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迁移是一种自人类产生伊始即存在的社会人文现象，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与时空分异特性。它映射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关联的人口、土地、资本在空间上的不断重组和异化 [1] [2]，并以持续的大规模和高速度演进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3] [4]。城镇化是涉及多方面内容的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人口学对城镇化的定义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中，及其带来的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5]；同时城镇化的内涵还包括产业结构、地理空间等方面的内容。
当下，城镇化已覆盖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选择以蒙古国为研究区域的主要原因，一是蒙古国近年来人口迁移总量较少但上升趋势明显，是少有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但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亚洲国家；二是蒙古国人口迁移的两大动因，即经济因素和气候变化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三是研究好蒙古国的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等问题对广大同样地处半干旱地区且正在经历社会经济变革的亚非拉国家具有较为广泛的借鉴意义。
21世纪以前，世界对蒙古国人口问题的研究较少，主要为90年代后，蒙古国立大学人口研究室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下，发表了一些与人口和发展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了部分对蒙古国人口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较为完善的学术成果 [6]。
进入21世纪，随着蒙古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对其人口的研究开始快速增加。同时，中蒙关系的迅速发展也促使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内成果频出，如李晓绩回顾了蒙古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蒙古国的人口政策与其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7]；通格 [8] 和张丹丹 [9] 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蒙古国人口总量、生育、死亡、迁移、城镇化等问题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奥登其木格等从人口的规模、分布、消费能力等方面分析了蒙古国人口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0]；徐烨成则运用2001~2014年蒙古国劳动力调查的数据，回顾了蒙古国过去几十年的人口迁徙情况，证实了经济转型和气候变化对蒙古国人口迁移的影响 [11]。此外，Journal of Mongolian Population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其国内乃至亚洲人口及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 [12] [13] [14] [15]；除了经济因素外，有不少西方学者也注意到气候变化因素对蒙古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对此做出了大量研究 [16] [17] [18]。
综上，目前在蒙古国的人口和城镇化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科学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人口发展和人口政策研究，以及基于经济领域数据进行的区域发展研究，对人口迁移时空特征及其城镇化效应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研究将主要基于蒙古国国家统计局于2020年公布的最新人口调查数据，详细分析蒙古国人口迁移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变化特征，同时深入探讨城镇化效应下蒙古国人口、经济和土地的城镇化水平，以期能够丰富蒙古人口迁移及城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探索蒙古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道路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蒙古国地处北亚，草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西部、中部和北部多为山地，东部为丘陵平原，南部是戈壁沙漠，山地间多河流、湖泊，主要河流为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鄂尔浑河。其国土总面积为156.6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二大的内陆国家。全国共有22个一级行政区，含首都乌兰巴托和21个省份，共分为5个经济区，分别为西部地区、杭爱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乌兰巴托。蒙古国北面与俄罗斯接壤，东、南、西三面与中国接壤 [19]，中蒙边境线长达4676.8公里，是我国重要的友好邻邦(见图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蒙关系快速升温；如今，蒙古国是中国向西向北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国总人口共有327.83万人(2020年)，全国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1人，是世界上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在发展中国家却是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如2019年首都乌兰巴托的人口约占其全国人口的44.6%，造成了城市化过度集中等问题。人口问题与社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气候变迁、城镇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其人口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8]。