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创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于2000年获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提名。目前学界对《上海孤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伤、后殖民主义、双重文化背景下的身份问题及对小说艺术手法等方面。从作品写作手法方面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不可靠叙述或记忆叙述，但多侧重对重大历史背景的讨论，切入点较为宏大，缺少对个体命运和个人心理的关怀。《上海孤儿》以二战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班克斯为解开童年父母失踪之谜，从英国重返童年居住的上海租界寻找真相的故事。故事以日记的形式展开，班克斯在叙述自己经历时，尽可能平淡地讲述或轻描淡写地回忆，有意规避自己曾经历的创伤，对某些特定伤痛或情感甚至选择了刻意隐瞒或否认。故事的最后，班克斯通过回忆与对往事的讲述，在不断建构与修正的记忆中最终直面父母失踪的真相，也让自己彻底从往事中得到解脱，真正与童年的创伤经历握手言和。这让笔者注意到不可靠叙述对人物的疗愈作用。结合文中班克斯的叙述，拟尝试从“修辞性不可靠叙述理论” [1] 出发，结合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二我差” [2] 理论和詹姆斯·费伦的“三轴六亚类”中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充分报道”与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 [3]，分析班克斯在叙述中的不可靠性，探究如何通过不可靠叙述，在大时代背景下阐释个体如何走出创伤，完成自我的救赎与和解。
“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学评论家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在他的著作《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作为一种叙述类型提出，“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作品的思想规范(也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一致时，我将这类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则称为不可靠的叙述者。” [1] 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不一致的情况常常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在布斯的理论中，他将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在“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两条轴线上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论述隐含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叙述者可能在对事实的叙述中出现错误，或是在判断中出现偏颇。故在阅读中，需要阅读者对叙述者的话语重新进行可靠的解读，或者超越叙述者的话语去推测事情的真相，这样的过程就是读者进行“双重解码”的过程。国内著名学者申丹认为“文学意义产生于读者双重解码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与(读者心目中)可靠的作者之间的对照。它不仅服务于主题意义的表达，而且反映出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因此对揭示叙述者的性格和塑造叙述者的形象有着重要作用。” [4]
詹姆斯·费伦继承了韦恩·布斯的理论，并在布斯理论基础上对修辞性不可靠叙述理论做了新发展。一方面，费伦将不可靠叙述的类型从“事实/事件轴”与“价值/判断轴”两类发展为三类，即增补了“知识/感知轴”，并将进一步细化区分出六个新子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 [3]。另一方面，费伦还对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做了区分，即作为人物的功能和叙述者的功能有着不同作用，有时两者的功能是相互分离的。与布斯的研究相比，费伦的研究更为关注叙述者的不可靠程度在叙事进程中的变化。费伦认为叙事在时间维度上的运动对于读者的阐释经验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不可靠叙述的动态观察，有利于让读者更好地把握这一叙事策略的主题意义与修辞效果。
2. 视角分离与话语矛盾：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
