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T·S·艾略特，20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和剧作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曾获得英国“荣誉勋章”、意大利“但丁金奖”等多项荣誉，其代表作有《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等。其中，《荒原》被认为是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同时也被评论界看作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作品，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四个四重奏》使他成为194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国外前期对艾略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思想和诗歌、风格的研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评论家们开始转向他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研究，也不再受其诗歌理论的束缚，把艾略特的生活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挖掘出作品新意。而国内对艾略特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三、四十年代艾略特在我国的译介和八十年代“现代派热潮”。总体而言，我国在艾略特译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研究内容的选择上，主要集中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等著名作品上，还在选择抛开诗人生平和历史的情况下对作品细读，鲜少摆脱诗歌“非个人化”的束缚。
“作者生成论即作者的成长研究，既包括作者生成的外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又包括作者自身与写作相关的早期兴趣、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写作能力培养，还包括作者角色的确立和作者对此的自我认知——既注重作者成长的外部原因，又注重作者成长的内在规律。” [1] 其中，作者生成研究又可分为个体作者的生成研究和群体作者的生成研究两个层面。本文作为关于个体作者T·S·艾略特的生成研究，联系其作品并分别从社会大背景、家庭生活以及求学生涯三方面分析早期世俗生活的经历对其文学想象世界的艺术创作的影响。
2. 社会背景与艺术创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处于大变革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各国科技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展迅速。其中英国在19世纪中叶就完成了初步城市化，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的国家，美国城市化的时间则稍晚些，于20世纪初期才完成城市化。“1920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 [2]，而艾略特就出生于当时高度发展的工业城市圣路易斯，他的青少年也都在这里度过。因此艾略特的早期诗歌有许多关于城市的书写，他笔下的城市是充分现代化与工业化的现代都市，描写的内容常常是现代城市的肮脏与破败和居民无聊、孤寂与堕落，如《序曲》中对城市环境的描写：“烟蒙蒙的白天燃尽的烟蒂。……一阵狂风暴雨把一摊摊肮脏的枯叶和从空地吹来的旧报纸卷到了你的脚边。……踩满锯屑的街上传来的微微走了气的啤酒味儿……匆匆走去的沾满污泥的脚。” [3]，艾略特笔下烟雾缭绕的白天、满是垃圾和污泥木屑的街道，体现城市工业化带给了城中人们尘土飞扬、昏暗肮脏的生活环境，毕竟没有一个干净的城市会到处都是“肮脏的树叶”和“空地吹来的旧报纸”，这暗示他们的城市生活如同“燃尽的烟蒂”一般令人绝望、喘不过气；而“狂风暴雨”则暗示着一种不稳定的、阴沉可怕的氛围。
