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程大昌1 (1123~1195)，字泰之，为古徽州休宁县会里(今洪里乡)人2。程氏既是南宋著名的儒家学者，也是官历三朝的经世名臣。他家风纯正，积善尚义，人格特色鲜明，一生勤精治学，立言行事不务空言，为官清正廉洁、心乎爱民、直言敢谏，显示出德行超卓的大儒气质与风范，后人在刻本《演繁露》跋中评价他“为时所宗，虽朱子亦加敬重”。事实上，程大昌还善于将自己的学识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担当精神，融会、贯穿于自己一生的政治实践中，为时人所称颂。因之，宋儒周必大誉之为“士之指南，国之宝臣” [1]。
2. 程大昌的家风纯正，积善尚义
徽州程氏之先祖程元谭，是东晋时期新安郡的首任太守。在休宁的程氏家族，是由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因为战乱移居徽州的大族。实际上，西晋时休宁有程、鲍、俞、余、黄、谢、詹、胡、郑等9个大族。“虽说这些强宗大族已失去世代为官的门阀特权，但是凭着强大的文化优势，迅速地与科举制相契合，从而衍变为保持着士族宗族诸多特征的名门望族。” [2] (p.7)
程大昌的曾祖名晟，娶洪氏，祖父名士彦“尚志气，富而仁”，娶金氏。大昌之父程畎“通文史，能继父志”，累赠正奉大夫 [1]。程氏家族世积善尚义，孜孜教子。大昌之母陈氏，为休宁滕溪人，与人友善，不计前嫌，非常注重教育，谨遵礼法，深得同乡美誉。她为人和善，不计前嫌，能够尽己之力帮助乡人，口碑极好。而且当大昌中进士后，就更主动承担相夫教子之责，全力支持大昌忙于政事。程大昌兄弟共计六人，大昌为长子，另有兄弟五人和有两个妹妹 [3]。六个儿子中，世昌最能担当起管理家族的日常事务的责任，以成全其兄大昌的学业。程家在当地属于名门望族，既积善尚义又极为注重子女的教育培养，门风极佳。大昌之父去世后，其母陈氏担负起对子女的教育责任，敦睦亲友、严格家风，积极培育子女，从而造就了程大昌直爽敢言、积极上进的人格风范。
由于受到家风的熏陶，大昌自幼聪慧过人，十岁即能撰文。绍兴六年(1136年)，时任县尉的儒者陈之茂，积极兴学，并讲学乡里，从者甚众。大昌时年十四岁，即拜在陈公门下，跟随其研习儒学。后高宗重立太学，大昌经过考试进入预选学官。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大昌登进士第。
程大昌之妻陈氏，乃大昌母之从兄女，以孝闻于乡里。由于大昌游宦于外，因此家中子女的教育和各种事务多由陈氏担当。陈氏于大昌去世四十七日后，亦因病而逝，遂合葬。大昌夫妇育有四子三女。长子程准，次子程本早逝，三子程阜，四子程覃。大昌承袭积善尚学的良好家风，尤为注重对子弟的教育和培养。周必大评价曰：“言公亦老矣，无意仕进，得谢于家，尽发所蕴，著书立言启迪后生。” [1]
在大昌的教导下，三个儿子均为官宦。大儿程准，官至朝散大夫直秘阁两浙路转运判官，深得皇帝的赏识。曰：“朕惟分道总饷事权匪轻，今两淮宿师责任尤重，矧弊蠧犹在利，……寄惟简稽尺籍则可以舒供亿，惟考核赋程则可以杜隐欺，使民不加敛而军无乏兴，是为称职可。” [4] 由此可见，皇帝对于程准的信任和看重。三子程阜，官至朝奉郎，知上元县。四子程覃，字会元，任沿海制置使。他为政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不遗余力为朝廷尽责。他敢于伸张正义，兴利除害，而且“必为悠久计”，时人对于程覃的政绩和为人非常称许，并且“皆终身佩服文简公之训饬也” [5]。此外，在《(宝庆)四明志》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程覃为官时为当地百姓所做的惠民之政。据《(宝庆)四明志》卷二载，程准和程覃兄弟二人先后在任定海县尉时，曾相继用那些被没收归官的物产，或者直接拨钱买置学田来建县学，造福当地百姓。
侄儿程卓(1153~1223年)，字从元。自幼得到其伯父大昌之学。淳熙十一年(1184)应试，得礼部第一，程卓的人格和行政处事与大昌颇为相似，直言敢谏，一身正气。程卓作为当时朝廷重臣，学术影响也颇大。当时众多学子皆来受学，不少门人也学有成就。另外，大昌乡人弟子黄何，子景萧，少时从学于大昌，深得大昌的教诲。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登进士第。调任泰州薄，后改为衢州教官，知兴国 [6] (p.284)。
3. 程大昌鲜明的人格风范
程大昌具有非常鲜明的人格特色。他身历五朝，而且能为官三朝。这与他的家世背景和所成长环境的熏陶不无关系。大昌生性耿直敢言，不惧权威，勤精治学，为官清正廉洁，心乎爱民而又不务空言。无怪乎周必大赞之曰：“若乃爵里议论，则可一二数矣。” [1] 以下即对程大昌的人格特征作一归结。