布斯提出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同时他认为作品的规范就是“隐含作者”的规范，即特指创作作品时作者的“第二自我”，“在创作不同作品时作者可能会采取不尽相同的思想艺术立场，因此该作者的不同作品就可能会‘隐含’互为对照的作者形象” [5]。费伦将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区分为作为人物的功能和叙述者的功能，有时两者的功能是相互分离的。 [6] 赵毅衡先生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一书中提出的“二我差”理论，认为“在第一人称兼人物的小说中，会出现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个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交替进行，即分为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 [2] 结合全书班克斯的叙述，正是其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不断交替展开的。故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首先体现在班克斯作为叙述者叙述形象的分离。
《上海孤儿》以班克斯为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回忆其经历，叙述包含两种不同的视角，追忆往事的叙述者形象的“我”与被追忆的正在经历事情的“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也是故事唯一的叙述者，班克斯在不同时刻的叙述和表现，构成了一个立体且完整的艺术形象。作为被叙述者形象出现的班克斯向读者介绍了他童年在上海的经历与父母失踪之后返回伦敦的生活；作为叙述者形象出现的班克斯主要日记中的七个时间点记录下曾在上海和伦敦发生的事情和自己叙述时的感知。两个迥然的叙述视角在叙述中时常出现冲突或矛盾，对某些事件或细节不乏会遮遮掩掩。如班克斯最开始说自己在某次宴会中备受打击：
“不用说，那场晚宴令我大失所望——虽然就其他方面而言，它的意义可谓非同寻常，这点我马上就会讲到。当时我不知道，在这个国度里，侦探是不参加社交聚会的。倒不是因为无人邀请，我自己最近的经历便足以证明上流阶层一直都在试图吸纳走红大侦探。只是这些人往往严肃认真、喜欢离群索居。他们成天只知埋头工作，没兴趣跟他人打交道，更不要说跟整个‘社会’了。” [7] (p. 11)
而在几年之后，班克斯则强调自己作为侦探的出色，回忆中当时宴会上的自己大受欢迎，朋友们对自己赞不绝口，甚至用“每当我步入宴会大厅，那些先前对我仅限于态度和蔼的人总是热情万分地欢呼我的到来。” [7] (p. 18)来表明自己备受欢迎。
赵毅衡先生认为，“人物的‘我’与叙述者的‘我’有时是同一个人，有时又是分离的，这两个‘我’在时间轴上有先后之分，又相互提供经验与视角，形成叙述张力” [2]。《上海孤儿》以日记的形式呈现，经验自我叙述的部分较多，叙述自我的部分相对少。故事叙述的推进往往是由叙述自我引导着进行叙述的。从叙述自我角度来看，班克斯作为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对故事的叙述拥有全知的视角，这对揭示班克斯所经历的事实和所表现的真实个性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叙述者形象的班克斯，似乎是随机出现的，最明显的就是以日记的记录者身份参与到叙述中。每部分的日记记录的是一天内班克斯所回忆的内容，回忆的部分包括班克斯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和对童年在上海所经历的事情的回忆两方面。此时，作为叙述者的班克斯不免会介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对回忆之事加以议论或不时发表看法。这明显是作为叙述者的班克斯对叙述掌控的具体体现。叙述的起始与结束，叙述的内容如何，全在叙述者怎么样记录与书写来呈现给读者。通过叙述者班克斯的话语，结合被叙述者的感知，对比两者的感情变化，可以窥探到他在记录中的心理变化和对记忆中人物与情感的变化。
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也体现在他对事实真相的不充分报道。成年后的班克斯成为了一位享有名望的侦探，而且还具备侦破大型案件的能力。读者也逐渐对班克斯是个杰出的侦探，具备了解救父母能力深信不疑，但令读者矛盾的点在于，具备解救父母能力的他却没有第一时间奔赴上海解救父母。作为经历者，班克斯缺乏对父母失踪较为全面的认知与判断，但作为叙述者的班克斯再次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已经完全明了所谓父母失踪真相。班克斯的叙述在“事实/事件轴上”进行了不充分的报道，其意在掩饰父母失踪的真相，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孤儿的事实。他在父母失踪后对父母形象进行了修饰与美化，致使父母失踪真相被刻意隐瞒，也造成对父母失踪真相的不充分报道。成年后的班克斯本可以通过张伯伦或者菲利普这两个知晓当年事情真相的人解开父母失踪之谜，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依旧选择按自己的误判告诉读者所谓的真相。通过班克斯的叙述，读者明显能感受到他对童年时的事情和人有非常敏感的认知与判断，他却在日记中省略掉很多真实信息，给读者建构了一种父母因正义事业被绑架的谎言。
