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以他对当代美国“小镇新教中产阶级”的书写而成名。他的《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 1981)和《兔子休息了》(Rabbit at Rest, 1990)曾两获普利策奖。但在“9∙11”恐袭事件发生5年后，他一改熟悉的表现中产阶级生活危机的叙事主题，发表了小说《恐怖分子》(Terrorist, 2006)，讲述了学习优异的高中生艾哈迈德是如何受到他的伊斯兰教导师阿訇拉希德和中情局特工查理的诱使，一步步滑入成为恐怖分子的深渊的故事。最终，艾哈迈德企图驾车炸毁通往纽约的林肯隧道。千钧一发之际，辅导员利维赶来劝导，一番内心交战之后他放弃了这次自杀式袭击。在本书中，厄普代克把目光投向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试图从“他者”的视角设身处地地挖掘恐怖行为背后的动因，从而回答美国民众心头的困惑：“他们为什么想做那些恐怖的事？他们为什么恨我们？有什么可恨的( [1], p. 36)？”
本文按照主人公冲突→危机→救赎的心路历程剖析其成为恐怖分子的原因，探究美国社会割裂的环境对异质群体的冲击，讨论可能的应对，最后通过该小说在美国的接受度反思后“9∙11”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
2. 冲突：走向边缘的少数派
厄普代克在谈到他创作《恐怖分子》的初衷时曾说，他想“深入一个伊斯兰信仰者的内心，书写并观照被人忽略的边缘群体”( [2], p. 8)。基于这一理念，他为小说设计了一个虚构的城市——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新普罗斯佩克市(New Prospect)，字面意思即“新前景”，这寄托了广大移民“对美好未来的热情展望”( [1], p. 10)。但现实中，这个前工业城市已经衰败了。现在这里萧条堕落，毒品交易、卖淫等时有发生，主流的白人阶层纷纷逃离，仿佛这样的罪恶之城就是为下层移民准备的，种族和阶级的鸿沟在地域上就泾渭分明了。现在留下的主要是来自各个民族和宗教背景的贫苦大众，他们大多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各种矛盾此起彼伏，冲突不断，直至酿成悲剧。小说中，在刚听闻“9∙11”的报道，看到遇难者们从大楼里坠落时，这里的底层民众反应冷漠，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自身的悲惨命运和不断滋生的仇恨已经开始侵蚀他们最基本的同情心，危机正在发酵。
厄普代克同样赋予主人公艾哈迈德一个冲突的身份：他来自一个多元文化家庭，父亲是个埃及交换学生，他娶母亲只是因为“无论她有多垃圾多淫荡，她能帮自己获得美国国籍”( [1], p. 26)，但后来他发现光凭美国国籍并不能发家致富，所以在艾哈迈德三岁时他不辞而别，从此杳无音讯。母亲虽是白人，但出身爱尔兰裔，属于穷苦白人阶层，而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信仰与主流社会笃信的新教教义相悖，在美国历史上也饱受歧视。事实上，她真正的宗教是个人主义与绝对自由，并身体力行，与伊斯兰教徒同居，之后又不停变换男友。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出生的艾哈迈德，注定是一个边缘人。他棕灰色的皮肤介于父亲的黝黑和母亲的苍白之间，一出场就昭示了他的另类。在学校里，他被同学恶意地称呼为“阿拉伯人”，甚至认为他还不如阿拉伯人：因为他既不用“破布裹着头”，又不是“黑穆斯林”，所以他还被称为“怪胎”“同性恋”( [1], p. 11)。但事实上，艾哈迈德从未涉足阿拉伯社区，阿拉伯文化对他这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同样是陌生的。阿拉伯族群同样不认可艾哈迈德，连他的宗教导师拉什德也认为他是个美国人：“无论有多少热情，无论学习多少《古兰经》，都无法改变他母亲的种族，弥补他父亲的消失”( [1], p. 112)。在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里，艾哈迈德并不是个例。民族、宗教、价值观各异的人们混血杂糅，形成了一个基数庞大的少数族裔群体。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必须与所属社会环境和文化取得某种联系，并在此过程中认知并定位自身身份。为了适应环境，谋求生存和发展，少数族裔大多会选择主动同化，争取主流文化的认同，自觉或不自觉地疏离自己的族裔文化，但先天的肤色、民族、集体无意识，后天的家庭教育、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注定了他们无法彻底摆脱原生的族裔背景，并被美国主流文化完全接受。他们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同时是“白色”世界中的他者和“有色”世界中的异乡人。