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是英国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于1950年发表的处女作，主要通过书写白人女性玛丽悲惨的一生，展现20世纪中叶南非殖民地种族隔离引起的严峻问题。莱辛擅长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及命运历程，引发读者思考其成因，从而揭示或抨击社会状况。精神失常是莱辛小说中常见的主题，而精神的问题往往映射着现实的扭曲，这本小说也不例外。许多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研究集中在玛丽、斯莱特、迪克几个角色身上，而很少涉及小说中的白人新青年形象托尼·马斯顿。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莱辛对托尼着墨较少，其次是小说中极度对立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尤为显著，托尼这一角色似乎不够突出。而实际上托尼是小说中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既脱离了迪克和斯莱特等殖民者的既有形象，却又处处“露出马脚”，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以“拯救者”的态度审视着南非大地。本文旨在通过托尼的命运走向和心理变化讨论莱辛对虚伪殖民理想的讽刺以及对殖民体系摧残白人精神世界的忧虑。
一些学者指出“莱辛笔下的非洲进一步强化了‘二元对立世界’(binary opposition)的殖民观念，这与她在写作中对殖民主义进行批判的努力相悖，削弱了其作品的批判力度”( [1]: p. 97)。这样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该作品中在“二元对立”之外刻画的“中间”角色，即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了“先进”思想，但却无法摆脱殖民本质与种族歧视的托尼。凯瑟琳·菲什伯恩(Katherine Fishburn)就曾提出质疑，指出“二元对立”的故事可能并非莱辛本人所认同而只是“由角色书写”( [2]: p. 4)。莱辛刻意强调双方的对立，旨在引导读者对叙事者提出质疑。而托尼则是点醒读者，揭发叙述者不可靠性的关键人物。在小说第一章，托尼视角中的斯莱特等人的行为就是“‘白种文化’的自我防卫”( [3]: p. 21)。虽然他再次出现已经是小说的末尾，但故事开场托尼的这一判断点破了殖民者的自我辩护，说明莱辛并非殖民主义的同谋者。托尼由踌躇满志走向失魂落魄的悲剧命运则进一步增加了莱辛审视殖民体系的深度。种族平等思想的诞生与仍旧牢固的殖民体系框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而窥探托尼的心理活动，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矛盾就是托尼精神失常的内核原因。关于托尼的心理描写佐证了小说的反殖民主题，他的精神变化暴露了英国本土种族平等思想的局限性与殖民者不择手段维护统治的可怕现实，而他殖民理想的破灭正是虚伪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缩影。
托尼精神状态的变化并非玛丽命运的复刻，玛丽多次想逃离殖民地，而托尼则是主动进入殖民地。而托尼的悲剧命运同玛丽一样具有必然性。小说第一章中通过不同角色的视角反复强调：若托尼来到殖民地的时间更长，他也会成为维护“白种文化”的忠实成员。查理在询问托尼有关谋杀案的信息之前，心里想道：“托尼·马斯顿要是早几个月到这个国家来，事情就好办了”( [3]: p. 12)；托尼在与查理和警长的拉锯中也意识到自己“想要被这里的社会接纳，必须不去想很多事情”( [3]: p. 22)。对于每一个接受了英国本土优良教育的青年人来说，只要在殖民地、在殖民体系之下，成为殖民者、融入殖民地的“白种文化”都几乎不可避免。殖民体系是“白种文化”的病根，无论培养多少和查理的儿子们一样的绅士，或是教育多少个托尼一般的新青年，他们的思想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进步。而托尼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停留在殖民地的时间还很短暂，托尼是一个处在“两个标准”之间的人，他有别于查理等忠实的殖民统治维护者，却也对殖民理想狂热追捧，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他心理变化中展现出的独特视角、内心的矛盾冲突等，都对我们解读与分析该小说有所裨益。
