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村松梢风于20世纪初为积累写作素材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其最初的所见所闻所感以游记的形式在《中国色彩》一书中尽显风采，相比“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狂热支持日本在华实施海外扩张战略的态度，村松来华初期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中国的态度整体来说是呈现一种积极褒扬的情感态度的。然而，这样一篇极富“中国情调”的人文景观、复杂多样的国民性质、以及独具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的游记里，不免掺杂村松当时对中国文化与人文景观的主观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式的“想象”。
Abstract:
Shaofu Muramatsu recorded his seeing and feeling about China in his travel note, The Chinese Color, after his journey to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Generally speaking, at that time, Muramatsu held a kind of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 China. However, within his note—that he pictured cultural landscap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ople’s characters and distinctive natural scenes—it was inevitable that Maramatsu mixed his ideological image and Utopian imaginations to Chinese cultur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1. 引言
村松梢风，20世纪日本作家之一。为积累写作素材，也为体验不同的人生，还因芥川龙之介等前期日本作家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对中国产生了极强的好奇心。村松于1923年首次来华旅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了芥川中国之行的刺激。” [1] 并且之后的十年中（1923年至1933年日本大正与昭和期间），曾数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而他对中国的态度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开始转变，事变前后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目前我国对村松梢风的作品研究十分有限，并且大多数都局限于剖析村松笔下的上海。本文以2018年由复旦大学徐静波教授翻译选编的《中国色彩》为研究文本，通过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文本外部研究方法，对文本进行三个层面的分析：村松笔下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复杂多样的中国百姓人民的国民性、以及中国各地区迥然不同的自然风景。也希望借村松之笔，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重新定位当时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中国色彩》一书主要记录村松在1923年到1933年间多次游览中国后所记录的他眼中的“中国”。从茶馆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自然风景，以及当时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从南到北，几乎是深入体验了当时中国的底层人民的市井生活状态。现有的大多数研究认为村松在这本书中很大程度上真实地记录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作为了解当时民众生活的宝库，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然而，《中国游记》里面的所有文字都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全貌吗？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曾详细阐述关于人类的“想象”与“社会实践”之间作为想象之结果的他者形象按照其与特定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相符或相异)，他认为这段关系中包含：“意识形态的”形象和“乌托邦的”想象。所谓意识形态形象，就是注视者或想象者按本土模式，完全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旨在维护和保持本国的特定现实，那么，其中也必然隐含着对应的权力关系问题。与之相对的，乌托邦的形象则具有质疑本国现实与颠覆社会的功能。乌托邦想象的主体向往一种与其自身所处的现实根本不同的“理想的”他者社会。其本质特点在于“维持可能领域的开放状态”，从而为当下社会暗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未知领域 [2]。
2. 文化中国——游离于主观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式想象之间
