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播州杨氏自唐末入播至明万历年间，杨氏家族经营播州七百余年，成为整个西南地区势力最为强大的土司之一。万历年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反叛，明王朝出兵镇压，经过一百余天的血战，杨氏土司统治终结，原有的势力也随之被根除。明王朝在清算“附逆”土司及杨氏旧有势力的同时，又对平播期间持合作态度的土司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其中真州长官司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最先跟随杨应龙进攻綦江等地，属于典型的“附逆”行为，但随着平播大军的到来，然后迅速归顺，成为在平播战役中获得战功的土司之一，并得到了朝廷的宽恕和奖赏。
当前对播州土司的研究，多以播州杨氏土司作为主线进行研究，对播州土司下属“六司”的研究较少。1本文通过对现有资料进行梳理，把真州长官司作为研究对象，认识和了解真州长官司抉择的背景和真实目的。
2. 被排除在“五司七姓”之外的长官司
真州长官司之地，宋代始称珍州2，《宋史》有载：唐贞观中开山洞置，唐末没于夷。大观二年(1108)，大骆解上下族帅献其地，复建为珍州。宣和三年(1121)，承州废，以绥阳县来隶，县二：乐源、绥阳，本羁縻夷州。 [1] 元为珍州、思宁等处长官司，隶播州宣抚司。至正末，改珍为真。明洪武十七年(1385)，改为真州长官司。 [2] 从真州(珍州)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真州(珍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而存在。直至南宋“嘉熙三年（1239）复设播州，充安抚使。咸淳末，以珍州来属，县一：乐源。” [1]
作为后来才划入播州属地的小头目，在政治上待遇上也有区别。一是真州相对于“五司七姓”(五司为黄平、草塘二安抚司；余庆、重安、白泥三长官司。七姓为田、张、袁、卢、谭、罗、吴)来说，真州划归播州较晚，未被播州杨氏作为心腹对待。二是在地理位置上，真州长官司在播州东北二百里，这与处于播州东方或东南方的“五司”距离较远，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真州与“五司”的交往。
进入明朝后，真州参与播州宣慰司主持的公务较少，如洪武五年(1372)，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播州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来朝，贡方物。 [3] 这算是真州参与的一次较为隆重的活动；然后是宣德三年(1428)，杨升派真州长官司郑钊等贡马；成化十二年(1477)，杨爱遣真州正长官司郑旭前往京师进贡方物；正德六年(1511)，杨斌派真州长官司郑鋆等贡马朝贺。整个明代，播州朝贡130余次，并多次派遣下属及五司土官前往朝贡。下属土司被派遣朝贡次数的多少，这直接关系到与播州宣慰使在政治上的亲疏，因此，我们从真州被派遣朝贡的次数就可以看出，真州长官司与播州杨氏的关系较为疏远。
反之，当时的“五司七姓”势力十分强大，与播州杨氏的关系也最为密切，甚至可以干预杨氏土司继承人的废立问题。如播州宣慰使杨辉当政时，杨辉试图让庶子杨友承袭其职位，但被安抚使宋韬根据杨氏家法反驳，杨辉不得已，被迫立嫡子杨爱为继承人。再有就是杨辉预谋征讨夭坝诸苗，于是“召集容山长官韩瑄、重安长官张通，告以生苗反状，使上变。瑄争之，谓苗实不反，辉怒杖瑄，通惶恐，叩头曰：请从辉，署名上变。” [4] 说明播州宣慰司虽对“五司”处于领导地位，但是“五司”之言也十分重要，在一些问题还需要共同行文才能生效。这也应证了“一遇军兴，非七姓不能举大事” [5] 这一说法。而播州境内的“七姓”，同样与杨氏关系匪浅，是杨氏土司的忠实助手。例如田姓，早在宋代杨氏、田氏就互为婚姻，永乐年间思州改土为流后，田氏流入播州，依然与田氏世为姻娅，例如末代土司杨应龙的爱妾田雌凤也是来自思南田氏；张姓，原籍江西龙虎山张氏，是重安长官司的头目，杨应龙的前妻张氏就来自重安长官司，可见两姓关系非凡。
