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心理学家长期致力于探讨群体认同在群际关系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几个相关理论。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即使把人们划分为两个虚拟群体也会产生内群体偏爱或群际偏见(Tajfel, 1970)，强烈的子群体认同可能会导致消极的群际态度。为了减少群际偏见，Gaertner等人提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CIIM)，该模型认为群体表征(一个群体、两个群体)会影响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结果，两个群体表征将继续维持原有的群际边界，保持或强化了群际偏见，而通过构建共同上位身份使群体成员的认知表征由两个子群体变为一个共同内群体，可以减少群际偏见和冲突，建立和谐的群际关系(Gaertner, Dovidio, Anastasio, Bachman, & Rust, 1993)。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来自实验室的研究发现，一个群体表征(共同内群体认同)减少了群际偏见(Gaertner, Mann, Murrell, & Dovidio, 1989)，更高的上位群体身份感知可以预测更低的群际偏见(Gaertner, Dovidio, & Bachman, 1996)，感知到的一个群体表征越多，看待外群体越积极(Beaton et al., 2012)，提供的群际帮助越多(Halloran & Chambers, 2011)；启动共同内群体身份可以减少竞争性受害者和增加宽恕(Shnabel, Halabi, & Noor, 2013)；共同内群体认同是接触降低感知外群体成员焦虑的中介(Capozza, Vezzali, Trifiletti, Falvo, & Favara, 2010)，也是合作、平等地位和差异性减少群际偏见的中介(Gaertner & Dovidio, 2012)。横断面的研究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可以降低群际威胁(Riek, Mania, Gaertner, McDonald, & Lamoreaux, 2010)，减少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Guan et al., 2011)，预测更多的群际接触和更低的群际偏见(Toprakkiran & Gordils, 2021)，越高的穆斯林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积极群际情感越高，越支持和解(Baysu, Coşkan, & Duman, 2018)。追踪研究发现，东德人使用共享“德国人”分类时，他们对西德人有很低的偏见(Kessler & Mummendey, 2001)；黑人和白人的共同上位分类预测更高的公共动机和安全感(Lemay & Ryan, 2021)；跨国企业和墨西哥国家报社员工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是接触(朋友)影响外群体评估和社会距离的中介(Eller & Abrams, 2004)。
也有研究者质疑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Waldzus等人(2003)提出的内群体投射模型(Ingroup Projection Model, IPM)认为，把外群体和内群体重新范畴化为一个共同上位身份，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内群体投射，强化子群体认同，从而导致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内群体投射模型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Fritzlen等人(2020)以白人大学生为被试，将他们与非裔美国人表征为有共同的祖先(DNA检测基因有53%的重叠)，并没有减少他们对黑人的外显偏见。Crisp等人(2006)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将对子群体认同较高的被试重新范畴化为一个共同上位身份，同时加剧了对外群体的外显和内隐偏见。Peña等人(2021)以女性为被试，让她们思考女性的共同特征或描述女性经历来启动女性共同身份，结果发现共同内群体身份对社会距离没有影响。Eller等人(2017)对德国波恩(Bonn)的高中生进行间隔6个月的两次追踪，结果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不仅增加了偏见，还减少了人际亲密感。
内群体投射模型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的群际关系，我们国家一直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们对共同内群体认同有更高的接受度，我国已有实证研究也支持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如，激活高中生“共同班集体身份”促进了和解(严璞，2017)；启动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共同“中小学生身份”之后，增加了对外群体的帮助(周天爽，2017)；启动壮苗族学生虚拟的“骆越人”共同身份，促进了民族心理融合(赵玉芳，梁芳美，2019)；通过重新范畴化操作壮苗族学生的“同一所大学的学生身份”，不仅提升了外群体帮助(孙涛，梁芳美，赵玉芳，2020)，还增加了群体间的心理融合(梁芳美，肖子伦，包燕，赵玉芳，2020)。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和内群体投射模型都是国外学者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提出来的模型，然而他们对建立共同上位身份产生的结果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前者认为建立共同上位身份可以弱化子群体认同的显著性，从而促进群际关系和谐；后者则认为建立共同上位身份可能强化子群体认同，从而加剧群际偏见。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和内群体投射模型最大的分歧在于建立共同上位身份，对子群体认同的影响不同，然而尚未有研究同时考察子群体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和群际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心理融合是群体间相互接受、愿意和谐共处的心理准备状态，它是我国群际关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梁芳美，肖子伦，包燕，赵玉芳，2020)。本研究将以群体心理融合为群际关系的主要指标，通过问卷形式调查大学生的子群体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和心理融合，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群体认同与群际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与我国构建“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一致以及前人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子群体认同增强群体心理融合的中介机制。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在西南地区两所高校，发放问卷360份，有效问卷342份(有效率95.0%)，男性67人，女性275人，平均年龄20.15 ± 1.02。
2.2. 工具
群体心理融合的测量：外群体态度的好坏及群体间距离的远近可作为心理融合水平高低的体现(赵玉芳，梁芳美，2019)。外群体态度的测量采用群体印象评定法，给被试描述群体特征的积极形容词后，要求被试指出符合某一群体特征的程度(赵玉芳，梁芳美，2019)。群体间距离的测量采用社会距离量表(赵玉芳等，2020)，社会距离越近，关系亲密度越高。在本次测量中，积极评价的Cronbach’s a系数为0.91，关系亲密度的Cronbach’s a系数为0.96。
子群体认同和共同内群体认同测量：使用秦向荣编制的问卷(秦向荣，2005)。子群体认同指个体对他所属民族群体的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指两个群体对共同上位群体的认同，在此指的是中华民族认同。在本次测量中，子群体认同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7，共同内群体认同的Cronbach’s a系数为0.85。
人口学变量的测量包括性别、所属群体、家乡属于群体聚(杂)居、群体语言掌握、群体文化了解程度、群际友谊情况、群际接触程度。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部分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全部为问卷测量，因此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本次研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赵玉芳，梁芳美，2019)，结果显示，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25.1% (小于40%)，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相关分析
