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好的作家总是能够反映时代的发展，好的作品总是能够代言人民的心声。梁晓声的《人世间》以人物日常生存图景和国家宏观发展形成互喻，以个人成长史同构社会发展史与国家发展史，全面映射普通人在宏观历史长河中的生存法则。理想主义的追求、伦理道德的弘扬、人文主义的关怀是梁晓声竭力追求的文学效果，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理想，就《人世间》人物塑造的价值导向而言，创作中兼具冷静审视和温情包容的理想主义追求——对伦理传承、自我实现、以及国民性温情基底的哲思。
Abstract:
Good writers can always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good works can always speak for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 Liang Xiaosheng’s The World forms a mutual metaphor between the daily survival picture of characters and the macro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uses the history of personal growth to isomorphize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reflects the survival rules of ordinary people in the long river of macro history. The pursuit of idealism, the promotion of ethics and morality, and the concern of humanism are the literary effects that Liang Xiaosheng strives to pursue, and it is also his literary creation ideal. As far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World is concerned, the creation is composed of the idealistic pursuit of calm scrutiny and warmth and tolerance—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ethical inheritance, self-realization and the warmth base of national character.
1. 引言
梁晓声于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人世间》，这是他继知青文学创作之后，在新时代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这部作品因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被盛誉为史诗性的创作。《人世间》从1972年开始铺陈历史的累年变化直至2016年小说结束，这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基础设施改造、工业基地建设、以及工业转型等巨大公共事件，这些宏阔的历史变革投影在社会各个阶层，展现了不同阶层如何承接并转化社会、历史带来的冲击，如何在岁月中依凭主动思考、坚守理想的信念实现成长，如何在苦难与希望中坚韧地守望和生活。书写人民生活就是书写历史。梁晓声以《人世间》宣扬他文学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好人文化”，“在批判现实问题的同时，流露出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怀” [1]。他肯定传统伦理和智慧是社会大众建立责任担当意识的启蒙者，他书写知识和理想对于寻常百姓意味着实现自我的重要路径，他更赞美浓郁温情是国家、社会和个体相互扶持的力量来源。在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 [2]，《人世间》这部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全景片”，以时代发展为语境，缝合中国开阔的历史纪录与鲜活的生活体验，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时代发展洪流中的差异性人生。
2. 责任担当意识是人成长的首要根基
周秉昆这一底层人物形象，承担了作者关于人在伦理本位和责任担当方面的哲思。作品从1972年写起，因为在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背景下，秉昆作为家里的老小留在了城里，这是秉昆首次需要面对责任担当的时候。在此之前，相比于思想成熟的哥哥和个性鲜明的姐姐而言，周母眼中的秉昆“他从小就缺心眼儿，也不懂人情世故”( [3] : p. 34)，姐姐为秉昆辩护去反驳哥哥时说“我认为小弟的头脑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3] : p. 32)。也就是在家人眼中，秉昆还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懵懂、未开化的孩子。他如何从不谙世事的少年逐渐成为家人、朋友的顶梁柱？并且何以凭城市底层工人的形象参与城市和国家建设，在社会发展洪流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周秉昆的成长过程正是那些资质寻常、却也逐渐走出自己人生路的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成长过程。
