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于2019年12月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命安全与心理健康。为了阻断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向校园蔓延，教育部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对于大学生而言，假期延长，长期居家，影响了大学生正常的社会交往，也给大学生的亲密关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亲密关系满意度是一个人对一段关系质量的主观评价，是个体对特定亲密关系的感知程度，以及在感知基础上产生的态度评价以及在恋爱关系中体验到的关于愉悦、满意和幸福的主观感受程度(王亚峰，2017)。
共情，又称作同理心，指的是个体理解和分享他人情绪体验，并能对他人处境做出适当行为反应的能力(张雅文等，2020)。共情能够激发利他行为(肖凤秋等，2014)，共情越高的人对爱情的表达行为也会更多，更容易宽恕爱人的伤害行为(Lamy, 2006)。
自尊是自我结构的核心成分之一，是个体的一种自我评价，并影响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应对方式(李海江等，2012)。高自尊个体在面对负性事件的时候更倾向于相信伴侣(Murray et al., 2002)，所以高自尊的个体的亲密关系质量会更高(江沂芯，2016)。有实证研究证明大学生的自尊能正向预测亲密关系(杨梦涵，陆润豪，2020)。
成人依恋最早是由Hazan和Shaver (1987)发现的，其同最传统的亲子依恋有着很多共同特征，可以说是亲子依恋的发展。吴薇莉和方莉(2004)认为成人依恋是对童年亲子依恋经历的回忆和再现，能够评价当前的人际关系。有研究发现，对于亲密的他人，能产生更加强烈的共情(Cheng., Chen, Lin, Chou, & Decety, 2010)。但是不同依恋类型以及依恋得分人群在共情上也有所不同，先占型依恋的人群，其共情能力最强，依恋焦虑维度得分与人群的共情能力成正比(张慧倩，2019)，非安全依恋风格对于个体的共情能力有负向预测作用，而安全依恋则对其有正向预测作用(潘彦谷等，2019)。成人依恋也会影响自尊水平，不安全依恋会导致个体认为自身没有价值。研究发现，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与个体的自尊水平呈负相关。说明不安全依恋会导致自尊偏低(Wu, 200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自尊和共情在大学生成人依恋和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对象
选取173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被试均正处于恋爱中。其中，男生68人，女生105人；疫情期间，居住在武汉市内有18人，居住在湖北省内非武汉市有68人，居住在湖北省外有87人。平均年龄为23.04岁(SD = 23.04)。
2.2. 工具
2.2.1. 成人依恋
采用Collins和Read (1990)编制的成人依恋量表(The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包括亲近、依赖和焦虑三个分量表，共包含18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其中11个正向计分，7个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依恋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28。
2.2.2. 自尊
采用Rosenberg (1965)编制，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1999)修订的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简称SES)对被试自尊水平进行评估。该量表共包含10个题目，采用1~4四级评分，其中5个正向计分，5个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2.3. 共情
采用Davis编制的共情量表对被试的共情水平进行评估。该量表共28个题目，包括四个因子：观点采择、个人痛苦、想象力和共情性关心。量表采用5点计分，其中19个正向计分，9个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共情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4. 亲密关系满意度
采用申靓(2005)自编的《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对被试的亲密关系满意度进行评估。该问卷共包含7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其中4个正向计分，3个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亲密关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7。
2.3.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1列出了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平均数和标准差。由表1可知，依赖亲近、依恋依赖与亲密关系满意度呈弱的正相关。依恋亲近、依恋依赖与自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依恋焦虑与自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依恋亲近、依恋依赖与共情能力呈弱的正相关。自尊与共情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疫情期间的恋爱状况与亲密关系满意度呈弱的正相关，说明疫情期间情侣的恋爱状态越好，亲密关系满意度越高。然而，自尊、共情能力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相关。
Table 1.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P < 0.01，**P < 0.001，下同。
3.2. 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自尊与共情的中介作用
考察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自尊和共情在该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所有运算均通过SPSS宏程序PROCESS2.1完成。
首先，检验自尊在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成人依恋对自尊的效应显著，β = 0.48，95%置信区间为[0.13, 0.83]，成人依恋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效应不显著，β = 0.31，95%置信区间为[−0.41, 1.03]，自尊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效应不显著，β = 0.37，95%置信区间为[−0.09, 0.83]。以上结果表明，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相关，自尊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接下来，检验共情在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成人依恋对共情的效应显著，β = 0.53，95%置信区间为[0.22, 0.84]，成人依恋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效应不显著，β = 0.28，95%置信区间为[−0.46, 1.03]，自尊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效应不显著，β = 0.39，95%置信区间为[−0.14, 0.92]。以上结果表明，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相关，共情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综合以上结果，本研究提出的中介模型无法得到支持，假设无法验证。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相关，自尊和共情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4. 讨论
