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金山》是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于2009年连载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小说以“一个在贫穷和无奈的坚硬生存状态中抵力钻出一条活路的方姓家族”( [1], p.5)为前景，深度还原了早期华工漂泊海外、艰难生存的血泪历史，成就了一部告慰“那些长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独灵魂”( [1], p.6)的诚意之作。由于题材选取与作家身份背景的特殊性，目前学界对该作的讨论多围绕“家族小说”、“历史叙事”、“身份认同”与“新移民文学”等关键词展开。虽然作家匠心独运，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真实可感、细腻动人的女性形象，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丰硕。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金山》的意义之一即在于除书写金山客的漂泊与艰辛之外，还关注到了其背后留守女人的无言付出、艰难守望。由此，对《金山》中的留守女人形象进行分析，不仅拓宽了该作的研究空间，且有利于深化对其艺术贡献的认识。
正如张翎在接受访问时所言，“金山漂流的故事是一种震撼，留守碉楼的故事是另一种震撼” [2]。在“金山”之外，“碉楼”构成了解读《金山》的另一个重要窗口。碉楼作为侨乡的独特建筑，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情感容量。“这些集碉堡和住宅为一体的特殊建筑群，是清末民初出洋捞生活的男人们将一个一个铜板省出水来寄回家盖的。”( [1], p.2)一方面，这些高耸的碉楼是金山客在海外艰辛打拼，用以代替家族中的缺席男性，护卫家中妇孺周全的坚固城垒；另一方面，它也高悬男性话语下的道德规则，将女性禁锢在封闭传统的家庭角色之中，终其一生苦守阖家团圆的承诺。本文即对方家碉楼之下命途各异、各具代表的三代留守女人——麦氏、六指与区氏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以此管窥留守女人们独特的生存状态与无言挣扎，指出与同类作品相比，张翎《金山》的独特贡献即在于除了书写方得法们漂泊海外、勇闯金山的“创业史”之外，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射于那些如背景般存在的留守女人，赋予这一备受忽视的女性群体以动人情感、丰实血肉，使被遮蔽的女性心声重新浮出历史地表。
2. 麦氏：碉楼里的守卫者
“‘碉楼’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文化空间都被方家女性所充斥，形成了独立存在的‘女儿国’，但这是一个处于东方传统文化下的女性世界，因此即便男性缺席，女性还是遵循东方文化话语的规则来完成‘碉楼’内部空间的日常。” [3] 可见，在方家男性缺位的现实情境下，男权文化传统仍然以强势姿态施加于持守原乡的留守女性，形成对其行为操守的绝对规约。其间，传统秩序的维护与延续，依靠的是麦氏这一代行父权的“母系”家长。
麦氏生于晚清，是封建社会下的传统女性典型。其身处封建文化语境中，将操持家务、服从丈夫、抚育子女等内化为女性职责。在家道艰难之际，勉力持家；丈夫发达之后，则“用一根烟枪将他拴在家里”( [1], p.18)，甚至变卖田产、典当家私以供其享乐。作为寡母，麦氏深受男尊女卑、夫死从子等封建思想浸染，不惜发卖女儿以救治次子阿善。方得法婚姻的缔结，成为代际矛盾的触发点，也是阴性“母权”与男性权威的一次交锋。麦氏试图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阿法包办婚姻，并以生辰八字、绣功女红作为选择标准。在麦氏眼中，令方得法倾心的才情与智识，在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下显得无用而逾矩。这场争端最终以麦氏的妥协作为收束，而其转变源于，“麦氏一直以为自己掌控着儿子，现在才知道其实是儿子在掌控着一整个家”( [1], p.100)。质言之，麦氏对六指的接纳，并非出于对其贤淑能干、刚烈果敢的肯定，而是在寡母的弱势地位感应到儿子的疏离所带来的威胁，由于害怕失去依附与依傍，而对儿子或者说家族男性权威而做出的无奈让步。