2. 殖民理想的追随者
依照故事时间，托尼首次登场为第十章。他进入殖民地前的性格在本章中得以体现，初入殖民地时的心态也显露无遗。托尼为了发财梦放弃了可以轻松得手的办公室工作而来到殖民地。这个“刚从英国出来的年轻人希望找个活儿干”，于是被查理带去接管迪克的农场( [3]: p. 206)。在查理看来，托尼是一个“和其他年轻人相比没什么特别的、普通的、有自制力的、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说起话来像口里含了珍珠一般故作文雅”( [3]: p. 180)，这样的评价读来不乏讽刺之意。进入农场前的托尼热衷读书，看的多为“种族问题”、“经营农场”和“淘金历史”相关的书籍( [3]: p. 209)，显示出他对财富的渴望。他自诩“进步”并因此“洋洋得意”( [3]: p. 186)，对迪克的态度以及对农场变化趋势的看法难掩高傲。
他知道迪克心里很不痛快，他也为他惋惜，可是即使这个悲剧在他看来也是富有浪漫意味的。他带着一种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眼光，看出眼前这件事实际上是一种变革，他象征着全世界的农场经营一天比一天更资本主义化，一些小农场主不可避免地要被大农场主吞并(他自己也很想做一个大农场主，所以这种趋向并不使他感到痛苦)。他由于还未亲自体验过挣钱吃饭地滋味，所以他目前这些想法都还只是抽象的概念( [3]: p. 182)。
这一段话中，作者的声音和托尼的心声重叠在一起。尽管托尼称自己没有受个人情感的影响，但做大农场主的愿望暴露了他崇尚个人财富的本性。他还虚伪地以“变革”的眼光自我掩饰，为自己的资本主义梦找到了崇高的借口。尽管托尼阅读与种族问题相关的书籍，但他“对种族歧视的观点……其实只是理想主义者表面的进步，遇到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就经不起考验了”( [3]: p. 209)。实质上，托尼仍然是殖民主义的同谋者，他的“进步”浮于表面，所谈的理想也与内心的真实情感脱节。这都在他来到农场后逐渐败露。
托尼过去对殖民地充满了向往，对殖民理想深信不疑。初入殖民地时，他感到“欣喜、惊奇”、“异常兴奋”，完全不计较糟糕的物质条件，沉浸在对殖民地“浪漫的遐想”中，与他后来的消沉形成了鲜明对比。查理初见托尼，评价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3]: p. 206)。说明在作者的眼里，托尼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英国本土的青年形象，而帝国精心培育的殖民思想牵制着托尼们的进步。如托尼远房表亲的烟草种植故事一般，“浪漫的”殖民传说仍然宣扬着帝国主义扩张的思维，推动这些年轻人走入殖民地，去维护殖民体系的“神话”。
可见，托尼并不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他来到南非的目的几乎同以往所有殖民者一致。虽然他自认为“进步”，却追随着帝国塑造的殖民故事，做着浪漫的殖民梦，实质上仍然为殖民的同谋者。托尼深信“烟草神话”是因其能带来大量的财富，从他所看的书中更能窥见他对金钱的渴望，这也是他的殖民理想之源。普普通通的托尼受到了更先进的教育，但仍同查理等上一辈殖民者追求一致——希望拥有土地，借此获取财富。他们“从小就在自己的国家学会了一些模糊的平等观念”( [3]: p. 11)，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变了”，因为“这些人从来不曾和土人来往过，除非是以奴隶主的身份和奴隶打交道。他们从来不曾从土人自己的生活中去体验他们也是人”( [3]: p. 12)。托尼“无法想象土人的脑子是什么样的”( [3]: p. 24)，在他看来，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的有染，“比起‘进步’，更像是与野兽发生关系”( [3]: p. 214)。对托尼来说，黑人是不具有完整人格的，更不可能与白人平起平坐，空谈的“平等”和殖民地的存在相互冲突。托尼的许多观念与查理等人无异，他所秉持的利益至上、种族歧视、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在今天看来难以称作进步，而莱辛也在书中给他的“进步”打上了引号。从托尼身上可以看到，在殖民体系没有被颠覆之前，英国本土的思想进步是极其有限的。像托尼一样的新一代年轻人翻阅再多关于种族歧视的书籍，也跳不出依靠殖民行为获取财富的思维方式。莱辛似乎借托尼的思想变化提出了警告：如果不动摇殖民体系，许多先进的思想教育不过是无用功，而白人的观念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