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以蒙古国国家统计局于2020年9月公布的、时间跨度长达70年的最新人口调查数据为基础，并以蒙古国历年来的统计年鉴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数据作为补充。该调查由蒙古国国家统计局组织，是根据第19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通过的新的国际公认方法进行操作的、通过旋转面板调查样本设计、对全国人口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抽样调查 [20]，共计44,235个样本，覆盖人口达184,536人。数据中包含了迁徙来源地省份、迁徙来源地种类、现居住地省份、居住地类别、家庭人口数量、迁徙年份等内容，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有效性、时效性和权威性，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Figure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p of Mongolia
图1. 蒙古国行政区划图
2.3. 研究方法
2.3.1. 定性与定量分析法
主要依靠蒙古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通过定量计算来分析人口的变动状况，通过定性的方法来综合分析蒙古国人口迁移及城镇化的特点等，进而得出部分结论。
2.3.2. 统计分析法
主要运用Excel中的数据透视表功能，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交叉列表等方法，研究蒙古国人口迁移的阶段性特征和城镇化效应的相关因素。
2.3.3. GIS空间分析技术
GIS空间分析是指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实现分析空间数据，即从空间数据中获取有关地理对象的空间位置、分布、形态、形成和演变等信息并进行分析。主要运用ArcGIS软件，采用制作专题地图、叠加分析等方法将处理好的表格数据可视化，使人口迁出、迁入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人口迁移的路线能够得到直观的呈现，进而探索出蒙古国人口迁移的空间变化形式。
2.3.4. 遥感动态监测技术
遥感动态监测是从不同时期的遥感数据中，定量地分析和确定地表变化的特征与过程。它涉及到变化的类型、分布状况与变化量，即需要确定变化前后的地面类型、界线及变化趋势，能提供地物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的定性和定量信息。主要运用ENVI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分别对蒙古国5个行政地区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遥感影像数据进行监督分类，进而得出这5个地区近20年内建设用地面积的动态变化，为人口聚集地分析和城镇化效应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
3. 人口迁移的时间变化特征
3.1. 人口迁移规模总体呈快速增长态势
依照蒙古国国家统计局的规定，迁移人口是指在迁入地居住6个月及以上时间的常住人口。根据图2蒙古国不同年份的迁移量数据，并结合其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可将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和2000年代末至今。
Figure 2. Year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图2. 蒙古国人口迁移年份分布图
从19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蒙古国几乎没有人口迁移，其中迁移人数最多的1958年也仅有15人。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强有力的户籍管理制度，彼时蒙古国虽成立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发展起了农业和轻工业，但因其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政治制度因素，有迁移行为的人口十分有限。
从19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蒙古国迁移人数从以十位数为主增加到1989年的311人，较上一阶段要多出许多。这是由于当时蒙古国工业化的启动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建设，大量农村劳动人口以计划迁移为主的形式进入城市发展。
从199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蒙古国的迁移人数先是从1990年的324人大幅下降为1993年的112人，后逐年回升并于2000年激增为623人，总体呈现为先降后升的状态。这是由于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蒙古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受体制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影响，迁移人数大幅下降；后随着经济体制和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步入正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惠及周边国家，蒙古国社会快速地发展了起来，迁移人数也迅速回升；此外，2000年前后天气的变化、自然环境的优劣影响了其农业特别是畜牧业的发展，因而该时期内蒙古国人口迁移和自发流动的速度加快，规模加大，大批牧民涌向城市，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民工潮” [8]。
从2000年代末至今，蒙古国的迁移人数先是呈爆发式增长至2013年的1408人，又于2015年暴跌为870人，后逐渐回升至2018年的1184人，总体呈现为先升后降再升的状态。这是由于2000年代末中蒙关系日渐升温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贸易的扩张带动蒙古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因而迁移人数呈爆发式增长；但到2014年末，由于其国内政治局面动荡，加上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开始逐渐降低，以及美国“页岩油革命”带来的滞后性冲击，以采矿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体系单一的蒙古国一步步陷入了能源陷阱，经济再度崩溃，因而2015年其迁移人数较前一年暴跌；至2017年，国际货币组织为稳定蒙古国的经济局势，向其提供了大量的拨款，中国也慷慨伸出援手，帮助蒙古国复苏经济，因而2018年其迁移人数有所回增。