阿拉伯裔的美国学者萨义德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这种境遇：“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即使获得存在的权力，也是要么作为讨厌的累赘，要么作为‘东方人’存在，并被‘种族主义、文化定见、政治帝国主义、丧心病狂的意识形态之网’压得喘不过气来( [3], p. 35)。”而“这种羞辱感是阿拉伯沙漠里的贝都因人或阿富汗田间种地的农民不可能感受到的”( [4], p. 105)与自相矛盾的身份相伴的，是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经济生活的窘困。对自身境遇的愤闷和社会主流人群的仇恨随之而来，就像小说所描写的，“除白人男性外的每一个可能结成的小圈子都摆出保卫自己的架势，举起了拳头”( [1], p. 70)。而这种生存和心理状态，往往就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与人们想象中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形象不同，艾哈迈德有信仰，同情心，会思考。厄普代克用他总是穿着的干净得发亮的白衬衫来映衬他道德上的自律和坚定的信仰。艾哈迈德把自身的困境和周遭的堕落归咎于美国大众信仰的缺失和社会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西方文化缺乏主的存在……西方文化痴迷于性和奢侈品”( [1], p. 28)不仅是艾哈迈德，他的辅导员利维也感受到了这种信仰与流行文化的冲突以及信仰的节节败退。利维是犹太人，却早已将犹太教的教义抛在脑后，他鼓励全世界把“雅各”(犹太人的始祖)叫成“杰克”(美国常用人名，也即美式流行文化的代表)。他反对给儿子做包皮环割手术(即犹太教的割礼，是犹太教徒都要履行的仪式和职责)；他是学生的辅导员，可自己却像迷失了航向的舵手；更糟糕的是，他还背弃自己的婚姻，与艾哈迈德的母亲有了私情，私德有亏。在厄普代克看来，当今美国文化的世俗化和庸俗化，它与传统价值观的冲撞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之一，他用本书来点醒美国民众，恐怖袭击的根源，来自于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而这是大众可以有所作为并改善的。
3. 危机：缺席错位的守望者
在冲突的生存环境和自相交战的身份传承中艾哈迈德艰难地寻求认同和归属。对青少年的发展而言，家庭和学校教育应该是最能起到直接影响的两大基石，但在《恐怖分子》中，它们双双缺席了。
首先是家庭。父亲出走后，母亲成了艾哈迈德唯一的亲人，她在医院做护工，平时忙于更换男友，无心也无力教育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对母亲的生活方式深感厌恶，甚至羞于提起她。他还曾寄希望于爱情，甚至背离自己伊斯兰教的禁忌，偷偷跑到基督教堂去看他暗恋的女孩约丽琳在唱诗班的表演。但后来这个女孩开始吸毒，并跑去卖淫，来满足所谓的男友，艾哈迈德的爱情还未开始就破碎了。家庭带给艾哈迈德的只有失望和心碎。
学校应该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但现实中，艾哈迈德就读的市中心中学，矗立于一大片“瓦砾海”旁 [1] p. 7，“女生们都在游手好闲，打情骂俏……男生们则目光呆滞地甩着大步四处闲逛。他们摆出杀人狂魔的架势，肆意发出轻蔑的笑声，借此来表明这世界也不过如此”( [1], p. 1)。老师们也没好到哪里去：“要么是信仰淡漠的基督徒，要么是不守教规的犹太人。他们作秀般地将思想品德与正确的自律精神教授给学生，但闪烁的目光与空洞的话语暴露了他们缺乏信仰的本质( [1], p. 1)。这样的学校对艾哈迈德毫无助益，他把它视同魔鬼，认为“这些魔鬼想夺走我的主”( [1], p. 1)。所以高中毕业后，他拒绝了利维让他上大学的建议，主动成为一名卡车司机。这一选择意味着他主动抛弃了美式教育和思维方式，拒绝主流文化对其人生的规划(对美国梦的追寻)，放弃成为标准的“美国人”。在争夺下一代的战争中，美式教育失败了。
缺失的家庭温情和绝望的学校环境最终把艾哈迈德推向了失踪的父亲一边，他虚构了一个干净温暖的父亲形象，决定在独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为父姓，幻想能在父亲那边找到他渴望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他与父亲的最大联结就是伊斯兰教了，所以他11岁就皈依伊斯兰教，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徒，并把阿訇拉希德视为精神导师和父亲的替身，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依托，“清真寺和那里的老师给予他们……尊敬，以及自我提升的机会”( [1], p. 56)。“主是另一个支撑他的人，是与他的一切紧紧相连的孪生兄弟( [1], p. 30)”，伊斯兰教赋予他认同感和生活方向，帮忙他抵御住了物质世界的各种诱惑。宗教是厄普代克小说一个恒定的主题。