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老龄程度的加深,我国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迅速增加。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总人口的13.50%。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老龄化也必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国家战略,需要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所以,生活幸福感这个老年人用以衡量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指标,对于积极老龄化战略的理解与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生活幸福感是一种长久的,内在的坚定的心理状态,它是一个主观概念,受到人口、经济、文化、心理及社会因素等的影响,并随着人们偏好、需求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而如今70岁以下的老人均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平均受教育时间也逐步增加 [1]。老年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都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们对于生活是否幸福的评价也会更多地聚焦于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社会交往、经济状况与精神慰藉等方面。
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影响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因素进行探究,从而发现老年人的现实需求所在,分析这些需求如何才能得到满足的内在逻辑,进而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养老服务。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为提高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路径。第二,为养老服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推进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
2. 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老年人对生活评价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邓大松(202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保障因素、代际之间的支持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衡量带来影响 [2]。此外,他认为老年群体对生活的评价与他们的需求密不可分,影响因素凸显养老需求,继而影响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促进养老服务的精准化供给 [3]。单路路(2021)指出不同的养老方式显著影响老年人对生活的评价 [4]。王秀花与夏昆昆(2021)发现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子女见面频率、代际间经济支持、现金和存款等因素都对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评价产生显著影响 [5]。
在健康状况因素的研究中,刘立光(2021)指出,无论是以年龄、城乡还是性别进行分类,躯体功能良好的老年人都更倾向于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6]。邓大松(2021)提出老年人生理上健康问题还会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作用。存在“社区养老服务→反脆弱能力→生理健康脆弱性→心理健康脆弱性”的链式中介路径 [7]。袁妮等学者(2020)通过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老年人在情感上更加脆弱,在支持和关心缺乏的情况下更易产生心理问题,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身体健康因素方面所起的抑制作用 [8]。DOLAN (2010)指出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的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存在异质性,老年人的自我评价相对于医生给出的客观健康指标的影响更加显著 [9]。
关于社会交往方面,孔泽宇(2021)提出除积极参与各类活动之外,家庭参与型和综合型老人都具有更高水平的快乐感和生活满意度 [10]。刘亚娜等学者(2021)发现非正式社会支持中发生的社交活动更能促进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做出积极的生活评价 [11]。姜照君等学者(2021)通过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接受更多信任的情感支持能够明显减轻老年人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孤独和焦虑,有效提高老年群体的幸福感 [12]。FORSELL从针对老年人的一项随访调查发现,缺乏足够的社交网络会使老年人产生焦虑感 [13]。刘冰冰和刘晓梅(2021)指出人际关系对老年群体生活评价的影响会因为性别和城乡而不同,人际关系对女性和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 [14]。
在经济与保障因素方面的研究中,董亚男(2021)指出社会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在性别和收入上存在明显差异,社会保险对女性和低收入老年群体幸福感的作用更为明显 [15]。邓大松(2019)发现消费上的差异会使中国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降低,而养老保险明显提高了的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并且能够有效减轻消费上的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16]。徐波与丛晓娜(2010)指出经济能力难以支付医疗费用的老年群体在生理领域、心理领域和环境领域的分值都明显低于不存在困难的老年人 [17]。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关于老年人对生活的幸福感与满意度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健康状况、个人状况、经济状况等客观因素的研究,关于老年人对社会的看法以及对自己在社会上所处层次的自我评价等主观评价因素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比较少。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老年人对社会公平的评价以及对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定位纳入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试图对现存研究进行补充与解释,并通过讨论影响老年人积极评价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3. 关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采用的数据源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CGSS每年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10000多户家庭进行一次连续性横截面调查,目前数据已更新至2018年。CGSS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不论是调查类别还是样本数量上都非常具有代表性,符合研究目的与数据要求。CGSS2018年的有效问卷共12,787份,本文选取大于60岁的样本,剔除无效回答与缺失值后,最终的样本规模为1993人。
在筛选出的1993个样本中,男性有689人,占比34.6%,女性有1304人,占比65.4%,女性样本所占比重较大;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224人,占比11.2%,60~79岁的老年人1769人,占比88.8%,低龄老年人数量相对较多;有配偶的老人1420人,占比71.2%,无配偶(指未婚、离婚和丧偶)的老人573人,占比28.8%,有配偶的老年人所占比重较大;有过受教育经历的老人1364人,占比68.4%,从未接受过教育的老人有629个,占比31.6%,表明大部分老人还是接受过教育;CGSS2018的调查问卷中自评健康状况的程度分别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本研究将“比较健康”、“很健康”和“一般”归为“健康”一类,将“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归为“不健康”一类,因而,在最终的1993个,样本中对认为自己健康的老年人1346人,占比67.5%,认为自己不健康的老年人647人,占比32.5%;在1993名老人中,参加医疗保险的1854人,占比93.0%,未参加医疗保险的139人,占比7.0%;已参加养老保险的老人1682人,占比84.4%,未参加养老保险的有311人,占比15.6%。具体样本变量特征见表1。