3. “白种文化”崩塌的观察者
意外撞见玛丽和摩西的亲密举动后，托尼第一次在殖民地感到迷茫。这是他殖民理想熊熊热情的首次碰壁。他在来到殖民地前就对玛丽和摩西这种“像是与野兽发生关系”的行为有所耳闻，玛丽不为他的白人“团结号召”所动( [3]: p. 215)才是颠覆了他观念的关键原因。轻而易举地跨越了界限的玛丽让托尼对殖民地的种族隔离观念产生了疑惑。在他看来，玛丽将黑人当作人看待的可能性比跨越种族的亲密关系更难以理解。而他向玛丽提及“沙俄女王因不把仆人看做人，所以常在仆人面前更衣”的轶事，也是期待玛丽能够迎合他心中对白人地位高于黑人的想象，毕竟“要从其他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对他来说可就太困难了”( [3]: p. 214)。而发现玛丽与他的期望不同时，震惊之余，他感到内心一片迷惘。托尼开始认为“玛丽并没有疯，至少这会儿没疯”( [3]: p. 215)，对她产生了怜悯之情，也成为第一章里托尼想要说出真相、为玛丽伸张正义的原因之一。
与玛丽和查理等人不同，托尼来自殖民地之外，尽管身为白人，但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以及进入殖民地时间较短等条件，让托尼能跳出对立的黑白势力，以一种外人的眼光审视去殖民地的“白种文化”。托尼见证了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看到了白人为了维护自身的优越而隐瞒真相的虚伪，殖民体系内部自相矛盾的现状使他认识到“白种文化”的崩溃。
托尼对殖民体系有一定的反思。对于玛丽的悲剧，托尼尝试去理解“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这场悲剧从哪儿起源”，并意识到“这场谋杀的原因一定要溯源至很久以前”( [3]: p. 24)。卡耶坦·伊赫卡(Cajetan Iheka)认为托尼所说的“很久以前”就是指南非被殖民、黑人沦为奴隶的历史( [4]: p. 674)。而面对查理等人隐瞒真相的举动，托尼也指出“在这段时期里，他不可避免地会看清一些事实真相，知道这是‘白种文化’在进行自卫”( [3]: p. 21)。换言之，殖民地白人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地位，保证所获利益最大化，而对殖民体系下的政治秩序和行动准则进行维护。托尼在来到殖民地前便已听说“那么多白种女性和黑种男性发生过关系”，也得知混血儿存在的状况( [3]: p. 214)。白人与黑人间的亲密关系早已不是秘密，连托尼这样的外人也能轻易得知。但在明知这种关系广泛存在的情形下，全镇人却不约而同地对玛丽与摩西的真实关系缄口不谈。这种群体的默契更是验证了托尼关于“白种文化”正在进行自卫的认知。玛丽与摩西的关系触及了白人统治的根基，一个本应被管束的对象居然跨越了界限。承认这种情形则是承认了“白种文化”的失败。
4. 站在“黑白之间”的“进步”者
小说的第一章是故事时间的结尾，玛丽的死亡这一冲击性事件引发了托尼精神状态的质变，也揭示了托尼和斯莱特等殖民者的差异。利益至上且不惜一切维护殖民体系的查理·斯莱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负面的殖民者形象。面对受害的玛丽，他却像看待一个“谋杀犯”一样露出“憎恶和鄙夷”，几乎没有常人面对身边人死亡的情绪。与黑人奴仆关系亲密的玛丽已被他视作异己，甚至是殖民体系的破坏者。查理也有恐惧，但他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真相——白人主人与黑人奴仆可能存在的亲密关系。而玛丽死后，托尼感到十分惧怕和紧张，“声音中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但“因为他在这个国家里住得还不够久，无从理解查理那种特有的恐惧”( [3]: p. 9)。当被查理询问时，托尼经历一番心理挣扎，决定说出真相之际，却被查理搪塞过去。托尼愤怒又惶惑，被忽视的屈辱使他满腔愤怒，而查理与警长对实情的忌讳又让他心神不宁。二人对托尼的警告实质是对“白种文化”遭到破坏露出的防御姿态，他们要防范的不是谋杀，而是种族隔离的消解。托尼对玛丽的怜悯和对正义感的追求使他一时无法接受谋杀案不了了之的事实，他随后“一言不发”，感到“头昏脑胀”，“两条腿也站不稳”( [3]: p. 23)。此时托尼的视觉与听觉感受同过去的玛丽极为相似：破旧的铁皮天花板、花哨的家具、肮脏的砖地、刺耳的蝉鸣。