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还体现在他对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当一个成人保持着某种幼稚的感觉时，其叙述往往是不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的叙述仅仅是种潜台词。当叙述者缺乏知识、洞察力或者不够老练时，对事件与人物的解读就会不足。”在费伦看来，布斯的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上只是处理意识到的事实，但有意避免向叙述者透露情况，这意味着用错误的事实欺骗读者 [3]。这两种类型都不包括叙述者自身感知的因素，即叙述者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所以他告诉读者的就是他想要传达的东西。研究班克斯的叙述，这种无意识的不可靠性可以从他幼稚的认知中找到踪迹。班克斯最开始接受他父亲可能被绑架的方式是强迫哲和他一起扮演救爸爸的游戏。在他的认知里，他以为父母一直在等待他的解救。重返上海后班克斯的系列“荒唐”言行，渐渐让读者愈发怀疑班克斯叙述的可靠性，甚至怀疑他的心智。小说第五部分，班克斯已经无比地接近他父母“被绑架”的真相，他竭尽全力去寻找和解救父母，整个营救过程令人匪夷所思。当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他以为关押着父母的房子时，他并未见到期待的父母。这对班克斯而言，不仅是救援行动的失败，还意味着他多年来精心编织的谎言被扯碎。被日本军队意外救出后，他意识到自己对父母失踪的真相抱有某种幻想，开始意识到自我的欺骗，并正视自己的叙述和回忆不过是自己编织的谎言。重返上海后的经历无疑是班克斯将童年不幸遭遇重现的过程，也是他内心幼稚的体现。他讲述自己在上海解救父母的经过，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困扰他多年的失落感和恐惧感。因为在日记中，他的童年和儿时上海的家都与安全和保护联系在一起。在他童年的后期和成年的生活中，伴随他的更多是种孤独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父母在他生活消失。熟悉的安全感被粉碎的时候，他便自然带着一种幼稚的感觉来行事。在绝望地寻找父母的过程中，班克斯逐渐抛弃了他的理性判断，取而代之的是脆弱、高度情绪化的幼稚心理，真相的揭露让他直面往事与自我。
3. 回忆建构与创伤逃避：班克斯叙述不可靠的原因
班克斯叙述是不可靠的，这与《上海孤儿》中充斥这或明或暗的记忆建构、与往事对班克斯带来的心理创伤密切相关。班克斯叙述不可靠的原因，与其作为叙述者对往事的不断回忆，对回忆不断修正与建构的举动密切相关。记忆如往事存在的土壤，石黑一雄钟爱记忆叙述，想要探究他笔下人物、探究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自然离不开对记忆这个载体的探究。回忆作为记忆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往事重现的载体，即“经历过的事物不在面前时，能把它重现回想起来。” [8] 因此，在人们回忆往事的时候，记忆中的事情就会重新出现在脑海中。由于回忆具有选择性与生长性，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往事回忆思考的过程，会让其在不经意间对往事进行新的审视和评价，在叙述中有了属于个体的理解与表达。正如巴特莱特所言，“记忆并非是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和零星的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或构念。这种重建或构念与我们的态度有关，与突出的细节有关。” [9] 记忆在文学作品中为解读人物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种途径。记忆是个遗忘的过程也是个追寻的过程。
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以日记的形式回忆了童年的经历和成年后的伦敦和上海的经历。他的记忆叙述也自然包含着自我欺骗的成分，目的是修复或者根据他的意愿重新建构一种他本人可以接受的故事范本，进而逃避真实的事件给他留下的心理创伤。记忆将班克斯的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却又在无形之中控制着班克斯“未来”的选择。记忆的朦胧性在小说中的许多地方显示出了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如在讲述母亲与卫生检查员发生冲突时，班克斯的叙述中他指出自己无法肯定地记得这一幕，但他却在叙述中将母亲的形象重新塑造且美化。在班克斯后来的叙说中也承认对那这个事件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不排除受到母亲的干扰。
班克斯多次强调记忆的重建特性，这增强了他作为不可靠叙述者的地位。他在日记里多次承认，他的回忆形态可能受到他后来的观点的影响和扭曲。当他回忆起他大学毕业后参加的伦敦宴会时，确信自己对那次宴会的记忆并不准确，但他对那个夜晚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同样的，班克斯对童年的回忆也容易受到理想化过程的影响。在他的回忆中，他试图回到的是自己所相信的田园诗般的童年中去。但父母婚姻的失败，他从未拥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童年中田园诗般的记忆仅仅是他自己的建构。与班克斯童年焦虑与不安相呼应的是，他在回忆中倾向于在他童年经历的事件中倾注一种田园诗般的宁静感。班克斯在叙述中表现出来的不可靠性，与他记忆中的理想化家园期待有直接联系。正如班克斯日记中强调的那样，他的记忆正在衰退，他的过去也在渐渐变得模糊。这都表明了他在修复一个较为理想化的过去的记忆，揭示了他记忆叙述导致的不可靠性。