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对人们一直以来持有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信仰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思想都遭到破坏。身份的焦虑在各个阶层蔓延，人们就像是漂浮的“符号” [4]，完全处于无根的状态中，漫无目的地游走，惶惶不可终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变成了艾略特笔下的一片荒园，如《荒原》中提到的“荒漠”、“尸体”、“洞穴”等诡异的意象描绘出战争后社会失去生气、人类失去灵魂的荒芜景象，以及“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 [5] 和《序曲》中“……成千上万个污秽的意象——这些意象构成了你的灵魂” [3]，现代人的灵魂由这些污秽的意象构成，体现城市人群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万物灵长”，而是已经堕落为灵魂发霉的行尸走肉。
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现代主义应该从1910年开始，因为这一年人性发生了根本变化” [6]，艾略特无疑是现代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而现代主义艺术家不同于浪漫主义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灵感通常来自于极其平凡、琐碎的生活而非剧烈的个人情感体验，他们也不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充满诗意，写作也更实际、更平凡。现代主义文学专家布雷德伯里指出，对于现代主义来说，“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个隐喻”，“城市与文学之间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 [7]。而艾略特身上也能充分体现出现代主义作家的特征，他的写作素材大多来源于生活经历，强调“去个性化”写作而非强烈的情感，其笔下的城市也不是具体的某个地点，而是概括性地描述了战争后各个大都市的破败景象，如《荒原》中“并无实体的城，在冬日破晓时的黄雾下……” [5]，此处借鉴了波德莱尔《七个老头》中的诗句：“这拥挤的城，充满了迷梦的城……” [5]，波德莱尔口中迷幻的城是巴黎，而艾略特并无实体的城是伦敦，也可以是柏林和巴黎，这些城市都相似的，它们虚幻的来源都是20世纪战争后人们堕落的精神。同时期，女性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女性作家不断涌现，女性读者也日益增加，作家或者说是社会视线开始聚焦女性，而艾略特也对女性多加关注，写了许多关于女性的诗歌，如《一位夫人的画像》、《海伦姑姑》、《南希表妹》等。
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是作者生成研究的一方面，即艾略特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他诗歌中女性和城市的描写及荒原意象产生了影响。
3. 家庭生活与艺术创作
3.1. 婚前生活
1888年，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的名门，家境优越。他的祖父威廉是美国早期清教徒，信仰唯一神教，于哈佛神学院毕业后，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告别东部安稳的生活，来到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圣路易斯。他慷慨无私、济贫扶弱，极富同情心和奉献精神，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创立了一套自我克制的行为规范和服务原则，在当地享有盛誉。而艾略特祖父崇高的思想境界、追求奉献的精神和极高的责任感为他的家族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道德和精神遗产。艾略特的母亲夏洛特不仅秉承了其祖父的道德、思想境界，经常组织和参加妇女志愿者俱乐部的公益活动，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还为其祖父书写传记，以免祖父的道德模范和道德要求被后人遗忘。同时，艾略特的母亲极具文学天赋，常以诗歌抒发自我追求，艾略特家族的影响也能从她的诗歌中窥得一二，其作品《星期三俱乐部》中表现出对现实苦难的忧郁，呼请俱乐部妇女们要有“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和“捍卫正义”的人生理想 [8]。但由于没能接受高等教育，本人的艺术抱负受到抑制，在发现艾略特的文学天赋后，夏洛特便将自己一生的理想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她鼓励他大量阅读，并有意识地指导他朝着文学方向发展，悉心栽培着一个未来的天才，因此艾略特前期对文学的兴趣就主要得力于母亲的鼓励和指导。他的母亲夏洛特具有坚定的信仰，极擅长宗教诗歌，善于描写预言家、传教士、先知、圣徒、殉道者等人物形象，“诗作中的主人公总是从深渊处窥见崇高的真理” [9]，而这种像母亲一样具有坚定信仰的人物或意志力非凡的殉道者形象在艾略特后期的诗歌和戏剧中也经常出现，如《大教堂谋杀案》中的主人公托马斯·贝克特，忠于教义不为亨利二世许诺的利益所动，最后被杀死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舍身殉道。