周秉昆的成长有三任导师。第一任导师是“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伦理及做“好人”的家风规范。秉昆所居住的“光字片区”虽然是泥坯搭建的简陋房屋，但是这个片区街道却以“仁义礼智信”命名，贫瘠的生活环境因“光”与“仁义礼智信”五大最高道德规范而变得光明、高大起来，冲淡了艰苦可能带来的动荡。“世代的交替，是以道德规范和观念塑造的方式展现社会中的超我” [4]，物理环境的劣势在伦理文化的塑形下具有了成为道德典范的可能性，不仅给第一代光字片区的居民带来上升为城市人良好的自我认同感，也给居民带来了伦理方面的引导、约束效果，“关于人格二字，他们普遍也就知道这么多，而那基本上来自民间的影响”( [3] : p. 356)，秉昆出于道义帮助郑娟，出于重情尽可能帮助国庆和赶超们，因为善良去帮助陌不相识的马守常，他在苦难面前从不低头，并且用责任和担当撑起整个家。“光字片区”的居民们，也在这样的街区文化的影响下，在艰苦的日子里相互帮扶，坚韧而不失理想。秉昆的第二任导师则是所爱之人郑娟。郑娟——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又寄托作家“美”的象征的女性角色——几经生活的磨难甚至重创，“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5]。郑娟历尽生活的劫难：从小被弃养、家境困难、未婚夫作为杀人犯被枪毙而成为年轻寡妇、被骆士宾强奸并怀孕、在秉昆坐牢时照顾周母和孩子、中年丧子等等，每一次苦难都不是源于她，而她却在毁灭性的打击中默默隐忍，并且坚韧、乐观地坚持着。郑娟并没有丰富的知识或者广阔的人生经验，一切都是凭着宽容的、爱他人的善良本性，默默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琐碎之事，不苛求、不放弃是郑娟美丽躯体之下更珍贵的品质，当秉昆认识到这一点时，他对郑娟的感情从欲望占有转为爱的依恋，他的责任担当人格也进一步成长、完善。当然，前两任导师还不足以让秉昆成为《人世间》的核心人物，从家庭担当走向社会担当，兼具双重角色才是当代社会结构中人必要的、完整的成长。秉昆的第三任导师是曲老太太。如果说街道名内含的传统伦理和家风是潜移默化的浸润式教导，郑娟的善良与宽容是因爱而吸纳融合，都仅限于人自身秉性的完善，属于“家”范畴的成长，那么曲老太太就是为秉昆打开社会之眼，引导他走向社会公共责任、权力差异认知的带路人。秉昆第一次去曲老太太家做客，“那些美观的俄式房屋是他们对幸福生活向往之最，但没进入过”( [3] : p. 243)，这里有地毯、天鹅绒的窗帘，还有二十来米的餐厅，还有各种春节也在餐桌上没见过的鸡鸭蛋鱼以及“听说过从没吃过”的鱼子酱、大列巴，“从没听说过”的荔枝，“招待他们的红酒，和老百姓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买到的果子酒口感太不一样”( [3] : p. 247)，这个曲老太太夫妻二人被贬之后暂住之处，被认为小到轮椅挪不开的狭窄居所和降级生活已经让秉昆等人咋舌。秉昆第二次见识曲老太太真正的家，是他举债兑得一套城中心横街第一条街的房子——这个被妻子郑娟视作像天堂的房子后，才发现在横街区“每个门牌号都代表一幢有院子有门房的独栋小楼，闹中取静”( [3] : p. 183)，而且几条横街中越往后的越显赫，后几条街的孩子甚至很少和第一条街的孩子玩。随着与曲老太太的交往，秉昆认识到社会责任和担当，曲老太太动用个人影响力为出渣车间改善环境，在赶超被骗出事时，伸出援助之手，更在秉昆入狱之时告诫：犯法就要服法，好好改造将功折罪，这一切既让秉昆看到权力带来生活差异，也让秉昆认识到权力也意味着社会责任和担当。家庭、工厂、社会、国家如果是成长的不同阶段，那么秉昆在伦理熏陶、人性滋养以及社会权力认知的过程中，逐步从懵懂走向清醒，从被庇护的家庭稚子成长为有思想、有理想的，对家、国都有担当的独立的人。
秉昆的确是一个平凡而寻常的人物，他在原生家庭、在单位都是默默无闻的，正如他背后的他们在宏大历史中是静默的。梁晓声的书写让我们看到烟火气息的生活中皆是寻常百姓生动的身影，他们才是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巨大群体，他们的善良、坚持、不放弃构成中国社会强大的发展力量。“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 [6] : p. 64)，如果说社会发展史、地方史集中记载、记录了对国家和时代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话，那么《人世间》就是记载底层平民百姓成长过程的“旁史”，通过秉昆们直面现实的苦难不断自我觉醒、勇于担当的成长过程，引导读者探寻民间伦理道德的价值以及责任担当的重要性。
3. 知识和思想是人生成长之指引者
“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 [7]。秉昆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没有文化，能够引导他思想的哥哥和姐姐作为知青上山下乡了，但是留给他许多书籍，这些书籍叠加之前对哥哥姐姐读书讨论会的旁听，秉昆的思想逐步开蒙、发展。当他遭遇困惑时，他就会读书，会主动思考“怎么办”，小说中提及秉昆读到的书籍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叶尔绍夫兄弟》《双城记》等，在无休止地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问题困惑难解时，“他就联想到了《怎么办？》——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3] : p. 145)，他靠着《怎么办？》等书籍持续得到关于人生的指引、慰藉一步步成长。梁晓声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以文学的方式表达着对于现实的思考：“人可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 [8] 《人世间》通过展现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发展变化，指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就是知识和思想，那是在人生路上如影相随、指引方向的启明星。当然在秉昆之外，《人世间》的其他人物命运轨迹也如实传送了这一认知。
