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焦虑(anxiety)是一种不自主的神经系统冲动，伴随着紧张，恐惧，不安和担忧的主观感受(Horwitz 1986) [1]。有关焦虑的分类，目前在焦虑研究中应用最广的是Chiang (2006)的二元划分法，他将焦虑分成了四个维度，每个维度都划分成了2个部分，分别是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state vs trait)、一般焦虑和特殊焦虑(general vs specific)、促进性焦虑和障碍性焦虑(facilitating vs debilitating)、单一性焦虑和多元性焦虑(unitary vs multidimensional) [2]。此后的焦虑相关研究就大多依据此分类开展，举例，笔者所要探讨的口译焦虑就属于一种特殊焦虑，即特定情境下的焦虑；口译焦虑研究的争论热点之一也包括口译焦虑是促进性焦虑还是障碍性焦虑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焦虑的研究为口译焦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对于“口译焦虑”这一概念的认识，起初，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意识到口译焦虑的特殊性，“口译焦虑”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命题，大多数研究将口译焦虑直接套入一般焦虑理论。后来，Chiang (2006)首次将口译焦虑从一般焦虑和二语习得中的外语焦虑单独分离出来，并将口译焦虑定义为一种受到情境与语言技能两重影响的焦虑 [2]。此后，有关对于口译焦虑的定义逐渐增多，大多数是从口译焦虑成因的角度出发进行定义。康志峰(2012)将口译焦虑定义为一种口译初学者在做口译时由于口译的即时性、源语的复杂性、超语言信息捕捉的困难性、源语与目标语结构的相异性以及异常复杂心理因素等而引起学生在口译时的焦虑现象 [3]。邓媛、朱健平(2016)将口译焦虑定义为因口译活动的即时性、多任务性、认知处理任务的复杂性、认知加工过程的不确定性等原因给口译学习者甚至专业译员带来了的焦虑 [4]。笔者综合上述学者研究后认为，口译焦虑是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因口译本身的即时性与多任务性、口译环境的特殊性、口译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双语转换的困难性以及译员自身的心理因素所产生的焦虑现象。
2. 统计分析
在本章节中，笔者采用统计学方法，统计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的有关口译焦虑研究的期刊数量，进而通过数字比较更直观地得出口译焦虑研究在我国的研究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以“口译焦虑”作为主题检索项在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出期刊论文117篇，学位论文92篇。在117篇期刊论文中，核心期刊有28篇。笔者又对一些相关关键词进行检索，以“交替传译焦虑”为检索词，检索6篇期刊论文和36篇学位论文，以“口译心理压力”为检索词，检索出32篇期刊论文和32篇学位论文(数据截止到2021年8月21日，以上均不包括外文文献)。
通过每年有关口译焦虑研究的文章出版的数量的趋势变化可以大概得出口译焦虑在我国的受关注程度与研究深度的变化，故笔者现根据搜索结果，对中国期刊网(CNKI)所收录的与口译焦虑研究相关的期刊数量按年度进行统计，统计相关年度内与口译焦虑研究相关的中文期刊的发表数量，如图1所示。
统计图数据来源于知网。
Figure 1. Statistics of publication time of 117 Chinese journal papers retrieved with “interpretation anxiety” as the retrieval subject (Unit: Piece)
图1. 以“译焦虑”为检索主题检索出的117篇中文期刊论文发表时间数量统计(单位：篇)
从图中可以得到以下信息：2000年至2010年，我国口译焦虑研究正处于发展初期，发表论文数量较少；2011年至2013年发表论文数量猛增，之后虽在2014年与2015年有所下降，但是到2016年又迅速上升，21世纪10年代总体上对于口译焦虑的研究程度远高于前十年。综上所述，国内对口译焦虑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渐上升。
3. 现阶段国内对口译焦虑的研究成果
3.1. 口译焦虑的测量
至于口译焦虑的测量，传统意义上对于焦虑的测量方法有自陈量表法，行为评定法，生理测量法，归因分析法，透射测量法，临床法(郑希付2004) [5]，而笔者发现期刊文献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自陈量表法，原因是其较容易开展，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测量主观性太强造成测量结果不准。自陈量表法的核心就在于口译焦虑量表。开展口译焦虑研究要求较高的测量准确性，因此专门的口译焦虑量表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测量口译焦虑有很多用处，比如了解译员的口译焦虑状况与程度；用于帮助调查口译焦虑的影响因素和级度等。目前我国已经研制出来的口译焦虑量表主要有康志峰(2010)的听焦虑量表和译焦虑量表，董燕萍(2013)的口译焦虑量表和邓媛(2018)的交替传译认知加工焦虑量表。
