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职学生是中国基础建设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技术主力，与普通中学生相比，教学内容侧重实操、轻理论，要更早面对就业压力。中国共有职业院校1.17万所，略高于普通中学学校，在校生1628.14万人，学生基数大，分布广。由于中职院校的录取分数更低，部分中国父母认为中职学生具有“更低的学习能力”，“是没有希望的失败者”。中职学生在这样的社会、家庭中成长，心理健康情况和主观幸福感会更低。但随着中国职业化教育的推广和普及，中职学生的地位也随之提高。考察中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助于他们健康、积极地成长，也有助于职业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主观幸福感指评价者根据制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心理指标(段建华，1996)。影响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内部因素是人格特质。此外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家庭教养方式等外部环境因素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较大影响。
个体出生以后，最先接触到的便是家庭。家庭环境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在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且无法替代的意义。关于教养方式的许多研究都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到子女的社会化、人格形成及人际关系、学业等方面。父母多用信任鼓励型和情感温暖型的教养方式，子女能体验到的正性的情感就多，焦虑和紧张的体验就少，心理发展和个人成长会比较健康积极，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高，内心体验到的幸福感也高(王极盛，丁新华，2003)。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所得到的来自他人或其他群体的肯定、尊重、关爱和帮助。不同来源的支持能缓解个体不同交往过程中的压力和不满，这些不满和压力会对主观幸福感造成伤害，通过缓解这种不良感受间接地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Barrera, 1986)。但一个人的成长不能完全依靠外界环境的扶持，更需要构建自己坚强的内在世界。自我管理强调个体凭自己的意志力缓解外部压力，而领悟社会支持则强调个体对遇到压力时所获得社会支持的期望、评价(Barrera, 1986)。是影响中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内在因素。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支持和自我管理在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多起单一的中介作用。如社会支持在父亲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贾继超，2014；雷薇，2011；杨静，2016；张志涛，王敬群，刘芬，2012)，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有助于学生领悟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自我管理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中有重要作用(何培宇，黄砚，2016；胡媛艳，王婷，何华敏，陈相伊，2012；孙浩雄，李靖阳，2015)，学生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能够学会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更好地管控。但单一层面的研究割裂了环境的影响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Bronfenbrenner曾提出生态系统模型，认为个人发展和主观幸福感会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Baumrind, 1967)，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也包含内因和外因。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会影响学生的行动、认知，甚至是人格的塑造，这种反应又反过来作用于个体，使个体的人格和行为产生变化(许有云，2018)。这种唤起的交互作用，自始至终贯穿于中职学生发展的全部过程。体现了个体成长与社会、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探究社会支持和自我管理这两个内外因素之间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回顾现有研究，何鸯鸯和沈翠珍以180例糖尿病患儿为例，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支持对患儿的自我管理有重要影响(何鸯鸯，沈翠珍，2021)。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内，相关的研究较少。
因此，为了更好地提高中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假设自我管理能力和领悟社会支持都是影响中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并对四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讨论，以便于学校更有针对性地帮助、改善低幸福感学生的状况。
2. 对象
本研究在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等地11所学校，招募中职学生参与研究。回收有效问卷共546份，回收率90.91%。其中，纸质问卷256份，网络问卷290份。其中男生299人(54.8%)、女生247人(45.2%)；44.8%的中职学生16岁，其中最小的学生14岁(1人)，最大的学生18岁(24人)；60人(11.0%)来自单亲家庭，486人来自非单亲家庭。
3. 方法
3.1. 《青少年自我管理能力问卷》
本研究采用与访谈结果中对青少年自我管理能力分类相近的，方浩帆自编并修改的青少年自我管理能力问卷(方浩帆，2019)。该量表将青少年自我管理分为自我规划、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和自我反思四大类，采用五点计分法。经信效度检验后，修改后的问卷共20题，Cronbach α系数为0.920。
3.2. 《总体幸福感量表》