鉴于播州杨氏过于强大，“五司七姓”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相互之间又形成联盟，共同对抗杨氏土司。例如杨应龙时，重安长官司张氏，播州长官司何氏，播州千户长官宋氏以及草塘安抚司宋氏等先后与杨应龙结仇。他们相互联合，赴贵州、重庆共同控告杨应龙。“五司约结抗阻，与应龙为仇，而七姓仇民缘之，奏讦之祸遂起。” [6] 杨应龙与“五司七姓”矛盾激化，也给贵州的流官找到了乘机征讨杨应龙的借口和借题发挥的空间。万历二十二年(1594)，朝廷命川、贵两省进兵擒杨应龙，五司各出兵一千协助，最后行动失败。导致的结果就是“五司七姓”遭到杨应龙疯狂报复，加速了播州之乱的爆发。
在“五司七姓”讦奏、“助擒”杨应龙以及杨应龙报复“五司七姓”的系列事件中，真州作为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偏远，政治身份又较为边沿化的土司，使自己得以置身事外，较少参与争端，使真州之地在播州叛乱之初免遭兵燹。
3. 在“附逆”与“归顺”之间抉择
(一) 真州长官司的第一次抉择——从逆
针对杨应龙早期的不法行为，黔、蜀两省及明廷围绕杨应龙的议处纷争不断，持续多年。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兵部认为：“应龙初本效顺，后乃暴虐，四川以功故而援之，贵州以罪故而窘之。本犯有可宽之条，朝廷无必诛之意，……如应龙父子悔祸，许自缚请罪，即与奏闻定夺，否则罔赦。” [7] 四川巡按李化龙也上疏为杨应龙辩护，认为“土酋谋乱无迹，抚臣议剿未妥……备言杨应龙无可剿之罪，贵州抚臣未免有作恶之心。” [8] 加之明中央政府也是对杨应龙的行为采取宽容态度，结果就造成在处理播州问题上，黔、蜀两省官员态度不一致，于是就出现了“在蜀者谓应龙无可勘之罪，在黔者谓蜀有私暱之心”的景象。 [9] 加之杨应龙大肆贿赂川省官员，各级官员阴为袒护，“蜀之监司亦多受其馈，待以优礼，故生杀予夺，惟其欲为，无所禁忌，所由来久矣。” [10] 杨应龙也正是利用了黔、蜀两省官员为了各自利益而难以形成共识这一机遇，才敢肆意压榨属内五司，多行不法之事。在这种复杂形势笼罩的情况下，川省、朝廷也对杨氏土司也持抚绥态度，使真州等一些土司一时无法判定杨氏的顺逆，所以只能暂时归附在播州杨氏旗下。
杨应龙反叛之初，原有的“五司七姓”皆与杨应龙为敌，旧有的联盟遭到了破坏，播州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于是杨应龙纷纷抛出优厚条件，外结酉阳、水西等土司为盟友，杨氏“与水西目把歃血为盟，绝不相负。” [11] 并大肆招徕苗民，把原有“五司七姓”的土地赏给苗民，“招九股恶苗及红脚、黑脚等苗，勘用者，招如本州，充为目把，即以逃亡家小田地赏之。” [12] 同时还加强境内防御，并“分遣土目置关据险，立巡警，搜戮军民，刧剠屯堡，殆无虚日，厚抚诸苗用以摧锋，名曰‘硬手’。州人稍殷富者，没其家以养苗，由是诸苗人愿为之出死力矣。” [13]
杨氏在处理“五司七姓”，争取水西、酉阳等外援的同时，地处播州与南川边界的真州必然受杨氏所关注。真州作为播州下属，事事恭顺，又是没有“讦奏”杨应龙的土司之一；再者真州地处播州与南川边界，是抵挡未来平播大军的一道屏障，真州也成为了杨应龙拉拢的对象。
真州此时选择“附逆”，首先是真州土司与“五司七姓”不属于结盟类型，无法得到盟友的协助。其次就是早在叛乱之前，杨氏及其下属就经常在真州辖地内为非作歹，而真州土司慑于播州实力强大不敢过问。例如播州土司将领巴习文，系望(旺)草首恶，真州人被虏妻女者数百家，(真州人)争欲食其肉。” [14] 还有杨应龙妻兄田一鹏。“尝置产近真州，一鹏每至，州人必择室女少妇有姿色者侍寝……其夫稍有难色，即召至，立斩之。” [15]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杨氏土司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了真州境内。叛乱初期，平播大军“从真州入，真人则箪食壶浆以迎，播人则弃甲曳兵。” [16] 播州军队从真州败逃，也说明了真州驻扎有播州宣慰司的军事力量。
面对杨氏的强制拉拢，真州长官司也只能跟随杨氏“附逆”，被迫充当了播州土司作恶的帮凶，但郑、骆二人在强大的播州土司面前，也只是象征性的派兵应付，万历二十七年(1599)五月，杨应龙率兵攻占綦江，进逼重庆，真州长官司派土兵加入，史称：“綦江之破，助兵三百。” [17] 这与杨应龙攻綦江率领的八万大军相比，真州派遣三百兵力，完全就是为了应付杨氏，以图属地安稳。
(二) 真州长官司的第二次抉择——归附
