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批判性思维是指有目的、自我调节的判断，该判断可以表现为诠释、分析、评价、推论，以及该判断赖以成立的论据、概念、方法、标准的解释或语境说明(Fisher & Scriven, 1997)。近年来，国内外在相关的政策、学术会议上多次强调批判性思维是学生发展的重要教育目标之一。2016年我国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等六大核心素养(王倩倩，2018)。其中批判质疑是科学精神素养的核心内容，是决定素质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高中阶段作为义务教育环节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高中生的批判性思维是课程目标里的一项重要指标(凌光明，刘欧，2019)。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最重要的一点是探究其影响因素，而目前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探究学校环境对批判性思维的影响，然而关于家庭环境对批判性思维影响的研究较少。
现有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会影响孩子批判性思维品质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下，虽然家长意识到建立和谐家庭氛围的重要性，但在教育孩子时，仍然以专制型和过分干涉型为主，这会限制孩子批判性思维特质的发展，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创造性(李秋丽，2010)。父母教养方式分为良好教养方式以及不良教养方式，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则属于不良父母教养方式。同时，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的另一表现形式(肖丹妮，2019)，对高中生的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张景焕等2014)。父母心理控制是父母通过引发孩子内疚感(Schaefer, 1965)，侵入孩子的内心世界，将自己的思想强加在孩子身上以影响和控制孩子内心想法(Barber, 1996)，而这种心理控制会阻碍孩子的心理发展及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在该研究中父母心理控制分为父亲心理控制与母亲心理控制，所以假设父亲心理控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批判性思维(H1a)，母亲心理控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批判性思维(H1b)。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除了家庭环境的影响，学生批判性思维也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会对批判性思维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当学生自身的自主思考能力较强时，家庭环境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影响也会随之减弱(谢鹤玉，2017；屈智勇，邹泓，2009)。批判性思考者公正理论认为公正性思考者需要具有这方面的特质：思维自主特质，意味着坚持用合理的标准进行思考，在形成观点的过程中，批判性思考者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人的观点，而是自己积极主动地对环境和事件进行思考(Paul, 1987; 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思维自主需要自我的全面控制。自我控制是指个体依据自身或社会的期望，克制自身的欲望、需求而改变固有的行为、思维方式的能力，是一种将自我调整为与环境相匹配的过程(王星，2019；陶宇，李采娜，2009)。对于学生自身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要求高中生在接受外部的思维控制时，也需要有着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自我控制则是学生这一个体特质较好的表现(王冰，田录梅，董鑫月，2018)。Baumind认为受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影响的孩子有不同的自我控制能力。如处于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孩子有着较差的自我控制能力。即父母心理控制越高，其自控能力越低，导致批判性思维水平也越低。据此提出假设：父亲心理控制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影响批判性思维(H2a)，母亲的心理控制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影响批判性思维(H2b)。
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给学生日常生活带来了较强冲击，学生在获取外界信息时，不仅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的途径，还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信息摄取。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学生不仅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娱乐体验，还会间接地强化思想开放、思维敏捷、好奇心强、富有创造性以及兴趣广泛等特点。这些特点使个体对互联网的使用持开放态度，并不会过分夸大互联网使用中的负面影响，从而倾向于使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服务(田艳辉，单洪涛，2015；雷雳，柳铭心，2005)。父母心理控制高的个体，具有易情绪化、易冲动、易焦虑和自我感觉差等特点，难以与同伴建立高质量的友谊，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孤独感，替代性的活动较少(任慧广，2019；冯琳琳，2015；刘颖，2014；宋静静，李董平，谷传华，2014)。在现实生活中，情绪性高的个体通常需要面临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而互联网能够提供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何灿等2012)。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或者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扮演，体验到完全不同的人格以及得到他人的足够认同，从而对自身性格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适当的补偿(李勇，2012)。因此，情绪性越高的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偏好越强。这种互联网使用偏好能够较好地扩宽学生的视野，加强学生的思辨能力，从而提高其批判性思维。基于以上提出假设：父亲心理控制通过互联网使用偏好的中介作用影响批判性思维(H3a)，母亲心理控制通过互联网使用偏好的中介作用影响批判性思维(H3b)。
互联网本身作为一种新的学习工具、文化载体和社会媒介，有可能对青少年的认知技能、概念发展、认知能力包括逻辑思维能力、类同与反省思维能力、推理能力、阅读能力等产生重要的影响(程建伟，2008)。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交互性为学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自我意识，为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拥有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大学生，能更有效地利用信息，加强对自我的教育，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李洁，2014)。自我控制能力越高的学生，越能通过互联网使用来增加知识面，而学生知识面的增加可以对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推理能力、求知能力产生正向影响。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假设：自我控制和互联网使用偏好在父亲心理控制影响批判性思维过程中具有链式中介效应(H4a)，自我控制和互联网使用偏好在母亲心理控制影响批判性思维过程中具有链式中介效应(H4b)。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在贵州省某所中学高一至高三的学生中抽取被试，共抽取1900名高中生接受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659份，有效率达87%。其中男生775名，女生904名。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心理控制问卷