采用外国学者Diener等人编制，段建华1996年的修订版本(段建华，1996)。该量表涵盖了包括幸福感和其他六个方面的评价在内的广泛范围。受试对幸福的陈述，根据选项1~6累计。反向计分后，国民标准为男性75分，女性71分，分数越高主观幸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0。
3.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由Zimet等人编辑，1999年由国内学者汪向东修订。包括家人、朋友和其他支持的3个维度在内的12个项目，采用七分评分法，能够反映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合计分数由所有的项目累积，合计得分越高，个人感受到的社交支持就越高。总得分在12~36之间为低得分支持状态，总得分在37~60之间为中间支持状态，总得分在61~84之间为高支持。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51。
3.4. 《简式家庭教养方式量表》
该量表由Perris和其他学者(1980)编辑。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岳冬梅和中国医科大学的学者结合中国父母教养方式的实际情况修改并重新评估了这一关于育儿的态度和行为的问卷调查，蒋奖等人对该量表进行缩减。包括拒绝、感情温暖、溺爱三个因素在内的21个项目，使用四级评分法，各要素的问题的合计得分反映了不同的育儿行为(蒋奖，许燕，蒋菁，于生凯，郑芳芳，2009)。因子得分越高，子女越认为父母倾向于采用这种育儿态度或方法。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3。
3.5. 统计处理
本研究在考察人口学变量的同时，将以上四种量表汇总编制为《中职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问卷》。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对问卷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方杰，温忠麟，张敏强，任皓，2014)。对所有测量项目进行为旋转的套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18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被提出，且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18.87%小于40%的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 结果分析
4.1. 中职学生主观幸福感、自我管理、领悟社会支持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基本情况
采用SPSS 24.0对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父母教养方式、自我管理、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两两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显著，说明各因素间的关系紧密。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ous factor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表1. 中职生各因素间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4.2. 中职学生各因素结果上存在差异
对不同性别、年级、成绩排名和是否单亲的中职学生主观幸福感、自我管理领悟社会支持和父母教养方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性别和年级不存在显著差异，成绩排名和单亲家庭的各因素结果存在差异。不同成绩排名的中职学生在主观幸福感、自我管理、领悟社会支持和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拒绝维度存在显著差异，父母会随着学生的成绩排名下滑，呈现更多的拒绝态度。反观成绩排名优秀的中职学生能够感受到更高程度的主观幸福感，能够接受更多的社会支持，在自我管理的自我规划、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维度上均有较高的分数。在父母溺爱维度上，成绩排名较后的中职学生溺爱维度得分也略高于其他两类。
Table 2.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various factor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n different performance rankings
表2. 不同成绩排名的中职生各因素得分比较
从整体来看，非单亲家庭的中职学生各因素的得分普遍高于单亲家庭中职学生，结果如表3所示。单亲家庭的中职学生在拒绝维度得分更高，在自我激励、自我控制、领悟社会支持和温暖维度等分更低。说明单亲家庭的中职学生，父母可能会拒绝冷漠的态度对待子女，导致子女幸福感和领悟社会支持较低。
Table 3. Comparison of various factor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表3. 是否为单亲家庭的中职生在各因素上的比较
4.3. 自我管理和领悟社会支持在父母教养方式温暖维度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进行链式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利用processV3.3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选择模型中的model 6开展数据分析。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以成绩排名和是否来自单亲家庭作为控制变量，父母教养风格作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自我管理和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进行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样本抽取次数选择1000，设置95%可信区间。
温暖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12, p < 0.01)，如表4所示。由于拒绝和溺爱两个维度未能构成链式中介，因此不进行深入分析。
Table 4.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warm dimension
表4. 温暖维度分层回归分析
针对温暖维度进行分析，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温暖作为解释变量，以自我管理和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搭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total and direct effects of the warm dimension