当播州叛军攻破綦江大肆杀戮的消息传到京城，明廷确定杨应龙已经叛乱，于是立即派兵征讨。朝廷在准备筹集粮饷、调拨军队的同时，先后发布檄文，争取邻近土司反正，归顺朝廷。万历二十七年(1599)七月，兵部制定“防播六议”，其中就有 “悬购赏格，谓应龙叛逆，华夷共愤，请悬购募之令，无论吾人、土人，有杀贼立功者，或宠以世爵，或畀之分土，仍都率有司。” [18] 九月，御史涂宗浚在“征播四议”中建议；“若有安氏及七姓五司，沿播诸苗，有擒杨酋以献者，即裂分其地，使各世守。”神宗也在上谕中承诺；“杨应龙负恩犯顺，自干天讨，诛首恶不诛连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因俗而治，世效职贡，上下相安，何必改土为流……有俘应龙以献，即许代其世袭，若合谋成功，各裂土酬赏。” [19] 同时，前线统帅李化龙在也告知土司“照得我国方制万里，四海一家，率土之滨，悉为郡县，其在西南一带，特从往制，仍设土司。” [20] 最后，李化龙向播州下达最后通牒，“本部院于二月十二日起马，亲统天下兵马五十万，分十八路并进，前往播州擒拿逆贼杨应龙。凡该州地方汉土官民、九种十三姓杨保人等投降者，全家免死。拒敌者，九族皆诛。” [21]
明王朝开列的招抚内容，首先是不株连被胁迫的土司，其次就是平定播州之后不实行改流，最后是如果有战功或者擒获杨应龙，还可以得到裂土分封的奖赏。此时真州长官司面对的形势已经明了，一是黔、蜀两省已经达成共识，共同对付杨应龙的叛乱，二是明朝廷也将杨应龙的行为定性为叛乱，并决定派遣大军征剿，播州杨氏灭亡已是必然。真州正副长官司郑葵、骆麟二人，通过双方实力对比以及杨应龙烧杀抢掠不得人心的情况下，再加之自身是受“胁迫”才加入到杨应龙的阵营。在朝廷开列的条件诱惑下，真州土司在平播大军到来之时，为了洗刷“附逆”的罪名，果断的投顺到平播大军的军门之下。
4. 洗清“附逆”之罪
(一) 招抚夷民，清剿残余
万历二十七年(1599)十月，明神宗委任李化龙总督四川、贵州、湖广三省军务，专征播州，次年二月，明师在重庆誓师，兵分八路，总计二十四万人参战。平播大军中的南川路官兵从真州境进入，这条进军道路险远崎岖，不便行军，所以播州土司也料定平播大军不会从此进军，加之有真州长官司作为同盟军在此防御，并没有对这一路进行认真的设防。据史料记载；“南川路最远最险，去屯六七百里，贼以官军必不能从此处进……二十四日，兵入真州，本司长官应袭郑葵，副长官应袭骆麟，引兵来见，即充向导。” [6] 郑、骆二人为表忠心效命，送家人到军中为人质，“长官郑葵、骆麟、王继先陆续出降，送妻子为质，以表忠顺。” [22] 平播大军兵不血刃占领真州，这使播州叛军始料未及，南川路前往播州虽然路途险远，但从真州到海龙屯之间，也没有乌江、娄山关等险关阻挡。加之真州反正并协助平播大军，所以进展十分迅速，南川路军“竟以三月初八日夺桑木关而据……诸路皆南川灭贼当更速抵关。” [23] 当其他各路大军还在乌江、娄山关等关卡鏖战之时，南川路平播大军已经在真州取得了立足之地，并率先攻入播州的核心区域，为取得平播之役中“南川路功劳第一”的称号奠定了基础。
南川路平播大军之所以进展顺利，这与郑、骆二人积极为平播大军提供帮助是分不开的，平播大军在真州境内不熟悉情况，加之时常有播州叛军和一些顽固忠实于杨应龙的叛军骚扰。在进军播州的路上“校酋布列，伙箐联营，贼众三万余，若不先行扫荡，未免扰运劫营。” [16] 为加快平播大军的进程，派遣“冉御龙、马千乘、郑葵、骆麟等，破贼赤崖关、风坎关、官崖关，矿子山，罗草台、清溪十二茅坡、清水坪、封宁关……水羊崖等。”为了打通粮运通道，郑、骆二人又“另遣兵一千清道明月山，以便粮运。” [15]
郑、骆二人熟悉地方情况，了解民情，招抚夷民也较为顺利，避免了没有必要的伤亡。郑、骆两人招抚夷民的事迹屡有记载，例如“据石柱宣抚司马千乘、真州司土舍骆麟各报称，招降过三江里夷民罗桂宾等三十九户，男妇共五百名口。” [24] 又据推官高折枝报称：“真州土舍骆麟，招降过播民孙郎等男妇三百名，牛鼻屯降民二百一十名口。” [25] 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郑葵、骆麟等，收降王正悌等男妇二千四百四十名口。 [26] 对于一些负隅顽抗的叛军，在招抚无望的情况下，郑、骆二人则充当前锋积极配合大军清剿。例如在清剿明月山残余势力的战斗中，骆麟配合大军一起攻占明月山苗寨四处，“招降男妇一千零九十名口，计擒苗头冯世元等十六名口。” [27] “再报真州真州长官司骆麟、郑葵舍人郑绍仁……杨正模等各领兵攻打铜鼓、二羊、草果……襄水等屯寨，与贼敌战披靡，共斩获贼级七十一颗，生擒一名。” [28]
