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阴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女性书写方式于20世纪70年代由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提出。阴性书写的核心观念是呼吁女性参与写作,将女性身体和生命意识注入写作当中,来表现去中心化、非理性、无秩序、无等差的生活。因此阴性书写是女性潜意识的真实表达,当语言将自然和文化区分开时,构成了对妇女的一系列压抑之后,通过写作,意味着可以用特定的方式让女性获得拯救。
西苏强调阴性书写的进行时和未完成性,这说明“阴性书写”一直处于流动和变动中 [1],恰如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笔下,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瞬,因此,爱丽丝·门罗的创作实践与西苏的理论不谋而合。埃莱娜·西苏主张的阴性书写大胆而唯美,但也矛盾和彷徨,这恰是女性写作的境况,也是门罗作品想要表达的初衷。因此,本文从阴性书写的理念出发,来看《亲爱的生活》(Dear Life)中那些被压抑的欲望、焦灼的反抗、无力的疾病与死亡。这展现了生活的非本质存在和女性生存的真实遭际。爱丽丝·门罗面对真实而又无力的生活以及身为女性的生存困境,通过阴性书写获得了激情和力量,而阴性书写也因爱丽丝·门罗的书写实践得到了生命意义上的理论超越。
2. 欲望与反抗
面对灵与肉的分离问题,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用“我思故我在”来表达身心对立的二元关系,尼采(Nietzsche)的一句“上帝死了”再一次唤醒人们,身体才是人存在的根基。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是一种前意识观点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身体政治论述,理论界重新找回了身体作为叙述对象的重要性。同样,埃莱娜·西苏也认为,女性作家要以自己的身体为主要的叙述对象来表现自己,尤其是女性一直处在失语状态的情况下,女性更要通过写作来释放自己的身体。当埃莱娜·西苏听到一位妇女向她讲述自己世界的故事后,她在《美杜莎的笑声》(Le Rire de la Méduse)中惊呼:“我的欲望创造了新的愿望,我的身体懂得前所未闻的歌” [2]。表达出了在身体系统体验和对内心欲望挣扎的基础上开创的丰富而独创的活动。然而西苏口中的那位妇女迫于禁锢在她周围的黑暗,没有声张和大胆的反抗。于是西苏呐喊:“写吧,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阻止你……” [2] 这声音激起一层层涟漪,在爱丽丝·门罗那里得到了回应,在《亲爱的生活》中,门罗的每一处文字都在发出自己的力量,去释放被压抑欲望并用尽全身力气反抗。
在《亲爱的生活》第一篇小说《漂流到日本》(Reach to Japan)中,拥有“诗人”梦想的格丽塔被压抑的欲望释放在火车上,并熔铸成“一张纸条放进漂流瓶——希望它能/漂流到日本” [3]。这文字中不仅包含了格丽塔想逃离的欲望,也体现了她在潜意识领域中无声无息的反抗。在《离开马弗里》(Leaving Maverley)的故事中反抗表现得更为大胆。小说主人公利亚虽然生活在一个严苛的、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但她依然决然的选择离开,牧师的儿子私奔,逃离了父亲的压榨和管控。利亚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没有向生活的真实和残酷妥协,她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可以肯定的是,利亚勇敢迈出了那反抗的一步,努力依靠自己改变生活方式,体现了蓬勃的女性生命力。尽管女性是男性文化和社会的“受压制者”,她们在自己的历史中始终被迫缄默,像利亚的母亲那样,但“她们一直在梦境中、身体中、缄默中和无声的反抗中生活” [2]。