3.1. 直言敢谏
与官场中多数阿谀奉承的奸诈之人不同，程大昌性格耿直、敢于直谏，甚至冒死强谏。周必大曾明确表达了大昌在为官方面的性格特征：“上知公特立，不避怨滋，欲用之。” [1] 在关乎国家民生事务等方面，他敢于直言，不惧怕得罪他人。对上能做到直谏而不担心被贬外，对同僚能做到为公力争，对下则不惧下级官员的怨恨。这些人格特征，不仅同僚熟悉而且孝宗也深知其性格，因此，每每让大昌代替他巡视地方官员，并权至吏部尚书。足见孝宗皇帝对大昌人格的赞赏和看重。
针对朝廷对军队奖惩悖于公论，有失公平的情状，大昌直言进谏曰：“去岁完颜亮入寇，无一士死守，而兵将至今策勋未已。惟李宝捷胶西，虞允文战采石，实屠亮之阶。今宝罢兵，允文守夔，此公论所谓不平也。”在孝宗和多数官僚急于对金作战以冒险收复失地时，大昌既不随声附和，也不避讳皇帝的意图，而是冷静客观的观察敌我实力和评价胜算的把握，向孝宗直言：“但当求贤纳谏，修政事，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 [7] (p.12860)在大昌看来，当时最重要的政事不是急于冒然对金作战，也不是仅仅通过谋求出奇制胜的策略就能建立大业的，而应该抓紧积蓄和壮大国家的实力。这才是治政强国之本。这就要求君王以求贤若渴的心态做到从谏如流，踏实勤修政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孝宗初政而雄心勃发的当口，大多数官宦都趋炎附势以博取宠信，而大昌则能做到不惧触犯龙颜以直谏治国之本，以期扫除当时朝政中弥漫着的浮躁混乱之风气。若不具有胸怀天下、直言敢谏的人格风范是很难做到的。
3.2. 心乎爱民
程大昌虽然出身大族，但家境到大昌时已经衰落，加之其父早逝，兄弟较多，所以他从小就深知民生之艰辛。及至大昌仕途精进，然他愈加能体恤民情民生。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二年四月，大昌被召为秘书少监，九月又兼权中书舍人。期间，有六和塔的寺僧邀功要求朝廷赐所置田产，并免除他们的课税与徭役。对于此事，程大昌认为不能将寺僧的科税徭役再加到百姓身上，所以力奏曰：“僧寺既违法置田，复移科徭于民，奈何许之？”( [7], p.12860)
其实，程大昌为官近四十年，历经中央和地方官多次流转反复。他为民减税、代缴税以及带领民众兴修水利等方面的事迹很多。即使从其所填的《浣溪沙》一词中也可以透显出来他关心民生的情怀，如：“谁拥醴池夸岁瑞，恨无坚白怨朝曦，闭门高卧有人饥。” [8] 他深知社会生活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因此更加心系民生。他多次力请任职地方以致力于改善民生，尽显经世为民的儒者风范。周必大对大昌的评价是：“惟公历两省六曹，以该洽直谅见知，相与论道，统评政体。在廷，少比公亦忘身徇国，思为朝廷植悠久之计；其在外，则心乎爱民长虑却顾。未尝便文自营。” [1]
事实上，即使大昌晚年居家修养，也不忘造福家乡。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家乡建立书院，以利于为国家培养英才。
3.3. 清正廉洁
就现存文献所呈现的内容考察，程大昌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他曾于乾道五年和七年两次拒绝担任管辖包括家乡在内的地方官员，他认为这样易招嫌疑，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因为他请任地方官目的是造福民众而不是以权谋私的，所以，当转任浙东提点刑狱时，大昌觉得可以“行吾志矣”。
善于察视大臣的孝宗皇帝，对程大昌的为人和为官极为了解和赏识。在任秘书少监时，孝宗就曾慰劳大昌曰：“卿，朕所简记。监司若人人如卿，朕何忧？” [7] (p.12861)在离京任职时，孝宗又宣谕曰：“近来监司多不巡历。卿为朕遍行诸州，察守令臧否、民情冤抑，悉以闻奏。” [9] (p.1030)
当宰执问提升大昌官职的原因时，孝宗曰：“程大昌职事修举，自合加职。”故周必大说：“自公为郎首，侍寿康于王邸，多所宠益。其后间谒东宫必欵语，移时尝用家人礼许见。今上及公主亲取宝器酌酒饮。” [1]
由此可见，程大昌的清正廉洁的为官和博学多才，得到了孝宗皇帝和皇族的赞许并给予优待。
3.4. 勤精治学
程大昌自幼赋性聪颖，勤奋好学。进士及第后踏入仕途，他除了处理好任上之事和应酬外，基本上就是读书治学。他曾评价自己曰：“予赋性朴拙，琴、奕、博、射、法书、名画，凡可以娱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任真委命，雅不信祈禬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择利避害。故锱黄方技之士，无因而前。间因莅官接物之隙，兀坐无为，则所与交际酬酢者，惟古今新旧书册而已。” [1]