《人世间》塑造了两个美的形象。一个是美而纯真的郑娟，郑娟是美的，她的美会激发包括秉昆在内的男性占有欲，同时郑娟又是纯真的，她没有读过多少书，对人和事的判断依赖于本性。另一个就是美而独立的周蓉，与郑娟一样的是，周蓉同样出生于城市底层家庭，但与郑娟不同，知识启蒙使她具有自觉的个人意识和思想，为了区别于郑娟的美，叙事者告诉读者甚至她的长相也“美的有些洋气”。周蓉高中阶段“喜欢唐诗宋词，推崇孔子孟子的文化贡献”( [3] : p. 94)“当年译成中文的几乎全读了”( [3] : p. 93)，冯友兰、蔡元培、梁启超和鲁迅的书也都阅读数遍，阅读使周蓉善于思考且思想成熟，“人生志向——考大学，毕业后争取留在大学，当大学老师；但凡有一丝可能，那就要争取成为教授”( [3] : p. 170)。当读书无望，她爱情的选择是诗人冯化成，那是无法继续读书时最接近知识和思想的地方；高考后选择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那里可以接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周蓉在渴求知识的驱动下沉浸书籍，工作后更成为兼有文学、哲学两大学科基底的大学老师，退休后则为了传播知识的理想前往贵州农村。梁晓声塑造郑娟和周蓉，二位女性无论是家庭关联还是女性命运都具有互喻效果，她们的区别不在于外表，而在于和知识的关联、以及由知识而生的思想方面的差异。郑娟的一生宽容、温厚，爱家人是她一生的力量。周蓉则独立、自信，知识和理想是她一生的光荣。梁晓声用最生动的方式说：寻常人家的后代，如何改变碌碌人生，知识是矿藏。
周秉义，这个《人世间》中因学而优则仕、寄予着浓郁理想色彩的官员阶层形象，也是通过读书冲破阶层阻碍，得以实现人生理想的。他出身寻常，但“他要求自己必须是那么一种男人——不论时代如何风云多变，自己在同龄人中都不但要努力争取出类拔萃，而且还要始终是一个好人”( [3] : p. 303)，做“好人”是传统伦理和家风使然，那么出类拔萃则需要通过知识和思想来促成。他在特殊时期组织同学朋友来家里开读书会，并且相互交流自己的读书心得，这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为他树立人格和形成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通过努力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继续阅读大量书籍成为了他以后工作中宏观意识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在任职期间，他仍然保持读书的习惯，这也是他始终能够伴随时代发展，一步一步成长的重要原因——始终不曾放弃读书和思考。当然，还有一个人物更见证了知识赋予思想和人生的影响力。吕川，本与秉昆、赶超等都是工厂工人，后被推荐到北京读大学，在读大学期间，他的出场更多是以书信的方式完成，在书信中我们看到吕川的变化，首先，写信是为了“唤醒”曾经的伙伴、兄弟，并且直指过往的友情仅是民间义气，认为社会除了本能的义气之外，还需要公平和正义之心；当然，吕川还说在大学有一部分人是为利读书，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思想和国家而读书，达则兼济天下的从仕追求在周秉义和吕川这两个寻常出身的从仕者那里得到鲜明的体现。周蓉和周秉义都进入北大读书，这一点情节的设计是有意识的，因为“北大精神一步到位的诠释，提取核心的诠释，其实便是爱国情怀和振兴中华的担当精神” [9]，而这种情怀和担当正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世间》书写权力，且不回避权力带来的阶层差异甚至不公平，但是在权力的阵营中，梁晓声更想突出那些因读书和思想追求而进入权力结构体系的人物，他们对国家、社会、人生的担当会通过权力惠及民生，《人世间》通过塑造这些知识分子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知识是平民跨越阶层的一条路径，更彰显出当代权力结构中有主体性、有情怀、有道义的群体力量。
4. 人间值得源自烟火气息中的浓郁温情
现实主义以书写民生、民情、国民性为主旨，梁晓声身体力行地在文学创作上探索。《人世间》中对现实主义人文关怀的践行，使他的创作爆发出巨大召唤力。巴尔扎克曾说：“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 [10] 梁晓声也表示：“小说家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学性的书记员，这是我的文学理念之一。”( [6] : p. 63)他们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的是巴尔扎克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创作为典范，重在批判和暴露法国社会的不良现象和资本主义的罪恶，而梁晓声在不回避社会问题——如公权私用、出轨、第三者、贪污腐败等等的同时，写到涂志强被执行死刑时的“看客”；写到即使是质朴的周母也有攀附权贵的趋利意识，她会催促秉昆邀请蔡晓光来家做客；写到面对利益时好友也会心态失衡，秉义为改造光字片区费尽心血，但是时过境迁居住环境改善后的人们开始揣测秉义的“阴谋”。