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起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作为个体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微观系统，在个体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Biggs & Hacker, 2021)。作为家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直接参与孩子的成长，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直接而持久的影响(Orlanda et al., 2020)。
国内外已有诸多研究证明，父母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发展等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蔡雪斌等，2022)。然而，关于父母对子女的影响相关研究更多地聚焦于父母对子女的教养层面，而相对忽略了父母自身所具备的人格特质的作用。
自尊是指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自我价值的情感体验和评价，一般而言，高自尊的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价更积极，社会关系满意度也更高。大量的研究证明，高自尊具有重要的心理功能，它与更佳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更高的学业和工作成就、心理幸福感等息息相关(Marshall et al., 2014)。实际上，对于大多数育有子女的成年人来讲，由于身兼“独立个体”和“他人父母”双重身份，其自尊水平不仅会作用于个体本身，还会对其子女产生关键影响。教育界经常强调父母要“爱孩子”，父母总想着如何做个“好父母”，但其实在成为一名好父母之前，父母自身作为成人的自尊水平也很重要，也会持久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俗话说“言传身教”，父母的高自尊也会影响和感染子女，高自尊的父母与孩子的互动更为积极，关系满意度更高(Ghaziri & Darwiche, 2018)，他们更有可能与孩子形成良性沟通，关心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同时给他们提供独立决策的自由，从众多方面对青少年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积极影响。
2. 父母自尊水平对青少年的影响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在家庭中，青少年会视父母为榜样，并模仿其很多言行和态度。父母的自尊水平作为其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社会行为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2.1. 心理健康层面的影响
2.1.1. 情绪与主观幸福感
田玮宜等(2022)的研究显示，父母自尊水平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通过与父母进行持续、温暖、支持性的互动，孩子会发展出良好的内在工作模式，形成一种“自我是重要的且值得被爱”的观点，这会促进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Badri et al., 2016)。
另外，父母的高自尊水平也会带来青少年的积极情绪。自尊反映个体对其在某一特定组织中自我价值和重要性的认知，积极情绪反映个体愉悦、开心的情感状态。根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个体的认知单元会对情感单元产生影响(Lavy & Littman-Ovadia, 2017)，作为自我认知，自尊水平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积极情绪这一情感状态。高自尊的父母往往对自己持有更积极的自我评价和更高的自我满意度。而自尊水平越高，父母对其自我价值的感知越强，其在精神和心理上越能得到满足，感受到更多愉悦体验，进而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积极情绪。青少年受到父母积极情绪的感染，进而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情绪状态。
另一方面，父母自尊水平与子女的焦虑、烦躁、猜疑甚至抑郁等负面情绪负相关。低自尊的父母通过质疑、非鼓励的家庭教育甚至虐待造成子女的童年创伤，根据胡义秋等(2020)的研究，童年期创伤对于个体成年期出现的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于增艳等(2017)的研究，有童年期创伤经历的个体，发生抑郁的概率是没有经历童年创伤个体的2.84倍。
另外，低自尊的父母不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和子女的良好互动，倾向于拒绝子女的陪伴请求，这种父母拒绝会显著降低青少年的自尊水平，是其抑郁的危险因素。