可见，程氏的读书嗜好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了，这也成就了他博学多识、善思致用的儒者之风。基于此，他既不相信佛教的祈祷祭祀就能获得福祉，也不信道教之士的占卜等方技之术。对于大昌而言，为官间隙游弋于古今书籍，不仅是一种修身的方法，更是通过借鉴前人的经验成果为当前政治服务，达到经世致用之目的。
在大昌看来，读书治学应该严谨而通达书之本旨，只要书中有疑惑不解之处，就应该查阅大量的参考书籍来求证，如果能获得充足的旁注加以契合，则兴奋不已，并将之详细记录下来。这对于他来说，本身就是件其乐无穷的事情。周必大对此也甚为感慨，曰：“至老禨祥卜祝无所信，玩好技艺无所嗜。惟通经评史，考古验今，一事未详，一理未穷，弗措也。” [1]
正是基于日积月累的知识积淀和高深的学术水平，大昌才会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 40岁时，就被任命皇子的老师，他丁母忧除服之后，就被任命为宫廷的老师。事实上，大昌并非腐儒，而是积极入世以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因此，在讲论中能随时将书中的理论运用于现实的事务中，深为太子所敬重。当时大昌为孝宗经筵讲义《禹贡》，他基于自身知识不足等情况，未能详对孝宗之问，直到69岁时，大昌还将孝宗问塞外山川形势而未能详对之事，于是大昌在广泛阅读前人的地理著作的同时，也广泛考订塞外形胜地理及询问到过塞外之人，最终撰成了《北边备对》一书。
淳熙四年十月，大昌上奏辞去刑部侍郎，孝宗坚决不允。曰：“卿学术议论，笃于古而切于今，……昔舜畴咨九宫，皋陶以申命而无避，汝之作士，其亦久矣。往践乃次，尚奚逊哉？所辞宜不允。” [10] (p.890)在孝宗眼里，大昌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能笃古切今，经世致用，因此将大昌与皋陶相比，足见对他的博学与能力的重视与推崇。
胡应麟说：汉以来，“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汉淮南王、东方朔、魏伯阳……宋欧阳修、王安石……卿叶梦得、甘希逸、程大昌诸人皆综贯道书者也。” [11] (p.191)
程大昌学术视野开阔，涉猎领域较广，在地理学、历史学、经学、诗词语言学方面均有造诣。乾道二年大昌曾参与新历的制定并以《乾道历》为名实行。淳熙三年三月，丙午朔(1176年4月11日)发生日全食，大昌当时在日食不到十分之一的时侯，就用油盆观测的方法将其测试出来。另外，程氏的著作在南宋当时就已引起关注，有些被南宋学校刊刻为教科书(如《禹贡论》及《禹贡山川地理图》等)，宋代丛书也收入他的部分著作。
4. 程大昌人格风范对后世影响
程大昌积善尚义、尚志重教等纯正家风，影响了他一生的为学与为官，造就了他勤精治学、不务空言、清正廉洁、心乎爱民、直言敢谏等诸多方面的高尚人格风范。这些特色鲜明的人格精神对当时和后世皆影响深远。
程大昌笃学博洽，长于考究，潜心玩索，在易学哲学、经学训诂考据、儒道会通、地理科技考述以及解经等方面著述繁富，对当时和后世贡献和影响很大。《宋史》《四库提要》及科技史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对程氏的学术评价颇高。明代休宁人为表彰本县理学家的贡献，建“九贤坊”以表示敬仰，大昌位列第一人。清人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也认为：“休宁理学九贤坊，以程文简公(大昌)为首，盖朱子而外皆卓卓者也。” [12] (p.477)由此，足见程大昌在新安理学乃至南宋学术思想中的学识、影响和地位。
程大昌晚年不顾年事已高，仍然不忘早年在朝时宋孝宗询问北方故地之事，乃撰《北边备对》等著作以资之。这些都显示出他胸怀国家的爱国之心，对后世产生积极的影响。事实上，程大昌一生历经南宋宣和至庆元，更历了五朝，三朝为官。他既能在学术上追求儒家所倡导的体道的境界，也积极投身于社会践履自己的政治抱负，其中有些主张被朝廷采纳，对于安国富民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能将学术与政治较好的结合士大夫，在当时也并不多见，因而后世对其评价颇高。
程大昌一生仕官近四十载，正直清廉，两袖清风。虽然他曾有机会任地方官于家乡徽州，但始终都力请任非家乡所在地的官职，借以表达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决心。虽然他常年在外为官，贵为侯爵，但他致仕后只有以吴兴寓屋为家。此外，大昌平易近人，从不恣纵，狂放。不管是从布衣之民还是达于仕官，即使在仕途上历经几十年也谨遵“义”而行。坚持以义行事，从不以毁坏名节而改变自己的操守。