书中如此描写托尼的想法：“为什么他们一直住下去，甚至连天花板也不装呢？这地方真热得使人要发疯”( [3]: p. 23)。“天花板”一词在小说中出现了十余次，铁皮制的天花板加剧了南非气候的酷热，玛丽经常因无法忍受而与迪克发生争执，但即便如此她也不愿意离开房屋进入被殖民者的空间中去。房屋“为殖民地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行为所界定，结果蜕变为折磨女性身心的牢笼”( [5]: p. 36)。空间因素“使建筑具有巨大的文化力量和强制性”( [5]: p. 33)，过去托尼全然无视迪克家简陋的生存环境，而现在其视角突然与玛丽有所重合，意识到了这种空间环境的压抑，这里使人发疯的不仅是“天花板”，更是致使白人与黑人之间必须明确分界的殖民文化，也暗示着托尼同玛丽一样发生了“精神失常”。托尼此后性情大变，对经营农场失去兴趣，只漫无目的地四处飘荡，最后做了他曾经放弃的办公室工作。至此，他的殖民理想完全崩塌了。
玛丽死后，托尼的内心无比煎熬，“那两个标准——一个是他本来认定的标准，另一个是他在此地学会的标准——依然在矛盾着”( [3]: p. 12)。“本来认定的标准”是他在英国本土接受的教育塑造的，而“此地学会的标准”即指向维护殖民地白人统治的行动准则，而他实际上是处在被殖民者与殖民地白人之间的角色。托尼具有与殖民地白人不同的思想与品质，但这种“进步”具有不可否认的脆弱性。无论英国本土还是南非殖民地都依然在殖民体系的框架之下运行，即使青年们和托尼一样认识到种族歧视这一观念，却会逐渐发现这与获取财富的途径以及有色人种的社会处境矛盾重重。他一方面被殖民地白人所排斥，另一方面对黑人又无法产生真正的同情，处在了两难境地。前文曾提及，本质上托尼仍是殖民的同谋者，他虽然同情玛丽，但这种同情只局限于心理，在土地的利益上他从未让步；而由于停留殖民地的时间不长，他仍未能抛弃过去教育中接受到的平等与正义的观念，进而和查理等人产生了冲突。托尼身上的矛盾性是他精神失常的原因，他的行动为相互冲突的观念左右，在与查理等人交锋的最后败下阵来。“托尼竟想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继续秘密地斗争下去吗？如果是这样，又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则呢？”( [3]: p. 22)他所持的两种观念都无法彻底自我说服，走向精神困境则是必然结果。
而托尼特殊的身份，引出了莱辛对20世纪中叶英国本土思想变动的反思。20世纪初，帝国主义式微。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独立的声音出现。到二十世纪中叶，帝国不得不面临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势头，新思想逐渐抬头。查理等人想要掩盖真相的行为，从侧面暴露了摇摇欲坠的殖民根基让殖民者不得不从表面进行掩饰。托尼认识到了殖民地白人的此种虚伪的行动，殖民理想的光环破裂了。另一方面，他对玛丽产生了同情，却无法在“白种文化”的高压下诉说真相，对殖民理想的正当性也产生了怀疑。被帝国预设了殖民的个人道路、又接受了种族平等思想的托尼，其悲剧命运不可避免。
5. 结语
在帝国走向崩塌的时代，仍未消失殆尽的殖民体系反噬着殖民者。随着托尼进入殖民地，英国本土塑造的殖民光环破裂，殖民理想的幻灭使托尼的性格彻底改变，他从充满热情与理想转变为对生活毫无追求、郁郁寡欢。雷艳妮认为莱辛等二战后的殖民地作家“最终还是认同于英国文化”( [6]: p. 154)，这些来自殖民地的英语作家们“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而他们行走的路径仍然是从殖民地走向英国本土，“写作时想象的读者是西方读者”( [6]: p. 156)。1949年莱辛与家人离开殖民地搬入英国，《野草在歌唱》最初也是在英国本土出版而大获成功。小说中几乎没有从黑人的视角进行书写，我们只能通过白人的眼睛观察黑人表现在外的言行。我们不能否认小说对殖民的反思，只是作者并未刻意脱离自身经验去凭空想象被殖民者的处境，而是将焦点集中在殖民者身上。本书是一本写给白人的作品，更是一本对殖民体系提出疑问，警示白人的作品。即使来自英国本土，托尼同玛丽等殖民者一样被殖民体系所摧毁。托尼的精神困境是莱辛对虚伪的殖民理想的讽刺，也是莱辛从白人的视角出发，对殖民体系摧残白人精神世界的忧虑。与现实割裂的“先进”思想只会让更多英国新生一代，建立在殖民体系之上的与种族平等相关的思想变革只是空谈。只有从结构上剜除殖民体系，才能将人们从托尼等人所处的病态的社会状况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