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 [1]。但是，不管什么朝代，人们对诗歌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前后历时不足百年，但是元代的诗论文章却远多于唐、宋两个朝代。元代诗论是不容忽视的一笔文学遗产，近年来已经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袁行霈、孟二冬、丁放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将元代诗论置于发展史的视域内进行审视观照 [2]，查洪德的《元代诗学通论》专题讨论了有元一代的诗学理论问题 [3]，张红的《元代唐诗学研究》及一些硕博论文对元代诗论亦有相关论述 [4]，这些研究成果均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文献散逸杂乱等诸多原因，元代诗论文献一直未得到全面系统地整理，有明珠沉埋之憾。幸运地是，随着《全元文》《全元诗》的出版，元代诗学进一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专门汇辑校释单篇元代诗论文献工作，在学界仍属期待。近日，中华书局出版的丁放先生的《元代诗论校释》，正是在此背景下，为满足广大学者的需求而编撰的一部切实有用的著作。
《元代诗论校释》分上下两册，选择了一百多位元代文人的五百多篇论诗之文，按作者生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首先是对每位作者作一个简介，其次在《全元文》的基础上，对比零散典籍，尽量为每篇选文找到一个较早且相对可靠的底本，再次是对选文进行相对详细的注释，最后是对每篇选文作一简要解析。在书的最后，还附有参考书目，以供读者查阅。《元代诗论校释》融校勘、注释、评析于一炉，不仅在对元代诗论文献的辑存整理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理论探讨方面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元代诗学一些问题研究的空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 选文允当妥帖，体例统一完整
2.1. 选文方面
作为一部校释类的书籍，搜集并选择合适的底本非常重要。元代的诗论作品有很多，但是都分散地记载于各个作家的集子当中，对这些零零散散的诗论进行收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丁放先生的《元代诗论校释》以《全元文》为线索，但又不局限于此，他所收录的作品均据古籍善本或当代可靠版本录入。
首先，从收录的诗论原文来看，作者并未全然照搬某一部典籍，而是进行了精心地对比、筛选。对于元代诗论来说，《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元文》算是收集比较完备的本子。但是丁放先生并未局限其中，而是对每篇选文选择最为可靠完善的底本，用其他版本进行校对，尽量还原元代诗论的原貌。
其次，从选文的出处来看，《元代诗论校释》中的选文出处非常广。有的选自《四库全书》《四部丛刊》这样的大型丛书，还有很多选自一些作家的文集。比如《师山集》《玩斋集》《危学士全集》《陵阳集》等等，参考文献多达几十部，由此可见此书作者在文献搜集方面的努力。
2.2. 体例方面
《元代诗论校释》全书体例统一，条理清晰。在整体框架上，此书先对选文作者进行全面介绍，后附选文以及注释，最后对选文进行评析，这样便于读者快速地查找和阅读。同样地，对于每一篇选文，无论是对于其作者介绍还是注释，《元代诗论校释》也力求做到体例上的一致。
首先，《元代诗论校释》对收录的每一位诗论作者的生活年代、字号别号、人生经历、诗歌特点、代表作品等各方面都作了全面而详细介绍。对于生卒年不详者，全书统一依据其主要活跃年代而定的，而对于一些不可考的作家信息，此书也标注“不详”，以待研究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此外，本书也尽量避免重复注释，对已经注释过的作家，本书会注明“见某某篇”，使得全书简洁统一。
其次，《元代诗论校释》的作者在每一篇选文的后面都明确地标注选文的出处，如“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申斋集》卷一” ( [5], P. 456) “明天启刻本明朱荃宰撰《文通》卷一”“明嘉靖刻本《石堂先生遗集》卷十三” ( [5], P. 1126) “《吴兴丛书》本《陵阳集》卷十三” ( [5], P. 1243)，对每一篇选文的来源都精确到朝代、作者、书名、卷数，以方便读者查阅和考证，由此可见此书作者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
总之，《元代诗论校释》一书条理清晰，体例完整统一。它收录的的一百多位诗论作者及其诗论作品，又可看作是一部部小的诗论作品集的汇编。丁放先生对于选文作家相关知识的介绍，尤其是一些在文学史上并不是特别出名的作家的介绍，填补了学界对元代作家、作品的研究空白。随着《元代诗论校释》的出版，相信这些元代的作家、作品会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
3. 注释严谨详细，笺证有据可循
