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1.6% (CNNIC, 2021)。互联网不断重构人类的生活空间，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空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以新媒体为载体的现代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部分大学生表现出手机成瘾倾向。大学生无节制、不合理地使用网络，对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等产生了不良影响(邵云云，许晟，陈佳，2020)。手机成瘾又称手机依赖、手机滥用、问题性手机使用，是指个体因为使用手机行为失控，导致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张斌等，2017)。刘红和王洪礼(2011)认为手机成瘾是一种过分依赖现代技术，过度依赖手机而导致与现实社会脱节以及社会功能的受损的状态。
手机成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从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和学生的人格特质、情绪状态等内在因素对手机成瘾的影响进行了大量探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发现，父母沟通和知晓均可以直接负向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而父母监控能正向预测青少年手机成瘾(马榕梓等，2021)。研究发现，父母粗暴式养育对青少年手机成瘾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形成的(祁迪，林悦，刘勤学，2020)。另外，童年期创伤可以直接或通过社交焦虑间接影响手机成瘾倾向(胡静波，2020)。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和人际适应在家庭功能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王东方等，2019)。从个人层面来看，无聊倾向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赵建芳等，2016)，大学生的人际适应一方面能直接影响手机成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自悯和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效应影响手机成瘾(李宽等，2021)。压力知觉能够显著预测手机成瘾倾向(秦鹏飞等，2020)。孤独感与手机成瘾关系密切，支持了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和自我调节缺陷模型(张亚利，李森，俞国良，2020)。根据Connell和Wellborn提出的自我系统过程模型，外部环境可以通过个体内部自我系统进而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Connell & Wellborn, 1991)。
通过使用手机，大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某些心理需要。有研究发现，为了提高社会自我效能感，大学生会选择使用手机进行网络人际交往(Li, Shi, & Dang, 2014)。还有研究发现，有较高孤独感和抑郁的个体会通过选择网络聊天的方式来提高社会支持和自尊(张海涛，苏苓，王美芳，2010)。与线下交流不同的是，使用互联网能够促进更好地沟通和更多的社会参与，从而增强幸福感(郭小弦，芦强，王建，2020)。当采用积极合理的方式使用手机时，个体并不会产生手机成瘾，手机只是一种交流、学习或娱乐的工具。但是如果线上交流引起个体的羞怯情绪，则会降低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有研究发现，女大学生如果为了心理需要而去网上交往，那么所获得的自我效能感就更低(雷雳，王伟，2016)。申琦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不同的网络使用行为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电脑上网获取信息正向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娱乐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申琦，廖圣清，秦悦，2014)。研究者进一步证实，幸福感可以直接负向预测个体的手机成瘾倾向(叶剑辉，2009)，这种影响还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等中介变量而间接起作用(路红，郑志豪，2011)。究其原因，可以用“补偿假说”来进行解释。当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受到阻碍后，启动心理补偿机制，通过满足发展需求来建立对自我的评价体系，构建自我意识。如果自我认同感降低，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则发生“病理性补偿”过程，他们便有可能通过诸如上网、打游戏这种容易产生成就感的方式进行补偿(高文斌，陈祉妍，2006)。而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外化形式，个体根据主观幸福感的需求来构建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一旦构建自我意识出现问题，主观幸福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青少年就会产生手机成瘾。综上所述，消极的目的和情绪状态更容易导致手机成瘾。
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是一种积极健康的自我态度，最早由Neff提出来(Neff & Kristin, 2003)，是将同情对象指向自己的一种态度(谭锦花，2019)。自我同情中的自我仁慈、共同人性、正念与手机成瘾呈负相关。自我仁慈是友善温和地对待自己，正念是活在当下，以平衡来觉察自我，把一切苦难看作自我成长的机会，不回避不害怕，自我同情中的自我判断、孤立、过分认同能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当个体过分地批判自我、孤立自我的时候就更容易陷入手机成瘾的状态(Iskender & Akin, 2011)。研究表明，通过提高个体自我同情的方式可以预防或减轻手机成瘾(周健颖，2016)。自我同情和个体的积极情绪如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绪如抑郁、焦虑显著负相关(Neff & Kristin, 2003)。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能更好地感受到善意、更少感受到孤立感，能与其他人良好联系以及体验当下，寻找情绪上的平静，更多选择接纳自己而不是自我批判与自我抛弃。研究也证实了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同情的正相关关系(周健颖，2016)。
综上所述，在以往的研究中，幸福感、自我同情与手机成瘾三者存在两两相关，但是幸福感和自我同情如何影响手机成瘾的内在机制尚不清楚。已有研究发现，幸福感可以直接影响手机成瘾，但也可以通过核心评价、自我控制、自尊、自我表露等中介变量对手机成瘾产生间接的预测作用(张亚利等，2018)。自我同情作为一种积极健康的状态，对手机成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探讨大学生幸福感、自我同情和手机成瘾的三者关系，并探讨自我同情是否为幸福感与手机成瘾间的中介变量。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在读大学生为被试，发放线上问卷共548份，回收有效问卷536份，无效问卷12份，有效回收率为97%，其中男生243人，女生293人。平均年龄为21.36 ± 2.347。见表1。
2.2. 研究工具
2.2.1.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采用熊婕、周宗奎等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性量表》(熊婕等，2012)。量表由16个项目组成，包含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会抚慰和心境改变四个维度。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四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55~0.80之间，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91，4个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75~0.85之间，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采用5级评分，总分达到48分即被界定为手机成瘾。本次测量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2.2.2. 自我同情问卷
