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学生正处于发展亲密感克服孤独感的重要阶段，此阶段他们生理和心理基本成熟，因自身的生理、心理需要，发展正常的异性交往对促进其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Galliher & Kerpelman, 2012)。中国传统教育下，中学阶段通常是要求学生专注于学习，家长和教师担心中学生谈恋爱影响其学业，中学生与异性交往很少得到学校和家长支持、赞成，甚至会遭到老师和家长或明或暗的反对；到大学阶段，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大众对大学生异性交往的态度变得宽容、支持，这种突然的变化，对大学生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利婷，2015)。大学生面临的人际关系比中学更复杂，而人际关系的好坏又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李彩娜，周伟，张曼，2010)。因此，人际关系问题成为大学生最为常见的心理困扰(李彩娜，刘佳，黄凤，2012)，其中异性交往是人际关系中最敏感、微妙的一种交往，比同性间交往更为复杂。当异性交往成为大学生学校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时，不少大学生可能因缺乏与异性交往的经验而感到困惑、不知所措，从而影响其与异性之间的互动表现。
异性交往(Opposite-sex communication)指的是个体与异性对象之间发生的不仅以恋爱为目的一般人际交往(王磊，2004)。以往关于异性交往的研究大多是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陈军，隋欣，2009)，对于大学生异性交往问题的探讨还相对较少，大学生群体具有其独特性，不能简单推断。大学阶段的学业压力减小，使得大学生有更多时间去参与各项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异性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也更加频繁与复杂(Mehta & Strough, 2009)。一些大学生在与异性交往过程中的交友困扰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对异性有陌生感，面对异性时感到紧张拘束、不知所措；对异性友谊和爱情认识不清晰。大学生不能妥善处理异性交往问题，就会为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日常生活带来不良影响(沈贵鹏，王莉洁，2010)，例如，出现自负孤僻、防卫回避、冲动善变、被动自卑等问题，另外，可能影响大学生发展恋爱关系。因此，有必要针对大学生群体进一步探讨其异性交往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个体最初的人际关系来自于亲子依恋，依恋关系是影响个体亲密关系及其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表现也有所差异，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都会影响个体的人际关系(Emery, Gardner, Carswell, & Finkel, 2018; Goldstein, Haller, Mackinnon, & Stewart, 2019)。依恋焦虑(Attachment anxiety)是一种不安全的依恋类型，指的是由于害怕被拒绝和被抛弃而在关系中经历焦虑和痛苦的倾向，反映了对被拒绝和被抛弃的恐惧，在关系中具有强烈的亲密需求(Hazan & Shaver, 1987)。高依恋焦虑者希望从他人那里获得关注和肯定，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反应及潜在的威胁或拒绝性信息特别敏感，往往采用“过度激活策略”(Mikulincer, Shaver, & Pereg, 2003)，夸大事件的威胁性和强化负性情绪状态，过度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回应，强烈寻求亲近和依赖(张晓露，陈旭，2014；钟歆，肖清滔，2019)，而这反而可能容易遭到他人的拒绝和抛弃，这种被拒绝的体验会在以后的人际交往中显现出来(马原啸，冉光明，陈旭，2016；王洪晶，凌辉，耿敏，2017)。一项关于依恋类型对恋爱关系质量影响的元分析发现，由于依恋焦虑者的依恋系统过度激活，依恋焦虑比依恋回避与关系质量的消极指标之间的正相关更显著(Li & Chan, 2012)。因此，依恋焦虑的大学生在与异性交往时常采用过度激活策略，或者倾向于讨好、顺从对方(Galliher & Kerpelman, 2012; Hayden, Mullauer, & Andreas, 2017)，导致在异性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交友困扰和问题。基于此，提出假设1：依恋焦虑与大学生的异性交往困扰存在显著正相关。
根据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理论(Internal Working Model)”，成人依恋有两个潜在的维度，即自我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 of Self)、他人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 of Other)，两模型代表了个体对自我价值和他人可靠性的评估，说明依恋类型与自我有着紧密的联系(李彩娜，刘佳，黄凤，2012)。高依恋焦虑者拥有消极的自我工作模型和积极的他人工作模型，即对自己的看法是消极被动的，认为自己是不好的；对他人的看法是积极的，觉得他人是完美的(Bowlby, 1973；王争艳，刘迎泽，杨叶，2005)。高依恋焦虑者的低自我价值感和不被爱的想法会促使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缺点和消极方面，从而增加他们对自己的消极评价(Rebecca, Daniel, & Michael, 2018)。自我工作模型被认为对个体的自我评价、人际关系具有持久的影响(Collins & Feeney, 2004; 钟歆，肖清滔，钟成华，2019)，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是个体对实际自我的认知觉察，并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判断与评价(丛中，高文凤，1999)。自我评价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行为表现，而且对个体的人际关系都有较大的影响(郭海燕，2010)。依恋焦虑的个体拥有消极自我工作模型，有更多消极自我看法，对自我的评价更低，而且更加容易接受他人对自己的过低评价，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情绪，缺乏对他人的信任、与他人疏远(Besser & Priel, 2009; 顾思梦，郭本禹，袁逖飞，杜文东，王福顺，2016)。因此，提出假设2：自我评价在依恋焦虑与异性交往困扰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和自我评价是有一定相关的异质性的两个因子，自我评价是从认知的角度上对自我的认识和判断，而自我接纳是在情感的角度上对自我的悦纳(丛中，高文凤，1999)。依恋的自我工作模型与自我接纳之间关系密切，依恋焦虑与自我接纳显著负相关，依恋焦虑水平越高，自我接纳程度越低(姬磊，2016)。自我接纳与个体心理健康(Huang et al., 2020)、人际交往(孙灯勇，卢碧丹，2017)之间关系密切，一个不接纳自我的人容易消耗自己的心理潜能，同时也会给他人造成烦恼和痛苦。