0.072负向增长到−0.427，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不相适应。呈正向增长的城市大多处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地区，负向增长的以湖南省东南部为主，说明东南部和西北部城市在响应强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张家界离差值一直高于省平均水平，虽在2013年差距有所下降，但在2019年差距又有所加大，这是由于张家界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旅游等级区(点) 23家，其中4A级及以上12家，有国家首批5A级景区、国家森林城市、世界地质公园、地球宝贵遗产之称以及世界遗产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业是全市的支柱性产业，该市大力发展旅游业，优化区域产业发展结构，实施旅游业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一直是战略重点工作。经过不断的探索，张家界游客接待量持续提升，旅游创收可观。怀化市离差值由−0.072逐年上升到2019年达到0.033，这是由于怀化市认识到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作为后发展山区的怀化把握了本身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交通优越、市场空间广阔、旅游发展环境优化等有利条件，大力发展旅游业，促进怀化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差距逐渐减小，最终超过了省平均发展水平。

2007年没有城市比率超过100%，2013年邵阳、张家界和怀化以及2019年的张家界和怀化均超过100%，说明其旅游城镇化水平超过省平均水平，其他城市均低于省平均水平，超过的城市均处于湖南省西部。2007~2019年位于西部的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离差和比率为正增长，位于东部的长沙、益阳的离差和比率为负增长，说明其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偏低，与均值存在一定差距。据此推断在空间上东、西部差距将会持续存在。

Table 2. The deviation and ratio of the response factor for tourism urbanization

表2. 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离差值及比率

4. 旅游城镇化响应影响因素

据已有研究结论显示，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投资强度、交通条件、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对旅游城镇化响应有显著影响 [6]。联系湖南省13个地级市具体发展状况可得，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着旅游城镇化响应。选取4A及以上景区数量、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人均旅游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公路里程、公路密度作为评价指标，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程度测度(表3)。在2007年人均旅游收入和公路密度的值均大于0.5，说明其产生的影响效应较大，2013年受人均GDP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影响较大，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公路密度产生的值均大于0.65，说明交通条件和旅游经济的发展能产生明显影响效果。总体而言，第三产业增加值是在各阶段上产生影响程度最高的因子。

Table 3. Measure of the impac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表3. 旅游城镇化响应影响程度测度

4.1. 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本身是一种旅游吸引物，是旅游发展的前提。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地区，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受旅游资源影响相对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大，政府投资旅游产业倾向于选择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从而促进旅游的发展，进而提高旅游城镇化。如张家界高品质旅游资源富集，以旅游建市，也正因为把握了本身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交通优越、市场空间广阔、旅游发展环境优化等有利条件，大力发展旅游业这一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促进城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达到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提高，在2007~2019年期间响应系数一直居于榜首。如表4所示，虽然景区数量在13市中不算突出，但充分利用了高品质旅游资源，响应系数超过了景区数量最多的长沙。说明旅游资源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Table 4. Number of scenic spots 4A and above in each city

表4. 各市4A及以上景区数量

4.2. 经济发展水平

作为增强旅游城镇化响应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相辅相成，基础设施条件能为城镇化向更高水平的发展打下基础，提高城镇化整体的综合水平。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对旅游城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发展的提高可以缓解旅游资源不足的状况。如：衡阳市经济发展水平在湖南排名前五，经济稳定增长，以此为力量基点，促进了旅游城镇化的进展，在2007年为低响应类型到2019年成为中响应城市；湘潭市虽然旅游资源数量偏少，但如表5所示，其人均GDP一直居于全省排名前三，使其旅游城镇化发展一直保持在中响应行列。

Table 5. GDP per capita for each city

表5. 各市人均GDP

4.3. 交通条件

交通将生产、交换以及消费等方面联系起来，为社会流通提供了条件，对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一定的影响。公路密度能反映一个城市的交通状况，密度越大代表交通状况越好，2007年和2019年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受到交通环境影响比较大，影响值均大于0.5；永州市境内通过湘江北上可抵长江，南下经灵渠可通珠江水系，自古代便是交通要塞，其公路密度(表6)在三个研究时段都排名全省前五，人均公路里程排名前三，有力的交通条件为其旅游城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从2007年中响应城市发展到2019年的高响应型。衡阳市是湖南省以及中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多条重要公路、铁路干线在此交会，其公路密度在全省排名从2007年第五后稳定在前三，说明其交通状况良好，作为中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交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提升，从2007年低响应型上升到2019年中响应型城市。

Table 6. Road density and per capita road mileage of 13 cities

表6. 13市公路密度及人均公路里程

5.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第一，总体来看，湖南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整体呈波浪式上升的良好势头，平均值由2007年的0.27持续增大到2019年的0.65。标准差先下降后保持平稳再上升的趋势，2007~2014年各市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绝对差异缩小后一直保持稳定，2015~2019年绝对差异则不断扩大。整体变异系数从2007年1.51下降到2013年0.96后增加到2019年1.18，各市间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相对差异不断缩小，变化存在趋同；基尼系数主要稳定在0.4到0.6之间，各市间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差距较大，整体波动趋势相对平稳。

第二，从空间格局来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整体显现出较强集聚性，重心偏向西部，呈“分散—团块状”变化、“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发展不均衡的特征。

第三，旅游资源、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是影响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显著性因素。旅游资源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经济发展的提高可以缓解旅游资源不足的状况，交通条件改善为社会流通提供了条件，对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一定的影响。

5.2. 建议

从旅游发展实践来看，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城镇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旅游业提供经济基础。要全面提高湖南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系数应当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交通条件等方面提供全面支持，使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两者间能更好的良性互动、缩小地区间差异。极高响应型地区应保持优势，提升旅游服务意识，加强政府的主导功能，规范产业建设，助推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高响应地区应发挥城镇化对旅游业的支持和保障作用，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城市旅游规划，吸引投资带动旅游的发展，进而发挥旅游业助推城镇化发展的作用。中响应城市应该向高响应城市看齐，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旅游业，争取早日加入高响应行列。低响应城市应尽快将旅游资源转化成为特色旅游产品，突出鲜明地域特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优势品牌，达成旅游业与城镇化全面互动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