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与班克斯对童年、对往事的创伤的不断回避也有直接联系。本·霍华德认为，“《上海孤儿》中的主人公班克斯是石黑一雄小说中首次出现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他用一种舒缓有致的节奏讲述了各种文化等面的以及私人的创伤故事。” [10] 在对往事追溯中，创伤在班克斯的生命中是无法避及的。班克斯童年失去父母、特殊的成长经历及复杂的社会环境都给他留下了难以承受的心理创伤。从班克斯在回忆中对菲利普叔叔的回避以及对父母“失踪”给自己带来的心理伤害的掩饰，这两个方面来解读创伤对他的影响，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班克斯叙述不可靠的原因。在整个故事中，菲利普对班克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班克斯无比信赖的人，同时也是给班克斯带来伤害的人。班克斯对菲利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尊敬、信赖到渐渐怀疑、逃避、失望的过程。在班克斯童年记忆中，菲利普极具正义感且非常善良，创立慈善机构，救济华人。班克斯对菲利普的态度十分亲切，菲利普对班克斯也表现出无限关心与宠溺。但当班克斯意识到母亲的失踪与菲利普有密切关系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避。在两人最后的对话中，班克斯了解到菲利普实际上是个双重间谍，母亲的失踪也确实与之有关。被最敬重的人背叛和伤害，这给班克斯带来沉重打击和极大的伤害。心理的创伤让班克斯在叙述中存在刻意隐瞒，班克斯的叙述便就变得不可靠了。
另一方面，父母的失踪给班克斯带来的打击远超班克斯心理承受的范围，但在他的叙述中却一直企图刻意淡化这伤害，甚至想要刻意营造自己已然接受且早已毫不在意的错觉。班克斯在叙述中认为自己当年离开上海到英国并未有心神不宁，而是很快适应，甚至还非常期待英国的生活；但在张伯伦上校的记忆中，班克斯在赴英国的途中一直沉默寡言，甚至遇到事情便会哭泣。班克斯极力否认这种反差，他一再向读者强调自己的记忆的准确性。类似的记忆的反差在文本中多次出现。班克斯在对谈话者的记忆不予理睬，这可能源于班克斯自我中心的偏见，他总是倾向于自己对事件的描述。叙述者这样的坚持，其实是过分低估了他长期以来因为父母失踪而遭受的痛苦的程度，从而描绘出了一个他所期许的自我形象。因此班克斯在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同时他也非常明显的想要改变一些特定的细节，使其符合他对自我的定位，以逃避他童年的失落和创伤，缓解他的不愉快的感觉。对班克斯而言，他的记忆与悲伤和欲望是分不开的，因为这些记忆代表着他早年未能解决的心结与遗憾。无论他多么努力地想要摆脱童年阴影的记忆和令他不愉快的过去，但往事带来的创伤总是反复出现，死死纠缠着他。他叙述的不可靠叙述恰好表明，班克斯对动荡不安的过去建构的谎言或许正是促使他一再重建自己，这成为他寻求解脱的有效方式之一。
4. 破除谎言与直面自我：叙述不可靠的影响
以侦探形象出场的班克斯在故事的叙述中完成了自己的重建，自我重建的过程正是班克斯寻得父母失踪真相的过程。他的叙述向读者交代了自己作为“孤儿”的事实，编织了一个父母被绑架的“谎言”。对班克斯来说，寻得父母失踪的真相，并完全接受自己是一名“孤儿”过程完成，正是他通过不可靠叙述完成的一次自我救赎。对班克斯叙述中精心编织的“谎言”的破灭进行解读的同时，不难发现那些曾被他忽视的人物和线索，其实才是与他父母失踪真正相关的东西，深入对这部分事件与人物的解读有助于还原班克斯真实的内心世界，感知他的真实情感。
班克斯选择成为侦探是他希望自己可以成功的解救出父母。在他的叙述中，他一直强调父母是被绑架的，只要有侦探成功的找到他父母被关押的地方，那么就可以解救出他的父母，所以他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孤儿。选择成为一名侦探，是班克斯为了印证自己并非孤儿一个谎言，是寻求自我重建的方式之一。事实的真相被班克斯刻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被他重新建构的“真相”。在班克斯一厢情愿相信的事实里，他父母的形象和失踪的真相被隐藏，他童年失去父母的伤痛也被有意遮掩。在他的回忆中，他都有意告诉读者在父母亲失踪时，他都表现得无比的镇定。比如，在小说中班克斯在回忆父亲失踪的时候，他告诉读者，比起对父亲失踪的担心，他更在意的能不能按和好朋友哲的约定准时去见哲。母亲的失踪对班克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但在他的叙述中他并没有直接呈现给读者他的愤怒与悲伤，而是将这种感受借机转嫁给保姆李梅。班克斯对自己有不满与责怪，但他还是选择了推诿，不愿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同样的谎言与掩饰在班克斯的叙述中多次出现，而每一次班克斯对这些谎言一再的强调都是为了遮掩自己早已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事实。比如，班克斯在对他伦敦校园生活的回忆里，他一遍遍声称自己完全与其他英国学生一般。被伤痛与孤独感包围的他无法与过去的经历达成和解，而谎言的存在可以让他暂时地从不堪的往事中逃离出来。本要与海明丝一同离开上海的班克斯，临行前无法说服自己走出心魔，彻底放下对往事的纠缠。最后班克斯完成了所谓解救被绑架的父母的行动，也完成对自我救赎，他真正直面自己多年来的心魔。解救父母的失败让班克斯将目光转向自己曾回避的军阀顾汪，进而找到了作为双重间谍的菲利普。至此，一切真相浮出水面。班克斯为自己建构的侦探角色彻底被揭下，他真正面对自己逃避了多年的事实，承认他是孤儿的事实，放弃了拯救世界的理想，接受了自己是普通人的命运。