如果说在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下，麦氏为封建男权文化所损害；那么在婆婆的位置上，其则摇身变为代行父权的“母系”家长，自觉维护着男性缺位下的道德秩序。六指进门之后，麦氏不满其识文断字，阻挠其与其他留守女人交往，更以履行孝道、操持家事为由，强行将六指留在身边，阻断了其与阿法的“金山约”。在封建文化语境中，女性贞操更是敏感话题，自戕以证清白几乎已成旧式女子遭受玷辱时的唯一出路。在此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六指自匪窝全身而退的经历，几乎成为麦氏眼中挥之不去的原罪。麦氏以维护家族声誉、保障人身安全为由，将六指长期禁足于家门之内，束缚其自由，禁锢其生命，亲手制造了又一留守女人的悲剧。
麦氏的人物形象有其深刻性，“她的可怜可敬、可恨可恶都有着具体丰富的行为表现” [4]。一方面，其为封建文化塑造为标准意义下的贤妻、良母，为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所捆绑；另一方面，她也自觉维护着男权话语下的日常秩序，以男权传统戕害了其他女性的生命。《金山》中对麦氏形象的独特塑造，既展示了“母系”家长权威的运作机制，也演绎了金山客背后留守女人生存状态的可能之一种。
3. 六指：碉楼中的被困者
张翎曾在访谈中表示，“在女人的故事里，历史只是时隐时现的背景。历史是陪衬女人的，女人却拒绝陪衬历史。女人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与历史无言的抗争” [5]。《金山》中对侨乡留守女性的聚焦，即在于将湮没于历史后台的女性命运搬演于台前。在小说浮雕般呈现的留守女人群像中，六指有其典型意义。对其人生轨迹、心路历程进行考察，足以管窥留守女人群体的悲哀与挣扎。
作为小说重点表现的女性人物，张翎赋予了六指独立、反叛、自尊、坚忍等异于同时代女子的宝贵品质。欧阳云安甚至称其为“妇解分子”( [1], p.77)。在普遍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六指逆世俗偏见而行，不仅习得写字、作画等本为男子所垄断的本领，还以此自立谋生。此后更逾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秩序，以“读书识字”为择偶标准，与方得法“自由恋爱”，拒绝“一夫多妻”的不公对待。在未脱愚昧、迷信的乡村文化语境中，“六指”被视作身体缺陷，带有某种不祥的暗示。对此，其挥刀断指，“以自残的方式来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 [6]，同时也是对封建文化观念不避极端的控诉。
在嫁入方家后，六指终其一生“等一张去金山的船票”( [1], p.118)，却两度放弃。第一次是代夫行孝，赡养婆母麦氏，第二次则是为夫分忧，忍痛将次子锦河送往金山。可以看到，在传统男权与阴性“母权”的双重压抑下，六指的女性意识与反抗精神逐渐消退，以夫为纲、孝亲爱子、家庭本位等传统观念则被不断地根植内化。麦氏病重之际，六指“剜肉救母”的举动有其悲剧意味。此为六指的第二次自戕，不同于此前的“断指”以抗争为本质，此次“剜肉”更多的是对封建传统的认同与妥协。
六指对儿女婚姻的态度有其讽刺性。锦绣曾打趣六指，“阿妈你自己是自由恋爱的，却不叫阿哥自由恋爱，你这是暴君呢”( [1], p.343)，以玩笑口吻道出了六指对下一代婚姻的强势与专断。六指介怀猫眼目不识丁，视其曾被拐卖妓院的经历为不洁，以八字相配、门当户对与读书识字为标准为锦河包办婚姻，造就了儿媳区氏的留守悲剧。可见其观念、做法与当年麦氏并无二致，都是自觉内化了封建“贞洁观”对女性的苛刻要求，并将“母系”家长的意志转嫁到对子女婚姻的控制之上。