厄普代克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终极”意识形态，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宗教信仰被人利用，从而背离了劝人向善的本意，沦为人类权力争斗的工具，那么，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和国家间便会产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小说中，拉希德别有用心地把《古兰经》曲解成了一部倡导残忍复仇的经文，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亲近艾哈迈德。在他的诱导下，艾哈迈德对美国社会的痛恨与日俱增，在他看来，美国学校教的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方式是异教徒的方式，正被引向可怕的命运”，利维老师是“犹太恶魔，……想要破坏艾哈迈德与主最重要的联系，将至慈的赐予生命的主从他身边夺走”( [1], p. 28~30)。他逐渐被恐怖主义洗脑，认为恐怖行动是安拉的授命，恐怖分子是会在天国受到祝福的烈士，并自愿成为其中一员。
从艾哈迈德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他选择成为伊斯兰教徒并非出于信仰，而是因为这是他能找到的解决身份危机的唯一路径。“虽然艾哈迈德憎恶美国消费文化是真切的，但他决定成为一名人体炸弹的主要原因不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愤怒，而是渴望归属”( [5], p. 711)。所以当他在最后执行恐袭任务时，他立即将这个主与“另一个自我”联系起来：“一想到要见到另一个自我，他感觉腹部上方一股冰冷的细流到达了肠子。那个自我与他相近得如同他脖子里的命脉，他总能感觉到那就在他身旁，一位兄弟，一位父亲，但他无法直接面对他的完美光辉”( [1], p. 228)。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最能体现他的本能想法。此时的主，成了艾哈迈德的“一位兄弟，一位父亲”，是一个家人，他去执行这个自杀任务，是为了更接近自己的家人，到最后，这个少年追寻的不是主的荣耀，而是家庭的温情。他想为自己的身份危机找到出路，但其实却招致了更大的危机。
4. 救赎与反思：小说与现实的呼应
在艾哈迈德开始实施行动之际，利维老师及时赶到。书中的利维就是美国所宣扬的自由、知识、理性等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他始终规劝艾哈迈德通过美式路径，即掌握知识→赢得财富→获取话语权来定义身份。但纸上谈兵式的规劝在现实的巨大落差下显得苍白无力，而利维自身的消极厌世和道德缺陷也让他的建议空洞双标。但是在紧要关头，利维奋不顾身地跳上那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冒着生命危险去说服艾哈迈德，他对艾哈迈德真挚的关心和爱护最终打动了艾哈迈德，引领着艾哈迈德走出黑暗的隧道，进入“明快的光天之下”( [1], p. 246)。利维在拯救即将滑向深渊的艾哈迈德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由此可见，不同身份群体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但前提是要消除偏见，平等真诚。
虽然利维对危机的解除功不可没，但救赎艾哈迈德的最终还是他自己。他本性善良，在周遭污浊的环境中能独善其身，“远离毒品和不良嗜好”；他性情温和，连蟑螂都不忍心踩死。9∙11事件发生时，艾哈迈德深切地同情“那些跳楼的人”。在执行自杀行动前，他还特意关照拉希德，让他喜欢的女孩来领取补偿金，以帮助她获得自由。他害羞腼腆，但勤于思考，对拉希德别有用心的诱导和对《古兰经》的扭曲诠释，他不是没有过质疑：阿訇“在使用激将法，用必要的阴暗面和复杂情况来充实一个单薄的、天真无邪的信仰”( [1], p. 84)；“圣战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圣战可以指内心的斗争”( [1], p. 116)。在准备接受袭击任务时，他每天祷告五次以上，在《古兰经》中感受“谦卑带来的安宁感”( [1], p. 200)，他本能地感受到了劝人向善的基本教义与他将要进行的杀戮之间的矛盾，却找不到倾诉的人，只能通过祷告，希望在“主”那里感受到行动的“正义性”。在准备发动袭击的当天清晨，他在地上看到一只濒死的甲虫，就“大发慈悲地把这个小动物翻了过来，……然后去欣赏拯救行动的成果，欣赏他对自然界秩序的慈悲干预”( [1], p. 201)。行动前夕，占据艾哈迈德脑海的应该是关于这次袭击，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件事的意义、行动细节、后果等等所有一切考量，在这关口，艾哈迈德去救了一只虫子。这一下意识的举动暴露了他的内心，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他的抉择。最后在他准备引爆的关键时刻，艾哈迈德看到前车中两个可爱的黑人孩童想用笑脸来逗他发笑，他最初并没有理会他们，但两个孩子用大眼睛凝望着他，还做着鬼脸 他本能地“把右手手指从方向盘上抬起来，挥了挥”。两个孩子笑了，他也“回应了一个笑容”然后，他发现他已经错过了“造成最大伤害的时刻”( [1], p. 245)。片刻间，他觉得“主不希望我们通过自愿的死亡去亵渎他的创造。他希望的是生命”( [1], p. 245)。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是希望、是人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内心善恶的激烈交锋中，人类天性向善的本能战胜了后天强加的邪恶。他放弃了引爆。