3.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3.2.1. 样本变量说明
本研究选取的因变量为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也即调查问卷中的问题A36,CGSS的调查问卷中将对幸福感的评价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本研究认为“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是“幸福”一类,赋值为1,而“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则是“不幸福”一类,对其赋值0。在分析了此前关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结论后,选取了14个核心变量作为影响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评价指标,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健康状况自评、健康问题影响生活的程度、消极心理状态出现的频率、邻里交往是否频繁、觉得社会是否公平、社会经济地位、是否拥有房产、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以及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3.2.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所有作为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1993名老人中,认为生活幸福的老年人1615人,占比81.0%,认为生活不幸福的老年人378人,占比19.0%,这反映我国大部分的老年群体认为生活是幸福的。从样本本身的特征上,女性比男性多,男性只有总样本数的34.6%,低龄老人的数量较多,另外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有配偶,占比71.2%,大部分老人是有过受教育经历的,占比68.4%,从未接受过教育的老年人占比31.6%。从家庭经济状况来看,认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的老人仅占6.9%,健康状况自评结果较好,有67.5%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身体比较健康,但是45.8%老年人近四周健康问题影响生活的情况较为频繁,而且36.4%的老人的心理状态不是很好,近四周时常被一些负面情绪所困扰;关于老人的邻里交往频率,这里将问卷调查中邻里来往一个月几次及以更频繁的赋值为1,每月来往1次以及少于一次的赋值为0,分析结果表明,52.0%的老年人与邻居的交往较为频繁,有55.7%的老年人认为社会比较公平,23.7%的老人拥有房产,同时仅有5.8%的老年人认为自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关于社会保障方面,所选取的样本中,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比例都相对较高,分别为84.4%和93.0%。具体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4.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应用STATA软件对CGSS2018的数据进行处理和筛选,剔除无效回答和缺失值来增加结果的准确度,运用SPSS26.0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文章的因变量为老年人对生活幸福感的评价,将其分为“幸福”和“不幸福”两类,是二分类离散变量,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效应量用风险比(Odds Ratio)表示。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时,首先样本量须达到自变量的五倍以上,本研究包含样本量共1993个,自变量14个,满足此要求;其次采用方差膨胀系数法对14个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方差膨胀系数(VIF)均接近于1,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基本方程设定如下:
(1)
(2)
上述公式里,用Yi表示第i位老年人对生活幸福感的评价,认为“幸福”取值为1,认为“不幸福”取值为0。Xki表示第i位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变量,α表示截距参数,βk为解释各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反映了老年人的年龄、邻里交往、受教育程度、社会公平感等变量Xki对生活幸福感Yi的影响,若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logit(p)随自变量的增加而增加,即β值为正,反之则为负。设p为老年人口对生活满意的概率,则
为老年人口对生活不满意的概率,对以上二元Logistic模型进一步转换后得:
(3)
(4)
将这14个变量分成4个模型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来探究其对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每一个回归结果都以风险比(OR值)的形式呈现。实证分析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模型中引入自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得到模型1和回归结果;第二步,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邻里交往频率和社会公平感,得到模型2和回归结果;第三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添加变量健康状况自评、健康问题影响生活程度和负面心理状态,得到模型3和回归结果;第四步,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自变量是否拥有房产、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得到模型4和回归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fe happiness of older adults
表3. 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结果为使用SPSS26.0计算得出。其中,*表示P < 0.1,**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如表3所示,在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中,老年人的年龄(P < 0.1)、受教育程度(P < 0.05)和婚姻状况(P < 0.05)对生活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幸福感评价正向提升的原因可能是老年人在自己的社会角色刚开使出现变化时,伴随着收入和身体状况的转变,会存在一定的不适应,随着年岁渐长,这种不适应会逐渐消失,他们会真正的开始享受老年生活。接受过教育会使老人对自身与生活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多地发现生活中的乐趣,这能帮助老人建立丰富充实的生活。有配偶的老年人拥有一个稳定长期的伴侣,在相互交流中能够缓解孤闷感与消极心理,同时也多了情感寄托,因此他们对生活幸福感的评价也更正向积极。
邻里交往(P < 0.05)社会公平感(显著性 < 0.01)对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积极评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邻居经常交往也是一种精神慰藉,能够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让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脱离社会并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交网络,这会提高他们对生活进行积极评价的可能。一般来说,认为社会公平的老人会认为努力和生活是有意义的,认为社会不公平的老人认为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通常也是不幸福的。
健康状况自评结果较好(P < 0.05)对老年人生活幸福度的评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较少被疾病困扰的老人才会认为自己身体是健康的这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参与喜欢的活动和社交之中,从而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反之,健康问题对生活时常产生影响(显著性 < 0.05)和频繁出现消极的心理状态(显著性 < 0.01)对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对老人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生理上的不适感更会增加老人心理上的孤独感与无助感,使老年人的幸福感大大降低。