2.1.2. 自尊和自我效能感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由一组互相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所有子系统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有研究者提出用“溢出效应”来理解家庭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溢出效应是指个体的情绪体验会溢出，影响到自我与他人的情绪体验(White, 1999)。自尊代表个体通过意义感和价值感获得的体验，高自尊的父母往往有更高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体验，进而影响家庭成员，带动青少年提高自尊水平(柳之啸,吴任钢，2018)。同时，高自尊的父母往往对自身拥有较为积极的自我认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也不认为自己比他人低下，而是能够接受并客观评价自己和他人的优点和缺点，而这种积极的自我认知也意味着对他人的积极认知(Ghaziri & Darwiche, 2018)。因此，高自尊的父母在与青少年互动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行为与更少的不当行为，能够促进青少年积极自我认知的提升，进而提升其自尊水平。
同样地，高自尊的父母接受自己的弱点并不会阻止他们努力与改进，他们通常相信自己有能力变得更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强大的自我效能感和面对困境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会被青少年观察并学习。进一步地，青少年会将其同化为自己的一种特质。因此，父母的自尊水平会正向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Barrett et al., 2016)。
2.2. 行为层面的影响
2.2.1. 虐待与欺凌行为
父母的自尊水平与对孩子的身体虐待之间存在正相关。国外研究显示，较低水平的父母自尊与较高水平的潜在虐待正相关。低自尊的个体对批评更敏感(Brown, 2010)，他们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威胁，经历的负面影响也更频繁、更强烈(MacDonald & Leary, 2011)。这增加了父母对子女实施暴力行为的风险。低自尊的父母消化与抵御外界威胁的能力较差，当其感到威胁或被消极情绪所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他们又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来自我调节时才会使用暴力(Garofalo et al., 2016)。事实上，家庭暴力和身体虐待通常是父母最后的手段，在此之前，低自尊的父母还可能通过实施言语虐待、父母忽视等对青少年造成伤害。
在家庭关系的背景下，孩子大部分时间都需要和父母相处，并承受父母行为带来的影响(Koepke & Denissen, 2012)。然而，对于自尊心较低的父母来说，以恰当的方式处理与子女的相处相对较为困难，导致他们在受到外界威胁时可能通过暴力或忽视的虐待形式处理与子女的关系。
更进一步，部分被父母长期身体虐待的青少年习得通过暴力手段发泄情绪、达成诉求的行为模式，进行产生校园欺凌行为，或是习惯于成为被欺凌对象，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2.2.2. 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在高自尊的个体身上更容易出现，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评价更为积极，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一些有益的改变，当他们感知到自己的行为将对他人或者是社会有益时，他们就会更多地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比如合作、助人等。同时，胥兴春等(2021)的有关研究提到，自尊作为青少年行为发展中的重要的人格因素，对亲社会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自尊心强的父母往往有更多的朋友和社会支持，他们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更满意，能够在社交行为、社交心态、关系网等方面给予子女支持，子女从而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能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健康的社会关系网，并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3. 父母自尊对青少年产生影响的机制
父母的自尊水平对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等方面都会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关于父母的自尊水平究竟是如何对青少年产生影响，学界有着众多的假设，而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又会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父母自尊对青少年产生影响的机制。
3.1. 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教养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子女的情感表现等构成的一种稳定的行为风格。父母不良教养方式是造成子女心理障碍的危险因素之一。在传统研究中，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可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三种。其中，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常与更积极的情感表达与亲子互动相联系。权威型的教养行为有利于儿童的独立性及目的性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同专制型和放纵型的父母相比，权威型父母培养儿童自信、和善的品性，使其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Ghaziri和Darwiche (2018)的研究分析了自尊和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父母的高自尊与权威型的教养方式相关，高自尊的父母似乎拥有更强的反应能力和更佳的行为控制，而这正是权威型教养的特征。