但是艾哈迈德是不是从此就完成救赎，走向光明了呢？厄普代克给出的是一个开放的答案。在小说结尾，艾哈迈德看着周围的人群，“他们都在周围高耸的建筑面前缩成昆虫的大小，但他们依然在奔走，在忙碌……一心想要完成某个计划或某个安排或紧紧抱在怀中的某个希望，去追寻他们多活一天的理由。每个活着的人都满怀主动的意识，执着于自我进步与自我保护”( [1], p. 248)。这刻的艾哈迈德代入主的视角，就如同他之前观察甲虫般审视着周遭的人，为自己放弃袭击的行为寻找意义。然而接下来，作者笔峰一转，下一句是“就是这样，仅此而已。这些魔鬼……夺走了我的主”( [1], p. 248)。这呼应了之前在艾哈迈德回应了两个孩子后，“孩子们被大都市的景色给迷住了……没有跟艾哈迈德挥别。他感觉被冷落了，在他为他俩作出牺牲之后”( [1], p. 246)。可以看到失去信仰后的艾哈迈德正经历着思想上的剧烈震荡，他既被天真的孩子所吸引，又怪罪他们不重视自己；既自我感动于拯救了众生，又视这些人为魔鬼，诱惑了自己。之后的艾哈迈德将何去何从呢？是听从善良的本心，回归平常生活还是变成彻头彻尾的恐怖分子？这取决于孩子和周围人(即普通民众)对他的态度，也是厄普代克创作本书的初心。
与过往厄普代克小说叫好又叫座的情况不同，该书出版后，虽也收获一些好评，但更多的是批评之声。乔纳森·拉班认为厄普代克“未能理解伊斯兰基地组织反对西方的根源和特征”，未能成功表现伊斯兰教徒的愤怒( [6], p. 3)，卡库塔尼认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只是“静态的单一维度的模式化人物”( [2], p. 4)，但更多的批评集中在小说的主题和视角上，这不难理解，因为厄普代克用理解，甚至带点同情的笔触，从一个潜在恐怖分子的视角来切入叙述，在9∙11事件之后全民同仇敌忾的大环境下，这样的手法要冒很大的风险。劳瑞·维克若伊从创伤的角度反对这种越界的叙述，认为这种叙述会“促进遗忘，且通过隐私、沉默、否认、理性化及削弱受害者的指控等为自己辩护”( [7], p. 19)。布雷特霍特认为这与同情9·11的劫机者无异，这种同情不一定得是实际的支持，“但包括欣赏他们的激进行为，或者认同他们想象的动机”( [8], p. 79)，但客观的叙事和同情理解是否就意味着认同和欣赏呢？厄普代克显然有不同的答案。在书中，他安排了一个细节：艾哈迈德的母亲因为与美国主流新教信仰有分歧，而且与埃及裔的父亲同居生子，在9∙11后就不断接到反穆斯林的恐吓电话。他客观地把这一事实呈现给大众，不作价值判断，但把疑问留给了大众：对普通穆斯林的施暴是不是也是一种恐怖主义，它会不会造成未来更大规模的冲突和恐怖行为？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厄普代克对信仰的两面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信仰可以给人以希望、博爱；但当它走向极端，开始排除异见时，它也会使人变得偏执、残忍，最终造成巨大的灾难。艾哈迈德的未来悬而未决，他和千千万万在冲突中摇摆的异教徒的抉择和命运取决于广大民众的态度。同时，借书中人物之口，厄普代克也对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作出批判，其中甚至包括批评美国的军事外交霸权、揭露其对阿拉伯国家的掠夺这些内容，这与传统的反恐小说主旨是背道而驰的，也无助于大众情感的宣泄，其不受待见是显而易见的。这件事本身就在现实层面上说明放下偏见，调解不同文明间冲突的不易。
5. 结语
《恐怖分子》展示了美国各类社会矛盾激化的过程，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可能的应对策略。对小说的遇冷，厄普代克早有预见，但他并不畏惧，欣然往之。作为一个能看到社会阴暗面，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在叙事上力求客观，不作主观道德判断，不遵循传统的非此即彼、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恐小说的书写模式，给“他者”发声的机会，拓宽了理解恐怖主义的视角，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言，“我觉得我的书并不是在观点之战中的布道或指示，而是形状各异、质地不同、神秘莫测的实物”( [9], p. 136)。“人文知识分子应以社会批评为使命，应将思想的触角、创作的笔锋延伸到学术圈子之外，针对社会时局发表见解，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 [10], p. 81)。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冲突与反思——美国‘9∙11’小说研究”(项目编号：Y20173832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