另外,在《离开马弗里》中还有一位与家庭和自我抗争的勇敢的女性——伊莎贝尔。她勇敢追求她想要的幸福,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选择在三十岁那边和丈夫离婚,与自己的学生雷·艾略特相爱。她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使得她能够比利亚的选择更幸运,可以和相爱的人度过一生。尽管如此,她也遭到了命运对她的惩罚。她在反抗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然而这不仅令人们沉思,如果不去反抗,就能够安稳如意吗?这也恰恰体现了爱丽丝·门罗阴性书写笔下所体现的开放性和思考性,因为阴性书写从一开始就是抗拒、背叛、逃离,阴性书写一直在低吟:妇女将如何穿越阻隔,她们又要到何处去。
在历史、社会、象征的网罗之下,门罗笔下人物或多或少的冲破了“超我”的道德阻隔。格丽塔面临世俗道德的约束,有了火车上的冒险经历,如果说这是一次掩人耳目的微小反抗,那么承受父权制和宗教信仰规约的利亚就是完全冲破了那个监禁她的“黑暗森林”。对这些潜意识的真实表达,门罗运用了魔幻的笔法展现出了被压抑的女性的世界——那是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世界,一种真正的美学活动和狂欢化的、热情自由的真实人性的体现。埃莱娜·西苏虽然为那位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真实世界的妇女感到遗憾,但她可以在爱丽丝·门罗的文字中收获欣慰。
3. 疾病与死亡
埃莱娜·西苏认为人类的无意识是不可征服的,她们一旦开始讲话,就冲破那片黑暗的森林。当写作一直处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中时,当写作就意味着走向理性的世界时,西苏开创了反叛的写作,让妇女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在象征体系和父系历程中使用感性武器争取自身的权利。在这其中,门罗践行了无意识世界的表达,又通过书写身体的疾病和死亡命运的确定,展现无秩序的、非理性的女性思维和阴性书写的世界,并超越了西苏认为写作可以冲破男性统治言论的罗网,走向了探讨生命意义和书写非本质世界的轨道。
《湖景在望》(In Sight of The Lake)中,那位丧偶的、生活在养老院、并逐渐失去记忆的老妇人南希在自己的梦境中(也是独属于自我的记忆空间中)进行了自我拯救。她去寻找治疗失忆症的医生,她的丈夫宁愿看足球比赛也不陪她去看病,这些描写透露出南希对往日生活的不满和对美好青春的向往。她试图打开的两扇门,隐喻了痛苦的南希找寻出路的恐惧。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提到:“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备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 [4] 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疾病的恐慌和死亡的恐惧一直都存在,以至于把疾病妖魔化,使得患病的人也被“物化”,成为“他者”(other)。女性作为男权社会中的“他者”,使得一个患病的女性被二次边缘化。但阴性书写可以包容无数“他者”,爱丽丝·门罗也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样被边缘化的女性,深入她们的心灵世界,在梦中感受她们那封存的记忆中的真实与美好,恐惧与无助。
然而死亡的恐惧对门罗笔下的人物来说从不是一件恐惧的事。在《多莉》(Dolly)这个故事中,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妇认真谈论过死亡的问题,甚至谈到相约自杀,这时他们却出现了“第三者”的危机。一个年老的化妆品推销员——多莉,因为汽车熄火留在了这对夫妇的家里,丈夫却意外发现多莉是他年轻时的情人,他甚至还为她写过诗歌,并以此得以出名,这样的惊喜和意外让丈夫和多莉一起相谈甚欢,从而忽略了妻子的感受。妻子选择离家出走。那一夜她反省了自己年轻时和一位男子偷情犯下的错误,果断抛下自尊,回家去找丈夫,她以为“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忍受,去抱怨” [5],对于丈夫来说,早已经选择了妥协。在这个故事里,爱丽丝·门罗不仅书写死亡的必然所带来的无力,而且还借此感慨生命的偶然性和幻灭感。在双方如此衰老之时,竟然又见了面,这样的境遇,无法用理性去诠释。但生活的真实恰恰就体现在这种无秩序的非理性之中。