这种父母自尊和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联系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这种联系可能与父母的成长环境有关。权威型家庭更有可能培养出高自尊的孩子(Raboteg-Saric & Sakic, 2014)，当这些高自尊的孩子结婚生子、为人父母之后，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孩子重复权威型教养的行为。另一种基于个体特征的解释是，自尊水平高的父母对自己的养育技能更有信心，这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灵活和温暖地对待孩子，积极参与亲子互动，制定规则并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性，采取权威型的养育态度。
3.2. 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的影响
个体的自尊水平与其对人际关系的感知和行为息息相关。高自尊的人在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以及他们实现目标的能力、与人互动的能力等方面更为乐观(MacDonald & Leary, 2011)，而这一特征进一步会影响他们对他人的看法以及他人对他们的接受程度。在家庭背景下，这可能会有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双重影响。
就亲子关系而言，父母对与孩子积极互动的能力感到更乐观，可能会鼓励父母作为照顾者参与进来，增强亲子互动，发展与孩子的关系。此外，这种乐观可能会降低个体对于父母角色的焦虑，有助于他们采取适当的教育行为，而不是面对孩子感到不知所措。在夫妻关系中，对自己和伴侣有更积极的看法、更乐观的态度可能会增强个体对这段关系的承诺，也可能会激励夫妻的一方或双方直面矛盾、解决分歧。此外，在父母共同抚养关系中，如果父母对彼此有更积极的看法，可能会增强他们对彼此的信任，感到更多的支持，从而形成合作，共同养育和照顾孩子。
Lindsey等(2005)在一项家庭研究中评估了60对夫妻的共同抚养行为。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者评估了每个父母的自尊水平与其自身的支持性或侵入性父母行为之间存在的联系。当父亲或母亲有高自尊时，夫妻双方表现出更多的支持性行为(如在游戏中接受另一位父母的引导)和更积极的共同育儿互动，夫妻双方在育儿方面的负面交流也较少；反之，当父母自尊水平较低时，他们表现出更多的侵入性行为(如试图把孩子的注意力从另一个父母身上引开)和更负面的共同育儿互动。此外，如果期望并相信从伴侣和孩子那里可以得到更多的爱和接受，个体可能会增进对有利于亲密关系的行为的使用，比如自我表露。自我表露等行为促进亲密关系，但低自尊的人往往回避使用，因为这些行为也可能导致拒绝(Murray et al., 2008)。因此，由于家庭环境高度相互依赖，且会受到溢出效应的影响(Holland & McElwain, 2013)，父母的自尊会通过影响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来影响家庭关系，进而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影响。
3.3. 依恋类型
如上所述，低自尊的父母表现出更多的侵入性育儿与竞争性育儿行为，而这会破坏父母–孩子的依恋关系(Brown et al., 2010)。高自尊的父母有自信自己能够采取有助于孩子成长的育儿策略并预测积极的育儿结果，他们常选择支持性育儿策略，尊重孩子的发展，并在儿童需要的时候及时给予支持和肯定，有助于儿童安全依恋风格的形成。而低自尊的父母没有信心自己可以成功地养育孩子，在对待孩子的关系上采取防御姿态，常常对孩子的需求予以拒绝或忽视，容易导致儿童不安全依恋风格的形成。另外，高自尊的父母认可另一位父母的能力、尊重他们的贡献和意见、支持他们的决定，采取合作的育儿策略，而父母之间的支持和和谐可能会是父母–孩子依恋关系中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目睹父母之间的支持行为可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安全感(Davies & Cummings, 1994)，观察父母之间相互支持的互动可能有助于将父母提升为孩子心中值得信赖的人物，在困难时期可以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反之，父母间的不和会导致孩子无助感和自责感的产生，影响孩子的安全依恋系统。
进一步地，孩子幼年时期形成的安全依恋在亲少年时期又会反作用于亲子关系，促成良好的亲子互动，这有助于青少年对个人发展和人际交往产生信任和希望(王艳辉等，2017)。
3.4. 心理和行为控制
行为控制水平是指对孩子的限制，过度的行为控制意味着干扰孩子的自主发展。心理控制是一种父母为了控制子女而对子女施加情感上的压力，从而使其产生内疚感等情感，子女为了消除这种内疚感则会自愿地去满足父母的期望和要求，更加依赖父母的教育方式，心理控制的使用往往伴随着操纵孩子的情感体验。Laukkanen等(2014)关于青少年的研究表明，父亲的高自尊似乎与适当的行为控制水平有关。研究也使用问卷评估了父母的心理控制，结果表明，高自尊的父母不太倾向于使用心理控制。即，父母自尊心较低与过度行为控制的使用有关，父母的自尊水平与心理控制存在负相关(Laukkanen et al., 2014)。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Ryan & Deci, 2000)，个体对自我发展都存在内在需求，包括自主需求、关系需求和胜任需求。其中自主需求被看作个体最重要的心理需求。而父母心理和行为控制对自主需求的发展有着不良的影响，过度控制下的成长环境会弱化儿童与青少年的自主状态，不得不按照父母的意愿做出行动。Deci认为在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中，青少年会将自身的行为准则和父母控制的方式等同起来，内心的冲突加剧，甚至逐渐失去自我。