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赋予了艾略特非常的社会责任感、清教徒般的自律与务实精神和强烈的历史意识。此后，带着这种非常的责任感，艾略特一生都在追求“绝对真理”，希望为混乱的现代提供一种绝对现实或秩序的安全感。他认为，诗人应该为他的时代负责，应该解决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这是诗人的责任。因而在艺术创作方面，艾略特提出要遵循传统、继承传统，这里所说的继承传统就是要具有一种历史意识，即过去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而要回到过去，就需要人的意识的运动和空间的作用，因为时间无法倒流，所以只有在一定空间的作用下，也就是借用空间为人的意识提供一个“呈现场”，然后通过存在于时间的范围内的人类意识——即人的想象和回忆回到过去。如在《四个四重奏》中，艾略特借助艺术手段使用他祖先和他自己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四个地点为诗题，采用四重奏的音乐形式，不断构筑具有过去意义的“呈现场”，从而使读者的意识在阅读中回到过去，再现过去的情感体验。如在《干赛尔维吉斯》中，“对神我知道的不多，但我认为那条河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大力神……” [5]，“那条河”指的是密西西比河，它流经艾略特的家乡圣路易斯城；而“我们心中装的是河，围绕我们四周的是海：海是陆地的边缘，它伸向岩岸” [5]，此处描写的是赛尔维吉斯，赛尔维吉斯原本指的是接近马萨诸塞州安角东北岸海中的一小堆礁石，它正位于艾略特家避暑别墅海岸的延伸线上。艾略特幼年的成长环境也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于是他儿时记忆中的密西西比河与露出水面的赛尔维吉斯也成了他诗中的意象，构成了过去的“呈现场”。
3.2. 婚姻生活
1915年，艾略特在英国满怀期待地与维芬结为夫妻，但婚后生活却令他大失所望。他的妻子维芬极具艺术天分和冒险精神，善于表达自我，也爱写诗，艾略特大部分诗歌与论文都诞生于他们结合的日子。但与此同时，维芬体弱多病，精神状态不佳，情绪也极不稳定，而艾略特身上清教徒的禁欲想法也使得夫妻生活极不协调。“作者是因为作品而存在的，所以，对作者的理解总是和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 [10]，因而这种不协调的婚姻生活在其诗歌中也得到了体现，如《荒原》第二章中从“跟我说话。你为什么总不说话。说呀。你在想什么？想什么？是什么呀？”到“现在我该干些什么事？……咱们明天又干些什么呢？咱们到底要干什么？” [3]，这些都是妻子不安而频繁的质问，而丈夫的回答却说“热水十点钟供应。” [3]，丈夫完全无视妻子的问话，自顾自地说着自己的话，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她无礼的话语，体现了诗歌中夫妻之间缺乏交流、思想脱节，也暗示了艾略特与妻子的情感危机和心灵荒芜。
到1920年底，妻子维芬因照顾卧病的父亲而累垮，这雪上加霜的情况使艾略特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份工作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妻子生病导致艾略特情感空虚，加之经济困境带给他的生活重担，使艾略特也逐渐精神崩溃，急需休息疗养。1921年10月，艾略特在疗养期间完成了《荒原》的第三章“火诫”，11月通过医生的治疗，艾略特终于从烦恼的世俗生活中超脱，获得了心灵和精神的平静，同时也完成了《荒原》的第五章“雷霆的话”，这种平静也在诗歌中得以体现，如结尾处“Datta. Dayadhvam. Damyata.” [3]，意为“自我克制，给予和仁慈”。
但随着维芬的病情加重，艾略特的平静再一次被打破，因为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维芬愈发依赖自己的丈夫，但适得其反的纠缠使她的丈夫更加疏远她。这种过分的依赖和因病情产生的恐惧也对艾略特的精神和生活造成了威胁，与精神处于疯狂状态的妻子相处使艾略特不堪重负，他决定远离妻子，摆脱这段痛苦的婚姻。直到1947年，被长期监禁在精神病院的维芬病故，艾略特终于从自己的精神重负中解脱。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中，艾略特发展出了几乎病态的厌女症。因此在他早期作品中，对现代的爱情充满失望，描写的女性形象也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几乎没有智性可言，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房间里女人来往穿梭，谈论着米开朗琪罗。” [3]，然而这些在房间走动谈论画家的女性并非真的对艺术有所了解，她们只是在附庸风雅，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表面光鲜的女性的讽刺。