康志峰(2010)设计的口译焦虑量表由听焦虑量表和译焦虑量表组成，是根据Cassady and Johnson (2002)的测试焦虑量表设计而成，主要用于测量口译考试焦虑 [6]。董燕萍等人(2013)根据DeVellis (1991, 2012)的量表研制程序，同时借鉴已研发的外语学习量表，设计了口译焦虑量表。这个量表的测量范围较广，适用于一般口译焦虑 [7]。邓媛等人(2018)针对交替传译认知过程制定了相关焦虑量表，其研究基于认知模式焦虑量表，结合交替传译实践活动特点，主要适用于交替传译 [8]。
对于口译焦虑的信度检验，这三个研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康志峰(2010)对其听焦虑量表和译焦虑量表通过SPSS计算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分别为0.93和0.91，表明调查焦虑量表有较高的信度 [6]。但是董燕萍(2013)认为，这两个量表缺少建构效度和重测信度检验，于是在其研究中分别进行了量表的建构效度检验、预测效度检验和重测一致性信度检验 [7]。经数据分析，其研究开发的口译焦虑量表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建构效度、预测效度和测试—重测一致性信度，因此适用于测试口译员的口译焦虑 [7]。邓媛(2018)则进行了内部一致性效度检验、结构效度检验，重测一致性效度检验，建构效度检验和预测效度检验，并得出结论，其研制的量表可以用于测量交替传译焦虑测量 [8]。由此可见，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量表信度的检验方法也在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量表的测量准确程度。
而三个研究中的口译焦虑量表的构成也有所不同，董燕萍(2013)选择从口译的艰巨性、服务性、一般自信3个维度对其口译焦虑量表进行描述 [7]。康志峰(2010)从口译的认知过程出发，认为口译认知过程中存在听因子和译因子两个焦虑因子，即在听与译过程中出现障碍而产生焦虑，并由此设计了听焦虑量表和译焦虑量表 [6]。而邓媛则认为口译认知过程中存在听因子，记因子和译因子三个构造因子，并且通过结构效度检验对比二因子结构和三因子结构，发现量表的三因子结构相比二因子结构更稳定合理 [8]。
3.2. 口译焦虑的成因
口译焦虑的成因问题也是口译焦虑相关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现阶段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口译焦虑的成因进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将原因分成两类，一类是认知因素，这类原因聚焦于译员在自身口译认知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一类就是非认知因素，即与译员口译认知过程无关的因素。笔者将重点介绍认识因素。
首先笔者讨论认知因素。认知因素基于口译的认知过程，但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口译的认知过程也有着不同的见解。研究者们将口译认知过程分为2个阶段，3个阶段甚至更多阶段，阶段的命名方式不同，模式也不同。潘晨曦等(2017)认为口译的认知过程包括信息的接受、解码、记录、编码和表达五个环节。她认为造成口译焦虑的认知因素来源于认知负荷，即在进行交替传译时，要求译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信息的接受、解码、记录、编码和表达，这一过程的难度和复杂程度超出了译员的认知能力。但是她只是提出了这一想法，并没有进一步阐释这些因素对于口译认知过程的干扰 [9]。
而芮菲(2019)以“Levelt (1989)语言产出模型”为基础，将口译认知过程分为了概念形成，构成和发声3个阶段，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口译焦虑的成因，在概念形成阶段，译者产生焦虑的原因主要是在接受和理解前语言信息时，前语言信息会因种种原因形成混乱；在构成阶段，译者的焦虑主要来源于口译产出，即译员无法准确输出成句；在发声阶段，译员产生的焦虑主要来自心理因素，译员因过于担心负面评价而焦虑 [10]。笔者注意到，芮菲(2019)提到了几种焦虑：听焦虑，产出焦虑等。在概念构成阶段，她较多地分析了笔记对于译员理解翻译内容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口译笔记也是目前口译焦虑研究较为欠缺的一方面内容。
上述学者在分析过程中均认为，口译认知因素主要来源于认知过程的困难程度与译员认知能力不匹配。而造成口译认知的困难程度与译员认知能力的差异的原因不仅在于译员的双语水平与心理素质不够，还与文化差异性和语言自身难度息息相关。
接着笔者讨论非认知因素。这一类因素与译员口译认知过程无关，一般是客观存在，较难改变。其造成口译焦虑的原因是对口译认知过程造成了干扰。有关非认知因素的提出，龚龙生(2006)提出“外在因素”，即非译员自身问题带给译员的焦虑，如：信息输出者所犯的错误或口译设备出现故障等 [11]。这类因素往往不可预料。徐敏等(2016)则提出了四大客观因素，包括环境、文化、说话人的口音和信息量 [12]。