以近70年的维度来看，蒙古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总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且不同年份人口迁移的数量与该时期蒙古国的经济环境、政治局势、天气条件等因素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日益加深，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蒙古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进程，而迁移人口又为蒙古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2. 春夏秋季迁移人口较多，冬季迁移人口较少
畜牧业作为蒙古国的传统产业，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其加工业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原料来源。蒙古国地广人稀，冬季持续时间较长，畜牧业生产仍以自然放养为主，现阶段仍难以实现大规模、现代化生产，受自然气候和牲畜影响较大。因而蒙古国人口迁移量的年内变化一般与其自然气候特征相关。
Figure 3.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图3. 蒙古国人口迁移月份分布图
蒙古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季节变化明显，冬季长，常有大风雪；夏季短，昼夜温差大；春、秋两季短促。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被大陆高压笼罩，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高压的气压中心，为亚洲季风气候区冬季“寒潮”的源地之一。无霜期大致为6~9月，约有90~110天；年平均降水量约120~250毫米，70%集中在7~8月。
依据图3蒙古国不同月份的迁移量数据，可知每年11月至次年4月的迁移人数较少，5月至10月的迁移人数较多。其中3月份的迁移人数最少，仅有627人；6月份的迁移人数最多，多达3337人。由此，结合其经济、生态等综合因素，推知每年春夏秋季及无霜期是牧民们为了丰足的水草进行迁移的月份，而漫长的冬季则是大多数牧民选择休牧的月份。
4. 人口迁移的空间变化特征
4.1. 人口分布特征
通过比较蒙古国各地区的人口密度，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人口分布地区间的差异性的和不平衡性，并进一步认识人口分布的特点和规律性。而由于不同地区人口数量及其增长速度的差异和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蒙古国各地区间的人口密度相差很大。
Table 1.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in Mongolia in 2010
表1. 2010年蒙古国各地区人口分布与人口密度表
由表1可知，总体来说，蒙古国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很低，且人口分布不均，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较大。乌兰巴托仅占蒙古国国土地面积的0.3%，人口却占其全国人口的43.6%，且还在继续增长。对于其他四个地区来说，人口都较为稀疏，但各个地区之间的人口密度仍旧相差很大。由于分布在杭爱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镇较多，因而它们与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人口密度较高。例如自然条件和天气情况较好的杭爱地区，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人，而东部地区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0.6人，二者之间相差2倍。
4.2. 人口迁出地、迁入地的空间分布格局
由人口数据和图4，运用自然断点法可将蒙古国人口迁出地划分为五个等级，按照迁出人口由多到少，依次为第一级：乌兰巴托；第二级：巴彦乌列盖省；第三级：后杭爱省、东方省、科布多省、东戈壁省、中戈壁省、苏赫巴托尔省、布尔干省和乌布苏省；第四级：扎布汗省、中央省、鄂尔浑省、色楞格省、前杭爱省、肯特省、库苏古尔省、达尔汗乌拉省和巴彦洪戈尔省；第五级：戈壁阿尔泰省、南戈壁省和戈壁苏木贝尔省。
由人口数据和图5，运用自然断点法可将蒙古国人口迁入地划分为五个等级，按照迁入人口由多到少，依次为第一级：乌兰巴托；第二级：巴彦乌列盖省；第三级：苏赫巴托尔省、戈壁苏木贝尔省、布尔干省、达尔汗乌拉省和后杭爱省；第四级：扎布汗省、南戈壁省、东方省、科布多省、乌布苏省和前杭爱省；第五级：肯特省、中戈壁省、戈壁阿尔泰省、鄂尔浑省、巴彦洪戈尔省、库苏古尔省、东戈壁省、色楞格省和中央省。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emigration in Mongolia
图4. 蒙古国人口迁出地分布图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mmigration in Mongolia
图5. 蒙古国人口迁入地分布图
4.3. 人口迁移路线的特征
由表2和图6~8，可知蒙古国的人口迁移路线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2011年~2019年人口迁移的方向与2001年~2010年的基本相同，但强度有所提高。即人口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到杭爱地区、中部地区和乌兰巴托，从杭爱地区、中部地区到乌兰巴托不断迁移。
2) 总体来看，蒙古国五个地区的迁移方向大都为由本地区向乌兰巴托、中部地区和杭爱地区迁移为主，而向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迁移较少；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性十分明显，且将更为显著。这与蒙古国长久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局势息息相关。该三个地区位于蒙古国的中部，其政治经济文化底蕴和地理区位优势较另外东西部的两个地区深厚，因而人口大多往中央方向集中。
3) 进入新世纪的近20年来，在每个地区人口迁移路线的五个大方向中，占比最大的逐渐变为向本地区迁移，这说明这段时期内蒙古国的人口迁移大多为在省内迁移和在地区内迁移，即迁移路程大多较短。这与新世纪以来蒙古国以畜牧业为其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关联，也与各个地区非农产业的兴起、经济向着均衡化发展相关。
Table 2. The route table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migration by region
表2. 按地区分列的蒙古国人口迁移路线表
Figure 6. Road map for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by 2000
图6. 2000年以前蒙古国人口迁移路线图