有《荒原》第二章中的丽尔，即使她已经生了五个孩子，仍旧为了维持婚姻选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试图以性去取悦、去留住丈夫，此处的她将自己放在被凝视者的位置上，且沦为生育机器而不自知；诗节结尾借用奥菲利亚自杀前的一段台词“再见，太太们，再见，好太太们，再见，再见。” [3] 暗示丽尔的悲剧结局，也借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纯洁美好的爱情悲剧反衬以丽尔婚姻为缩影的现代社会情感和婚姻的肤浅、庸俗与不纯洁。也有连情欲都是麻木的女性打字员，在《荒原》的第三章中，她在性爱结束、情人离去后，脑子闪过的念头是“唔，现在完事啦：谢天谢地，这事儿总算已经过去” [3]，作为受害者的她对于未经自己同意的性爱只感觉到麻木；而后又描写她“无意识地用手抚平头发，接着在唱片机上放一张唱片。” [3]，此处隐喻来自《威克菲牧师》中被诱奸的奥莉维亚，她认为寻死是惩罚背信弃义的情人和证明自己贞洁的最好办法，但打字员却丝毫不以没有感情的淫乱为耻辱，她毫无感觉的表现也让情欲沦为机械性的本能，暗示艾略特认为现代纯洁的爱已经消失，只剩下了麻木的欲望。“文学是某种特定人的产物，即作家的性格、气质、心理和习惯等因素的构成物” [10]，而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便诞生于他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衰退时期，诗歌中暗含艾略特对现代爱情和婚姻的失望，也体现了当时艾略特本人、他的家庭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荒原危机。
艾略特早期的作品中女性都像是一具具令人单调乏味的空壳，但晚年幸福的二次婚姻似乎改变了这一情况和他对女性的态度，如《灰星期三》里面的“沉默女士”如同圣母一般，起到将人们引向上帝的作用，给人们带来救赎，“带着面纱的修女”也为那些在黑暗中等待着的人进行祈祷，能够给人们带来希望；在《四个四重奏》中，既有关心、提醒我们的“护士”，也有庄严纯洁的圣母，她们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些作品中女性都承担着各自的责任和使命，也拥有了各自不同的内核，她们不再单纯地被视为情欲的象征，也不再只是一具空壳。
4. 求学生涯与艺术创作
4.1. 少年求学
艾略特少年时在华盛顿大学的预科学校即史密斯学院学习，在那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涉猎了极其广泛的学科领域。14岁时他偶然阅读到的《鲁拜集》为他展现了一个无比美妙的诗界，让他萌生了成为诗人的想法。此后，艾略特大量阅读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并模仿他人诗节进行创作，他16岁时模仿拜伦所创作的《饕餮寓言》至今仍保存于《史密斯学院文集》，在这个作品中他写到“有人问起，众修士就声称圣彼得把他们著名的主子接上天堂去了” [3]，他们的主持分明是被鬼抓走了，教会却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少年艾略特畅叙自己对宗教修士辛辣的讽刺。艾略特自幼患病，身体欠佳，无法参加剧烈运动，因而相较于其他同学，他有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儿时的博览众长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打下基础，但身体的孱弱也让他产生了未老先衰的感觉，以至于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描写了一个胆怯、斑秃、身材瘦小的男性，还发出“我老啦……”的感叹 [3]。
1905年，因身体原因艾略特延缓入学哈佛，在马塞诸塞州弥尔顿学院继续学业。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庭，开始了独自成长的道路。这时的艾略特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环境，周围都是有明确目标的、朝气蓬勃的青年，他却是一个怀有远大抱负但不清楚未来道路的17岁年轻人。这让他总有一种难以驱散的孤独感和离异感，而这种年少时惶恐不安、难找去处和归处的感觉也一直延伸到了艾略特后来的生活里，令他总是到处寻找自己的起源。而当“作者投入创作之中，即使出自作者的虚构，也有现实依据” [11]，如同《四个四重奏》中诺顿、小吉丁等地点，都是艾略特成年后为寻找自己最初来源曾踏足过的地方，也都是他曾居住过或者他的祖先曾存在的地方。
4.2. 哈佛求学