家庭经济状况较好(P < 0.05)和参加养老保险(P < 0.05)对老年群体积极评价生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较好的家庭经济状况会使老年人不再为自己和子女的物质生活所苦恼,从而生活态度也就更加积极乐观。同时,好的家庭条件往往也意味着更多资源和更优质服务的可及性,自然也会带来对生活的积极评价。养老保险是对老年生活的一种保障,保证基本物质生活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能给老年人带来安全感,所以自然会增加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的数据来研究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年龄越大、接受过教育、有配偶、认为社会公平、家庭经济状况良好、自评健康状况较好、邻里交往频繁、以及参加养老保险等因素对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健康问题影响生活越严重、消极情绪状态出现的越频繁则会对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本研究中老年人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是否拥有房产和医疗保险的参与度对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有影响,但并不显著。
在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社会公平感和消极心理状态,二者均为主观因素,对同为主观因素的生活幸福感影响最大。研究所选取的健康相关变量也都对生活幸福感有明显影响,这表明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也会间接改变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经济状况等,所以健康因素是提高老年人生活幸福感与生活质量的一个核心要素。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对老年人积极的生活评价产生显著影响,有了好的物质基础,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就会产生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进而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参与。
5.2. 政策建议
5.2.1. 宣传并普及积极老龄化的概念,转变老年人对老化的消极观念
消极的心理状态对老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有显著的负效应,很多老人在社会身份刚发生转变的时候难以适应,对逐渐衰老的过程也充满了抵触情绪,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老年群体存在刻板印象。在生命周期理论中,埃里克森的个体发展模型指出成年晚期(50、55~75岁)是睿智时代的开始,可以重新利用智慧为他人提供帮助,将价值观传授给他人,重新把目光聚焦于精神和原则,并且追求生命、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和谐。而老年期(75岁以上)是一个悲伤、丧失、重新振作、反思和成长的时期,是一个反思自己一生的阶段,需要重新赏析和接受自己。60岁以上的老年人跨越了成年晚期和老年期这两个时期,在人生中其实是一个收获的阶段,他们所拥有的宝贵经验、知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整个社会的巨大财富。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将该理念写入政治宣言。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积极老龄化:一个政策框架》,指出“积极”不仅仅指体力活动和劳动,还包括对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持续参与并发挥作用。在这种视角下,老年人不只是需要被照顾的社会资源消耗者,他们更是重要资源的拥有者,他们不是只给社会带来压力,而是会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老年人应该摒弃旧的老年群体边缘化观念,不要片面得将自己看作子女的负担,而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调整心理状态,为子女在经验和认识上创造价值,保持好的身体状态,主动的进行社会参与和人际交往,获得高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5.2.2. 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锚点匹配供给养老服务
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自评、健康问题影响生活频率、消极心理状态、邻里交往、社会公平感、社会经济地位与养老保险都会对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的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体现了老年人的知识摄入、健康服务、精神慰藉与人际交往等需求。因此,需要提高医疗护理服务的可及性,建立方便快捷的社区健康服务平台,对老年人的身体隐患及时检查、发现、预防和治疗,对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照料,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提供康复护理服务。同时需兼顾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情感沟通和精神慰藉等服务,使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形成积极交互影响的良好循环。
身体机能的退化使老人在摄入一些知识和事物的相关信息时会存在一些障碍,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熟练应用对一些老人来讲也比较艰难,所以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简易交流平台、设计老年群体友好型智能交流设备、APP等对老年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此外,发展能够吸引老年人的社区文化活动、开展新颖多样的休闲交流活动,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互动交往和学习,培养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充实他们的精神世界,在社交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关注老年人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能够有效地使老年人充实生活并产生满足感。
5.2.3. 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岗位,助推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施
新时代的老年人在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观念认知等方面都与上一代老年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部分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对新事物接受度高,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参与社会建设,所谓的老年人社会负担论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们更可能在自我实现的同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
因此,政府可以鼓励愿意工作的退休老年人再次就业,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自身价值,同时对提供退休老人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公司和社会组织给与补贴并实施奖励。推出适合老年人的工作模式和时间安排,如居家办公、弹性工作制度、远程办公等,老年人在岗位上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能够获得一定的收入,增强自我认同感,并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老年人在工作岗位上也能增加社会参与度并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不再是社会的边缘化群体。鼓励老年人积极进行再就业和社会参与,给他们自由选择自己所期望生活方式的权利,不仅能够提高生活幸福感,也是助推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