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开放二胎到三胎，再到各地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了维持一个相对合理平衡的人口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生育也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女性的生育问题。为了提高女性生育意愿，提升生育水平，生育动机在这一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以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为背景，结合以往研究，从育龄女性的角度出发，对生育动机的概念、结构与维度进行了分析与概括，以期从动机的层面进一步了解女性的生育动机，为提高女性生育行为提出一定的激励与引导，从而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
Abstract:
From the two-child policy to the three-child policy, then to the adjustment of local fertility policies, in order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population structure, to some extent, fertility has a broader impact, so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women’s ferti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women’s fertility willingness and fertility level, fertility motiv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is process. Combin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this study took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China as the background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fertility motivation, concept, structure and dimension. This study also aims to further understand women’s fertility motivation from the level of motivation, to put forward certain incentives and guidance to improve women’s reproductive behavior,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friendly society, and improve people’s happiness index.
1. 引言
低生育率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的新情况新变化之一，我国人口主要矛盾正由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挑战。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低生育以及由此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将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来的新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 − 死亡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在放开生育上，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单独二孩”，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两孩”政策。这一政策在2016年时显现效果，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回升到1786万。但此后的2017年和2018年又出现了连续下降，分别为1723万和1523万。而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20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少了265万。
以往研究多从生育意愿对生育水平进行研究与探讨，生育意愿作为人们对自己生育行为的主观期望，表现为是否愿意生育、愿意生几个、生男还是生女、何时生育，但并不指明主体生育活动的真实意图，是生育动机的外在表现形式。生育动机则是对生育意愿的深入挖掘，是引发、维持与导向生育行为的直接动因。同生育意愿相比，生育动机具有显著的动力性特点。然而，以生育动机为主题的研究多集中在2000年之前，随着政策的革新与时代的进步，它们的时效性相对缺乏(方力维，李祚山，向琦祺，陈晓科，2017)。本研究将生育动机又划分为传统观念动机、效用动机、自尊动机、家庭和谐动机和爱子女动机，从这几个方面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2. 育龄女性的定义
育龄妇女性是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妇女生育年龄的界限取决于妇女的生理状态，妇女通常在14或15岁月经来潮，50岁左右绝经，所以人口统计中一般以15~49岁为妇女生育年龄。美国把育龄妇女的上限定为44岁，因为45~49岁的妇女在生理上虽然有生育的可能，但实际生育甚少。如美国，1974年，45~49岁妇女生育率仅为0.3%，故略而不计。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突尼斯、厄瓜多尔等，在70年代，45~49岁的妇女生育率则分别高达34.8‰和25‰。所以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把育龄妇女规定为15~49岁。
3. 生育动机的概念界定
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动机性行为，都是有一定的原因引起的。生育行为也是如此，运用动机理论去探讨人类的生育行为，客观分析生育动机的形成条件，具有是非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义泉(1994)认为生育动机是指引发、维持与导向生育行为的念头、愿望和理想，它是直接推动个体的生育活动以达到生育目的的内部动力，生育动机是个体生育行为的直接动因，是生育主体内心萌发的一种欲望，当它得不到实现时，就会造成心理上的驱力或张力，这种驱力和张力在一定条件下会推动生育主体进行生育行为。风笑天(2018)认为作为生育观念一部分的生育动机(或生育目的)，通常指的是人们生育子女的基本原因或初始想法。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对于“为什么要生育孩子”这一问题的回答。刘爱玉(2008)认为生育动机反映了人们对为什么要生育子女、子女价值的看法和判断。庄渝霞(2008)认为生育动机也即是生育目的，指人们生养孩子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考虑生育的。