1906年到1914年，是艾略特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生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艾略特在图书馆阅读了西蒙斯写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这是他首次接触到拉弗格、波德莱尔等对他影响巨大的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内在的才是真的、美的。于是，他们试图用诗歌艺术诱发读者联想和想象，以此来引导人们超越虚幻的外在世界，从而抵达内在世界，拯救人的灵魂。其中，波德莱尔擅长把病态心理和强烈的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喜欢用充满节奏、色彩、音乐的语词表达出高度强化了的城市意象，艾略特从他那学到了如何处理城市题材、如何观察现代都市的内涵以及如何审视现代城市的灵魂，就如同他在《大风夜狂想曲》中的描写：“一家工厂院子里的一根破弹簧，铁锈附上那已消失了力量的外形……随时都可能折断……不见阳光而干枯的天竺葵，细小裂缝中的尘土，……百叶窗紧闭的房间中女人的臭味，走廊上烟卷的烟味，酒吧间中的鸡尾酒酒味。” [3]，院子里锈迹斑斑的破弹簧和它“消失了力量的外形”说明工厂已经被废弃，也暗示着工业的繁荣时期已经成为了过去，剩下的只有残骸，而“干枯的天竺葵”、“裂缝中的尘土”、“臭味”、“烟味”、“酒味”等意象则揭示了现代城市的肮脏、混乱以及其中人们干枯的灵魂，让人不寒而栗。拉弗格是个坚定的反浪漫主义者，他视浪漫的感伤行为为儿戏和不成熟人格的表现，常以反讽和自嘲的手法对待浪漫感情，而这也对艾略特早期嘲讽的语言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艾略特曾模仿拉弗格所作的《幽默》“可这个死去的小傀儡啊，我相当喜欢：一张普普通通的脸(我们会把那种脸忘记)……” [3]，可以看出“我”对待自己的喜欢是自嘲的态度，因为“我”喜欢的只是一种会被忘记的普通的脸；以及《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我看见我的头(有点秃了)/用盘子端进来” [12]，可以看出普鲁弗洛克对待自己内心欲望和对爱情浪漫幻想的态度是压抑和自嘲。而在马拉美那里，艾略特学到了如何在词与词之间留下空白以及利用神话意识作为诗歌结构的艺术方法，就像《荒原》中零碎繁杂的意象“一堆破碎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和“那淹死了的腓尼基水手”、“那独眼商人”等，艾略特在诗歌中化用了旧约中的故事和渔王的神话。此外，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主要艺术手段——通感也对艾略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弈棋》中“炫目的闪光与灯光相遇……那些调制的奇异香水……在芳香氤氲中的感官；袅袅上升的香气……” [3]，用形象的语言将人的视觉、感觉、嗅觉等不同感觉相互交错，表现出在五彩炫目的光线下、香气袅袅的环境让人的感官处于朦胧的状态。总而言之，在接触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后，艾略特的诗风由最初拜伦式的浪漫主义转向了拉弗格式的嘲讽、波德莱尔的城市意象，转向对传统浪漫、感伤情调的背离和对波士顿充斥的资产阶级习气的嘲笑。但当时的美国诗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朗费罗、詹姆斯、拉塞尔等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美国哲人的高雅传统，因此以波德莱尔、拉弗格、马拉美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使艾略特背离了维多利亚时代英美诗歌的文学传统。
4.3. 短暂留法
1910年1月到1911年10月，艾略特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艾略特接触到了对他影响颇大的哲学家伯格森和布拉德利。伯格森认为“记忆正是思想与物质的相交”，这反应在了艾略特传统观中“意识在‘呈现场’中与时间相遇，体验时间的流动”。布拉德利反对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使用概念性知识去认识现实或给现实下定义，他认为要用“绝对”的观点认识现实，因为“绝对”才能把思想与现实、意志与感觉统一起来，而人类生活在“表象”掩盖“绝对”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表象”或许多个“有限的中心”去探索和认识绝对真理，这与艾略特的怀疑主义倾向和强调概念知识的局限性看法吻合，即人们日常思维方式支离破碎，知识、经验形式也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完美真理意味着把意识融合为一个整体。哲学思维使艾略特在诗歌创作时总是善于把一种感觉想象和一种智性奇妙融合在一起，如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当暮色蔓延在天际/像一个病人上了乙醚，躺在手术台”和“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背……把它的舌头舔进黄昏的角落” [12]，“暮色–病人”和“雾–猫”将表面无关的东西并置，使读者体会其内在的相似性，这种强制结合的比喻与玄学派诗人的“奇喻”颇有相似之处。