爱丽丝·门罗书写处在边缘女性患上疾病后所呈现的绝望而痛苦,和与之相反的,摘除那个多余的“阑尾”之后女性身体冲破压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这让门罗成为西苏所认为的“获取者和开创者”。门罗并没有在此止步,她进一步走入无意识的世界,探索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把充满偶然性的,无法用理性来解读的真实日常生活呈现给读者。西苏的阴性书写是一个无法被触摸的理论,她渴望用女性的特质语言来表达女性的欲望、经验、感受。爱丽丝·门罗不仅完美的实践来西苏的理论内容,用反理性、无规范的语言书写女性的疾病与死亡,而且还超越了西苏的理论表达,用更加宽阔的视野关照整个人类的生命世界和日常生活意义。西苏的阴性书写将会走向何处,这个问题可以在《亲爱的生活》中找到答案。
4. 实践与超越
无论是走向死亡之时无力的情感破裂,还是潜意识里透露出的真实一瞬,都在书写女性的真实。生活无法用理性和逻辑去解释,当人们习惯在生活中去追寻答案,以二元对立和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一直萦绕在我们周围;当我们以为这世界就是由同一/他者、心智/情感、主体/客体等一系列概念组成时,在爱丽丝·门罗那里,对生活的非本质书写,逐渐摆脱索绪尔能指/所指二分原则的控制,成为一种“悬空的”写作:“我们生命中的所有行为都伴随着某种光晕,那是诗一般的吟唱和视觉的再现。” [6]
在《亚孟森》(Amundsen)中,女主人公薇薇安和治疗肺结核病的医院的医生阿里斯特在准备去结婚的路上,阿里斯特突然反悔,并把薇薇安送到了火车站,这其中没有激烈的争吵和询问,一直等到多年后,他们再一次偶遇,相互寒暄后各自离开。在故事的结尾,门罗写道“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7]。也许是阿里斯特无法承受那些患了肺结核的孩子们的死亡导致他无法过分用情,所以在最后的关头退缩,因为他无法对对方的幸福负责,就好比他无法对病人的生死负责那样,也许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所有的爱都没有原因,无由而始,无疾而终,没有规律可言,这是生活中最难以接受但又最普遍的存在。
在《科莉》(Corrie)中,天生缺陷的科莉的家庭非常富有,她和来家里做客的已婚之人霍华德成为了秘密情人,霍华德虽不会离婚娶科莉,但科莉却对这样的关系非常满意。直到有一天霍华德收到一封信说曾经在科莉家工作的女佣意外之中知道了两人的不道德恋情,并扬言要告诉霍华德的太太,除非支付给她一定的金钱。作为读者我们无法得知这个消息的真假,然而科莉担心二人的关系结束,就提出由自己来支付这些钱。多年后,科莉偶然听说那位女佣已经去世,葬礼就在科莉家附近,并去参加了葬礼。科莉惊叹于葬礼上的人们对女佣高贵品格的赞美,于是她产生了某种疑惑。故事的结尾自然在情理之中,从未发生过敲诈的事情,钱都被霍华德拿去用了。然而科莉却没有戳破霍华德的谎言,只是切断了联络。一切看似很平淡,没有让坏人受到惩罚,也没有让她自己摆脱被欺骗的宿命。由此看来似乎是生活对她如此不公平。其实,生活对任何人都是如此不公,但“某些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 [8]。
当近代以来,当占据主流地位的本质主义的总体性把握了社会历史或生活世界时,爱丽丝·门罗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营造出了一个顺应后现代的非本质主义的虚幻世界。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流变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书写,只能借助可以包容一切的阴性书写,给读者带来巨大的阅读快感、艺术享受和想象空间。埃莱娜·西苏建构女性感受女性独特经验的阴性书写,爱丽丝·门罗通过书写自己的生活体验诠释并超越了这一开放且包容的理念。因此,生活的非本质性和阴性书写的内涵不谋而合,爱丽丝·门罗在《亲爱的生活》将女性的身体和生命意识和对生活真相的理解与刻画注入写作之中,并通过勇敢书写死亡的方式,实践并超越了阴性书写的核心观念。
5. 结论
爱丽丝·门罗选择使用象征界的语言形式通过重组排列书写出了前象征界的内容意义。阴性书写的流变、开放和无秩序与《亲爱的生活》中所描写的故事如出一辙。阴性书写带给爱丽丝·门罗力量,让读者体会到“永恒”的理性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周围,爱丽丝·门罗也因为有阴性书写从而获得了心灵上的解放和灵魂的解脱。另外在《亲爱的生活》中,对“弱者”、“他者”的关怀——比如书写了阿兹海默症患者、肺结核儿童、回避型人格、家庭主妇等,以及文本的开放性鲜明地体现了阴性书写的重要观念。爱丽丝·门罗对生活的非本质呈现实现了关于阴性书写的理念超越。