巴柔曾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下定义：“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3]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犹如万花筒般绚烂多彩，从饮食、园林艺术、戏剧歌舞、历史哲学，再到地域风俗人情等象征，无不让人眼花缭乱。这有着几千年丰厚的历史沉淀的中华文化，必然吸引着无数游客对中国文化的幻想与想象。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也不例外，其以游记形式记录中国的《中国色彩》一书中，涉及中国文化的地方也自然不少。然而，纵观全文，并基于当时历史背景及历史资料，可以看出，村松笔下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游离于其主观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式想象之间的。
2.1. 茶馆文化
茶文化，在中华的土壤上拥有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是中华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饮品之一。毫不夸张的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茶都离不开中华人民的日常。茶作为民间饮品原料盛行于唐朝，自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问世后，饮茶之风便流行于大江南北，甚至传播至了国外。虽并非起源于清朝时期，茶馆却属清代最为繁荣兴盛，遍布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而明治维新时期之后，许多来华游学的日本学者，便将茶馆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中不乏包括鸦片战争后入华旅居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
村松在其游记中大量着墨于中国的茶馆文化，其中以茶馆或与茶馆相关的名称作为章节小标题的就有六处，可见，他对中国茶文化的兴趣十分浓厚。曹顺庆教授曾指出；“形象本身是‘注视者’或‘想象者’即作家之情感与思想的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混合物。” [2] 确实，当作家在写作或记录过程中，自然会无意识地加入自己的主观意识形态。从游记中也可以看出，在描述茶馆或庭院时，作为一名日本本土作家，自然而然地会在写作中将中国与日本相对比，且立场鲜明，尽管有时也会客观地描述他所看到的真实场景。比如，在村松谈论中国的建筑时，他认为，中国的建筑，除了西湖之外，中国其他地方的建筑在用材和装饰方面都十分粗糙，并指出建筑物内部禁不起细心品味，徒有精美的外表，也只不过是只有形式，没有实际内容而已。
在村松笔下能代表中国文化之一的茶馆是一个极富“中国情调”的场所——这样一个场所与日本的茶馆大有不同，这样的异域文化立刻吸引着村松的眼球。正如游记所说：“在这边的房间喝着茶向对面的房间望去，对面有四五个人正在围桌品茗闲谈，其情景正好镶嵌在月洞门的门框内，别有情致。对面还插有桃花的花瓶，极富中国情调。” [3] 在中国饮茶不仅仅是饮茶，更多的是能够体验中国那独具“异域”风情的生活，一种生活情调，也是一种方式“而且在饮中国茶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会体会到一种中国情调” [4]。对村松而言，不仅饮茶这一行为别有一番风致，茶馆上的匾额也颇具风情，西湖一家老茶馆门口挂有一块用金箔书写的“壶春楼”的匾额，就别有一种中国韵味。此外，中国的茶馆几乎都充满着热闹熙攘的氛围，再加上独特的建筑和精美的茶具点缀，更是给村松一种缥缈虚幻的文化憧憬，一种乌托邦式的“异域”中国若隐若现地呈现在村松眼前：和中国平民百姓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边喝茶边听戏，甚是开心，仿佛自己就是一名地道的中国老百姓。然而，在村松笔下，茶馆里喝茶聊天的中国人，尽是穿着脏旧的客人，行为素质都粗鄙不堪。由于游行时间有限，且地点也多限于上海苏杭等民间一带，也就是说，村松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仅是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急于下这样的结论，不免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意识形态，刻意将中国人刻画得衣衫褴褛，肮脏下贱。另外，在村松眼里，茶馆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喝茶聊天之地，还是寻花问柳之地，而这无不与村松的个人喜好紧密相连。据说在1912年间，村松在东京求学期间，曾一度堕落于东京的花街柳巷，家中的财产也被变卖的所剩无几 [5]。因此，鉴于他个人的浪荡子性格以及当时法律治安条例不够完善的背景下，自然也能在茶馆实现享受男女之乐，然而，经过村松对中国文化群体的“集体想象”加工后，这不可避免地会给不了解中国的读者带来一种文化误读——风花雪月之地在中国随处可见，连茶馆这样供以喝茶聊天的地方同时也是性娱乐之地。从此处可以看出，村松印象中的中国茶馆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色彩，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游离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中国情感。
2.2. 饮食文化
自古以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就以其极强的包容性、丰富多样的烹调技艺、独特的风味，以及精致的外观等特点闻名世界。地方饮食习惯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当地的风俗习惯及生活方式。近代之后，因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晚清时期，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江浙福建等沿海一带的商人在日本经商期间将优秀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引入日本，受到不少东瀛人民的喜爱，青木正儿、田中静一等日本学者就对中国饮食文化颇有研究。