《元代诗论校释》在注释方面相当完备。丁放先生在《元代诗论校释》的后记部分写道“意在为古代文论和古典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较为切实可用的元代诗论的校注性文本”。考虑到读者的需求，作者在对选文作小注时，也是尽可能地详注，注释的范围涉及到人物、地名、古诗词、称谓等等，上至周朝下到元代，注释条目数不胜数。此外，此书作者除了用现代文对词条进行解释外，还会追根溯源，引用词条出现的最具代表性或最原始的典籍中的语句进一步阐释。读者通过阅读这样的注解，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古诗词中特定词语的深层含义，对于古典文学爱好者丰富知识大有裨益。如对“稷契”的注解，“稷和契的并称，稷即后稷，传说在舜时教人稼穑；契，传说是舜时掌管民治的大臣。契稷二人皆唐虞时代的贤臣。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读者不仅理解了“稷契”的最初含义，而且还能进一步的理解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样地，对于“先正”这一词的注解，“指前代的贤臣、君长等。语出《书·说命下》：‘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孔传》：‘正，长也，言先世长官之臣’。此处‘先正’当代指欧阳修。” ( [5], P. 2314)这样的注释，读者不仅了解了词语的原始意义，而且明白了文中的所指。采用原始典籍中的语句解释词语，是《元代诗论校释》在注释方面的一大特色。
其次，对于选文中残缺或者异文的处理，此书作者采取阙疑的态度。残缺部分统一采用用小方框代替，如《送俞唯道序》(《宛委别藏》清钞本)中“壬戌别省第一，殿试□□□”，作者通过严密的考证后将残缺的文字以小注的形式标明，并标注了考证的依据，如“据《新安文献志》卷九五，阙文或当为‘第一甲’”。有异文的地方，本书作者经过审慎的考辨之后，在选文中采用正确的异文，但同样在注释中标明作者考辨的依据。如《唐月心诗序》(《吴兴丛书》)中“殆非质肃语”的“殆”，清初钞本作“治”，本书作者在注释中否定了清初钞本。对于《刘孚齐诗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职者盖深许之”，作者根据《豫章丛书》本对其改为“职者盖深许之” ( [5], P. 422)。《翠寒集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屠雍赤奋若”中的“雍”，作者认为，应作“维” ( [5], P. 456)。《元代诗论校释》一书对于缺文、异文的处理尽量恢复古籍的原貌，又做到了考辨有据，不难看出此书作者的严肃、认真。
总之，《元代诗论校释》的注释详细丰富，在尽可能地呈现原始古籍的同时，又多方位、多层次地对词条进行解释，使得此书成为研究元代诗论较为完备的标注性文本，成为为元代诗论研究的蓝本。
4. 评析精当，思想统一
大多数校释类的书籍只是停留在做校释的层面上，全书没有统一的思想，校释类的书籍大多是被当做工具书来用。而《元代诗论校释》在给选文注释的同时，能总结出元代诗论思想上的共通之处。每篇选文后面附有一个评析，概括选文的大意，方便读者快速梳理出每一篇选文的思想脉络。如对于《琳溪张兄诗序》的评析，“作者首先提出‘学诗易，学诗而工难’( [5], P. 556)。儿童从小开始学诗，有的到老都不能有所成。古今论者均认为盛唐开元时成就最高，从陈子昂至李白、杜甫，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建安七子、陶谢等也是难以企及的。作者认为近世学诗者，并没有唐人的风范，也不能与魏晋诗人相媲美。最后作者评价琳溪张君之诗‘事核而思远’( [5], P. 466)，并提出学诗不能邯郸学步，‘若只傍古人篱落，终是钝汉’( [5], P. 466)，应在有所规范的基础上纵横变化，才能用之无穷，创作出优秀的诗篇。” ( [5], P. 466)从这一评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丁放先生高屋建瓴，评析条理清晰，高度概括了选文的中心思想。
丁放先生在对元代诗论评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元人心目中的科举考试与唐宋诗歌繁荣的关系问题以及元人对“不平则鸣”的质疑，进而提出了元人诗论与“盛唐气象”的关系问题。
首先，元人认为唐人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尤其是行卷、温卷之风，对唐诗的繁荣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宋代的科举考试重经术而轻诗赋对诗歌发展并没有显著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南宋时期，士人不能诗并不会影响其仕途或名声，元人认为这对诗歌发展具有负面作用。
其次，元人反对“穷而后工”。元人认为诗人的作品与个人的穷达并无直接关系，主要与所处的时代、诗人的性情、涵养有关。元人推崇唐诗，主张歌咏盛世，或看重消散闲远之作。
丁放先生进一步探究了元人诗论重“盛唐气象”，重盛唐及北宋，不满晚唐与南宋的原因：一是欣羡盛唐国力强盛，追慕盛世；二是羡慕盛唐人的胸襟气魄；三是元人反对宋诗，自然以唐诗、以“盛唐气象”相号召。
元代诗论与“盛唐气象”的关系问题，是丁放先生在唐诗学研究领域内的新探索和发现，它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代诗学研究’中期成果”，无论对于唐代诗学还是元代的诗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作为代序部分，是《元代诗论校释》一百多位文人五百多篇作品的思想凝聚，赋予《元代诗论校释》新的思想高度。
当然，《元代诗论校释》也存在一些遗憾。对于一部囊括一百多位诗人五百多篇作品的大著作却没有索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检索的不便，这是本书的小瑕疵。
瑕不掩瑜，研究古代诗论的成果汗牛充栋，却没有学者能对元代诗论进行完整的汇编和注释、评析。《元代诗论校释》无论是从选文、注解还是学术思想上，都具有突破之功。此著作是元代诗论汇编的开山之作，为以后学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蓝本和范例，对于推动元代诗论、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