个体能够全面接纳自我，也能够正确认识他人的优缺点并接纳对方，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差异(施春华，段亚宁，张静，2017)，把握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依恋通过自我工作模型对个体的自我接纳产生影响，个体的自我接纳程度又会影响其人际关系，个体的自我接纳程度越低，其在交往过程中也会遇到更多困扰。因此，提出假设3：自我接纳在依恋焦虑与异性交往困扰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综上，鉴于异性交往对大学生的重要意义及依恋与人际交往间的密切联系，本研究拟探讨依恋焦虑与大学生异性交往困扰的关系，以及从自我的认知和情感的角度，考察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在依恋焦虑与异性交往困扰之间的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对在校的56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生213名(37.4%)，女生356名(62.6%)，平均年龄为18.87 ± 1.32岁。独生子女362名(63.6%)，非独生子女207名(36.4%)；大一392名(68.9%)，大二105名(18.5%)，大三27名(4.7%)，大四45名(7.9%)。本研究还测定了研究对象的情感状态，其中正处于恋爱中的115人(20.21%)，曾经有过恋爱经历的167人(29.35%)，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287人(50.44%)。
2.2. 测量工具
2.2.1. 依恋焦虑
本研究采用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修订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测量被试的依恋类型，该量表共36道题目(如“我担心我会被抛弃”)，分为两个维度：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每一维度18道题目，量表采用7点记分，从1 (完全不符合)到7 (完全符合)。本研究中依恋焦虑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2.2. 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
采用由丛中、高文凤(1999)编制的“自我接纳量表”测量被试的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该问卷总共16道题目，分为两个维度：自我接纳(如“我总是担心会收到别人的批评或指责”)和自我评价(如“我认为异性肯定喜欢我”)，每个维度8道题目，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1 (非常相同)到4 (非常相反)。在本研究中测得自我接纳、自我评价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1和0.79。
2.2.3. 异性交往困扰
采用郑日昌(1999)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测量被试的异性交往困扰，此量表共计28道题目(如“与异性来往感觉不自然”)，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每个维度各7道题，每道题都做“是、否”回答，答“是”得1分，答“否”得0分，得分越高表明人际困扰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异性交往困扰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数据进行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SPSS Process组件进行中介检验和bootstrap分析，检验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在依恋焦虑和异性交往困扰之间的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数共有9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93%，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
人口统计学变量考察了依恋焦虑、自我评价、自我接纳与异性交往困扰之间的关系，对性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依恋焦虑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t = 0.02, P > 0.05)；自我评价、自我接纳的性别差异也不显著(自我评价：t = –0.66，P > 0.05；自我接纳：t = 0.30，P > 0.05)；而异性交往困扰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 –2.74, P < 0.01, d = 0.02)，具体表现为男性在异性交往困扰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另外，对情感状态进行F检验，结果显示，依恋焦虑在大学生情感状态上没有显著的差异(F = 2.58, P > 0.05)；自我接纳在情感状态上的差异也不显著(F = 0.22, P > 0.05)，但是自我评价在情感状态上存在显著的差异(F = 10.07, P < 0.05, η2 P = 0.035)，正在恋爱大学生的自我评价分数最高，而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大学生自我评价分数最低；异性交往困扰在情感状态上也存在显著差异(F = 13.01, P < 0.05, η2 P = 0.044)，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大学生的异性交往困扰得分最高，正在恋爱大学生的异性交往困扰得分最低。
控制性别和情感状态变量后，对依恋焦虑、自我接纳、自我评价、异性交往困扰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依恋焦虑与大学生异性交往困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依恋焦虑与自我评价、自我接纳呈显著负相关，自我评价、自我接纳与大学生异性交往困扰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each variable (N = 569)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偏相关分析(N = 569)
注：n = 569，**P < 0.01。性别和情感状态作为控制变量。
3.3. 自我接纳和自我评价在依恋焦虑与异性交往困扰之间的中介作用
除性别和情感状态两个类别变量外，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将依恋焦虑作为预测变量，异性交往困扰作为因变量，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作为中介变量，运用SPSS组件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建立bootstrap模型，设定自抽样次数5000次，进行中介模型检验。模型图见图1。
