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美国当代本土裔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 1954-)的小说多以北达科他州为背景，并融合了印第安文化，探讨了在当下语境中美国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身份建构以及伦理关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族裔特性。《拉罗斯》(LaRose, 2016)作为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以“修复式正义”为主题，主要讲述了第五代拉罗斯遵循古老的印第安习俗来修复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和创伤，而非采用白人世界中通行的法律等外在规约，从而妥善地应对了因朗德罗误杀好友彼得之子所带来的伦理问题，避免了进一步的伦理冲突和困境。同时，小说也以打破时间线的拼贴手法插叙了拉罗斯这一家族五代人的成长历程，通过表现五代拉罗斯具有神性和超自然力量，能自由穿梭于现实、梦境和死亡等域外空间同印第安祖先和死者对话交往，暗示了集体记忆和文化传统对于印第安人文化身份建构和现实生活状况的持续影响，深化了小说的历史视野和现实关照。
后现代伦理学是对主张同一性、消除差异、使“他者”不合法化的西方现代伦理学的反驳，主张自我应“承认差异，尊重包含自然在内的他者，提倡多元主义和包容性” [1]。与强调个人的现代主义伦理学不同，后现代伦理学聚焦于包含了自我和他者在内的交互主体，恰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它重新将他者作为邻居、手、脑的亲密之物接纳回道德自我坚硬的中心，从计算出的利益废墟上返回到它被逐出之地……在道德自我形成自身的过程中，它将他者作为至关重要的人物进行重新铸造” [2]。后现代伦理的叙事手法是后现代伦理学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映射，“采用多角度观察、多叙述者、多声音的叙述、多样杂糅的结构、多元变化的表现技巧” [3]，再现了后现代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去中心化的叙事手法是对注重整一性的元话语和元叙事策略的消解，与强调由差异构建意义的互文叙事、复调叙事和狂欢化叙事相得益彰。
为描绘纷繁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状况，厄德里克在《拉罗斯》中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采用平行结构、复调叙事和狂欢化叙事的后现代伦理叙事手法实现了文本中人物、情节和结构的回环交织，从而增强了文本的延展性和厚重感，更好地适应了后现代读者的审美需求。在小说中，厄德里克展现了其后现代伦理思想，希冀重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重塑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通过肩负起对他者的绝对责任构建一个超越民族和文化的伦理共同体。
2. 时空跨越：多重并置的平行结构
“叙述中的平行结构指在论证某个观点或论题时，将其分解成具有一定联系的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它们之间无从属关系，无修饰和被修饰或限制和被限制的关系，地位平等，平行展开，故称平行结构” [4]。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众多瞬间放在一个横剖面上的共时性策略有助于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因为“在每一个现象上，他能感知存在着深刻的双重性和多重含义” [4]。这种将时间进行压缩重组的方式是对线性叙事方式的颠覆，强调以符号系统的共时性来取代历时性的推演模式，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5]。多个平行结构的并置是对单一线索文本的超越，能更好地体现文本间的关联和对话，可调动文本叙事空间内部的活力，展现互文叙事的优越性。在《拉罗斯》中，厄德里克通过打破线性的时间叙事和跨越空间的方式塑造了多个按历史进程划分的平行结构，以拼贴的方式详略得当地描绘了五代拉罗斯的成长历程及背后的种族历史，构成了看似松散却具有内在联系的互文叙事。