对人口学变量、群体认同与心理融合做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所属群体与积极评价、关系亲密度存在显著负相关，群体语言与子群体认同、群体文化与关系亲密度、子群体认同与共同内群体认同、子群体认同与积极评价、子群体认同与关系亲密度、共同内群体认同与积极评价、共同内群体认同与关系亲密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具体结果见表1。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variables
表1. 变量间的相关矩阵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下同。
3.3. 中介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子群体认同对群体心理融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子群体认同为自变量，共同内群体认同为中介变量，积极评价为因变量，以相关分析中对子群体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积极评价存在显著相关的人口学变量(所属群体、群体语言)为协变量，利用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抽样选择5000次。结果发现：子群体认同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直接效应显著(a = 0.52, SE = 0.03, t = 17.40, p < 0.001)，共同内群体认同对积极评价的直接效应显著(b = 0.83, SE = 0.21, t = 4.07, p = 0.001)，子群体认同对积极评价的总效应显著(c = 0.84, SE = 0.12, t = 7.30, p < 0.009)，95%的CI为[0.22, 0.68]，不包含0，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子群体认同增强积极评价的中介，中介模型见图1。
同样地，以关系亲密度为因变量，以相关分析中对子群体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关系亲密度存在显著相关的人口学变量(所属群体、群体文化)为协变量，结果发现子群体认同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直接效应显著(a = 0.51, SE = 0.03, t = 16.90, p < 0.001)，共同内群体认同对关系亲密度的直接效应显著(b = 0.39, SE = 0.14, t = 2.69, p = 0.008)，子群体认同对关系亲密度的总效应显著(c = 0.35, SE = 0.08, t = 4.39, p < 0.001)，95%的CI为[0.06, 0.36]，不包含0，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子群体认同增强关系亲密度的中介，中介模型见图2。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subgroup identity,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and positive evaluation
图1. 子群体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与积极评价的中介模型图
Figure 2. The mediating model of subgroup identity,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and relational intimacy
图2. 子群体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与关系亲密度的中介模型图
3.4. 补充分析
利用PROCESS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不能调节子群体认同与心理融合的关系，子群体认同也不能调节共同内群体认同与心理融合的关系。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子群体认同并不是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心理融合的中介。
4.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子群体认同增强心理融合的中介机制，支持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对群际关系的解释。虽然国外的研究发现，个体有相互区分的需要，将两个子群体重新范畴化为一个共同内群体，可能对子群体身份的独特性构成威胁，从而加剧对外群体的偏见(Hornsey & Hogg, 2000)；东德人和西德人分类强化了子群体间的冲突，重新范畴化为德国人则增加了共同内群体层面的冲突(Kessler & Mummendey, 2001)；旨在建立共同内群体身份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引起抵制，从而加剧偏见(Gaertner & Dovidio, 2012)。西方文化偏个体主义，人们倾向于采取分析的思维方式、行事更追求独特性，人与人之间也更加独立；而我国的主流文化是集体文化，人们采取更加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行事更加集体主义，人与人之间也更加相互依赖。此外，建立共同内群体认同与我国构建“共同体”的内在逻辑非常契合。因此，在我国建立共同内群体认同，并不是对个体独特性构成威胁，反而强化了集体意识，增进群体心理融合。
本研究完善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共同内群体模型从理论层面提出，认知表征由两个变为一个，模糊了群际边界，降低了子群体认同的显著性水平，减少了群际偏见和冲突(Gaertner, Dovidio, Anastasio, Bachman, & Rust, 1993)。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子群体认同与共同内群体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它是子群体认同促进群体心理融合的中介机制，证明了建立共同上位身份，并不需要忽略子群体认同，同时承认子群体认同和共同内群体认同，可以促进积极群际关系的建立。
本研究为群际问题的处理和“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一种思路。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划分，会带来群际偏见(Prati, Crisp, Meleady, & Rubini, 2016)、群际评估偏差(Otten & Wentura, 1999)和群际敌意(Gaunt, 2009)。在群际竞争或威胁情况下，群体分类还会带来群际冲突(付宗国，2005)，进而引发暴力、战争等群体性事件。本研究发现，对子群体的认同与共同内群体认同并不矛盾，反而通过共同内群体身份的引入，促进了积极的群际关系。这启示我们，在处理群际问题和构建“共同体”时，不需要忽视子群体认同，可以同时维持原有的子群体认同和建立共同内群体认同，这样既可以减少认同威胁，又可以提高对共同上位身份的接纳，使共同内群体认同发挥积极作用。
由于群体独特性、群体特征、认同动机、个体与群体成员的互动状况等会影响群体认同，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这些因素在群体心理融合中的可能作用；本研究以内群体规模相当、无竞争的两个子群体为研究对象，已有研究发现群体规模、群际竞争等影响子群体对共同内群体身份的接纳及对外群体的态度，未来研究可考虑多类别群体规模和竞争冲突，深入研究互动群体的特征对共同内群体认同与群体心理融合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的研究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子群体认同增强外显心理融合的中介机制，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对横向研究更具有解释力度(管健，荣杨，2020)，纵向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分析。外显与内隐属于不同的心理建构(赵守良，赵玉芳，雷丹，刘新丰，2009)，本研究考察了外显的子群体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心理融合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从内隐层面进一步考察三者的关系。
基金项目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1BSH011)；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1KY0609)；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2021LSZ032)；河池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项目(2021GCC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