采用Shek (2008)编制的“青少年父母心理控制测量问卷”。该问卷分为父亲心理控制和母亲心理控制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5个维度分别为无效感情、抑制言语表达、人身攻击、取消爱抚、过分控制，共20个项目。问卷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父亲心理控制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母亲心理控制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2.2.2. 自我控制问卷
采用Unger等人(2016)修订的简版中文版自我控制问卷(Brief Self-Control Scale)。该量表包含4个维度分别为总体自律、冲动控制、健康习惯、职业道德，共13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自我控制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2.2.3. 互联网使用偏好问卷
采用程建伟和刘华山(2010)编制的中小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量表。该量表包含3个维度分别为信息交流、信息获取、娱乐，共16个项目。量表采用4点计分，在某些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某些维度上的使用偏好越强。本研究中互联网使用偏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2.2.4. 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
采用彭美慈和汪国成(2004)修订的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CTDI-CV)。本研究采用了其中的四个维度，分别是分析能力、系统化思想、求知欲、开放思想，共40个项目。量表采用6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批判性思维越强。本研究中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在进行数据处理之前，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本研究中问卷的所有题项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21个，第一个因子对变异量的解释率为12.77%，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这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p < 0.001，以下同。
3.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Mplus7.0对自我控制、互联网使用偏好在父亲心理控制、母亲心理控制与批判性思维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模型中各变量均作为潜变量，借助外显的测量指标来对各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如图1、图2所示。
父亲心理控制模型中，RMSEA = 0.07，CFI = 0.92，TLI = 0.90，SRMR = 0.06，模型拟合良好。父亲心理控制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控制(r = −0.23, t = −9.54, p < 0.01)；自我控制显著正向预测批判性思维倾向(r = 0.34, t = 14.51, p < 0.01)，自我控制是父亲心理控制与批判性思维之间的中介变量，假设2a得到验证。此外，父亲心理控制、自我控制均显著预测互联网使用偏好(r = 0.13, t = 5.32, p < 0.01; r = 0.09, t = 3.42, p < 0.01)，互联网使用偏好显著预测批判性思维(r = 0.19, t = 8.01, p < 0.01)，所以互联网使用偏好在父亲心理控制和批判性思维间发挥中介作用，且自我控制、互联网使用偏好在父亲心理控制和批判性思维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3a，4a得到验证。
Figure 1. Diagram of father’s psychological control chain mediation model
图1. 父亲心里控制链式中介模型图
母亲心理控制模型中，RMSEA = 0.07，CFI = 0.91，TLI = 0.90，SRMR = 0.06，模型拟合良好。母亲心理控制负向预测自我控控制(r = −0.26, t = −10.83, p < 0.01)，自我控制显著预测批判性思维倾向(r = 0.34, t = 14.51, p < 0.01)，自我控制是母亲心理控制与批判性思维倾向之间的中介变量，假设2b得到验证。此外，母亲心理控制、自我控制均显著预测互联网使用偏好(r = 0.10, t = 3.90, p < 0.01; r = 0.09, t = 3.42, p < 0.01)，互联网使用偏好显著预测批判性思维倾向(r = 0.19, t = 8.01, p < 0.01)，所以互联网使用偏好在母亲心理控制和批判性思维倾向间发挥中介作用，且自我控制、互联网使用偏好在母亲心理控制和批判性思维倾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3b，4b得到验证。
Figure 2. Diagram of mother’s psychological control chain mediation model
图2. 母亲心里控制链式中介模型图
为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 (重复取样5000次)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父亲心理控制模型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各路径的间接效应均显著(95%置信区间不包括0)：总效应为0.398；直接效应−0.259，占总效应的65.07%；间接效应共计−0.139，占总效应的34.92%，包括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通过父亲心理控制→自我控制→批判性思维倾向产生的间接效应(−0.240)；通过父亲心理控制→互联网使用偏好→批判性思维倾向(0.129)；通过父亲批判性思维→自我控制→互联网使用偏好→批判性思维产生的间接效应(−0.028)。
Table 2. The significance test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father’s psychological control model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value
表2. 对父亲心理控制模型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及中介效应值
如表3所示，母亲心理控制模型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各路径的间接效应均显著(95%置信区间不包括0)：总效应为0.510；直接效应−0.338，占总效应的66.27%；间接效应共计−0.172，占总效应的33.73%，包括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通过母亲心理控制→自我控制→批判性思维倾向产生的间接效应(−0.264)；通过母亲心理控制→互联网使用偏好→批判性思维倾向的间接效应(0.125)；通过母亲心理控制→自我控制→互联网使用偏好→批判性思维倾向的间接效应(−0.033)。
Table 3. The significance test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mother’s psychological control model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value
表3. 对母亲心理控制模型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及中介效应值
4. 讨论