郑、骆二人协助平播大军，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大军饷道的畅通和后方稳定。也使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免遭更大的战火侵扰。对于被招降的夷民，大都得到适当安置。但那些敢于顽固反抗的叛军，二人则配合大军坚决镇压，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叛军的气焰，加速了杨应龙集团的崩溃。
(二) 随同大军参与海龙囤的战斗
南川路平播大军在真州长官司的配合下，境内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大军继续向前推进。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南川路军围困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这场长达114天的血战中，真州长官司郑葵、骆麟二人也率兵参与了攻打海龙屯和外围的战斗，并在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仅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三、四月间，郑、骆二人就先后出战四次，并且连战连捷；“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在将领周国柱督率汉土官兵罗人豪，……郑葵、骆麟等于十二、十四、十七、八等日，遇贼于分水寨、白土岗、黄鱼江，金子、沙江二囤交枪大战，前后擒斩阿老等二百一十七名颗，生擒苗头柳天富，俘获三名口。”“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月，漆太然、冉御龙、骆麟等兵遇贼葫芦囤、长滩、等处，斩级一十六颗……收降播民胡顺等男妇三十名口。” [29] 尤其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进攻海龙囤的战斗中，郑、骆二人也率军参与，“五月十一日，南川路汉土精兵以一万绕贼屯后，十五日，高折枝亲统迎敌，石柱兵首先冲锋，酉兵、陕兵、毛兵、土兵继之。” [30] 经过长达114天的血战，杨应龙的老巢终于被攻破。
5. 通过抉择，达到预定目的
(一) 协助平叛，因功获赏
播州杨氏土司被剿灭，这对明王朝经营西南地区是一次很大的鼓舞，正如《平播全书·叙》中所说：“正统间，麓川之役，用兵五十万，三往十阅年，而思禄犹居孟养。嘉靖初，思田之役，始剿终抚。” [30] 然而平播之役，明廷“出师才百十四日，辟两郡二千里封疆，奏两百余年所未得志于西南盛事。” [31] 播州之役，极大的鼓舞了明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信心，暂时震慑了像水西这种势力强大而又不安分的土司，对于这场战役中的有功人员，朝廷自然有所奖赏，如主要将领李化龙获升兵部尚书加少保，郭子章获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作为在平播战役中出力最勤的土司之一，真州土官也得到了朝廷的赏赐，李化龙在《叙功疏》中写道：“各省土官，四川永宁宣抚司女土官奢世续，石柱宣慰司马千乘，酉阳宣慰司冉御龙，真州长官司郑葵、骆麟……余庆土官毛守爵，以上六十一员，共图报效，各率戎行，自奋前驱之勇；畏威怀德，谁干后志之诛。俱应赏赍，以劝土司。” [32] 正是郑、骆二人勇于效命，朝廷也分别授予真州郑、骆二人以奖赏，“播州诸司均奉我正朔，渠魁既僇，中有率先归附正者，即宜分别录叙。” [33]
(二) 得以存其宗祀
播州杨氏土司败灭，在贵州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贵州历史上继明永乐十一年(1413)平定“二田战乱”之后的又一件大事。播州平定后，对于明王朝经营西南的大局和当时播州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讲，改流的条件已经成熟，例如杨氏覆灭，“五司七姓”也在战争中损失严重，地方势力无法再与中央王朝相抗衡。李化龙分析认为：“朝廷合三省之力，费数百万金钱。岂独为五司复仇计哉……用夏变夷，千载一时。” [34] 分析了剿灭播州土司，不是专门替“五司七姓”报仇，而是为了地方安宁，并强调应乘“千载一时”之机实行改流。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廷将播州析为平越、遵义二府，平越府隶属贵州，遵义府隶属四川，并废除杨氏所辖八土司。