Figure 7. Population migration road map of Mongolia from 2001 to 2010
图7. 2001年至2010年蒙古国人口迁移路线图
Figure 8. Road map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Mongolia from 2011 to 2019
图8. 2011年至2019年蒙古国人口迁移路线图
5. 人口迁移的城镇化效应分析
5.1. 人口城镇化水平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效应的核心，是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过程 [21]。由图9可以看出1956年至2016年蒙古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情况。1956年蒙古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1.6%，至2000年这一比重增长到56.6%；到2016年，蒙古国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已达72.8%。由此可见，蒙古国的人口城镇化水平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着，而人口迁移正是蒙古国快速城镇化的主要实现方式。
Figure 9.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Mongolia from 1956 to 2016
图9. 1956年至2016年蒙古国城镇人口比重变化图
一方面，迁移人口是推动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核心主体。假设迁移人口均是从农村流向城镇，则可以据此估算人口迁移对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贡献；而根据图2和图9可以看出，蒙古国人口迁移规模呈快速增长的总体态势正与其快速增长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相互对应，因而迁移人口对蒙古国城镇化的贡献较高是可信的事实。同时，近20年来蒙古国本省和本地区内人口迁移比例的普遍提高是其人口迁移空间变化的重要特征，这对于迁移人口实现完全城镇化也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另一方面，迁移人口在不同迁入地之间的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蒙古国的城镇体系。由前文可得，人口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到杭爱地区、中部地区和乌兰巴托，从杭爱地区、中部地区到乌兰巴托不断迁移是其人口迁移空间变化的又一重要特征；而根据近年来蒙古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其有近50%的人口居住在首都乌兰巴托，超过20%的人口居住在其他21个省会城市，只有3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并以游牧为主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城镇体系与人口分布格局正是其人口迁移的结果。
5.2. 经济城镇化水平
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效应的动力，主要指经济总量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其中工业化是直接推动因素，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城镇化程度的表现 [21]。根据蒙古国历年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相关数据，可知蒙古国的三大产业在交错发展多年之后，目前已进入稳定优化的发展阶段。2008年以来，其三产结构呈现出“三、二、一”型，其中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大幅度提高，说明蒙古国的产业非农化水平已大大提升，正不断向着经济城镇化迈进，这与人口迁移及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也相一致。
而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迁移行为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往往形成人口集聚，为集聚地区即迁入地带去丰富的人力资本，并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上的保障 [22]。另一方面，一个区域非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其拥有大量良好的就业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迁移人口，是其成为人口迁入地的重要原因之一。从非农产业的占比来看，蒙古国的五大地区中，乌兰巴托的占比最高，近乎100%；其次是杭爱地区和中部地区，达到近70%；最后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只占50%左右。这与前文人口向乌兰巴托、杭爱地区和中部地区迁移集聚的空间变化特征相对应，也印证了人口迁移的经济城镇化效应。
5.3. 土地城镇化水平
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效应的载体，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 [21]，与人口迁移之间有着因果逻辑关系。人口从农村迁往城镇，由于城镇土地资源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多，城镇需要扩张，进而占用非城镇建设用地，导致建设用地面积的大量增加 [23]。
由表3可知，总体来看，2000年至2010年蒙古国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9.09 km2；而2010年至2020年，蒙古国的建设用地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共增加了面积898.05 km2，是过去10年间增加面积的10倍以上，这与人口迁移及人口、经济城镇化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Table 3. The change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in Mongolia from 2000 to 2020 (km2)
表3. 蒙古国各地区2000年~2020年建设用地面积变化表(km2)