4.1. 父母心理控制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亲与母亲心理控制均能显著负向影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即父母心理控制越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越低。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以往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子女的创造性，其中专制型教养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儿童创造性。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大多数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表现为过多地干涉孩子的行为自由，甚至是心理自由(郭东艳，2011)。父母对高中生过多的心理控制会严重阻碍孩子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的发展，从而影响学生的自我思辨能力。导致孩子在面临决策时更倾向于依靠父母做决定，弱化了学生分析能力与开放思维能力，从而影响到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肖丹妮，2019)。今后，在培养高中生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应该减少父母的心理控制，培养学生的自主判断能力，鼓励学生主动去获取真正有利于个人发展的资源，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4.2.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自我控制被证明是父母心理控制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中介变量，在父母心理控制过高的情况下，如果学生自我控制能力较强，那么其批判性思维也就越强；反之，则批判性思维也就越弱。根据自我控制理论，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培养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首要来源。作为一种不良教养方式，父母心理控制不利于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许多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一点：父母心理控制可负向预测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如Dan Li的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越高，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越低，可能的原因是父母爱的收回、操纵会剥夺儿童管理他们思想、情绪、行为的机会，从而限制了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邓林园等，2018)。有研究者以中国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会阻碍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的养成，从而增加问题性网络使用(Li et al., 2013)。在低心理控制家庭中的小孩能够拥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他们能自主控制上网时间及上网内容等，从而锻炼其批判思维能力。
4.3. 互联网使用偏好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互联网使用偏好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批判性思维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越高，学生的互联网使用频率越强，其批判性思维越强。这与以往研究存在不同。究其原因，高中生处于自我意识高速发展的阶段，父母对他们的心理控制，会越来越多地引起他们的强烈抵抗，使他们强烈渴望探寻外部世界。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高中生接触的主要环境除了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还包括网络世界(宋静静，李董平，谷传华，2014)。在网络世界里，他们不受父母、学校的控制，能按照个人意愿去寻找自身所需资源(程建伟等，2018)。所以网络世界成为了他们躲避父母心理控制的避风港，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增强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陈玲，2019；吴霞，2019)。对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互联网的作用不可忽视，但重点是要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地使用互联网。
4.4. 链式中介效应
综上，研究最终通过数据验证了“父亲心理控制–自我控制–互联网使用偏好–批判性思维”的链式中介模型，总中介效应为34.92%，“母亲心理控制–自我控制–互联网使用偏好–批判性思维”的链式中介模型，总中介效应为33.73%。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对批判性思维的影响是部分借助自我控制和互联网使用偏好两个途径来获得的。
4.5. 研究启示及局限
本研究建构了一个多重中介模型，考察了自我控制和互联网使用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批判性思维影响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些启示。批判性思维影响着个体对信息的辨别能力和处理能力，批判性思维较强的个体能够在学业和就业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对国家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学生自身的长远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青少年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需要学生以及其家庭共同努力。首先，自我控制是学生的一项个人特质，作为青少年批判性思维的影响因素之一，能够通过训练的方式达到提高的效果。高中生处于自我意识飞速发展时期，正是培养其自我控制能力的黄金时期，拥有较高水平自我控制能力的学生能较少受到父母对他们的心理控制，从而提高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其次，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学生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增加，学校与家庭要引导学生正确地使用互联网，注意控制上网时间以及上网方式，正确的互联网使用方式能够让学生吸取较多有用的知识，开拓学生的视野，有效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最终养成快速整合信息的能力，有助于学生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最后，家庭是学生生活成长的重要环境，对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强调长幼有序、服从权威的背景下，父母极易在学生面前树立绝对权威的形象，这不利于学生自我意识及思辨能力的发展，也抑制了学生自由表达的欲望，进而阻碍了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在进行个体干预的同时，也要注意家庭干预，有效的家庭干预能够降低父母心理控制，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在于：首先，研究样本来源于贵州省的一所高中，研究结果和结论是否推广至贵州以外的高中生群体，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选取更多地区的学生群体进行验证。其次，本研究是一项横断研究，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解释力度有限，未来可考虑采用纵向研究验证本研究结果。
4.6. 研究结论
父母心理控制既可以直接预测批判性思维，又可分别通过自我控制和互联网使用偏好的中介作用、以及自我控制–互联网使用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批判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