第一个平行结构为拉罗斯在玩伴达斯提被父亲朗德罗开枪误杀后，被父母送到达斯提家中成为“别人的儿子”。起初拉罗斯对此做法感到不满，但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决定留在达斯提家中以抚慰痛失爱子的彼得一家，并以自己的行动逐步修复了两家之间的裂痕，阻止了激烈的伦理冲突。厄德里克赋予了拉罗斯这一名字以伦理意义，“这名字蕴含着纯洁而强大的力量，常用来命名家族中的治疗师” [6]。通过遵循古老的印第安仪式“汗屋祷告”，朗德罗和妻子艾玛琳得以召唤祖先亡灵、听取他们的启示，在祖先的感召下，朗德罗夫妇选择将最小的孩子拉罗斯送到彼得家中来缓和两家的紧张关系，而这也正体现了印第安文化中的伦理观念，“在传统美国本土印第安文化中正义使行为双方在部落的集体语境中恢复个体的内心平衡，施害者通过良心自省，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并与受害者及其家庭取得和解” [7]。
为修复两个家庭之间以及家庭内部的创伤，拉罗斯努力融入彼得一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如努力学习跆拳道来为被一群男孩欺负的玛吉“复仇”，将家中所有具备伤害性的刀和枪都收走以阻止母亲诺拉自杀，独自前往达斯提被杀害的树林中与达斯提的灵魂对话，在家中与达斯提的灵魂玩游戏，让诺拉意识到了生死可以相通、达斯提从未离开，“形态未知的亡魂与已知的生者深度融合。不同的世界交汇，不同的维度崩溃。两个男孩在游戏” [6]。自此，诺拉逐渐放下了对达斯提之死的执念，对拉罗斯同达斯提的对接深感欣慰，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也消退了对朗德罗一家的敌意。列维纳斯反对仅将他者视为自我的补充，主张他者“是一种指向性术语，是第一意义” [8]，他者通过裸露“面相”来传达戒律和命令。列维纳斯在此处所指的“面相”是一种言说行为(the saying)，他者正是通过这种言说行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从而使主体响应他者的召唤，承担起对他者的绝对责任。拉罗斯承担起对他者之死绝对责任的行为恰是后现代伦理思想的体现，是古老印第安修复式正义在新的语境下的更新和延伸。
在第五代拉罗斯的叙事线索之外，厄德里克在小说中还穿插了前四代拉罗斯的故事，实现了多个平行结构的并置，尤以第一代拉罗斯摆脱白人殖民者麦金农的控制、同沃尔夫雷德结合以构建家族谱系为主。第一代拉罗斯又名花儿，故事开始于1839年，即美国国会颁布《印第安迁移法案》的9年之后。长久以来在官方宏大的主流叙事下掩盖了印第安人被剥夺土地甚至濒临种族灭绝的严峻事实，“该法案使联邦政府侵占密西西比东部印第安人的土地的行为合法化，迫使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被流放到跨越密西西比的西部” [9]。彼时十一岁的花儿被母亲卖给白人麦金农，其后被性侵的花儿同书记员沃尔弗雷德设计出逃寻求自由，虽然二人给麦金农的酒里下毒令其变成一个紫色脑袋的怪物，但魔幻的是麦金农“死而不僵”，他的脑袋一直追随着花儿和沃尔弗雷德，直到花儿最后一次看到他的脑袋之后去世。花儿的故事不仅是个体层面的悲剧，也象征了彼时整个印第安族裔被白人追捕、一步步丧失土地的种族创伤记忆，具有隐喻色彩。
花儿去世之后，她的遗体突然“不翼而飞”，家人们被告知花儿已经下葬了，但家人们对此结果深怀疑虑，沃尔夫雷德一直坚持给医生写信要求归还花儿的遗体。实际上，她的身体被白人医生掠夺用作科研和展览，“拉罗斯的遗骸作为肺结核患者的样本供好奇者参观” [6]。花儿遗体所遭遇的非人化对待并非个例，而是当时白人蔑视印第安人种族及其信仰的一个缩影，在当时的时代屡见不鲜，恰如印第安学者德文·米赫苏亚(Devon Mihesuah)所言，“当今的美国印第安人必须要应对的问题之一，就是祖先的遗骸和部落圣物被从埋葬地挖掘出来用于科学研究和博物馆展览，或者被盗墓者窃取拿到黑市上贩卖以及拍卖会上拍卖” [10]。花儿的故事表明，在19世纪白人的残暴统治下，印第安人始终是被压抑的、丧失了主体性的边缘化群体，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无法拥有对自己的自主权。此后的第二代拉罗斯对花儿遗体的去向一直心存疑虑，努力想要找回母亲的遗体，并承担起了写信寻找母亲遗体的使命，并将这件事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也就是后来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拉罗斯。