米兰·昆德拉认为：“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您一旦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人，一个小说人物，您就自然而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这是小说建立的基本问题之一。” [11] 回顾文学领域“自我”追寻的历史，从久远的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明开始，先哲们就早已在思考这个问题。千百年来，文学中也不乏描写“自我”追寻的作品。“自我”真正寻得是我们的一大难题，也是文学中一个无法避及的命题，当下的人们也依旧对此不断追寻。石黑一雄本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困扰，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身份困扰、多元文化背景下自我迷失是他作品中常见的诘问与思考。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在中国和英国两种文化背景下不断的游走，渴望寻求文化上的归属。作家本人与主人公的遭遇极其相似，故而在文本解读中对主人公文化身份的探寻成为关键。作为童年生长在上海租界的班克斯，在父母失踪之后失去了家庭的庇佑，回到了陌生的英国。在成年后赴上海寻找童年失落的家园，童年在上海的班克斯因为自己生长在上海不够“英国化”苦恼，回到伦敦的班克斯为了避免成为同学眼中的异类，去模仿同学们的日常言行让自己融入英国的生活，再次回到上海寻找父母失败的班克斯，在和长谷川上校的聊天中又为童年逝去的家园而难受。石黑一雄借班克斯不可靠的记忆叙述表达了他对文化身份的理解。在上海解救父母的幻影破碎后，班克斯回到了伦敦，接受了自己孤儿的身份，在伦敦定居，融入伦敦生活。班克斯与自己和解，也与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解。通过不可靠叙述，班克斯逃离往事的禁锢，从精神创伤中得到了解脱，开始真正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通过这样独特的文学方式，石黑一雄本人也在写作中表达了对自己文化困境的思考，对那些在国际多元文化背景下遭受精神创伤的移民的同情与关注，尝试着以一种新的方式治愈他们过去的不幸与痛苦。
5. 结语
《上海孤儿》以一个典型的石黑一雄式的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展现当下他们所面对的困境。和石黑一雄其他的不可靠叙述者一样，班克斯的记忆并不可靠。当他压抑痛苦的记忆或对自己说谎以使它们更容易被接受时，他无意中暴露了他的自欺。创伤的承担者班克斯的记忆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叙述者的班克斯的感情是压抑和超现实的。由于不愿正视过去的创伤，班克斯采用了不可靠的叙述。班克斯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和家园。强烈的无家可归感和流离失所感使他无法在成年后接受父母失踪的真相，为失去的亲人哀悼，但这又是个对班克斯来说，从创伤中恢复不可或缺的阶段。班克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损失和痛苦，在自欺中追根溯源，不断偏离，逃避真相，用借口为自己之前的行为辩解，这反映了他在与身份危机和童年失落的斗争中。他经历了强烈的情感剧变，使自己与过去和解，并试图在现在找到自己人生的真正意义。起初，班克斯拒绝承认他对失踪的父母和在异乡被边缘化的悲伤。通过自欺、否认和压抑，他试图告诉别人，他在英国不是一名孤儿，他做得很好，甚至成为了一名著名的侦探，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这显然通过不可靠叙述表露了班克斯的失败。在本以为自己适应了在上海的新身份，他却因为父母的失踪，被迫从上海送回到陌生的故乡伦敦。虽然班克斯一开始选择隐藏自己的古怪和内心的渴望，但他努力让自己作为一个移民孤儿的新身份和他在英国的新家达成和解。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靠叙事在维护安全与面对过去之间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这是一种治疗，让班克斯正视他的过去，这样他就能重建自己的身份，并得到解脱，拥抱未来。
用赫尔曼的话说，“虽然解决方案永远不会完成，但往往足以使受创伤的受害者把注意力从恢复的任务转移到日常生活的任务上” [12]。解决问题的最佳指标是幸存者恢复了享受生活和与他人充分交往的能力。通过运用不可靠的叙述，班克斯对现在和未来的兴趣超过了对过去的兴趣，这表明他从精神创伤中得到了解脱。石黑一雄通过独特的文学手法，表达了他对遭受精神创伤的移民的同情和关注，并探索了他们治愈过去痛苦的精神创伤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