根据以上界定表明：生育动机是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生育行为是由生育动机引起的。“生育动机反映了人们对为什么要生育子女、子女价值的看法和判断”。“生育动机也即是生育目的，指人们生养孩子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考虑生育的”。因此，结合我国当前低生育率的背景，为了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改善人口少子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消失等一系列问题，研究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并且生育动机在“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抉择–生育计划–生育行为”这整个生育环节中处于最前端，它会影响到后续每一个环节的结果，特别是会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研究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为生育行为的提高，人口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4. 生育动机的结构和维度
由于动机理论的不同，关于生育动机的结构和维度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陈滔和胡安宁(2020)在研究中写到，个体的生育动机并非一维，而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各自扮演不同的动机角色。有研究者(方力维，李祚山，向琦祺，陈晓科，2018)根据生育动机概念，结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编制了育龄青年生育动机问卷，其中，生育动机被分为生理、安全、爱与归属、自尊、自我实现五大层面。
对关键词“生育动机和生育目的”进行检索，发现很多研究者已经对生育动机的维度进行了研究。庄渝霞对912位农民工的生育动机进行了研究。共列出了8个选项，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提高家庭收入、增加家庭乐趣、孩子事业有成增加家庭荣誉、增加夫妻感情、体现个人能力与成功、人生无憾和圆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最主要的四项回答是传宗接代(24.5%)、增加家庭乐趣(19.8%)、养儿防老(18.3%)、人生圆满(12.6%)。有研究者(徐映梅，李霞，2010)在湖北三个城市对2742名农村妇女的生育动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者选择最多的前四项分别是家庭和睦(32.1%)、传宗接代(24.6%)、喜欢孩子(21.7%)，和养儿防老(15.8%)。李艳华(2010)利用2007年全国社情民意调查数据中湖北省1798位农村居民的数据，描述分析了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婚育状况。其中，专门对他们的生育目的进行了统计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同样是养老送终(32.0%)、精神慰藉(29.2%)、家庭稳定(14.6)、传宗接代(14.2)。有研究者利用甘肃(郭志仪，祝伟，2009)、河南(郭志仪，张岩，2009)两省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分别对甘肃、河南两省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目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1102名被调查者列出的最重要的四种原因是：“养老送终”(39.7%)、“精神慰藉”(19.3%)、“传宗接代”(18.3%)、“家庭稳定”(12.8%)。有研究者(汤兆云，郭真真，2012)对泉州市621位城乡居民的生育目的进行了调查，其结果表明，养老(26.6%)、家庭兴旺(18.0%)、增加劳动力(17.4%)和传宗接代(16.9%)。
综上所述，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包含了传统文化因素、家庭经济因素、个人价值实现等诸多方面。对育龄女性的生育动机进行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利于了解育龄女性生育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5. 生育动机的作用机制
陈滔等人在研究中指出由于生育动机到最后的生育行为之间是一个相继链条，因此，为了理解生育动机变量如何影响和改变个体的生育行为，有必要深入研析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的中间影响机制，这也是识别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生育水平的可靠路径。具体而言，其一是生育意愿，从“为什么生”到“想生”的转变。因此，生育意愿应当是勾连生育动机与生育行为的重要中介因素。其二是初婚年龄，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便是改变人们的初婚年龄，促使其早婚。因为，结婚早的人群经历的生育周期相对更长，生育数量也可能随之增多。之前已有研究发现，具有祖先崇拜意识的中国人往往会更早结婚，且会生育更多的子女(Hu & Tian, 2018)。
Hansen (2012)总结了三种相关的大众信念，即有孩子让人更快乐、没有孩子是凄凉的、无子女者是自私的享乐主义者。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生育–幸福关系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对这些观点进行总结后大致可以归纳为3类：1) 生育对父母的幸福感有积极的影响，如进化心理学的观点；2) 个人的幸福水平只与人格特质或生理遗传相关，生活事件包括生育对幸福并没有长久的影响。生育带来的任何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如设置点理论；3) 生育对幸福存在方向和水平上不明确的影响，受到各种调节因素或中介变量的影响，如比较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徐华春，崔碧颖，张文婷，2018)。
6. 育龄女性生育动机的激发和引导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于结婚以后生儿育女往往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或动机，而是认为这是一件十分自然而然的事，想都不用想的事。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就业与生活的压力下，对待生育问题显现出了很多不同的想法。本文认为要想提高女性的生育动机，增强女性的生育意愿，我们首先需要对育龄女性给与更多积极的引导和激励。例如通过完善相关社会福利政策以及提高育龄女性的就业补贴等保障育龄女性的生活权益，完善配套政策等。通过加强宣传与引导从而端正育龄女性对生育的认知，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育龄女性的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增强育龄女性的生育信心，提高女性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动机，增强女性的生育意愿。
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CYS20232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