百年前，梁启超、辜鸿铭、费孝通等学者以冷静且审视的姿态观察、总结中国的“国民性”，指出许多不足甚至是低劣的“根性”，在梁晓声看来，国民性中的劣根性部分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而涤荡一空，他没有回避也没有着全力书写，只是以蜻蜓点水的方式点到即止。因为，对于梁晓声而言，直击人性之恶可以引起疗救，宣扬社会主流的、美好的、温情的一面，也足以抵挡或者中和那些暗藏的、灰色的人性，梁晓声选择了后者。“创作《人世间》时，我要求自己，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 [6] : p. 64)。作者带着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尽可能地展现国民性温情的本真面目，让读者直面人生，觉得人世间值得，能够做到“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自己都不可能做坏人了”( [7] : p. 64)。梁晓声浓墨重彩书写底层民间温情的人与事，让城镇化进程中、身处淡漠人际关系中的读者再次看到了中国深厚的温情的传统和力量。
郑娟的养母，是小说中卑微和崇高的化身。她默默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贫困卑弱，但又善良坚韧，正是有了她这类人的存在，社会才有了爱的传递，人世间才能在沧桑变化中依然值得。郑母看似卑微，靠卖冰棍为生，然而她收养了郑娟，又收养了盲人光明，靠自己微弱的力量实践着心中那份崇高的善良。在郑娟看来，“兴许她妈才是什么神明的化身，要不她妈为什么样子那么丑而心地又那么好呢？妈即使在外边看到了只小野猫或小野狗，都会颠颠地跑回家拿些吃的东西给它们。”( [3] : p. 390)她在小说里是贫穷、柔弱、卑微的存在，但却有着最崇高的人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姐弟俩的生活担忧。她的这种超越苦难、一生向善的忘我精神就是中国国民性最深厚的善的本质体现。
小说中秉昆的朋友们，如国庆、赶超、于虹等人，也是城市底层平民，他们无论是出于情义还是抱团取暖的需要，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摆脱生活困境，有效实现生活美好温暖的途径。梁晓声描绘了一幅有情有义的人世间画像，友情也是贯穿其中一条重要的线索。秉昆继承了父辈慷慨仗义的行为处事方法，艰难的生活经历更磨砺了他和朋友们之间的情感，成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抗苦难的重要法宝。“老百姓在人世间的生活真是不容易啊，谁家一不小心就会出不好的事，一出不好的事往往就束手无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3] : p. 121)，这时朋友之间的互相帮扶就是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必要的生存智慧，也形成了民间所谓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友情伦理。即使是曲老太太，在社会斗争的洪流中浮沉变化，她从高高在上的权力者下沉到工厂，结识了秉昆等年轻人，年轻人真挚、质朴又努力的人生让她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在秉昆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曲老太太最终实现了与白笑川乃至向桂芳的和解，这又何尝不是她在接触底层百姓生活、认识到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可贵后，对自己过往过激行为的一种救赎呢？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1]，我们生在人世间，就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人世间的温情就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可靠的港湾。《人世间》的确叙写了太多生活的苦难，但各阶层的人们都没有因此沉沦，因为在这部作品中，梁晓声不断地用小人物的深厚温情来化解悲与痛，他通过作品告诉读者，在苦难的人世间从来不乏美好的人性，也不曾缺失美好的理想。
当下，中国正处于世纪发展的新百年大计之际，文艺是社会的风向标，在深刻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形势下，尤其是陷入疫情的当前，《人世间》有其特定时期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梁晓声文学兼具哲学性、美学性和现实性的力量，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在苦难中依然乐观、坚韧、善良、质朴未尝不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凸显的国民性格。“梁晓声的创作具有鲜明的辨识度，这种辨识度来自于他所具备的道义、责任和血性，是一种质朴而坚定的文学人格力量。” [12] 《人世间》通过小人物展现时代，通过文学探讨人生，铺陈时代发展场景之时探寻人生意义，是一部凝聚了作者独特生活经历和鲜明创作个性的典范之作。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26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