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和少子老龄化特征日趋加深，本文将研究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同时通过子女自我诉求和满足父母要求不同层面进行分析。本文主要运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对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分析。在子女自我诉求或是满足父母要求上，本文根据相关研究结果认为两者兼具，自我选择层面例如认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以及婚姻的幸福程度等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同时传统孝道层面例如子女生育意愿会受到“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的影响，因此本文初步认为子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既有自我诉求，又遵从传统孝道。然后对子女生育意愿进行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子女户口等均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新一代子女生育意愿的弱化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三股分力形成为子女搭把手的合力来改善，减轻其照顾老年人及养育子女的双重负担，同时尊重子女生育意愿的选择权利。
Abstract:
With the aging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aging of fewer children increasingly deepening,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analyze it from different aspects of children’s self-appeal and parental satisfaction. In this paper, a multiple Logit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the 2017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terms of children’s self-appeal or meeting their parents’ demands, this paper holds that both are combined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In terms of self-selection, for example, “Men put career first, women put family first” and marital happiness affect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level, such as children’s fertility willingness, will be affected by “In order to carry on the family line, a son should be born”. Therefore, this paper initially believes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ren’s fertility willingness are both self-appeal and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Then, a series of control variables were analyzed, and it was found that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and children’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would affect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weakening of the reproductive will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ldren needs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family to form a joint force to help the children, reduce the double burden of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raising children, and respect the right of choice of children’s reproductive will.
1. 引言
2021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占全国人口的14.2%，这表明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从出生人口仅106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的数据，表明“少子老龄化”的特征日趋明显，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11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但生育率的变迁是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缺乏系统化的配套政策支撑，使目前二孩及三孩政策的作用发挥受到了一定限制，因此，研究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能为生育政策配套支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因此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调查数据对育龄期的子女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 资料与方法
2.1. 文献综述
大量研究表明，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从城镇化角度出发，伴随城镇化程度的加深，二孩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 [1]。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2]。从子女数量角度出发，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下倾向于保持低生育模式 [3]。而各类家庭生育支持均有助于显著提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大于行为的可能性，尤其是有利于生育趋近完成态的育龄女性完成其未满足的生育意愿 [4]。三类青年夫妇的理想生育数量与打算生育数量在结构上较为相似，“双非”夫妇的多孩生意愿更强；性别偏好均以“无偏好”为主，但“双非”夫妇的“女孩偏好”较弱 [5]；从性别偏好角度出发，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抑制了生育意愿并减少了生育数量，但在未能达到满意的子女性别构成而倾向继续生育的情况下，男孩偏好起到了增强生育意愿和增加生育数量的作用 [6]。从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人群比较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户籍人口生育意愿越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随文化程度的提高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高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均相对较高；但是无论哪个人群的平均意愿子女数均已低于2个孩子 [7]。此外，性别偏好是否得到满足、家庭是否拥有孩子以及从事何种行业对理想与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差异具有显著影响 [8]。