而这种哲学思想在《玄学派诗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艾略特从“统一的感受机制”方面去论述玄学派诗人的特点，认为玄学派诗人尤其是其代表人物约翰·邓恩的“奇喻”实现了理性和感情的水乳相溶，达到了一种难得的“感受力的统一”，并非是将毫无关系的事物和思想强行融合。如《跳蚤》中“跳蚤–爱人的结合”和《别离辞》中的“圆规–恋人”，乍一看毫无关联，深思后才发现其内在的统一：《跳蚤》中将相爱双方的结合比喻成跳蚤，当跳蚤分别在相爱双方身上吸一滴血，则这两滴代表二者的血液在跳蚤体内混合成一个整体，与现实生活中相爱双方结婚后变成一个整体的内在意义相统一；《别离辞》中将恋爱双方比做圆规中的两条腿，是因为圆规划圆必须两脚配合行动，暗示恋人间需要相互磨合、相互配合才能构成“圆”满的爱情生活。研究作者个人创作特色的形成及其与文学环境的互动同属于作者生成研究的内容，因而艾略特在20世纪初对玄学派的重新审视及玄学派诗人代表邓恩的影响，使得艾略特早期的诗歌创作实践力图创新语言、巧用奇喻和陌生化意象。
4.4. 重返哈佛
1911年，艾略特返回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师从新人文主义运动领袖白璧德，艾略特承续了老师白璧德对浪漫主义的批判。1917年，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公开批判浪漫主义，主张“非个人化”理论，强调“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逃避；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逃避” [13]。
艾略特在家里的要求下回国后，无法确定自己命运前途，他像自己的老师一样，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试图在另一种文化中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于是硕士期间他选修了与印度和东方思想相关的学科，试图在其他文化里找到一条出路。而这个阶段东方宗教的思想对艾略特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如作品《荒原》中，“水中之死”的片段涉及到了古希腊繁殖神教的有关典故和宗教意象，如文中提到“那被绞死的人”借鉴了民俗家弗雷泽翻译《金枝》第四部中有关阿贴士、欧西利士等有关的神话，他们即被视为繁殖神以及“这个人带着三根杖” [5] 与塔罗牌中“带着三根杖的人相对应”，与繁殖神渔王相联系；在“雷神的话”中“DA/Datta：我们给了些什么？……DA/Dayadhvam：我听见那钥匙……DA/Damyata：那条船欢快地作出反应……” [5] 来自于印度婆罗门教至圣雷霆的解悟，意味着克制、舍予、慈悲，与原诗节中“舍己为人。同情。克制。”相对应，诗节最后在行文中重复了三遍“平安，平安，平安。” [5]，此处还借用了佛教经典《奥义书》的结尾；在第三章“火诫”中，“于是我到迦太基来了，烧啊烧啊烧啊烧啊” [5] 则体现了佛教的火诫思想，其中佛告诫僧众火是欲望的化身，而众生遭受苦难正是因为欲望之火在燃烧，而燃烧也让众僧自秽行中获取解脱，“迦太基”在此隐喻爱欲，即他被欲望之火重重围困，暗指荒原中的人经受着如火般欲望的折磨，这也是艾略特诗歌中西方禁欲主义与东方禁欲主义结合的结果。
5. 结语
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而艾略特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生活、教育经历等早期世俗生活经历与其文学想象世界的艺术创作联系同样紧密。其中，世界大战、城市化进程以及现代主义潮流等社会背景影响了艾略特艺术创作的城市主体、荒原主题，家庭生活中的亲人、妻子影响了艾略特写作中的历史观、宗教意识和诗歌意象，连他的婚姻生活也成为了写作的一部分；求学生涯中，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新人文主义运动领袖白璧德以及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和布拉德利等更多地影响了艾略特的创作的语言风格、主题、写作风格等。毫无疑问，艾略特世俗生活经历对其艺术创作的思想、风格、主题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故艾略特的现实生活经历对理解其诗歌作品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基金项目
燕山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英国玄学派与英美现代派文学互文性研究”(项目编号：2021PY01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