那么对于真州这种“反正”土司作何处置呢。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疏》中讲到：“真州附播多年，綦江之破，助兵三百，著在耳目。” [35] 要求朝廷治“真州附播之罪”。随后李化龙又在奏疏中讲到：“其各司长官，原系印信相传，为曾附逆，或首先投顺者，尽量授何项土职，以存其宗祀。” [36] 并最终按照“罚宜从轻，赏宜从重”的原则，认为“真州当进兵之初率先归附，正、副长官各以千人从军。” [23] 为平定杨应龙作出了贡献，明王朝也为了体现“其土官俱改文衔，既不失朝廷兴灭继绝之意，又不酿异日以强凌弱之祸。” [36] 分别授予郑、骆二人土同知、土判官之职。从明廷对真州改流的措施来看，属于改土归流类型中较为和平的一种，即改武职为文职，以示取消兵权而已，而郑、骆二人仍然执掌真州事务。
(三) 得以“保境安民”
曾经作为播州土司属地的真州长官司，每遇播州杨氏土司朝贡、征伐等活动，真州长官司则积极的履行义务，但还是改变不了受杨氏土司及其爪牙任意欺凌的命运。叛乱初期，真州郑、骆二人只能被迫投顺播州杨氏，到最后又积极与平播大军合作。从平播后的情况来看，郑、骆二人达到了目的。主要是二人使辖区内大多群众的生命得以保全，播州宣慰司以及其他的长官司辖地则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杨应龙的屠杀以及后来平播大军与杨氏的混战，造成“播地旧民，自逆酋倡乱，大兵征讨之余，仅存十之一二” [37] 的景象。
表1是平播战后播州下辖各州县丁口统计，其中丁口最盛惟有真州，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五司七姓”共同联盟奏讦杨应龙之时，真州没有牵涉其中，再加之归顺平播大军较早。所以在杨应龙追杀“五司七姓”以及后来平播大军进剿时，真州长官司属地与其他各长官司相比，损失相对较小。
Table 1. After the the Ping Bo battle of a state four counties Able-bodied man statistics
表1. 平播后播州一州四县丁口统计
6. 结论
综观真州长官司无论是响应杨氏“从逆”，还是后来积极“归顺”，并寻求与平播大军合作，以洗清“附逆”之罪的行为。这其实都是真州长官司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其最终目的还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作为出发点。真州长官司在“顺、逆”这一角色之间切换的背后，也反映出土司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叛服无常，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是地方不安定的政治因素之一。
但是真州长官司选择与平播大军合作的过程中，最大限度的保全了属地内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平播之后又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接受朝廷改流，真州长官司的这些行为，也还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NOTES
1相关论文，参见冉诗泽《万历‘播州之役’爆发原因再探——以“五司七姓”为中心进行考察》[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武沐，冉诗泽《明代播州草塘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颜丙震《杨应龙议处纷争与明代土司治理的缺失》[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等等。
2“珍州”这一名称在宋代出现同名异地的情况，分别是湖广珍州与四川珍州，两地各为羁縻州。宋代湖广地区珍州的实际统治者是田氏；四川䕫州路珍州(即真州长官司)的实际统治者是郑氏、骆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