在着墨较多的第五代拉罗斯的故事中，厄德里克在其中拼贴了前四代拉罗斯的故事，通过平行结构的并置使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呈现于同一平面上，从而搅动了原本静态的直陈叙事，营造了一个动态立体、遥相呼应的跨时空互文叙事模式，有力地呈现了在时空的推演中印第安种族记忆的历史沿革性和印第安人生存境遇的动态变化，有助于读者在当下的语境中对印第安种族的诉求和关切形成更为完整的、历史的思考。
3. 思想对话：去中心化的复调叙事
传统小说家常使用“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叙述，或使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口吻来叙述，但这种突出作者权威性的叙事往往会加大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现代主义小说家将意识流的技法引入小说叙事中，像福克纳、伍尔夫等人在作品中便采用了多重角度进行叙事，从而使读者能从不同视角来欣赏和体悟小说，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在后现代作品中，这一叙事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巴赫金通过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提出了复调小说这一概念，认为在复调小说中，“不是众多的性格和命运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按照作者的统一意识一一展开，而恰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及其各自的世界结合为某种事件的统一体，但又不互为融合” [11]。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体现了其对作者叙述权威和主人公叙述中心的消解，强调主人公并非作者的传声筒，而应与作者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成为“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 [12]。同样，主人公之间即各个人物之间也应开展平等的对话，表达差异性的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形成多语合弦的交响之音，进而深化文本的内在交流与互动，增强文本张力。
在《拉罗斯》中，虽然厄德里克采用了作者的声音来展开叙事，但视角却是包括第五代拉罗斯在内的诸多人物的综合视角，叙事声音和视角之间呈脱节状态，即“视角是人物的，声音则是叙事者的” [13]。因而在这种有限叙事策略中，作者的绝对权威性得到削弱，人物的主体性和非对象性得以张扬。虽然小说以人物拉罗斯为题名和主人公，但在文本中其他人物的经历和性格发展并没有被遮蔽，而是围绕着小说的主题体现了各自的独立意识。具体而言，除了五代拉罗斯的所思所想，小说中彼得一家、朗德罗、罗密欧、特拉维斯神父等人乃至整个印第安种族的思想在时空错落中得到了回响，开展了超越时空界限的大型对话，合奏了一出碎片化、开放型、对位式的复调大合唱。
在《拉罗斯》中，朗德罗误杀了达斯提这一伦理冲突只是小说叙述的引子，而小说的主体则是围绕着不同人物在面对这一伦理冲突后表现的不同独立意识来展开的。在彼得一家中，达斯提的母亲受到的冲击最大，她甚至想要杀死朗德罗来为达斯提报仇，“虽然她瘦小，沉默寡言，从没伤害过谁，可这回她想血债血偿” [6]。此时的她是一个积极言说的主体，也是一个在巨大伦理冲突面前失去理性和克制的主体，并在此后的发展中成为两家矛盾的焦点所在。尽管彼得作为达斯提的父亲也无法接受儿子被杀的消息，然而二人曾有的深厚友谊使彼得能够理解朗德罗的无心之失，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并不断缓和自己同妻子的关系，以期重塑新的家庭和谐状态，体现了不同伦理关系之间具有的相通性和相互转化性。
此外，在这部小说中，厄德里克的着眼点不只局限于对修复式正义问题的探讨，而是通过将拉罗斯对他者之死承担绝对责任这一伦理行为背后的动因进行分析，揭示了印第安文化传统的巨大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是蕴藏于印第安族裔特质中的，是无法被外在建制轻易抹去的。因而，厄德里克以交错时空的方式呈现了前四代拉罗斯延续文化传统的故事，梳理了印第安人处理同白人的关系所形成的历史脉络，表现了印第安人长久以来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独特意识，对美国主流历史话语形成了挑战。“在厄德里齐看来，美国历史一向都是排他的；印第安美国人是没有历史的群体。因此，从文学进入历史就成为他们抵抗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形式。” [14]