表5. 温暖维度总效应和直接效应的分析
从表5可知：总效应来看，温暖维度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路径上来看，95%的置信区间(95% CI: 0.19~0.35)之间不包含0，说明总效应会呈现显著影响，是部分中介。从直接效应来看，温暖维度得分会对于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关系，95%的置信区间为(95% CI: 0.04~0.20)之间没有经过0，说明直接效应存在。接下来分析间接效应的结果，整理结果如表6：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total and direct effects of the warm dimension
表6. 温暖维度中介路径
IND1：温暖维度 → 领悟社会支持 → 主观幸福感；IND2：温暖维度 → 自我管理 → 主观幸福感；IND3：温暖维度 → 领悟社会支持 → 自我管理 → 主观幸福感。
三个中介变量汇总的中介总效应为0.16，置信区间为(95% CI: 0.09~0.20)，置信区间并不经过0，说明总体的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来分析效应占比结果。根据分析结果，间接效应占比54.97%。具体来看IND1、IND2、IND3的中介效应占比依次是25.21%、14.26%、15.46%。中介模型路径图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warm parenting styl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图1. 父母教养方式温暖维度对中职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
针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拒绝维度和溺爱维度，自我管理和领悟社会支持未构成完整的链式中介模型。在此仅展示中介模型路径图2、图3。
Figure 2.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ject parenting styl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图2. 父母教养方式拒绝维度对中职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
Figure 3.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warm parenting styl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图3. 父母教养方式溺爱维度对中职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
5. 讨论
本研究中的温暖维度和拒绝维度，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管理形成了链式中介。即温暖维度可以通过正向作用于领悟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会正向影响自我管理能力，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在温暖型父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在感受到社会对自己高支持的情况下，会通过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维度下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思，积极地运用自我调节，努力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获得更高程度的幸福感。中职学生得到了父母的肯定与支持，有助于促进形成积极的自我定向，提高自我管理能力，进而产生积极的发展结果，提升主观幸福感。
自我管理的中介效应在拒绝和溺爱维度上均不显著，这说明拒绝和溺爱两种家庭教养方式不利于中职学生培养、提高自我管理。在溺爱维度上，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管理均不构成中介，整体也未能构成链式中介路径。这是由于溺爱维度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父母的拒绝否认、惩罚严厉等易引起子女更多的内心紧张和纷扰，出现自我管理的“不和谐”状态(孟秀红，何成森，邢超，陶芳标，2010)。本研究中的父母教养方式指家庭的整体教养方式，父母双方均采用过度保护的方法，会让子女缺乏自我管理的意识，不利于成长过程中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朱志红，孙配贞，郑雪，王宣承，2011)。此外，溺爱型的父母，对孩子溺爱和娇惯，子女大多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席位模式，嫉妒心也较强。当子女步入社会，与同龄人和师长开展人际交往时成为他们的硬伤，更容易受到排斥，久而久之，个体感受外界支持的水平较低。
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母教养方式越温暖，中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越高。自我管理和领悟社会支持都是提高中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方式。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教养风格中温暖维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父母教养风格中拒绝维度和溺爱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这和大多数研究发现相同，即学生的幸福度与父母的严厉惩罚和拒绝有着明显的负相关，与父母的感情上的温暖和理解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Gustems-Carni Ce & Calderón, 2016; Lavasani, Borhanzadeh, Afzali, & Hejazi, 2011)。也就是说，想让孩子体验到积极的情感，父母就要多用信任鼓励型和情感温暖型的教育风格，理解并照顾孩子的不安和紧张的情绪。这样孩子的健康活动会更多，心理发展及个人成长满意度会更高，主观幸福感更高。面对工作压力时，那些自我管理较好和习惯采取健康应对方式的中职学生比采取不健康应对方式的个体具有更高的人际优势。在遇到生活压力的情况下，如果能感知到较高的社会支持，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会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也会相应提升(Karaca, Yildirim, Cangur, Acikgoz, & Akkus,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