采用陈健等人(2011)修订的自悯量表中文版(Self-Compassion-Scale, SCS)。该量表共26个条目，分为6个分量表：自我友善、自我评判、普遍人性感、孤立感、正念与过度沉迷。采用5级评分，自我批判、孤立感与过度沉迷分量表采用反向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同情越低；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感与正念分量表是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同情越高。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是0.92，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5~0.81之间，各分量表在三周后的重测信度在0.85~0.93之间，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宫火良等，2014)。本次调查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2.2.3. 总体幸福感量表
采用段建华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段建华，1996)，用该量表的前18项对被试进行测试，通过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六个方面来评价总体幸福感。量表采用Likert式计分法，总分越高，主观幸福感也越高，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87。本次调查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幸福感与自我同情呈显著的正相关(r = 0.161, p < 0.01)，说明幸福感得分越高，自我同情得分就越高；幸福感与手机成瘾呈显著的负相关(r = −0.125, p < 0.01)，说明幸福感得分越高，手机成瘾得分越低；自我同情与手机成瘾呈显著的负相关(r = −0.421, p < 0.01)，自我同情得分越高，手机成瘾得分越低。见表2。
Table 2.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each variable
表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注：**p < 0.01，下同。
3.2. 自我同情在幸福感和手机成瘾间的中介作用
运用SPSS23.0软件执行Hayes编写的PROCESS程序(Hayes, 2013)，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家庭类型和独生子女情况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幸福感能显著负向预测手机成瘾(β = −0.202, p < 0.01)；幸福感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我同情(β = 0.269, p < 0.01)，自我同情能显著负向预测手机成瘾(β = −0.807, p < 0.01)，结果见表3。参照Hayes (2013)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自我同情的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没有包含0 (LLCI = −0.323, ULCI = −0.007)，表明自我同情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217。结果见表4和图1。
Table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Analysis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表4.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析表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compassion on well-being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图1. 自我同情在幸福感与手机成瘾间的中介效应图
4. 讨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讨了幸福感、自我同情和手机成瘾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大学生幸福感和自我同情与手机成瘾呈显著的负相关，幸福感与自我同情呈显著的正相关。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自我同情在幸福感和手机成瘾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本研究首先验证了大学生幸福感与手机成瘾的负相关关系，幸福感低的人更容易出现过度手机使用倾向，这与已有的研究发现一致(叶剑辉，2009)。而过度使用网络的大学生会更多地体验到负面的情绪，表现出精力不足，对自己健康关注更少，因而很难体会到满足的快乐，难以有平和愉悦的心境(刘文俐，周世杰，2014)。因此，手机成瘾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影响身体健康，还对个人的情绪状态、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有影响。过度使用手机，让生活与学习变得糟糕，也让人对于自己持否定的态度，不断降低幸福感。当大学生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时，他们会更多关注自身生活，会感受到更高的自尊水平，这些向积极方面发展的内部心理过程，使他们能够更加正确地认识、使用网络，从而有助于减少网络成瘾。其次，自我同情与手机成瘾呈负相关关系，说明自我同情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因子，自我同情高的人更不容易出现手机过度使用的情况。当自我批判、孤立感增加时，个体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已有研究发现，手机成瘾与抑郁、孤独、低幸福感、低自我效能感与较低自尊呈正相关，所以当自我同情中孤立感、自我批判与过度沉迷提高时，个体就更容易出现手机成瘾的情况(Iskende & Akin, 2011)。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幸福感通过自我同情的中介作用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体验到较低的幸福感，会产生孤独、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导致自我同情降低。当消极事件发生时，会倾向于选择自我批判与自我放弃而不是自我接纳，最后引发社会功能受损，导致无法抵抗网络世界带来的诱惑，从而出现手机成瘾倾向。反之，大学生拥有较高的幸福感，就更能体验生活中的快乐，并有较高的自我同情，在面对负性事件时，高自我同情的人会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好地接受自己的不足，会采取有用以及积极的方式帮助自己，从而避免或者减少手机成瘾倾向。
本研究探讨了幸福感和自我同情两个积保护性因素在预防大学生手机成瘾中的积极作用。以往研究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但这些外在因素对学生的心理影响需要通过自我系统来起作用。幸福感和自我同情是个体的核心情绪情感体验和自我态度，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模式。本研究的结果提示，预防大学生手机成瘾，应更多的关注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多一些心理支持和情感温暖，尽量少使用空洞的说教形式，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增强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未来可采取有针对性的团体辅导或个体干预来帮助有手机成瘾问题的大学生回归健康的生活轨道。
5. 结论
幸福感、自我同情与手机成瘾呈显著的负相关；幸福感与自我同情呈显著的正相关；自我同情在幸福感和手机成瘾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重庆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8SKGH124)的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