“张翎小说艺术技巧上的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对女性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洞若观火，而且展示得细腻真切纤毫毕现。” [4] 六指是《金山》中最具复杂性、丰富性的女性人物，集中体现着张翎对留守女人悲剧性的认识与反思。在其由独立反叛的“妇解分子”转变为甘于禁锢的孝媳、贤妻、良母的过程中，强势男权对女性的压抑以及留守女人持守原乡的凄苦被呈现得淋漓尽致。
4. 区氏：碉楼下的疯女人
在《金山》塑造的留守女人群像中，区氏有其特殊性。家族历史向来以男性为书写中心，女性作为“他者”通常居于边缘位置。区氏这样不为丈夫青睐、家族认可的女性，更是处于双重边缘的尴尬处境。与之对应的是，小说中几乎没有对区氏心理状态、情感活动的正面刻画，其始终以沉默的“被看者”姿态出现。越是沉寂之处，越是充斥着被遮蔽的心声。对区氏看似单薄模糊、乏善可陈的一生进行开掘，可以更好地窥见留守女人命运的悲剧性。
区燕云是惠阳人，自勉村中一区姓人家的远亲。其与丈夫锦河毫无感情基础，其婚配仅以八字相合、门当户对等为考虑因素。虽然同为留守女人，区氏的悲剧比婆母六指更为彻底。锦河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后，便匆忙返回金山，六指则嫌恶其木讷愚笨，以冷眼待之。对区氏而言，留守生活不仅孤寂而凝滞，连盼望阖家团圆、过有尊严的生活也失去其合法性。小说中，区氏总是以粗重、笨拙、混沌的形象出现。怀孕时“蓬头垢面，眼角堆满了眵目糊，……一双脚肿得如同两团发面，潦草地塞在布鞋里”( [1], p.343)。坐在楼梯上打盹，“脸埋在膝盖上，鼻孔里发出一串闷屁一样的鼾声”( [1], p.361)。区氏的可憎面目固然与其木讷天性不无关系，但更见孤寂、压抑、漫长的留守生活对女性精神的摧残。
当时代洪流涌入碉楼这一封闭空间，政治话语取代男权话语成为支配性力量。高昂的革命情绪，使区氏敏锐地察觉到了原有秩序的颠覆。方家上下发现，“这些日子家里那个老实木讷的二嫂区燕云开始变了，话多了起来，对各样的事情都有了自己的看法”( [1], p.423)。其不但以阶级话语对抗六指的家长权威，更领导村民闯入碉楼，强行分割家族财产。这场斗争最终以方家四口人的死亡收尾，区氏也在这场暴动中精神失常，成为“碉楼下的疯女人”。区氏与区大头的私情，直指留守妇女被压抑的欲望，这一侨乡社会的敏感议题。其对方家的背叛，是随着时代潮流见风使舵，更是受长期压抑而生发出的仇恨心理驱使，对男权传统的极端报复。
区氏的人物形象极具张力性。在双重边缘的尴尬处境中，其经受着长期的情感压抑与尊严缺失，是困守碉楼的被遮蔽、被损害者。之后，其以飞蛾扑火的姿态投身政治运动，摧毁了禁锢自身生命的枷锁，也丧失了应有的情感与理智。从某种意义上看，区氏的结局暗和着“阁楼上的疯女人”的隐喻，表现出作家张翎对于人性的深刻把握与洞察。
5. 留守女人形象的书写意义
张翎曾在《金山》自序中细致追溯成书始末。1986年秋，张翎赴加拿大留学，在卡尔加里城外赏秋时意外发现的先侨墓碑，点燃了其作为小说家的灵感引线，使其萌生出对早期华工历史与命运的关注。2003年夏，张翎受邀到广东开平采风，尘封碉楼中偶然发现的褪色夹袄、玻璃丝袜，使其看到了金山客背后的留守女人这一特殊群体，并深受触动。“裹在这件年代久远的绣花夹袄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呢？这些被金山伯留在故乡的女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隔洋守候中，她们心里，有过什么样的期盼和哀怨呢？”( [1], p.3)诸多疑问在张翎心头挥之不去，促使其将构想多年的故事付诸笔端。