2.2.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已有大量学者从子女数量、性别偏好、城镇化、家庭支持等方面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只有部分学者会同时从子女自身和家庭结构两方面展开研究，然而并没有学者将子女生育意愿通过对子女自我诉求和满足父母要求两方面进行分类比较，将二者进行比对分析，来研究隔代照料的动机究竟更偏向于传统上的“无后为大”还是自我选择的“自由至上”。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自我选择层面例如认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以及婚姻的幸福程度等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假设2：传统孝道层面例如子女生育意愿会受到“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对父母养育之恩心存感激”的影响。
3. 实证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始于2003年，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本文选取的为该调查的2017年数据，调查内容涉及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收入水平、学历程度、年龄、婚姻状况、职业类型以及家庭关系和养老照料等详细信息，本文剔除了部分缺失变量和不相关变量后，最终选取了1752个19~49岁区间的育龄子女样本。
3.1.1. 变量选取与整体描述
本文选取主要解释变量为自我层面及考虑父母层面两个维度，被解释变量为理想生育孩子个数，并将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教育程度、子女户口作为控制变量，见表1。
3.1.2. 因变量与自变量的描述
对19~49岁育龄子女理想生育孩子个数进行统计分析，其中，愿意生育二孩的比重达到66.12%，其次为一孩比重则为22.86%。仅有6.08%占比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而自变量中的婚姻状况里，初婚有配偶的比重最高为73.30%，其次是未婚人群为18.92%；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传宗接代的认同度中，比重最高为20.83%的有些同意，此外对未来生活持乐观态度的满意度占比最高，达到68.66%，见表2。
Table 2. Objective fact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2. 变量客观性事实统计
3.2. 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数据分析的因变量是理想生育孩子个数，属于多分类变量(0 = 0个孩子，1 = 1个孩子；2 = 2个孩子；3 = 3个孩子；4 = 3孩以上)。从自我层面出发设置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解释变量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婚姻状况、婚姻再不好，也比离婚强、结婚后不一定要有孩子，发现固有角色分工地认可度会正向促进子女生育意愿，而婚姻状况的成熟度则会影响子女一孩或三孩的生育意愿，同时我们进一步发现，对维持婚姻的认可度会显著影响子女生育意愿，这可能是因为子女认为完整的家庭环境更加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且无论子女生育意愿的个数多少，都会受到其结婚后不一定需要孩子的否定度的显著影响。
从考虑父母层面角度出发设置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核心自变量是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以及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表3的结果表明“子女生育意愿与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不具有显著相关”、“子女生育意愿与传宗接代观念具有显著相关”，这说明子女生育意愿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家庭内部如父母传统观念地制约和影响，一些老年人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子女为尽孝道，满足父母的心愿。
将自我层面、父母层面双重角度出发设置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结果与模型1、模型2较为一致，因此进一步从控制变量展开分析，发现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会显著促进子女生育意愿，同时农村户口的育龄子女对生育三孩的意愿更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初步验证自我选择层面例如认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以及婚姻的幸福程度等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的假设，同时传统孝道层面例如子女生育意愿会受到“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的影响，因此本文初步认为子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既有自我诉求，又遵从传统孝道。
Table 3.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3. 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Logistic回归结果
1) ***p < 0.001; 2) **p < 0.01; 3) *p < 0.05.
3.3. 异质性分析
3.3.1. 不同户口子女生育意愿的异质性比较
前文有关的结果是基于城乡的混合样本，下文将样本划分为农村与城镇进行分组回归，对前文的结论进行进一步检验，见表4。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表4. 不同户口子女生育意愿影响的情况
1) ***p < 0.001; 2) **p < 0.01; 3) *p < 0.05.
无论是农村户口的子女，还是非农村户口的子女，结婚后一定要有孩子的认可度、为了父辈传宗接代、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都显著地影响着子女生育意愿，且传宗接代的观念越深，越影响愿意要三孩以上的子女，而其他理想生育个数并不会受到这一传统观念影响。
在城镇样本中，婚姻状况会显著影响子女生育二孩意愿，这说明婚姻成熟度即夫妻双方的沟通会影响生育数量。在农村样本中，“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的角色分配会显著影响子女生育一孩以上意愿，这说明在农村中，女性仍然承担着更多“家庭照料”的角色，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于丈夫，而明确的角色分工决定了其生育一孩以上的意愿。
3.3.2. 不同年龄段子女生育意愿影响的异质性比较
前文有关的结果是基于19~49岁所有育龄阶段子女的混合样本，但是在年龄代际、成长环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70后、80后、90后、00后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如表5得出相关结果。
相较于80后和80后对于传统角色分工的高认可度，与之相反，在70后中，越不认为固式的家庭角色分配，越具有生育子女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70后大多拥有“铁饭碗”即体制内的稳定工作，无论男女，均可以双重兼顾家庭和工作，而80后、90后很多选择了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等具有一定风险的工作类别，此时生育多孩的意愿便受到工作时间的制约，因此认为女性重心更多在家庭的子女会显著影响其生育意愿。
而在传统观念上，70后同90后生育意愿则更偏向于受到满足父母“传宗接代”的要求，反之80后和00后则不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80后子女为“计划生育”的第一批子女，其父母的生育观更为打破传统思想，更加尊重子女的意见，而00后由于年龄尚小，处于未婚阶段的人群占大多数，虽然不认可婚后不需要有孩子的占比居多，然而对尚未涉世的00后而言，生育意愿更取决于他们自我的诉求，例如对小孩的喜爱等，90后之所以会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可能是出于其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作为的回馈反应，在四个育龄代际中，只有90后的生育意愿会受到他们对父母养育之恩感激程度地显著性影响。
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on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表5. 不同年龄段子女生育意愿影响的情况
1) ***p < 0.001; 2) **p < 0.01; 3) *p < 0.05.