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这就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汲取其中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13] (p.71)实际上，在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追求德行和人格的高尚，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家风是一种德行传承，更是关系党风、连接政风、影响民风的根本风尚、风范、风气。家风醇正就能家道隆昌、民风归厚，家风隳坏则会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14] “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 [15] (p.410)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家训建设，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事实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尚的人格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发掘宋儒程大昌的人格风范，用其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优秀人格魅力引导现代人的心灵，将能够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尤其是其中蕴含高尚人格精神的火种得以延续和发光。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培育路径研究”(D/2016/01/50)；江苏省教育系统党的建设研究会课题“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2021JSJYDJ02026)；南京邮电大学2021年教学改革重点项目(JG01821JX17)；南邮通达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JG31018005)；南邮2020年党建与思政研究规划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文化人研究”(XC2020005)；南邮人文社科研究出版基金项目(NYS220003)；南邮《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负责人专项(30018032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NOTES
1目前，能查阅到记载程氏的生平和事迹等文献，主要来自《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传》、由周必大于庆元三年(1197)所撰《龙图阁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程公大昌神道碑》、明代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明代程瞳的《新安学系录》以及《道光休宁县志》中，不过这些文献也多有重合。同时，在《安徽府志》《弘治休宁县志》和其他地方志以及相关文献中也涉及程氏事迹简记。这些都为本文撰写提供了参照资源。
2程氏在晚年(绍熙三年五月一日)，年届七十的他专门写了《示后》一文，简略记述了自己的身世和世居之地。因为当时大昌的子孙多因为仕官的原因而移居于浙，“子孙将为浙人”。因此，他想让后世子孙不要忘记徽州乃为故里，他说：“程大昌，世为徽州人，休宁县治之南三十里，而遥地名会里。西北面有山，名西山。对西山而东南行，其墙围负略可数百丈者，大昌之祖居也。……尔之世世祖先茔垅，皆在会里旁侧，何可他识邪！”(宋)程大昌：《示后》，(明)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六十七，第1386页，明崇祯六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