张翎的自述，将其对侨乡留守女人的“发现”归于某种机缘巧合。但对张翎的整体创作进行考察，会发现“偶然性”的背后自有其“必然性”。在张翎的创作谱系中，女性一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女性命运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在处女作《望月》(1998年)中，张翎即以现代移民女性孙望月为主角，表现了对移民女性情感经历、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中篇《阿喜上学》(2010年)与《睡吧，芙洛，睡吧》(2011年)揭示了早期移民女性的艰难处境，及其不屈从于命运的顽强生命力。长篇小说《阵痛》(2014年)聚焦“分娩”这一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女性的受难与家国之痛寓意同构。长篇小说《劳燕》(2017年)关注战争带给女性的颠沛与创伤，揭开了战争历史中的“性别隐痛” [7]。长篇新作《廊桥夜话》(2021年)则讲述了穷乡僻壤中一家三代女性被“骗婚”的经历，表现了女性与命运抗争的困境。虽然张翎在写作题材上不断跨越时空、寻求创新，但对于女性命运的书写是其不变的注脚。正是这种对女性、对女性命运的自觉关注，使其在笔涉“金山史”时，不可能不“发现”那些与金山客们密切相连的、被遮蔽的、被损害的留守女人群体。
“从中国移民史的角度来看，传统侨乡女性的失语程度远甚于男性。男性的海外谋生担负着家族的生计与荣耀，即使在海外失语，在侨乡宗亲社会则有上族谱、地方志的资格，而女性作为‘番客婶’、‘金山伯的女人’只留下模糊的群体影像。” [8]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中，侨乡女性往往因“他者”身份而退居边缘。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金山客们漂洋过海、顽强打拼的“创业史”为作家提供了天然的、可供发挥的写作素材，留守女人的经历则因其日常性、封闭性与凝滞性而显得乏善可陈。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扶桑》也曾笔涉侨乡女性，小说女主人公扶桑在被拐出洋前即是侨乡中的留守女人。但在该作品中，扶桑的留守生活仅作为背景资料被投以匆匆一瞥。其中虽然也涉及到“公鸡拜堂”这一侨乡陋俗，但这一情节设计更像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期待视野”而安排的“东方展览”，而非出于对金山妇悲惨命运的同情与关怀。
《金山》中却是另一种情形。张翎匠心独运，采用了空间并置、双线并行的叙事策略。其笔触在“金山”与“碉楼”两处游走，以移民男性的海外闯荡、留守女人的碉楼日常为两条相互交织、共同发展的主线。由此，金山历史与碉楼故事被给予同等关注，得到了平分秋色的呈现。可以说，张翎《金山》真正让人们“看见”了留守女人这一特殊群体。其记述了安和乡自勉村中众多留守女性的生存状态，肯定了她们持守于原乡，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看顾门户的艰辛与付出，更深入到留守女人的情感世界中，发现了她们身上独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还原了一幅真实可感、细腻动人的留守女人群像：其中，既有麦氏这样的守卫者，自觉充当着代行父权的“母系”家长，维护着男性缺席情境下的女性秩序；也有六指这样的被困者，在男权话语的规约下，由反叛的“妇解分子”缴械成为自囿于孝媳、贤妻、良母身份中的传统女性；还有区氏这样的“疯妇”，在长期情感的压抑与尊严的失落中，走向理性的丧失与人性的异化。总之，通过对众多留守女性故事的书写，《金山》不仅塑造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令人见之难忘的女性形象，更是重新赋予了留守女人这一备受忽视的特殊群体以动人情感、丰实血肉，使得那些深埋于男性神话下的女性心声得以浮出历史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