综上，笔者认为，尽管上述研究者对口译焦虑成因的研究角度和分类方法各不相同，但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笔者注意到，在大多数研究中，口译焦虑成因分析都分析到了口译过程本身性质，第二语言本身性质，译员本身的因素及环境等外在因素。并且，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结果都存在重叠部分，他们大多都肯定了以下因素：母语与第二外语的差异性，译员语言知识和口译技巧不足，译员的心理问题等，只是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与分类。笔者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提倡，为我国的口译焦虑研究拓宽了思路。
3.3. 口译焦虑的级度及影响
有关口译焦虑的级度研究还要从外语学习焦虑的级度研究说起。有关外语学习焦虑级度的研究，国外很早就有研究提出了焦虑整体论，即认为焦虑作为一个整体模态对外语学习产生负面作用。国内研究也有相同观点，王银泉，万玉书(2001)通过分析Horwtiz的外语焦虑量表、Gardner的“法语课堂焦虑量表”以及Ely的“语言课堂不适量表”的不良结果，认为焦虑对语言学习者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并且认为随着焦虑程度的增加，负影响会加重 [13]。贾飞(2010)在调查学生英语学习焦虑情况后得出结论，英语成绩与焦虑程度显著负相关，即成绩越差，整体焦虑度就越高 [14]。他们均将焦虑视为一个整体，即认为焦虑对于外语学习只有负面效应而不存在正面效应。
不同于以上的“焦虑整体论”研究，陈顺森，唐丹虹(2009)通过认知考试焦虑量表和DBR范式学习材料对75名学生进行考试焦虑测试，将考试焦虑分为3个级度，高考试焦虑，中等考试焦虑和低考试焦虑，研究表明，中等焦虑水平组的学习效率比中等焦虑水平组和低等焦虑水平组高，即焦虑对个体不全是负面的影响，中等考试焦虑甚至对口译认知过程有促进作用 [15]。以此为研究基础，康志峰(2013)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对多模态口译焦虑进行模因解析，提出了区别于焦虑整体论研究的多模态焦虑级度论，将口译焦虑分为高焦虑、中焦虑和低焦虑三个级度，并指出，高焦虑和低焦虑对口译焦虑具有负面影响，中焦虑对口译焦虑具有正面效应 [16]。
笔者认为口译焦虑的级度研究是正确认识口译焦虑的影响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研究认为，焦虑对于人们的行为存在积极影响，比如适当的焦虑可以使人注意力更加集中。但是要深究口译焦虑究竟是整体模因还是多模态级度模因，研究者必须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进行证明。
3.4. 口译焦虑的表现
口译焦虑会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笔者认为在分析相关研究后认为，口译焦虑的症状表现在口译过程之中和口译过程之外。
口译过程之外的焦虑主要包括在学习口译的过程中出现的焦虑。戴锋慧(2007)认为口译焦虑情绪会引起一系列口译学习困难，并且从心理，生理及认知方面对这些非常态表现进行了总结。译员上口译课时，心理上会表现为烦躁不安，缺乏动力，不自信；生理上表现为异常的生理反应，比如手心出汗、心跳加快、语音变调；认知上表现为一系列的认知障碍，如忘记本该会的、甚至熟悉的单词；课堂表现也会变得消极异常 [17]。
在口译过程的焦虑表现研究中，龚龙生(2006)认为译员的焦虑与压力会产生四个方面的症状，即从生理上，出现头疼、嘴干、手的颤抖等症状；从情绪上，变得失望、恐惧与不知所措；从行为方式上，不断地叹息，无法组织语言；从认知方面，出现思维的“空白”和“混乱” [11]。同时，还有学者就一具体方面探讨了口译焦虑的症状，比如潘桂林(2013)提出口译焦虑对译员在生理方面的表现症状，认为译员的生理应激反应过程分为警觉反应期，抗拒阶段和衰竭阶段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有着连锁效应，层层递进，由低到高，由积极到消极 [18]。
笔者发现，大多数研究表明，口译焦虑会从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心理、生理和认知等，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基本上延续在整个学习和进行口译的过程中。口译焦虑的表现往往是消极的，但是也存在积极表现，而如何将消极表现转换成积极表现这一课题目前研究较少。
3.5. 口译焦虑的对策
有关口译焦虑的对策也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解决口译焦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培养口译人才的关键环节之一，目前研究者正在从译员、教师等方面对口译过程、口译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口译焦虑提出对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笔者先讨论针对于发生在口译过程中的口译焦虑的对策。龚龙生(2006)针对译员心理素质提出了以下对策，认为在口译过程中译员要树立听力水平的自信心；不应持有完美主义的思想 [11]。潘桂林(2013)归纳出了“减缓应激反应症状的放松训练三步曲”，即深呼吸，渐进式放松(肌肉的收缩与放松)和自我暗示训练 [18]。这一方法可以帮助译员在口译时从焦虑状态尽快恢复自然状态。