3.4. 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用Probit回归代替Logit回归，研究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利用带固定效应的Probit模型重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除教育程度同生三孩以上意愿较为显著以及对未来满意度对子女不同生育意愿均显著外，其他关键变量在显著性、正负向上与主模型几乎不存在差异，由此得出本研究的结果基本稳健。
Table 6. Influence of children’s fertility intention: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s
表6. 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Probit回归结果
1) ***p < 0.001; 2) **p < 0.01; 3) *p < 0.05.
4.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运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对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分析，在子女自我诉求或是满足父母要求上，本文根据相关研究结果认为两者兼具，自我选择层面例如认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以及婚姻的幸福程度等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同时传统孝道层面例如子女生育意愿会受到“为了传宗接代，应该生个儿子”的影响，因此本文初步认为子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既有自我诉求，又遵从传统孝道。然后对子女生育意愿进行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子女户口等均会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新一代子女生育意愿的弱化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三股分力形成为子女搭把手的合力来改善，减轻其照顾老年人及养育子女的双重负担，同时尊重子女生育意愿的选择权利。
4.1. 政府层面
政府需要进一步统筹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来调整劳动就业市场，特别是要为育龄女性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构建出友好的社会环境，并在政策设计、项目运行、制度保障等各个环节和领域，应该鼓励育龄女性在兼顾家庭的同时更加有效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公平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提升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努力满足育龄女性在医疗、生育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各方面减轻育龄女性生育照料的负担。同时政府应加强对托育服务行业的监管力度，稳定托育服务市场的价格，尽快制定规范和促进托育服务相关产业良性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消除子女对于托育行业的安全顾虑，减轻子女在儿童照料方面的经济压力。
4.2. 社会层面
将育儿假纳入机关日常管理，通过机关带头执行育儿假，促进全社会形成男女共担育儿责任的新型生育文化。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民营企业迎头跟上育儿假的落实步伐。同时走进社区开展相关宣传活动，在村居委会、社区、居民小区门口的海报、电子屏、微信群等进行宣传，逐步转变居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在基层形成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的婚育新风。同时让子女不仅在观念上能够认识到敬老爱老的重要性，还能够在行为上积极地赡养老人。亲情是传统家庭养老赖以生存的纽带，在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亲情逐渐被人淡化的今天，政府的激励机制能够修复家庭关系的裂痕，使得子代对父代的代际支持不仅是出于父母提供隔代照料的补偿，更是基于维系家庭亲情纽带的一种行为。
4.3. 家庭层面
夫妻双方要通过真诚的沟通，在生育意愿上达成一致，尊重彼此的生育权，正确行使生育权利，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将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精力及成本纳入进家庭小课堂等宣传活动，促进新晋爸爸及有年幼子女的男性积极承担育儿责任，通过树立为人父母和性别平等的意识，破除对两性的刻板印象，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与落实。尽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女为父母提供能力范围内的经济支持、起居照料和沟通互动，是子女报答养育之恩应尽的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将赡养父母同养育子女结成良性纽带，真正达到家庭代际双向互动，创造更加和谐的家庭代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