父母心理控制不利于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Kuppens et al., 2013)。根据父母控制和青少年发展的关系研究，过度的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的许多非适应性行为有关，例如负罪感、退缩行为以及外化的行为问题等。青少年的父母心理控制与其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随着父母心理控制水平的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差。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抑郁和焦虑水平之间也存在负相关。
4. 总结与研究展望
父母与子女的相处会影响子女的身心发展，父母本身的特质水平也会对孩子的行为发展和心理健康产生直接而持久的影响。本文综述了父母自尊水平对青少年心理和生理健康层面的影响，并阐明了关于这种影响的产生机制的几种理论假设。
父母的高自尊会带给青少年更积极的情绪体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高水平的自尊与自我效能感；反之，父母的低自尊与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等相关，也可能导致青少年的低自尊和更低的自我效能感。低自尊的父母更可能言语与身体虐待子女，这带来青少年的校园欺凌等外化行为问题。另外，父母的自尊水平也会在社会支持、社会化和亲社会行为等方面给孩子带来影响。
关于父母的自尊水平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有几种可能的理论解释，这些机制可能并非独立，而是综合解释父母自尊对青少年的影响。高自尊的父母往往采取更为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教养自己的子女，民主权威地参与孩子的成长。另外，高自尊的父母往往拥有更高质量的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这使得他们与孩子彼此尊重、信任，夫妻也能采取合作的方式共同教导子女。高自尊的父母相信自己可能成功地育儿，常选择支持性育儿策略，尊重孩子的发展，并在其需要的时候及时给予支持和肯定，有助于青少年年少时期安全依恋风格的形成。低自尊的父母更可能对子女施加过度的心理和行为控制，这不利于青少年自主能力的发展，抑制其自主需求，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与非适应性行为。
本文综述了父母自尊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但该领域仍有一些之后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方向。
首先，大多数关于父母自尊的研究没有区分父母性别，将父亲和母亲看作一个“家庭单位”的整体。然而，父亲和母亲对于养育孩子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存在着一些大众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与社会结构有关，尽管社会在变化(Goldscheider et al., 2015)，母亲仍然倾向于作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Yavorsky et al., 2015)，这种父母之间的不平衡可能会影响父母的共同养育关系，进一步造成不同性别父母的自尊水平对青少年影响的差异。例如，父亲的自尊水平可能对于传统的“女主内”家庭育儿更有帮助，因为更高的自尊会让他们对自己作为父亲的能力更有信心，从而在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中更投入和提供更多支持。另一方面，母亲的高自尊也可能会让她们对丈夫产生更积极的看法，从而给他更多的空间和机会探索他作为父亲的共同养育角色。未来的研究除了应加强父母高自尊与积极的亲子关系之间的实证支持，还应该区分不同性别父母的自尊水平对孩子的不同影响，并考虑潜在的性别差异对孩子、配偶、共同养育等方面造成的综合影响与交互关系。
其次，现有的关于父母自尊对亲子关系、青少年发展等研究多是聚焦于某一成长阶段的横向研究，纵向研究较少。可随着儿童发展阶段的变化(例如幼儿和青少年时期)，父母自尊对孩子的影响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孩童时期受到负面影响的孩子能够在青少年时期发展出积极的自我认知或得到其他的社会支持，父母低自尊的有害后果就可能会得到缓冲。总之，父母自尊对孩子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的实验，因此，未来此领域的研究应该聚焦于对不同发展阶段孩子的研究以及追踪并比较几个发展阶段的纵向研究。
更进一步，成人的自尊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会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夫妻之间的自尊水平可能是相互影响的，此外，青少年后天在社会中发展的自尊水平对家长自尊水平甚至也可能产生反作用影响。因此，之后的研究要将全部家庭成员都视作“家庭”这一生态系统的动态组成部分，考察亲子、夫妻自尊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