对中华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的深有体会的当然还包括曾多次旅居中国的村松梢风，村松曾在其作品中明确表明，他对种类丰富、风味独特的中国菜肴尤其感兴趣，大为赞赏，感叹甚至不出上海便能尝遍全国各地的特色菜肴。在村松笔下，中国式菜肴不仅仅体现中国人对饮食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还被上升到了关乎中国人国民性的问题：“中国菜是崇尚实质的，这正是中国人的国民性。” [4] 尝到中国的地方佳肴后，村松不禁感慨到：“夹一筷放在嘴里，立即有一种滋厚的、浓郁的味道融入舌中，深入整个口腔内，使人沉湎于一种感觉上的陶醉状态。就这一点而言，没有其他食物比中国菜肴更具有魔力之功效了。” [4] 然而，独特的中国饮食文化在村松眼里，却也有很多让人难以接受的缺点，比如：中国菜肴缺乏一种雅致的情趣，仅有美味，却缺乏色泽和香味；菜馆的设施、餐具也很煞风景；中国人吃饭不分碗筷，缺乏卫生意识。频繁地使用“神秘”、“缺乏雅趣”、“煞风景”、“毒害”、“危险”等消极词汇来描述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地域特色浓厚，各地区、各民族的饮食习惯也大为不同，且不论老百姓的饮食习惯很大程度上还受当时的经济条件，食物资源以及自然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显然，村松并不了解中国饮食的全貌，呈现出的饮食文化风貌也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游记中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他对中国饮食文化缺乏一种相互尊重的态度，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来塑造“中国”形象。
2.3. 古典园林艺术
中国式建筑极富中国古典气质，沉稳端庄，雅致精美，茶馆、餐厅、酒楼、住宅、商铺等建筑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总的来说，村松对中国式建筑是充满一种“乌托邦式”的憧憬和向往的。村松曾说过，仅通过观察其门窗、回廊、室内、或庭院等建筑物的奢华程度和精致程度便能判断出往昔中国人风雅的生活图景。尽管有些庭园稍显荒芜，依然能细致入微地观察到其极富雅趣的构造，所谓：“一木一石皆中国！”尼姑庵这样的地方，在村松笔下，依然拥有充满“中国情趣”的庭院文化，庵内的屋宇可谓相当精美，房间内的装饰一点不含糊，典雅的无可挑剔。毫不夸张的说，连花街柳巷这样的地方在村松眼里也颇有一番中国风情。吸引村松的不仅仅是苏州的美女，还有那极具中国古典风情的建筑。村松与朋友共同拜访苏州时，走进青楼，首先抓住村松眼球的是那处于幽暗小道中的青楼建筑，“古色苍然，犹如山上的寺院般的建筑” [4]。有学者曾指出：在村松等20世纪到访中国大陆的日本文人眼里，“诗情画意的古朴苏州，让他们找寻到曾无数次想象并渴望伸手触碰的中国梦，那里有运河穿流而过的水城、古老的石拱桥、高耸的古塔、天平山及灵岩山的如画风景，这一切都是他们内心憧憬已久的古典中国、诗画中国” [6]。所以，在他们眼里，苏州，正是这样一个完美展现中国自然景观与古典园林艺术的风雅之地，也恰好体现他们对中国的“乌托邦式想象。初访北京时，北京的建筑物对村松而言完全是梦幻童话般的存在，无不每天都沉浸在对北京那宏伟奢华的艺术品感到瞠目结舌般的惊讶之中。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代表文化的一部分，自然，村松也会因为建筑文化的宏伟灿烂感到欣慰与兴奋，热切希望中国的特色建筑文化长存于世，而当特色建筑受到破坏时，也不免会感到惋惜和失望。当他亲眼见证中国古典建筑受外国武力入侵的无情摧残和国民政府的大肆破坏时，深怀痛心疾首之感。他期望中国政府能重振文明。这些中国式古典建筑艺术也完全符合一个“注视者”对“他国”充满“异域”特色的东西充满幻想和想象，这样的“中国”，在村松眼中，毋庸置疑，完全符合一种“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
3. 中国人的国民性——主观意识形态下的中国人
近代诸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近代留日学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深入剖析，并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民性进行深刻对比，包括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郁达夫，还有属于保守派的辜鸿铭等。他们认为，当时中国人的国民性，相比邻国日本人，确实有诸多劣根性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品性中。比如，中国人在政治上，缺乏民主意识，缺乏近代国家观念，对国家的大事小事充耳不闻；在思想上，保守怯懦、懒惰贪婪、缺乏进取精神和顽强的抵抗精神；在人格上，缺乏独立平等的人格；就个人品质而言，自私自利、夜郎自大、肮脏邋遢、缺乏自尊和独立性。辜鸿铭也曾深刻论述了造成中国人近代的劣根性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摒弃了东方(包括中国)的古老文明的根本和精髓。而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如此描述中国人，一方面是为了反映近代国人的真面貌，另一方面却是期冀以此刺激国人，认清自己，也认清世界，希望国人能努力进取、奋起反抗。然而，作为一个旁观者，村松对此带有一种难以言说清楚的、较为复杂的情感，因村松当时所接触的除了先进知识分子，更多的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在村松眼里，中国人随性、悠闲、爱交际、善于应酬。但更多的是塑造一种爱占小便宜、混乱无序、蛮横无理、缺乏卫生意识、并且个人主义思想浓厚的中国人形象。当谈论中国菜肴时，村松根据一道菜肴妄言中国人缺乏艺术审美修养的结论：“中国菜缺乏雅致的情趣……中国菜是崇尚实质的，这正是中国人的国民性。” [4] 追求精致雅美，一般来说，是社会中上层人民才有权享受的，而对于底层人民，在当时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背景下，能解决基本温饱问题便是一大幸事夷，何以满足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因此，轻易定下结论，认为中国人缺乏艺术审美之心，完全是不可取之道。他还认为，中国人毫无公共卫生意识：将自己吃了一半的食物又让给其他人吃；大家在同一个盛菜的盘里吃；很多餐馆的卫生状况堪忧；饮用水污染了仍不介意继续使用；街景到处都肮脏不堪等。