注：**P < 0.01，***P < 0.001。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 distre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valuation and self-acceptance
图1. 依恋焦虑与异性交往困扰的关系：自我评价、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
采用bootstrap 程序对两条间接路径分别进行5000次bootstrap检验发现，总效应为0.309 (P < 0.001)，直接效应为0.206 (P < 0.001)。总中介效应为0.103 (95% CI = 0.063, 0.144)，其中自我评价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45 (95% CI = 0.021, 0.07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14.6；自我接纳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58 (95% CI = 0.021, 0.09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8.7%，因此，该模型中依恋焦虑对异性交往困扰的间接效应显著。依恋焦虑与异性交往困扰之间的直接路径系数显著(β = 0.21, P < 0.001)，表明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在依恋焦虑与异性交往困扰之间起平行中介作用。结果见表2。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acceptance and self-evalu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 distress
表2. 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在依恋焦虑和异性交往困扰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为路径1：依恋焦虑→自我评价→异性交往困扰；路径2：依恋焦虑→自我接纳→异性交往困扰。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异性交往困扰存在性别差异显著，男生的异性交往困扰多于女生，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李雪平，刘月，2016)。可能是因为女性在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中存在更满意的友谊关系和更高的共情水平，男生的共情能力比女生差；且女生的言语天赋优于男生，言语表达更为流畅，能够更好的融入群体，与人建立关系(颜志强，苏彦捷，2018)。
大学生的异性交往困扰在情感状态上差异显著，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大学生在异性交往困扰得分最高，而正在恋爱的大学生异性交往困扰最少。这可能是因为没有恋爱经历的大学生缺乏对异性的深入了解，不知道如何与异性进行更好的交往，因此在异性交往上困扰更多；而正在恋爱的大学生与恋人联系、相处更多(袁孝珺，霍凯芳，李府桂，周奕欣，周明洁，2017)，增加了对异性的了解，有利于克服与异性交往时可能产生的害羞、紧张等情绪或自卑、回避心理，提升与异性沟通能力，因此异性交往困扰更少。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依恋焦虑与其异性交往困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高依恋焦虑会引起个体人际互动中更多消极的情绪体验，更不利于人际交往，其中也包括异性交往(Hayden, Mullauer, Andreas, 2017)。根据依恋理论(Bowlby, 1973)，依恋焦虑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多采用依恋系统中的“过度激活策略”，同时会采用更加消极的应对方式和情绪调节策略(刘庆明，杨印杭，李红，2015；许学华，麻丽丽，李菲，2016；刘颖，翟晶，陈旭，2016)，因而在与异性交往时难以与异性建立长期的友谊并产生交往困扰。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一表明，自我评价在依恋焦虑与大学生异性交往困扰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以往类似的研究结果一致，高依恋焦虑不仅与低自我评价有关，也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Besser & Priel, 2009)。对于高焦虑依恋者而言，他们的内部工作模型中通常对自己有着消极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不够好的，且过度关注外部对自己的评价(王争艳，刘迎泽，杨叶，2005)。一个人的自我评价会影响与他人的互动交往，尤其是在自我价值感较低的情况下，比如，对他人评价的高度敏感、依赖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害怕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等，长此以往会导致其与人交往时不能真实表达自己，在遇到人际关系问题时也不能表达自己的负面感受，从而导致负性情绪的累积，最终导致人际关系的崩溃(李志勇，吴明证，陈明，2019；Mikulincer, Shaver, Bar-On, & Ein-Dor, 2010)。因此，高依恋焦虑的大学生想要与异性交往又碍于对自己的评价较低，担心异性对自己持有消极看法，不知道该如何与异性交往、把握与异性交往的尺度，所以在异性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困扰和问题。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自我接纳在依恋焦虑与大学生异性交往困扰之间起中介作用。根据依恋的自我工作模型，自我工作模型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困扰(王磊，2004)。一方面，依恋焦虑的个体对自我持有消极认知，并认为他人是积极的，当个体不能从情感上悦纳自己时，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劣等感或自卑心理，在人际关系中会表现出既想要靠近他人又担心遭到拒绝和抛弃(Mikulincer, Shaver, Bar-On, & Ein-Dor, 2010)。为了减轻这种被抛弃的担忧，他们在交往中会表现出退缩、害羞或选择主动离开，这样不适当的人际交往模式容易由此导致人际适应不良，而与异性交往需要的勇气和存在的困难较之同性交往更大，因此在异性交往中表现得可能更为被动、拘束。另外，依恋焦虑的个体容易对自我产生否定、轻视，即低自我接纳，并且过分关注他人的回应和支持，这反而会强化其不安全依恋状态(李彩娜，刘佳，黄凤，2012)，使其在异性交往中出现各种问题。
综上，本研究发现依恋焦虑可以直接预测大学生异性交往困扰，自我评价、自我接纳在依恋焦虑与异性交往困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为依恋焦虑与异性交往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果为学校心理咨询实践中日益增加的异性交往提供了思路。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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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