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在实现哲学革命之前，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开展了一场思想实验。马克思对资本进行双重批判，原因在于资本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是一种总体性的统治，其统治具有双重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仅在现实的社会生产这一层面上实现其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存在着一系列为资本辩护的哲学理论，特别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由于资本统治所具有的双重维度，为此，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进行双重批判的过程中展开了对资本的批判，充分彰显了他所要揭明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及整个近代哲学所与现代国民经济学具有的共谋性质的内在旨趣，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科学的展望。
2. 从“事实”到“现实”——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涉及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经济范畴的过程中，洞见其背后的政治问题，对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由此，马克思在阐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以及由此衍生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深刻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立场。
国民经济学家将既存的事实，也就是将私有财产视之为其一切理论的根本，不但没有对这一事实存在的前提加以深入的探究，反而以此做为依据，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运行的规律。劳动与资本的分离、资本与土地的分离，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既定事实，是私有财产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非历史的、抽象的前提使得国民经济学呈现出形而上学的本质，也使得国民经济学在这种抽象思维的主导下，将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一种既有的、永恒的存在，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已然表明了它为资本辩护的本性，国民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那么，为了解答私有财产的真正来源这一问题，马克思以“对象性活动”作为其理论出发点，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不加以说明就当做既定事实的经济规律。所谓的对象性活动就是劳动，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中实现自身，因此，人的本质就体现为劳动。紧接着，马克思又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活动为异化劳动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在不断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劳动异化为支配人的力量。由此可见，异化劳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本质力量作用的结果。私有财产并非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正相反，它是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生成的结果。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克服国民经济学的缺陷，得出与之相异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从“现实”而非“事实”出发，并以此论证了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国民经济学将私有财产看做既定的存在，不仅遮蔽了私有财产的真正来源，也遮蔽了私有财产的历史性。针对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立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指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最终导致了人与人的异化，而这也恰恰是无产者与有产者对立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上深刻揭露了资本统治下异化了的生产关系，并且通过对一系列异化现象的澄明，指出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性与暂时性。因此，这种与人的本性相异的社会制度必然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最终被扬弃。
3. 从“自我意识”到“现实的个人”——对资本的哲学批判
在资本的统治下，不仅劳动被抽象化了，人的本质同样被抽象化了。正如国民经济学没有将劳动看做具体的实践活动而是“抽象地把劳动看做物”( [1] , p. 127)一样，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将“现实的个人”抽象化为自我意识。马克思洞见了这种看似批判的辩证法背后的非批判的态度，并由此展开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整个近代哲学的批判。
近代形而上学开辟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何以可能成为了近代以来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近代形而上学大体上划分为唯理论与经验论，两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但他所提出的“物自体”以及“物自体不可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割裂。康德试图调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从结果来看，他不仅对经验论作出让步，同时也对唯理论作出妥协。黑格尔作为近代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以其历史的思维对抽象的感性与抽象的概念同时做出批判，在此基础上解决了主客统一的问题。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之处在于它所蕴含的历史性思维。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是否定之否定，黑格尔从“实体即主体”出发，将人这一感性的存在等同于自我意识，把自然界视为自我意识的异化或外化，并通过否定之否定，将对象世界归还于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由此实现了主客二元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仅仅是通过主体吞噬客体的方式才得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是一种思辨的辩证法，它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历史性不过是一种发生在观念世界的精神革命，因而这种思辨的革命只是一种囿于观念世界桎梏与藩篱的形式上的革命。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种思辨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错误之处在于：黑格尔从抽象的绝对精神出发，其辩证否定的运动的终点也只能是绝对知识或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 [2] 在黑格尔那里，人的丰富且复杂的本质被抽象化、单一化，虽然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并且马克思对此予以了肯定，但是这种劳动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具体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抽象的精神活动。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与国民经济学在本质上不谋而合，是因为资本的本性如此。资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掠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增殖。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然而只有在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才能得到实现。流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具体劳动能否还原为抽象劳动。因此，强调人类一般的、抽象的劳动是资本家受资本驱使的必然结果，黑格尔理论体系的保守性就源于它的国民经济学的立场，这一立场造就了黑格尔思辨辩证法止于形式的革命性。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异化”的批判，确立了“现实的个人”这一理论出发点，阐明了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存在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具有能动性，能够从事对象性的活动，能动性又由其对象所决定，马克思指出：“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 [1] , p. 209)人作为主体兼具能动与受动两个方面的特征，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究其根本，是因为作为客体的对象也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体。因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黑格尔眼中的精神活动，于马克思而言却是一种感性的生命活动。感性的生命活动实质上就是实践，这种具有原则高度的概念的提出，不仅使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同时也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历史性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他将人的本质确定为对象性存在，阐明人所从事的感性活动的实践本性，进而论证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实践联系起来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把实践的概念引入到哲学领域，彻底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根基，澄明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形而上学本身，而在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只有从实际的社会现实入手，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4. 资本批判的哲学革命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统治地位，并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及整个近代哲学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与形而上学的共谋性质，指明唯有通过社会形态与哲学理论的共同变革才能破除资本对人的现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因此，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的过程中不仅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展望，并且为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准备。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与有产的对立是私有财产制度造成的结果，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同样地，扬弃私有财产制度只能从私有财产制度中得到解答。马克思强调了私有财产作为一种物质财富存在时所具有的积极本质，他所要扬弃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非物质财富本身，通过对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从而破除一切异化关系对人的统治，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社会变革同理论的变革是相辅相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1] , p. 185)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本身包含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探索。 [3]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也为后续论证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对唯物史观的确立具有奠基意义。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理论立场，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明确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本性，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1] , p. 196)，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新唯物主义不再以脱离实践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历史的演进与发展。这一论断为马克思之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人类历史的开端构建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马克思揭示共产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内在本质关联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5. 结论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学范畴入手揭示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对抗，分析了由此产生的政治冲突及问题，并以资本批判建立了由经济学通往政治学的桥梁。马克思在双重批判的过程中对资本进行了批判，揭露出形而上学得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根源，并且明确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将人从异化劳动以及异化了的私有财产下解放出来，充分强调了社会变革与理论变革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而这也正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意义所在，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双重批判，揭露出资本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指明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解放。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双重维度体现了《手稿》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验的本质，对于马克思彻底地完成哲学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