4.1. 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
就成人依恋的整体水平来看，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其同亲密关系满意度有相关。但是亲近、依赖分量表同亲密关系满意度有微弱相关。该结果说明疫情期间的亲密关系满意度主要同情侣双方所感受到的亲近感和依赖感有关。本研究之所以未能发现成人依恋总体水平同亲密关系满意度的相关，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调查对象的恋爱时长约30%都小于一年，未能建立起依恋关系；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少，从而无法得到显著的相关性。同以往研究一致，安全型依恋人群的亲密关系满意度高于不安全依恋类型(韩丽芬，2017；高岚等，2016)。该结果说明安全型依恋的人群不论是分离还是相聚，其亲密关系满意度都是最高的。所以安全型依恋的建立对于情侣的亲密关系来说是很重要的。
4.2. 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成人依恋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自尊水平，该结果支持了已有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李志勇，吴明证，陈明，2019；Berry, Barrowclough, & Wearden, 2007)。在考察成人依恋类型对自尊的影响时，本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个体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自尊水平，这表明安全的依恋类型对于大学生发展和维持较高的自尊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恐惧型依恋个体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自尊水平，这可能因为依恋类型为恐惧型的个体，在他们的成人依恋系统的内在工作模式中，自我表征和他人表征往往都是消极的，这往往会使他们对于自己和他人都持否定态度，他们既无法发展出对于自己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也无法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因而其自尊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和亲密关系满意度相关性不显著，因此在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自尊不存在中介作用，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杨梦涵，陆润豪，2020)。出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亲密关系满意度极易受到个体当前的亲密关系质量的影响。当前个体与伴侣的恋爱状况较好，亲密关系质量越高，个体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越高，而如果当前恋爱状况出现问题，个体感知亲密关系满意度质量变低，个体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也会降低。
4.3. 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共情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成人依恋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共情能力，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赵旭东，关荐，2015)。本研究表明，安全型和焦虑先占型依恋个体的共情能力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种依恋类型的共情能力水平，安全型和焦虑先占型依恋个体的共情能力无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普遍形成积极的内部工作模型，有较高的社会自我效能及对他人积极的态度，这些特征促进了个体对外部环境的探索与适应，有利于发展支持性的社会关系，共情能力也普遍较高(Wei, Liao, Ku et al., 2011; Mallinckrodt & Wei, 2005)。而焦虑先占型依恋个体由于其之前的焦虑体验，更容易理解他人，给予他人更多的共情(Trusty, Ng, & Watts, 2005)，因此这类依恋个体的共情能力水平较高。
根据本研究结果，共情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相关性不显著，因此在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共情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王中杰，赵山明，2017；Chow, Ruhl, & Buhrmester, 2013)，这可能由于个体的共情能力水平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难以受到即时事件的影响，而个体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感知受到当前恋爱状态的影响，因此，共情难以对个体感知的亲密关系满意度产生影响。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疫情期间亲密关系的破裂与异地相隔、恋爱时长、自尊、共情没有关系。同网络舆论不同，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疫情对于大学生亲密关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反而一定程度上有增进亲密关系的倾向，可能是由于疫情导致生命流逝，反而使情侣间更加珍惜彼此的关系。
疫情期间亲密关系的破裂与异地相隔、恋爱时长、自尊、共情没有关系，仅仅只同当时感情状态以及依恋亲近和依恋依赖有关，说明疫情产生的社会隔离会降低某些大学生情侣之间的熟悉感和依赖感，从而导致亲密关系主动破裂，并非因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或经历了负性事件而使得亲密关系破裂。研究发现，如果当时的情感状态如果本身就处于非良好状态，疫情的分离则会导致亲密关系满意度下降并且加快亲密关系的破裂。
本研究并未发现成人依恋对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显著相关，仅仅发现了成人依恋、自尊、共情之间的相关，原因之一在于成人依恋量表选择的不谨慎，可能未能反映出依恋的具体情况，原因之二可能在于成人依恋、自尊、共情本身是比较稳定的变量，而亲密关系满意度是不稳定的变量，原因之三在于选取的被试人数较少，网络问卷填写质量较低。但是本研究部分反应了疫情期间亲密关系的大致状况，并未像网络上所说“疫情导致大部分情侣分手”，而且部分分析了亲密关系的影响因素，可能同熟悉感和依赖感有关，即本身爱得不深，未建立依恋关系，疫情导致的分离会降低亲密感，从而无法维持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