接下来笔者将讨论适用于口译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口译焦虑的对策，包括教材使用、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等。芮菲(2019)提出，在口译的学习过程中，教师选用口译教材时可以遵循难度循序渐进的原则，并通过积极创设公开演讲或当众口译的情境帮学生自己树立自信心，从而达到降低学生焦虑的目的；而学生应该做好知识储备和译前准备，勤练听辨、复述、笔记、记忆等口译技能 [10]。
但是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口译焦虑必须要降低，徐敏(2016)等人则认为焦虑并非都是负面作用，“口译员不需要彻底消除焦虑心理，只需将焦虑心理调适到合适的水平即可” [12]。
综上可见，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全面，从不同角度对口译焦虑提出了应对方法，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译员应该克服口译焦虑以达到口译的更好效果。但是笔者发现，目前有关口译教学的对策研究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存在较多不足之处。比如对于口译教学的建议中缺乏对口译课堂模式的建议研究；总体上研究提出的对策较为笼统，缺乏具体性和权威性。下一步研究者可以重视相关方面的研究，并具体展开。
4. 国内研究的不足
从笔者对于国内有关口译焦虑的研究来看，近年来，相关方面研究不断增加，并且研究者也在不断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国内的研究还是存在许多不足。
4.1. 口译焦虑测量方式不够多元化
口译焦虑测量方法分为很多种，但是目前仅在量表这一方法有所成果，并且量表的数量也相对较少。类似于行为评定法，生理测量法，透射测量法，临床法这类较为客观的测量方法，目前的研究较少有涉猎。
4.2. 口译焦虑对策的有效性缺乏检验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口译焦虑对策研究的方面正逐步扩大，逐步扩展到口译教材和口译教学策略。但是口译焦虑的对策的提出多停留在理论方面，较少有研究者追踪调查，检验其有效性。且这些新的方面的研究层次与深度还不够，大多研究停留在表面阶段。
4.3. 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不够
关注口译焦虑自身的研究较多，而口译焦虑与其他相关领域的交叉型研究较少。焦虑本身是一种情绪，所以口译焦虑与心理学的交叉性应该较强，但是就目前来看，将口译焦虑和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数目并不客观。
4.4. 研究情景较为单一
目前口译焦虑的对象大多为学生译员，且研究情景也局限于口译课堂，口译竞赛和口译考试。关于职业译员和口译实践现场情景的口译焦虑研究较少。职业译员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所需的人才之一，理应对他们的口译焦虑进行研究，提出更加适用于他们的口译焦虑应对策略，以提高口译质量。
5. 展望与建议
针对于这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口译焦虑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未来的口译研究中应提高对于口译焦虑这一课题的研究重视程度。同时，笔者也提出了相关建议：研究者应该丰富口译焦虑的测量方式以提高口译焦虑测量的精度；展开实证追踪调查研究，对从理论中提出的对策进行有效性检验；展开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从多维角度对口译焦虑进行创新与分析，才能得到区别于之前研究的创新成果；扩大研究情景，把研究对象从学生译员转为职业译员，以提高口译实践现场的口译质量，为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作出贡献。
6. 总结
本文分析了国内近二十年的口译焦虑研究状况，总结了相关方面研究成果，提出了相关不足之处，并且对未来口译焦虑相关研究作出了展望。口译焦虑是影响口译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口译焦虑，并提出解决其负面效应的措施，提高口译效果，以达到提高口译人才素质的目的。目前我国在此研究上已取得了部分成果，但是要想更进一步，还需要研究者们拓宽研究视野，完善研究方法，丰富研究对象，将口译焦虑这一课题研究继续细化。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生译员课堂口译焦虑状况调查及认知成因分析”，项目编号：X20211141518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