在美国主流历史话语下，实则掩盖着无尽的暴力和虚伪，“1875年至1928年，美国政府在印第安居住区强力推行寄宿学校制度，意在推行英语教育和基督教文化……这是美国同化政策(cultural assimilation)政策的重要部分” [15]。虽然第一代拉罗斯被送到了寄宿学校接受同化教育，不得不服从新式教育的安排，“要根除印第安人身上的野蛮性，应该教会印第安女人严谨持家和管束孩子，应该断绝印第安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联系，新式教育要根除所有落后的教导” [8]，但白人试图通过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对印第安人进行粗暴改造的计划终究是落空了，因为植根于印第安人骨子里的文化传统是无法被轻易抹杀的，“第一代拉罗斯去世前，她已教会女儿每到一处怎么找守护神，怎么用歌谣和植物治愈人们的病” [6]，而第二代拉罗斯也将这种习俗传承给后代，同后裔一起发出了世代印第安人反抗白人同化的铿锵之声。通过对白人宏大叙事和元历史的解构，厄德里克令处于边缘位置的“他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多重叙述的创作模式，赋予了其小说在后殖民背景下对文化自尊和文化独立性的诉求和对白人社会模式化描述的反抗意义” [16]。
因而，在阅读《拉罗斯》中，读者已很难找到一种唯我独尊的中心话语，必须从纷繁复杂、地位平等的声音中理清线索，而这种去中心化的思想对话正体现了巴赫金所言的复调小说理念。《拉罗斯》中蕴含着丰富的复调叙事特征，通过对多个人物声音的传达呈现了一幅后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的人物意识群像。
4. 种类混杂：界限模糊的狂欢叙事
在巴赫金看来，“一切狂欢化的文学，尽管它们的外表纷繁多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同民间狂欢节有深刻的联系” [17]。在欧洲民间的狂欢节上，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和秩序均可被颠覆，一切看似颠扑不破的官方真理均可被质疑，集中表现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性和颠覆现存的等级制度，因而平时位高权重的国王可以被民众“脱冕”，小丑和奴隶则可以被“加冕”，不同人之间森严的等级界限借狂欢节这一契机得到了暂时的消弭。
这种对于世界狂欢式的感受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便表现为狂欢化叙事，即小说中高雅与低俗的界限被打破，各类语言和体裁均可镶嵌于小说叙事中，“所有文体辩证地出现在一种现在与非现在、同一与差异的交织之中” [16]，瓦解了小说传统结构的整齐划一性，形成了小说体裁的杂糅性和语言的多风格特征。这种杂语性不仅不是对小说风格的遮蔽，相反，通过此种狂欢化叙事“作者才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而与此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统一的创作个性，保持了自己风格的完整统一(自然是另一种性质的统一)” [5]。在《拉罗斯》中，除了五代拉罗斯的成长故事之外，作者在其中还穿插了新闻报道、印第安神话、歌谣等多类杂糅的体裁，体现了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化叙事的特点。这种不同文类的交织，拓展了文本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的深度，深化了文本的旨归。
首先，在小说文本中，作者插入了弗兰克·鲍姆在1888年和1891年在《阿伯丁周六先驱报》上发表的两条社评，以真实新闻报道的形式再现了白人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
“强者理应武力征服弱者，文明理应取代野蛮，白人是美洲大陆的主宰。为最大限度地保障边疆定居点的安全，应全面灭绝余下的印第安人。为什么不灭绝他们呢？” [6]