其他方面暂且不论，大家一起共享一个盘子里的食物这一习惯是多年来中华人民代代相传的传统，蕴含一种关系和谐融洽、共建共享之意。而关于个人主义，村松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笔墨，用整整一个章节梳理中国人是多么的崇尚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村松眼里就是中国人最明显的国民性，还大肆阔论地指责：这是由于中国的国家组织功能弱小，法律不完善，无法覆盖到所有民众，因此民众缺乏法律保护的安全感，加上中国人天生自由放任，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度崇尚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想！确实，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当时部分老百姓确实有些不良习惯等缺点，但也需要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生存环境以及历史文明，辩证地看待中国人的国民性，尊重一方文化习俗，而不是一味的夸大缺点！而这不经意间却暴露了村松的预设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总体来说，村松对当时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带有意识形态化的个人主观色彩的，一种消极贬抑的情感态度。
4. 自然中国——介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式中国之间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从南下到北上，各地区的自然景色绚丽多彩、色彩缤纷。村松梢风也自然流露出了他对中国自然景色的一种憧憬式想象：即使是极为普通的自然景色，在村松眼里，也是极富“中国”韵味的，内蕴着深刻的中国意味。“映入眼帘的皆为诗，皆为画”；“这是非常浪漫的、充满梦幻色彩的景色，但我以后多次走过，见到的却只是很普通的街景” [4]。游记的最后一章记录着：村松回忆宫崎滔天抒发对中国的山川河流的热爱之情时，不禁也感到深有同感，中国的自然风景，对村松而言，有一种原始的亲切感，认同感，在此，村松将中国视为理想之地，憧憬之地。“我每次溯入长江，也感受到同样的心情。不知何故，此时无限的亲切、喜悦、感激等诸般心情一下子都涌上心头，最后变成一种舒畅的伤感，禁不住热泪盈眶，怆然而涕下”；“一旦当我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时，我心头会立即强烈地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来到了梦寐向往的原乡之国的情感” [4]。村松到访北京时，不仅对北京宏伟庄严的建筑物感到惊叹，认为北京的自然风景也是颇有一番风致，树木茂密繁多，气候宜人，一切景色都是那么的和谐有序。坐车匆匆路过济南的那一瞬间，村松便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城市散发出的浓烈的中国气息，中国气味，中国色彩，尽管有些地方尽是裸露的岩石，也没有花草树木的修饰，这样的异域自然风景，正是日本缺少的，因此，在村松眼里依然别有情趣。当火车经过杭州那一带时，村松领会到了令人陶醉的黄栌叶的美——黄栌叶会因为光线角度的不同，变幻出各种颜色，一种有特别且异域的自然色彩，而这样的自然风景在单调沉闷的秋天是比较罕见的。村松在易先生的指引下游览广东，体验了一番岭南风景，在荔枝湾游览时，村松描述到那一带的风景虽看似平平无奇，却蕴含着一种古色古香、朴素隽永的情趣。一般而言，秋天的风物总有一种寂寥落寞的色彩，但在村松笔下，江南并没有万物凋零的伤秋之感，因为江南拥有其独有的充满柔情的景色，即使在秋天。可以看出，相比繁华干净的现代化都市，村松倒是更愿意选择到乡间田野体验地道的当地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村松脑海中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总是等同于肮脏的刻板印象，自然风光也是如此。作为一个他国形象的“注视者”，自然会构建一幅“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这样的画面。显然，村松对中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想象和理想的“乌托邦式”向往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5. 结语
在某些读者看来，村松梢风的《中国色彩》就像是一张黑白纪录片一样，以为他的游记真实地记录着20世纪的中国现实，然而，从一个“注视者”或一个“旁观者”的眼中，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关系极其特殊的背景下，真的能客观地、毫无偏见地看待中国吗？不得不指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将极强的个人主观色彩融入作品中，经过想象加工后，最后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无疑是一部半真实半虚构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从村松笔下，一定程度上能窥探出当时的中国落后的现实，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力图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情景，不过更多还是流露出村松个人对中国文化、中国风景的向往，以及中国人民国民性的那种复杂却又嫌弃的情感。对他国文化进行想象加工，以“注视者”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在其后期的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受帝国主义思潮浸染的个人意识形态极其凸显！因此，在阅读其作品时，更应该以理性的、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他对“中国”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