依据表1中各地区面积占蒙古国全国面积的比重来看，过去20年内，乌兰巴托以全国0.3%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18.85%的建设用地增加面积；中部地区以全国30.3%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30.2%的建设用地增加面积；杭爱地区以全国24.6%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29.6%的建设用地增加面积；东部地区以全国18.3%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15.3%的建设用地增加面积；西部地区以全国26.6%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6.1%的建设用地增加面积。即从蒙古国全国范围来看，乌兰巴托由于人口大量迁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建设的需求远高于其他地区；杭爱地区和中部地区由于工业的发展也吸引了较多迁移人口，土地建设需求在全国也处于较领先位置；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由于人口迁出、位置偏远、地形不便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原因，其土地建设需求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这也与前文人口向乌兰巴托、杭爱地区和中部地区迁移集聚的空间变化特征相对应，印证了人口迁移的土地城镇化效应。
以蒙古国首都、也是其最大的人口迁入地——乌兰巴托为例，由图10可知，乌兰巴托的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流经其市区的图拉河沿岸，呈扇形模式分布。近20年来，乌兰巴托仍基于其原有的建设用地，并沿着河流向其郊区扩展。值得一提的是，图中城市边缘新增的零散分布的建设用地，也大部分为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的人口所搭建的蒙古包区面积 [24]。而在其他四个地区，其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靠近乌兰巴托的地区、各省省会和河流沿岸等区位较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这与前文人口迁移构建的蒙古国城镇体系与人口分布格局相一致。
Figure 10. Map of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 in Ulaanbaatar
图10. 乌兰巴托建设用地变化图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结论
通过对蒙古国人口迁移时间变化特征的分析，可知其人口迁移规模总体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且不同年份人口迁移的数量与该时期蒙古国的经济环境、政治局势、天气条件等因素息息相关；年内春夏秋季迁移人口较多，冬季迁移人口较少，受自然气候和畜牧业相关影响较大。
通过对蒙古国人口迁移空间变化特征的分析，可知：一方面，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性十分明显，五个地区的迁移方向大都为由本地区向乌兰巴托、中部地区和杭爱地区迁移为主，而向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迁移较少；另一方面，近20年来蒙古国本省和本地区内人口迁移的比例普遍提高。这些特征与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局势息息相关。
通过对蒙古国城镇化效应的分析，可知：一方面，近半个世纪以来蒙古国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皆有所增长，且近20年来增长迅速，这与其人口迁移的总体发展态势相一致；另一方面，蒙古国的人口、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水平在乌兰巴托最高，中部地区和杭爱地区次之，在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则较低，这也与其人口迁移的空间变化特征相一致。
6.2. 政策建议
基于在蒙古国人口迁移的时空特征及其城镇化效应研究中所呈现出的蒙古国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 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各地区的开发与建设。长久以来，蒙古国一直以畜牧业和采矿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其他行业的发展较为缓慢，产业结构分布不均，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均衡。因而政府应加深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加大对新兴产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提高产业竞争力，打开市场；同时应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各地区优势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推动区域发展均衡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政府经济体制的施行对蒙古国的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连续稳定的政策一方面能为蒙古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也能够起到吸引外资的作用。此外，还应建立健全有关各地区经济合作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加强区域间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3) 加强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尤其加强中蒙经济合作。通过研究可知蒙古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极高，独立以来几次的经济崩溃都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而后其经济的复苏也多得益于与外部尤其是中国之间的合作。作为发展中国家，蒙古国应通过对其他国家先进发展模式的学习和借鉴，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产业经济增长模式，学习并引进先进技术，改革现有的粗放型和资源耗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致谢
感谢指导老师及审稿人对本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基金项目
感谢2021年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类项目(S202110394031)基金和福建师范大学2021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cxxl-2021413)基金的支持。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