“过去的一个世纪，我们已对他们犯下累累罪行，如今为了保护自身文明，又何须介怀再添一笔罪行，将这些野蛮难驯的生物从地球上彻底抹去。” [6]
以弗兰克·鲍姆为代表的白人遵循的是消除差异、否认他者合法性的西方现代伦理思想，妄图排斥多样性、建立白人至上的权威话语。
此外，书中老太太伊格纳西亚向第五代拉罗斯讲述了奥吉布瓦部落的创世神话，“在印第安传统上，孩子在整个成长期间，通过聆听祖父母讲述的故事获得部族的历史” [18]。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时断时续的方式跨越章节拼贴了这一神话，而这也恰好象征了印第安口述文学的不连续性，是以书写的形式对口述文学特征的再现。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此类创世传说“并不仅仅是传说或者好听的故事。而是他们确确实实相信这就是他们和世界的来源，这些传说就足以解释他们部落群族和神灵、宇宙世界的关系，以及他们和大自然的关系” [15]。
在小说结尾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齐聚一堂，参加罗密欧的私生子、寄养在朗德罗家中的霍利斯的毕业派对，庆祝他即将加入国民警卫队。朗德罗邀请到了彼得一家前来参加派对，“这是信奉印第安传统的朗德罗的行事风格，还是仅仅表明人应该向前看呢？” [6]。作者以设问的口吻点明了自己的立场，至此两家因为达斯提之死产生的伦理冲突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实现了和解，表明了印第安传统修复式正义的力量和冲突双方重塑和谐伦理关系的可能性。同时拉罗斯也以通灵的方式邀请了达斯提和众多印第安先人的魂灵前来参加派对，共同见证霍利斯作为印第安人的后代即将参加白人的国民警卫队、为曾经的敌人战斗这一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印第安人在白人的同化下放弃了自己的诉求和身份，相反，霍利斯主动选择参加国民警卫队的行为恰恰体现了在当下，新一代印第安人努力摆脱偏见和敌意，不再满足于边缘化和失语的状态。因而，作者寄希望于新一代印第安人可以通过积极融入白人群体、同白人展开对话来更好地发出属于印第安人的声音，争取印第安人的权利，摒弃狭隘的族裔观念，在一个超越种族界限的伦理共同体中重塑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以及同白人的关系。小说结尾处插入的一首印第安歌谣恰好体现了这种美好愿景：
我们爱你们，不要哭。
悲伤会吞噬时间。
要忍耐。
时间会吞噬悲伤。 [6]
在打乱叙事时间线的基础之上，厄德里克在《拉罗斯》中将小说、神话、报道、歌谣等诗性的话语结合，以此建构了一个文类混杂、多语交织的后现代话语叙事空间，既模糊了文本世界中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也体现了历史传承对于印第安人现实状况的影响，同时，文本中对于伊拉克战争等社会现实的指涉也进一步拓展了文本空间的包容性，使其成为一个串联起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链条，深化了文本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关怀，也包含了对于印第安人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建构了厄德里克小说创作别具个性的完整风格。
5. 结语
在小说《拉罗斯》中，美国本土裔作家厄德里克通过互文叙事、复调叙事、狂欢化叙事这三类后现代伦理的叙事手法建构了一个融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本时空。在这一文本时空中，五代拉罗斯的故事突破了线性流动的时间脉络，以循环往复的方式交叉讲述了五代拉罗斯所遭遇的伦理问题和选择。同时，文本中其他人物的声音也没有被遮蔽，而是与拉罗斯的声音形成了具有双声语性质的对话，突出了不同个体意识的复杂性、冲突性和开放性，实现了文本内部情节和结构的相互对话和对应，在体裁混杂的后现代话语叙事空间中共奏了一曲众声喧哗的大合唱。通过使用这三种后现代伦理的叙事手法，厄德里克构筑了一个交织呼应的符号系统，既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印第安人在面对伦理困境时的选择，对当下印第安人的伦理问题给予了思考，也蕴含了构建一个消除歧视和敌对的“最低限度的伦理共同体”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